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大传

第十三章结人脉打入金融界
    一、巧集资银行开张
    在烟土尽入华界之前，杜月笙在他早先的智囊陈群、苏嘉善等人的擘策下，已经着手介入金融工商界。而于1929年2月创办的国民银行——中汇银行的前身，则是受了一位重要人物的启发，这位人物就是时任北四行——中南、金城、大陆、盐业储蓄会经理，及四行准备库主任、上海金融巨头之一的钱新之。
    钱新之，字永铭，浙江吴兴人，但出生于上海，出身工商世家，留学法国，可谓新派知识分子成功者的典型代表。南通状元、中国第一位实业巨子张謇担任交通银行总裁时，他曾担任交通银行总经理。
    这位黄浦滩头上流社会新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对杜月笙等白相人出身的大亨的看法，刻薄一点讲，说“疾恶如仇，避之有如蛇蝎”怕是并不为过。
    但就是这个上流社会新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却在1929年的新春到来之际，一身笔挺西装，气度不凡地迈进了华格臬路杜公馆。
    钱新之的到来，令杜月笙大吃一惊，甚至受宠若惊。能得到此等人物的认同，能与此等人物往来交游，是杜月笙莫大的荣幸。但杜月笙表面上依旧是不卑不亢，他依旧是一双布鞋，一袭长袍，外套一件狐皮小坎。
    两人外貌一中一西，一土一洋，形成鲜明对照，但这并不妨碍两人的沟通与交谈。
    “杜先生是否想过开一爿银行？”钱新之落座之后，开门见山。
    “钱先生何出此言？”杜月笙略略一惊。
    “烟赌非正业。杜先生‘清党’有功，已身价不同，以杜先生之精明，想必会有所长远打算。”钱新之一边吸着杜月笙递过来的红锡包，一边审视着杜月笙。
    “钱先生，了不起！”杜月笙听后哈哈大笑，然后说，“不瞒你说，杜某正有此意。可一来缺少资金，二来是地道的外行，正不知从哪里入手呢！请钱先生赐教。”
    “杜先生自家就有富生、荣生、义生、利生及源利五爿赌台。当然，进账最多的还是鸦片烟生意，这个杜先生心里自然比我更清楚。开爿银行资金自然不是问题。”
    杜月笙摇头笑笑，心里是老大不高兴。他想开银行不假，但没想自家掏钱开银行。
    “不过，开银行是为了赚钱。”钱新之话锋一转，说，“股本不一定要自家出，一凑一挖自然就差不多了。”
    “嗯。”杜月笙会意地一笑，自然明白怎么凑，怎么挖。
    “开一爿资本额为50万元的银行，凑足25万，银行就可以开张。”
    “哦？差着一半就可以开张？”杜月笙对办银行显然外行。
    “上海银行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就是凡有银行开张，其他银行都要在开业当天存一笔钱进去，表示祝贺。这笔钱叫做堆花。”钱新之分析说，“上海滩大小银行好几十家，凭杜先生在上海滩的势力和影响，这笔堆花洋钿，数额一定比别家大，存期也一定比别家长。仅这一笔，为数一定很客观。”
    杜月笙用心听着，连连点头。
    “还有，杜先生控制着租界的烟赌两档，上海滩凡开烟土行、开赌场的，哪一个不是仰承你杜先生的鼻息？这两档恰恰都是银行的大客户。上海滩哪家银行不对这两档生意垂涎三尺？只要杜先生开了银行，这部分游资还有别家银行的份吗？”
    “这倒是。”杜月笙笑笑说，“不怕钱先生笑话，我杜某本来就是烟赌档里摸爬滚打出来的，这个面子朋友们还是会给的。”
    “同业的堆花，加上烟赌两档的游资，25万开爿银行，是完全可以运转自如的。”
    “谢谢钱先生指点迷津。只是，杜某有一事不明。”
    “请讲。”
    “杜某与钱先生素昧平生，又非同道中人。钱先生乃黄浦滩头屈指可数的金融巨子，而杜某与金融界一窍不通，钱先生如此提携杜某，敢问是何原因？”
