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衫之交

  其实，爸爸的身世很可怜。听妈妈说，他才12岁，他母亲就在一次塌方中被山土压死了。闻讯赶去的爸爸亲眼目睹了母亲的惨状，那情景大概让他又痛又恨又怕。爸爸很爱他的母亲，他说母亲性情很温和，关心他们兄妹，教给他很多东西。他不直接说不喜欢他的父亲，只说他父亲除了起早贪黑地干活，养活他们兄弟姊妹六个外，就知道骂人。想来也不难理解，一个最小的孩子只有两岁的鳏夫，睁开眼想的就是如何养家糊口，巨大的生存压力下怎会有好心情呢。我初中的时候爷爷就过早地去世了，大概这也和年轻时的苦难生活影响身体状况有关吧。
  虽然爸爸成绩很好，但为了分担家庭的负担，他初中毕业后就没再升学，参军去了西藏。每次发了军饷就赶紧往家里寄钱，一待就是6年。西藏，多么令人神往的地方，可爸爸说只觉得冷，很久才能洗一次澡，天天盼着回家。
  最倒霉的是，中印边境起了摩擦，爸爸乘坐的军车在去的途中翻了车，他被压在车下，侥幸活了下来，但留下了头疼和背疼的后遗症。
  后来爸爸去北京读了军校，然后退伍回家乡进了工厂，做了技术员，做做机械制图什么的活儿。
  我们小的时候，他还比较年轻，身体和精神状况都还尚可。但他不爱笑，翻出他二十几岁时的照片，我看到的是一张英气勃发的冷峻面孔。
  到了三十多岁的时候，他就常常在半夜起来唉哟唉哟地叹气了。更可怕的是，他开始变得疑心病重，说厂里的人要整他，排挤他，闹着要调动单位，要搬家。妈妈有不同看法的时候，他就抱怨说妈妈不理解他，不知道他的痛苦，有时候还狂躁地掀桌子，摔门。
  只要父亲不在家，妈妈和我们姐妹俩就有说有笑；父亲在家里，我们都很小心地行事，生怕惹恼了他。
  我好不容易熬到初中毕业考上了重点中学，虽然从家走到学校只有三、四十分钟，我还是逃也似的住校去了。
  我高中那几年，爸爸更加变本加厉地闹腾。妈妈没辙，提出带他去看病，爸爸勉强答应了。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爸爸不愿意去看，妈妈也瞒着我们，只说去厂里的疗养院疗养。
  过了一段时间爸爸回了家，好像情绪好多了，但不愿意吃医院开的药，说吃了脑子不好使。我问妈妈爸爸是什么病，妈妈说爸爸是脑震荡后遗症。
  十几年以后，妈妈才告诉我，医生诊断的是“创伤后抑郁症”。那时候人们对抑郁症等心理疾病不了解，把它们和精神病混为一谈。妈妈怕我们姊妹有心理负担，所以没告诉我们真相。
  夏天是爸爸最难熬的时候。我高三最后那个学期，大概因为我这个高考生无形中带来的压力，爸爸的情绪波动更加剧烈。
  我为了复习时间长些，偶尔回家住。有一次妈妈和我们姊妹关在一间屋里看书，爸爸在客厅里一会儿长吁短叹，一会儿走来走去，很重地放东西。突然，他一脚踹开了我们的房门，骂我们只管自己，不管他的死活。门板被踹破了一个洞，我们吓得不敢吱声，不知道又是哪里出了问题。
  一次，发现妈妈偷偷哭，我问她，“为啥不和爸爸离婚呢？”从邻居和妈妈同事那里，我知道喜欢妈妈的人很多，妈妈才三十几岁，那么年轻漂亮，温柔能干，为何一定要在这棵歪脖子树上吊死呢？可妈妈摇着头说：“你爸爸没爹没妈，我和他离了婚，谁来照顾他呢。他不发脾气的时候还是挺好的，说不定过几年他病好了脾气就不这样坏了。”
  我心里狐疑。是的，爸爸让我对人性产生了怀疑。我很想了解一个好端端的爸爸怎么成了这个样子。我去市里进新书最快的芹溪书屋买了弗洛伊德、阿德勒等人的心理学著作来读，想从里面发现点蛛丝马迹来解除我的疑惑。
  一读下来才发现心理学的海洋浩瀚无边，于是我萌发了报考心理学的念头。我填报志愿的都是师范大学，一者是因为只有师范有心理学专业；再者是因为师范要补助伙食费。爸爸隔三差五地休病假，我觉得有补助可以减轻家里的经济负担，让大家都过得轻松一些。
  和爸爸相处的日子提心吊胆，我渴望着通过上大学逃跑，跑得越远越好。
  但是越急于求成越事与愿违。过于强大的动机让我难以用平常心来面对考试，高考的头天晚上就失眠，妈妈给我吃了一颗安定，勉强睡着了。第二天却什么也吃不下去，吃什么吐什么，只能喝点西瓜水。第二天晚上吃一颗安定已经不抵事了，我吃了两颗才睡着。就这么着，我高考三天一粒米未进，靠西瓜水和安定熬了过来。
