刘心武：四棵树

2000 年第三次去巴黎，又去罗浮宫看达· 芬奇的《蒙娜丽莎》，在众多的观赏者中，我忽然产生了一个非常私密的感受，那就是蒙娜丽莎脸上的表情并不一定要概括为微笑，那其实是神圣的沉静，在具有张力与定力的静气里，默默承载人生的跌宕起伏、悲欢聚散、惊险惊喜。那时母亲已仙去十二年，我凝视着蒙娜丽莎，觉得母亲的面容叠印在上面，继续昭示着我：无论人生遭遇到什么，不管是预料之中还是情理之外，沉静永远是必备的心理宝藏。
  又到落花时节，郊区书房窗外草地上，粉白的樱桃花瓣仿佛许多个句号。生活总是分成很多段落。每个段落里我们总会遭逢新的境况，随之或自觉或身不由己地调整自己的认知与心绪。窗外继续有花瓣谢落，窗内我整理着橱架上的图书。当我触摸到装帧极为朴素的上、中、下三册《我走过的道路》时，忽然心潮难平。那是茅盾的回忆录。他去世以后才陆续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按照他生前开列的名单，盖上他的印章，分寄各人，我因此有幸得到。我细读过这三册回忆录，有过很多感慨，但一直没有写过文章。尽管有“鲁、郭、茅；巴、老、曹”一说，但近二十年来除了以茅盾命名的文学奖常被人们关注外，茅盾的作品，对他的研究，都已经很不热闹，“茅学”始终没有形成，他的后人也很低调，不见出来撰文回忆、接受采访、促成昭显，以致在上面所提及的排序名单里，他几乎成了最寂寞的一位。二十几年前按照茅盾意愿，并且以他捐献的稿费为本金创建的茅盾文学奖，目前似乎只具有符码意义，是中国大陆目前一般人公认的最高文学奖项（尽管另一种文学奖使用了鲁迅作为符码，却并不能引出普遍的尊崇）。究竟茅盾的文学理念是什么？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家与作品究竟要不要符合这一理念？我提出这一问题，一定会被若干人觉得多余，甚至可笑。实际上无论是操办这一奖项的人士，还是争取这一奖项的人士，以及传媒的诸多记者，都已经完全把以茅盾命名的这个奖项，当作了一个可以容纳不同理念的作家与不同追求的作品的“荣誉筐”， 其间的争论、调整及最后的宣布，都与我提出的问题了无关系。
  无庸讳言，上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夏志清那本用英文写成，又被别人译为中文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在中国大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以前中国大陆的现代文学史里，沈从文、钱钟书、张爱玲根本没有地位，被禁锢、压抑了许久的中国大陆学人与读者，忽然读到沈、钱、张的作品，吃了一惊，原来被包括茅盾在内的左翼文学家否定、冷淡甚至根本不转过眼球去的这些作家，竟写出了具有那么独特的美学价值的精品，从那时以来的二十多年里，沈、钱、张热持续升温，而茅盾却简直是被雪藏的状态。其实在夏志清那本书里，也为茅盾列出了专章，尽管批评茅盾“为了符合共产党的宣传需要，糟蹋了自己在写作上的丰富想象力”，但也还是作出了这样的结论：“尽管如此，茅盾无疑仍是现代中国最伟大的共产党作家，与同期任何名家相比，毫不逊色。” 
  茅盾的小说主题先行，他按照主题要求设置人物、情节与细节，并且有据此开列详细提纲的习惯，当小说作为一门艺术发展到今天这么个状况的情势下，这些都被绝大多数人视为致命的缺点。但是我最近重读他的《蚀》《子夜》，特别是《腐蚀》，却还是获得了审美上的愉悦，他的小说是有趣的，时能触及到人性的深层。我承认自己当年写《班主任》时，文思里有许多的“茅盾因子”。这也许也是他读了《班主任》后竭力鼓励，并且对我以后的创作寄予厚望的根本原因。
  我虽然没有与茅盾亲密接触、深入交谈的机会，却是受过他恩惠的。这还不是指1979 年3 月我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头奖时，他微笑着将奖状递到我手中。我最难忘的是颁奖前一个多月，在友谊宾馆小礼堂里，当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面，召开了一个旨在鼓励创作长篇小说的座谈会，那时被“文革”破坏的文学园地一片荒芜，茅盾出席那个座谈会，并且与到会的多半是我这样的还谈不上是正式进入了文坛的新手，进行亲切而具体的讨论，他鼓励我们写出彻底摆脱了“四人帮”影响的，无愧于新时期的长篇小说。那天他在讨论中忽然问主持座谈的严文井：“刘心武在吧？”我赶紧从座位上站起来，严文井告诉：“就是他。”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茅盾眼里朝我喷溢而出的鼓励与期望。