    “哈……”钱新之爽朗地笑起来，“好，咱们明人不说暗话，杜先生在黄浦滩头可谓财势熏天，如今又深得蒋总司令器重；我钱某人在金融界也算执一牛耳，如今已奉总司令调令，前往南京政府就任财政部次长。倘若杜先生进军金融界，往后便可强强联手，共谋大业。”
    钱新之一番话，说的杜月笙特血沸腾，感慨万千。看来蒋介石这条船是上对了，连以往对自家这等白相人不屑一顾的金融巨子都来寻求联手，共谋大业，黄浦滩头还有什么事体杜某人兜不转呢？
    “好，我拍档了！”杜月笙开怀大笑，再三表示，“钱先生但凡有用的着杜某人的地方，言语一句！”
    送走钱新之，杜月笙派人喊来苏嘉善和田鸿年商议。苏嘉善善于经营，算盘子极精，不仅是杜月笙的智囊，更是杜月笙的经济顾问。田鸿年是杜月笙的跑街先生，专门负责杜月笙与各银行的业务往来，头寸调转。两人听了杜月笙开银行的打算之后，一致表示赞同。
    “这25万的股本，我自有办法凑来、挖来。”杜月笙对田鸿年说，“至于同业银行的堆花有多少，烦劳你摸下底，也好做到心中有数，免得开业那天塌台。”
    “晓得了。”田鸿年诚恳地答复，“杜先生你放心，我自会尽心尽力把这桩事体办好。”
    “好。”杜月笙点点头，又对苏嘉善说，“嘉善兄，你对烟赌两档人头熟，你去知会一声，就说我杜月笙要开银行，请弟兄们届时务必捧场。自家的五大赌台和土行不必说，要关照的是面上的同行。”
    两人领命而去之后，杜月笙开始考虑25万股本从哪里凑、挖。杜月笙心里有一本账，黄浦滩头的不少富商大贾、金融巨头凡遇到家族内讧、桃色纠纷、流氓敲诈以及家暴丑闻，需要报界手下留情或撤稿等，无不请杜月笙出面摆平。而这些事情，迟早是要有回报的。其中大英银行买办徐懋棠的财产纠纷案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徐懋棠的父亲徐庆云过世后，留下二千及数百万的遗产。由于老爷子走得突然，没有留下有关财产分配的遗书。徐懋棠作为长房长子，自然想霸占全部财产。岂料其父的小老婆不依，非要闹着分割财产，搞得徐懋棠焦头烂额。这时，自然有说得上话的人出面，找徐懋棠说：“何不请杜先生给调停一下？”
    徐懋棠眼前一亮：是啊，上海滩没有杜先生摆不平的事体。于是，赶紧托这人传话给杜月笙，说徐懋棠要前往杜公馆拜访杜先生。杜月笙自是心知肚明，摆平此类事体当时并不会直接捞到什么好处，但留下一个人情，迟早有用得着的地方。
    于是，在徐懋棠拜访杜月笙的第二天，杜月笙便派出顾嘉棠、芮庆荣以调解为名，将徐庆云的小妾接到杜公馆。杜月笙唱红脸，从正面规劝、诱逼小妾放手徐家财产。而后杜月笙借故离开，又由顾嘉棠等人出面唱白脸，杜月笙的保镖也一个个横眉立眼地出现在大厅的周围。
    “你可晓得徐先生是杜先生要好的朋友？”顾嘉棠首先开口，“既然杜先生出面调停，你要是不给杜先生留面子，塌了杜先生的台，我们弟兄可就不客气了！”
    “不客气又能怎样呢？”这时候小妾还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
    “怎样？”顾嘉棠冷笑一声，“我们弟兄可不是杜先生，没工夫和你讲斤斗！晓得什么叫种荷花吗？”
    小妾一听，吓的浑身一抖。
    “黄浦滩头消失个把人，问都没人问。”芮庆荣接上一句，然后故意向四周一扫。
    小妾的目光也随着芮庆荣的目光在大厅四周转了一下，这一转不打紧，那些散站在大厅四周的保镖一个个虎背熊腰，双眉倒立，令小妾不寒而栗。
    “不过，只要你明事理，晓得自家的身份，晓得不是自家的东西贴不到自家身上，别跟长房夺财产，我们弟兄也就省的麻烦了。”
    这番恐吓发挥了作用，等杜月笙在大烟间抽足了鸦片，养足了精神，准备和那小妾继续讲斤斗的时候，小妾自家就退让了。