  结果可想而知，我在班上的名次大幅度下滑，分数刚过重点线，没能上成北师大，没能远走高飞。而考上的这所师大，也调配了我的志愿，让我学我觉得最难啃的最没兴趣的物理专业。物理和心理虽只一字之差，内容却有着天壤之别。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我考上大学后，爸爸精神状态有了极大的好转。我上大学的这四年，除了在夏天爸爸偶有焦躁，我家雨过天晴，暴风雨后难得的风平浪静。
  但我内心还是希望摆脱束缚，获得真正的属于自己的自由生活。那些可怕的场景让我战栗，同学大声的关门和争执都会让我的心怦怦乱跳。
  我这些自私的念头在妈妈的昏厥面前土崩瓦解。我乖乖缴械投降，和她一起去系里说明情况，放弃了去海南的名额。
  
☆、十一
  我的心里空落落的，对未来好像也没有什么期待了。我的海南梦破灭了，对我来说，远走高飞的希望是没有的了。
  同学们问我为什么又改变主意了，我只说家里不放心我一个人远走他乡。其中的曲折原委我只字不提，我只想默默地独自承受我的命运。
  那段时间，我变得很沉默，也不掺合雁、J的纠葛了。
  一个晚上，我一个人在房里看书，J悄悄推门进来，在我书桌对面坐下。我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他随手拨弄着桌上的书本，冲我笑笑，也不言语。
  突然灯灭了，外面传来同学们七嘴八舌的吵闹声：“怎么又停电了！”
  我们俩好像对停电无动于衷，一点没有大惊小怪。
  周围渐渐静了下来，黑暗中我们呆坐着。
  他突然打破沉寂，轻声问我：“到昆明去怎样？”
  对这么突兀的问题，我心里惶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更不知该怎样回答。
  我惊慌地挤出一句话：“你自己的分配都还没有着落，我去干什么？”
  他顿时语塞，又沉默地坐了一会儿，起身告辞回去了。
  分配工作，就是分配命运。那个时候，还没有大学毕业生敢于抛弃铁饭碗，想去哪里生活就去哪里生活的。我们要跟着档案走，组织上把我们派遣到哪里，我们就要去哪里。当然，也可以自己先去联系单位，然后让愿意接收的单位到系里来要人。但一般人的能力都还局限在自己的家乡寻找门路去联系单位，能跨省跨市的那是难上加难了。
  事后我有些后悔，觉得自己的回答有些让他难堪，好像人家本是热心肠，自己却冷言冷语把人家打发了一样。J说的那些话虽然语义模糊，但分明表达了对我未来的关心。
  实习终于要结束了。离开管理学校的倒数第二个晚上，我们系的实习生和接收我们实习的班主任老师们开了一个总结性的茶话会，大家一边吃着瓜子水果，一边互相说些感谢的话。
  我们几个女生坐在一起，J拿着一个橙子笑眯眯地走过来，把橙子递给我，说：“拿着，这可是血橙噢！”大家纷纷把头伸过来看，果然，我手中那个橙子虽然个儿小，但是瓤血红血红的，是少见的血橙呢。
  我把橙子分成几瓣散给大家一起吃。橙子很甜，我的心里更加甜丝丝的，心中的阴霾也在这不期然的关怀中一扫而空。
  第二天中午，我们买了饭在楼道上吃。来往的同学都在看着我笑，让我觉得蹊跷。我朝自己浑身上下看看，没发现什么呀？再扭头看看背后，也没啥。最后用手往后背上一摸，摸到张小纸片，拽下来一看，是张饭票！
  一定是谁搞恶作剧，我扫视周围的人，看到J在窃笑，一定是他！
  我气不打一处来，哼，开玩笑开到我身上来了！我没有立刻发作，暗暗寻找机会整他。
  吃过饭，男生们都没事做，邀约着去校外打台球。我一看机会来了，迅速堵在J门口不让他出去，其他男生劝了半天我也不松口，他们只好撇下他走了。
  J站在门口歪着头，笑得贼兮兮的。我装作很生气的样子，恨恨地瞪着他不说话。僵持好一阵儿，他弯下腰，小声央求我放他去打球，说明天就回学校了，在这里是最后一次打球了。
  我想也是，这么困着他自己也得在这儿耗着。不过，就这么放过他也有些不甘心。看他的头离我这么近，我灵机一动，一伸手，迅速摘下他眼镜，扭身跑回宿舍，关上了门。
  这招他没料到，被我得了手也没反应过来。估计他也知道眼镜我不会轻易还给他，识趣地没有敲门来讨，咚咚咚地跑下了楼。
  我在门里听到他下了楼，也出了宿舍去大姨妈家道别去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他央求我给他眼镜，说没眼镜看不了书。
  我说：“你要将功折罪才行。”
  他问：“怎样将功折罪呢？”
  我说：“今天晚上我的实习班要搞一个送别晚会，你要来出个节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