人在一生中，得到这般注视的机会是不多的。我得承认，《钟鼓楼》的整个写作过程里，茅盾的那股目光一直投注在我的心里，是我发奋结撰的原动力。《钟鼓楼》写完已经是1984 年夏天，一直关注我这部长篇处女作的某文学双月刊告诉我，他们只能跨年度分两期连载，我心里怎么也迈不过这个坎儿，我找到《当代》杂志，求他们在1984 年内把全文刊出，因为第二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定范围限定在那一年年底前。我憋着要拿这个奖，因为开设这个奖的人曾经那样地看重过我。我如愿以偿。我觉得自己是以符合茅盾文学理念的作品得到这个奖的，那理念的核心就是作家要拥抱时代、关注社会，要具有使命感，要使自己的艺术想象具有诠释人生、改进社会的功能性。茅盾在二十三年前的暮春谢世。我走出书房，从绿草上收集那些美丽的花瓣，掬在手心里的花瓣沁出缕缕清香。我心中翻腾着感恩的情愫。不管时下别人如何评价茅盾，在我心目中，他是一种具有旺健生命力的文学流派的永恒典范。
  2004 年4 月温榆斋中
  还记得四十多年前的那一天，坐在素净的窗下，读一本素净的书。坐的是朴素的竹椅，窗外是刚谢了秋叶的素枝，连泻进窗内的秋光也那么素净，椅边小桌上放一杯白水，用毫无装饰的玻璃杯盛着，时不时呷一口凉白开，读上几页，便闭目遐思一阵……唉，那是多么值得怀念的一幅青春读书图！
  还记得，有一回读的是屠格涅夫的《罗亭》，算是长篇小说，但并不怎么厚，平明出版社刊印，繁体字竖排，里面没有插图，封面就是全白的底子上，中间一个比例相宜的竖起的黑色长方形，当中再返白显示出“罗亭”两个字。当时平明出版社出版了一大批那样的文学书籍，原创的、翻译的全有，全是那样的装帧方式，真个是非常的素净。
  读那样的书，享受到一种素净之美。《罗亭》一书的思想内涵，特别是主人公罗亭在俄罗斯那一时期的文学画廊里归属于“多余人形象”，其特定的美学意义，我那时都不可能真正把握通晓，但那一页页一行行译文所传达出的文学馨香，却丝丝缕缕地旋入我的胸臆，令我莫名感动，心灵似乎被无形的尘拂轻柔地除秽，被托举到一种素净高尚的境界。
  俄罗斯作家高尔基童年贫困，青年时期到处流浪，他在艰难困苦中学会阅读，在没有灯光的夜晚，他用擦亮的炊锅反射月光，贪婪地吮吸世界名著，有一回他读法国文豪福楼拜的《一颗淳朴的心》，那是一篇写女佣生涯的小说，感动得不行，他忽然觉得实在神秘——这样简单的存在，怎么能给人心灵如此强烈的震撼？于是举起书，反复在月光下探究——书页，字母，文句，难道是具有魔力的吗？这魔力藏在了哪里？
  现在我们都懂得，书之所以能令人感动或有所感悟，关键在于其文本，就像一个人我们之所以认为他好，关键在其内在品质一样。但是，“人靠衣裳马靠鞍”， 安东· 契诃夫说过：“人的一切都应该是美好的：衣裳，面貌，心灵，思想。” 因此，书也有个包装的问题，到现在，一般读者也都懂得，一本书不但应该内容好，形式上也应该好，这形式包括方方面面：开本，用纸，封面设计（包括封底、书脊、勒口、书裙等的设计）、扉页（包括套封）的设计，目录版式，序跋版式，最重要的是内文的版式——版心大小，字号，行距，天地留白……
  当年我读到的平明出版社的那种文学书，限于当时的物质技术条件，在纸质及印刷墨色等方面很难跟时下的出版物相比，但就整个装帧设计的通体效果而言，却堪称具有素净之美，不但高雅，简直高贵，氤氲出难以言说的纯文学气息。
  鲁迅先生不但文章好，而且非常重视书的装帧，他为自己的书设计封面，也为别的作家设计封面，他比较喜欢当时国际上颇为流行的表现主义绘画，常取其长处去营造一种有动感的装饰趣味，但他更多的设计方案，是走非常素净的路子，看上去简单到不能再简单，但那字体字号的选择，以及线与线框的粗细长短和在页面上的摆放位置，如何比例得宜，如何既不粗陋更不鄙俗，如何能洋溢出高雅蕴藉的气息，显然都是踟躇良久，来回掂掇，才最后拍板的。他为自己后期杂文集和瞿秋白《海上述林》的装帧设计，堪称素净之美的经典。
  文学书可以有插图，也可以无插图。无插图的文学书只要文字好，读起来是“此时无图胜有图”的。上世纪50 年代人民文学出版社出过一套文学名家在1949 年以前创作的小说选本，封面非常之素净，一度是全绿底色，后来更干脆全白底子，上面一行大字标明某某小说选，下面一行小字是出版社名称，里面全无插图，但多数都编选得十分精当，像我精读过的《吴组湘短篇小说选》，里面《竹山房》等篇，其文字所唤起的想象，岂止是图画，简直是电影，随着阅读，全景，中近景，特写，大特写，反打镜头，摇拍……那感觉竟接踵而至，甚至仿佛有音乐时起时停地伴随其中，那样的文本，配上插图反而令想象力梗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