    “杜先生，这个事体怎么解决我听你的。”看到杜月笙从楼上走下来，小妾赶紧说。
    “哦。”杜月笙佯作刚刚看到大厅里拉开地架势，故作惊讶地说，“你们这么多人在这里做啥？”
    “是我喊弟兄们来的。”顾嘉棠赶紧接上，“徐先生这桩事体就交给我们哥几个去办把。”
    “不不不！”不等杜月笙答话，小妾赶紧说，“杜先生，这桩事体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好！”杜月笙干脆地说，“既然你这么明事理，我喊徐先生送你50万大洋，作为你日后的生活用度。至于你是走路还是继续留住徐家，你自家决定。”
    事到如今，小妾只剩了答应的份。
    天大的一桩事体在杜月笙这里轻而易举地解决，徐懋棠感激不尽，当即拜杜月笙为老头子，送上一笔贽敬礼，甘做杜氏门生。
    如今杜月笙要开银行，徐懋棠怎会没有表示？
    经过一番筹备，即将开张的银行正式定名为国民银行，由杜月笙亲自任董事长，田鸿年任总经理，苏嘉善协助工作，日常事务由田鸿年与苏嘉善商量定夺。地址设在爱多亚路九十七号。声势造大，25万股金很快凑齐，除了杜月笙自家投入的股金外，另外两大股东是徐懋棠和时任通江信托银行经理的朱如山。
    1929年2月银行开张。揭幕之日，爱多亚路九十七号车水马龙，贺客盈门。果然不出所料，银行同业堆花的几乎全部到齐，存入的款项也都是其他银行堆花的数倍。烟土、赌台两档除了杜月笙自家的，其他大小商户也如约前来捧场，纷纷存进大笔款项。还有一笔来自法国头脑的大额存款，是法驻沪总领事范尔迪存进的，当时范尔迪尚未患病归国。尽管范尔迪与杜月笙一向交情甚好，但范尔迪前来捧场还是让他多少有些意外。
    国民银行经营之初，由于有苏嘉善帮忙，与田鸿年通力合作，业务做得相当不错。但不幸的是，两年后苏嘉善病逝，剩下田鸿年一人孤掌难鸣，加上他以前原本做得是跑街业务，也就是与银行的联络工作，真正经营管理一个银行，应该说是门外汉。
    1930年，田鸿年利用客户存款，去黄金交易所做投机生意，不幸屡战屡败，落得亏损累累，年终结账，银行负债达50余万。这个纰漏实在出得太大，田鸿年既无法扭转局面，也没法补偿，只好去向杜月笙负荆请罪。
    杜月笙听完田鸿年报告的亏损情况，老半天没有说话。没盈利倒也罢了，亏损50多万，这不是个小数目。但田鸿年在杜公馆多年，杜月笙也不好说什么过分的话。
    “算了，也怪我自家不懂银行业务。”杜月笙长叹一声，“还是琢磨一下怎么拯救吧。”
    “只有找个真正的行家里手。”田鸿年建议说。
    随后，田鸿年黯然辞职，杜月笙一面设法弥补亏空，一面另行物色长才。后来请到中国通商银行老板傅筱庵的哲嗣传品圭继任经理，将国民银行正式易名为中汇银行。
    二、银行圣人有外室
    国民银行开张，杜月笙终于在金融界插进一脚。但他志不在此。
    当时外国人在上海开的银行有英国的汇丰、渣打，美国的花旗，法国的汇理，日本的正金等。官僚资本控制的所谓国家银行，有中央、中国、交通、农民。还有号称“北四行”的金城、大陆、盐业、中南；号称“南三行”的浙江实业、上海商业、浙江兴业；号称“小四行”的国货、通商、四明、中国实业等银行，除此之外，还有数百家民族资本经营的小银行。杜月笙的目标是进入并控制上海市银行公会，以在金融界取得举足轻重的地位。为此，他竭力拉拢实力雄厚的金融界人士，以增加竞争力量。
    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便是杜月笙看重并设法拉拢的金融界重量级人物之一。
    徐新六出身世家，曾留学英美，获得博士学位，对财政金融和经济有广泛研究，若论见识与学问，上海银行家中非他莫属。徐新六精明能干，善于经营，在他主持之下的浙江兴业银行，基础稳固，发行审慎，财务和账务，全部无懈可击，成为银行界首屈一指的“新派人物”，银行界无论“老派”“新派”，对他不是尊敬，便是崇拜。
    1935年南京政府推行所谓的“法币政策”，乘机以官股打入并控制各重要银行，多一半银行措手不及，被加入官股，大权旁落。但浙江兴业银行却顶住了，成为当时仅有的两家以商股为主的银行之一，徐新六在中国金融界更是声名大噪，为了接近徐新六，杜月笙先派出手下搜集徐新六的资料，了解徐新六的私生活。手下把得来的情报向杜月笙一汇报，杜月笙便心中有数了。
    原来，徐新六重视名誉，讲求绅士风度，素以私生活严谨而著称于金融界。他一向与吃喝嫖赌无缘，对纳妾娶小也毫无兴趣。在纸醉金迷的黄浦滩头，一个身价数百万，往来酬酢不断的银行家，能够独善其身，实在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所以，银行界尊称他为“圣人”。
    但这只是表面的，杜月笙得来的情报，揭开了另一个秘密——徐新六虽然没有纳妾，但却养有外室，而且育有两儿一女三个孩子，并专门为这母子四人造了房子。这件事家中太太子女以及亲朋好友无一人知晓。捂得严本来是一件好事，但随着三个孩子一天天长大，徐新六也越来越烦恼，越来越担心，他担心自己万一发生个意外，有个三长两短，外室和孩子都得不到承认，没有资格分享他的财产，会落得生活无着落。因此，他想找个有势力又可靠的人，在他万一发生意外的情况下，能够出面摆平这桩事体，为他的外室和孩子挣得一部分财产。而他自家在有生之年是没有勇气揭开这个秘密的。
    这个情报对杜月笙来说太重要了。他非常想得到徐新六的信任，为他担当这个委托人。于是，千方百计找机会接近徐新六。他们的第一次邂逅是在1930年末，两人一度交谈，杜月笙的谦谦君子之风度使徐新六为之心折。此前虽不曾谋面，但徐新六对杜月笙大名自是如雷贯耳。如今相识，深感投缘，此后又对杜月笙做了多方面了解，已有心托付后事，只待时机成熟。
    时机终于到来——
    每年夏天，黄浦滩头的金融巨头、商贾大亨都要去浙江杭州西北的莫干山避暑。徐新六和杜月笙也不例外。1933年夏季，他们在莫干山相遇。山风习习，长日漫漫，两人或在晨光中徜徉，或在落日霞光中漫步，每每尽兴长谈。徐新六几度想说出那件绝对隐私，但总是难以出口。倘若这位圣人晓得杜月笙对此事早已心知肚明，哪会费如此周折呢？
    杜月笙察言观色，心里不免暗暗着急。
    一天傍晚，两人漫步山间，幽幽空谷，飒飒林涛，更唤起徐新六的柔肠百转，终于开口对杜月笙说：
    “我有一件心腹之事，想委托杜先生代劳。”
    “徐先生请讲。”
    “哎，说起来难以出口啊！”徐新六摇头嗟叹，“这人世间的事，以男女之情最难捉摸，即使圣人，也难免一时忘情。”
    于是，徐新六将外室之事向杜月笙一五一十道来。
    “我总算薄有财产，为防万一，我要对他们母子四人的生活做个安排。”
    “不过。”杜月笙担心地说，“就怕空口无凭，到时候没法服人啊！”
    “这个，我已经准备好了。”徐新六说完，从衣袋里掏出一封早已写好的委托信。
    杜月笙接过委托信看看，上面有徐新六的亲笔签名，并盖有图章。
    五年后的1938年8月24日，徐新六和中南银行总经理胡笔江，自香港乘桂林号飞机到汉口，中途遇日机袭击，机毁人亡。杜月笙闻讯，亲自登门讲明徐新六外室一事。
    听说徐新六筑有外室并有三个子女，所有徐氏亲友无不为之震惊，甚至无法相信和接受这个事实。杜月笙拿出徐新六的正式函件，徐新六的笔迹、图章家人自是晓得，大家无话可说，只得照徐新六的遗嘱办，使徐新六的二太太和子女得到财产的同时，也得到家族的承认。
    徐新六在遇难之前，对杜月笙严守口风感激不尽，每每在人多的场合，总是对杜月笙大加溢美之词：
    “英雄不论出身，诚然诚然！譬如杜先生，就是一个例子。我简直不能想象，白相人地界里竟然也会出杜先生这样的人物！这实在是太难得了，太难得了！”
    徐新六的褒扬，对杜月笙在金融界的影响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杜月笙在金融界有用得着这位金融巨子的地方，徐新六更是乐于出手相助。
    三、仗义救援陈光甫
    上海商业储蓄银行老板陈光甫也是杜月笙有意笼络结交的金融界人士。但没等杜月笙找到接近陈光甫的机会，便有一桩事体求到了陈光甫头上。
    1931年初，杜月笙的智囊之一，也是得力助手、好朋友苏嘉善突然病倒。苏嘉善原本有肺病，拖到50来岁又突发气喘，这在当时无异于绝症。趁杜月笙过来看望他的时候，苏嘉善拉着这位老朋友、老东家的手，吐露了肺腑之言：
    “杜先生，我晓得这个病是不会好的了。我这一生，大把的洋钿来来去去，都不过是过手财香。临到要咽气的时候，却还有许多事体未了……”
    杜月笙听得心酸，赶紧打断苏嘉善的话：
    “嘉善兄，你安心养病，其他不用担心。你晓得我们是最要好的兄弟，万一天有不测风云，任何事体都由我杜某扛着。”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苏嘉善摇摇头说，“我是想托你一件事情。”
    “好，你说。”
    “你晓得我的大儿子，中学快毕业了，很想将来吃碗银行饭，比较牢靠一点。”苏嘉善气喘咻咻的说。
    “这好说，包在兄弟身上。”杜月笙信誓旦旦，“他一出学堂，我立刻给他找好银行差事。”
    “那我就感激不尽了。”
    “嘉善兄别这样说，我们是要好的兄弟嘛！”杜月笙又问，“让他进那一家银行比较好？”
    “顶好是上海商业银行，那边对新进的练习生训练严格。”
    杜月笙倒抽一口凉气。
    众所周知，上海商业银行的老板陈光甫，是黄浦滩头有名的实业家，事业心极重。他任用人员，一律公开招收，不卖面子，不讲人情。杜月笙一心想巴结交游，怎奈一直没有找到机会。但是，苏嘉善重病在身，他无论如何都要答应：“好，我一定办到。”
    不久，苏嘉善病逝。杜月笙于悲痛之中，把他的后事办得风风光光。只是，苏嘉善的儿子从中学堂毕业了，杜月笙正为实践诺言大伤脑筋的时候，杨管北来了。
    杨管北是杜月笙发掘的新锐人物之一，也是杜氏智囊的核心人物，江苏杨州人，毕业于之江大学，1926年投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曾在陈群的“清党委员会”担任股长，他的才识与风格极受杜月笙的厚爱。而他对杜月笙的慷慨尚义、礼谦下士也是十分的仰慕。杨管北后来成为杜月笙倚畀甚深的门人，是杜月笙投资金融工商事业的核心擘划经营人物。
    看到杨管北，杜月笙眼前一亮：办法有了！
    “小开，你和商业银行老板是同乡？”杜月笙充满希望地问。
    “是。”杨管北莫名其妙。
    “说得上话么？”
    “一般没问题。”
    “好！”
    杜月笙便把苏嘉善儿子的事体托付给了杨管北。没想到，杜月笙虽与陈光甫素无往来，陈光甫倒很给杜月笙面子，竟然打破惯例，不经考试便录用了苏嘉善的儿子，令杜月笙感激不已。
    1931年7月长江大水灾，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做的一票食盐生意，浪沉船损，直接损失一二百万元，但外间传言损失好几千万。存户闻讯，担心银行倒闭，纷纷前去提款。商业银行的门前排起了长队，一捆捆的钞票从库里搬出去，一连三天，提存高达二千余万，超过总存款额的一半，这在任何业务正常的银行都会承受不住，但谣言并未停止，第四天前来提款的人有增无减。商业银行的老板陈光甫和全行高级职员，急得直跺脚。
    当时，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出面支持，一车车的银元送过来，还是应付不了挤兑者。万般无奈，商业银行只好在白天众目睽睽之下，将从银行同业临时紧急借贷的洋钱国币，一卡车一卡车的地拉到商业银行，夜深人静的时候再原箱送回去。这种障眼法无疑可以坚定存户的信心。但是当日存户仍不减少，第二天早晨又排起长队。
    银行的高级职员们个个急得跳脚，却拿不出任何办法。山穷水尽，陈光甫一个电话喊来了他的同乡老弟杨管北。
    “舍了杜先生，怕是没有人帮得上忙了。”陈光甫对杨管北简单说了下情况，然后下了结论。
    “好，我马上去找杜先生商量。”杨管北爽快地回答。
    待杨管北十万火急赶到杜公馆，偏偏杜月笙通宵麻将连轴转，快到中午还没有歇手的意思呢。杨管北心急如焚地坐在杜月笙身边，好不容易等他下了麻将桌，又陪他来到大烟间，杜月笙要香两筒鸦片烟提神了，随身侍奉的马阿五赶紧挑土烧烟泡，杨管北这才坐在烟榻旁边，把上海商业银行的挤兑风波一五一十告诉杜月笙。
    “有那么严重？”杜月笙对商业银行的挤兑风早有耳闻。
    “是的，一天都不能再等了。”杨管北肯定地说。
    陈光甫的忙，杜月笙自然要帮，他想接近陈光甫，好几年都没有找到机会，何况他还欠着陈光甫的一个人情。放下烟枪，杜月笙精神抖擞地来到大厅。杨管北紧紧跟在身后。杜月笙喊来万墨林。
    “你打电话，把烟赌两档上体面点的朋友，统统给我请来。”
    万墨林对数字记忆堪称一绝，杜公馆所有往来电话都记在他的脑子里，无论杜公馆要谁的电话，他都能随口说出。一个个电话打出去，烟赌档上一个个脑满肠肥的阔佬纷至沓来。
    “明朝银行开门以前，各位可以凑齐多少现款？”杜月笙对着满大厅的朋友直接问。
    片刻后，大家纷纷报数，万墨林一旁汇总起来。
    “两百万。”
    “好！”杜月笙高声说，“请各位明朝早晨8点半集中起来，9点准时送到上海商业银行。”
    烟赌两档的朋友离去后，杜月笙又交代万墨林给自己的国民银行打电话，敲定明天一早搬出一百万银元，送到商业银行。
    如此一番安排，杜月笙还是担心镇不住提款的人，又让万墨林电话通知所有工商界的朋友，明天早上8点到杜公馆开会。
    第二天早晨8点，与杜月笙素有来往的工商界人士纷纷赶到，杜月笙从楼上下来的时候，大厅里已经坐满了人。一见杜月笙下楼，大厅了顿时鸦鹊无声。
    “各位都晓得做生意的路数，上海商业银行只不过打翻了一船盐，大家算算一船盐值多少洋钿，有一票做几千万盐生意的吗？”杜月笙仗义执言。
    杜月笙如此一说，大厅里顿时议论纷纷。
    “对呀，是这个道理！”
    “是啊，不合逻辑嘛！”
    “是的，这个谣言传得毫不根据。”杜月笙提高嗓门说，“请各位帮帮忙，从现在起，凡是上海商业银行的存户，不要再提现，最好再多存点铜钿进去。没有上海商业银行户头的，就请去开个户头，把所有的现款全部存入。”
    这日上午9点以前，上海商业银行门口照旧排成一字长蛇阵，等候提款的人心急如焚，生怕晚一步提不出他们的老本。正在存户们人心惶惶的时候，三辆黑牌骄车首尾相接缓缓驶到，在这支队伍前边停下。人们首先看到了杜月笙的车牌：七七七七。
    “是杜先生！”队伍中有人大叫。
    “杜先生来了！不是来提款的吧？”
    在人们的纷纷议论中，杜月笙从第一辆豪华轿车上走下来。一袭绸衫，衣袂飘飘，快步向前走去。从三辆轿车里下来10多人，多一半手里拎着沉甸甸的麻袋和手提箱，紧随杜月笙向前走去。
    银行大铁门随即打开。
    “杜先生来存铜钿了！”排在队伍前边的人惊喜地大喊。
    “杜先生来存铜钿了！”队伍中人们首尾相传，一个个兴奋起来。
    这时候，又有一长串黑牌轿车缓缓驶来，烟赌两档老板们的专差携带200万大洋赶到。这一帮十几人下得车来，呼啦啦一大片，一个个提着麻袋或手提箱，昂首挺胸地走进银行大铁门。
    紧接着，工商界的老板派出的存款专差也接二连三地赶到。提款队伍中有工商老板派出的专差，也都闻讯离开。
    其他提款人一看，5天来上海商业银行只出不进，今日忽然来了多笔巨额存款，而且存户都是财力雄厚的烟赌帮。上海人都晓得杜月笙有号召力，如今杜月笙带头存款，商业银行怎么会倒闭呢？不一会儿，提款的人便渐渐散去了。
    上海商业银行面临倒闭的危机，就此安然渡过。当天不再有人挤兑，翌日，提光了存款的客户又纷纷返回，重新存入，银行存款很快恢复原状态。陈光甫对杜月笙感激不尽，此后凡杜月笙有用得着的地方，只消言语一句，必定全力奥援。
    四、出手保全唐寿民
    杜月笙与交通银行总经理唐寿民的接近与往来，也是源于唐寿民的国华银行陷入危机之中，杜月笙出手救援，从此引为知己。
    唐寿民在任交通银行总经理之间，私人斥资创办了一家国华银行，1932年“一二八”抗战时，上海及全国民众为支援十九路军抗战，纷纷为十九路军捐款。但后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淞沪停战协议”，十九路军被迫转移，临行前将剩余捐款存入了国华银行。
    岂料，1933年11月，被蒋介石调到福建的十九路军，公开与蒋介石决裂，成立“人民革命政府”，表示愿意与红军合作，共同抗日反蒋。蒋介石闻讯暴跳如雷，一方面调兵遣将前去镇压，一方面在上海等地组织“民众集会”，声讨十九路军的倒戈。
    由于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而唐寿民是宋子文系统的人，有人对他依靠宋子文的势力大肆搜刮渔利而不满，便以国华银行有十九路军存款为借口，准备在“民众集会”上提出“没收国华银行股份，勒令该行停业”的议案。
    唐寿民闻讯后，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赶紧去找兼任交通银行常务董事的钱新之。钱新之是老资格的金融家，当时除官、商都有任职外，还担任着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
    钱新之晓得杜月笙跟蒋介石跟得最紧，黄浦滩头此类“民众集会”一准少不得杜月笙，即使杜月笙不亲自参加，幕后情况也会晓得一些。
    “眼面前只有一个人能够帮你，旁的人怕是兜不转的。”
    “谁？”
    “杜月笙。”
    “我和他素不相识啊！”唐寿民为难地说。
    “我代你托托他看。”钱新之慨然允诺。
    钱新之赶到华格臬路杜公馆的时候，杜月笙正和杨管北聊着这次民众集会的事。见钱新之进来，杜月笙笑了。
    “钱先生是无事不登三宝殿。”
    “哦？你晓得我为何而来？”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一准是国华那桩事体。”
    “杜先生果然消息灵通。”钱新之说，“这桩事体已经十万火急，你想想办法给压下来。”
    “国华今朝让人家抓了把柄，想压下来不那么容易。”杜月笙说着指指杨管北，“我和小开正在谈论这桩事体。”
    “我不信还有你杜先生办不到的事。”
    “你别抬举我，你老兄让办的事体，无论办得到办不到都要办。”
    杜月笙这话不假，钱新之是宋子文手下的干将，又是金融界大亨，与杜月笙又素有交情，所以钱新之委托的事体他一定会尽全力办的。
    当下，杜月笙喊过万墨林，吩咐他拨几个电话，然后对钱新之说：
    “钱先生稍候，我喊来几个弟兄来摸摸情况。”
    杜月笙和说完，和杨管北去了会客室，把钱新之一个人留在了古董间。
    不一会儿，上海市社会局局长吴醒亚、《新闻报》编辑唐世昌和陆京士三人先后赶到。
    吴醒亚是新任的上海市社会局长，跟杜月笙私交甚笃，合作无间；唐世昌和陆京士都是杜月笙的门生。
    三人到后，杜月笙将请他们来的来意说明，就是商量怎样把国华那桩事体压下。
    “来不及了！”杜月笙话音刚落，吴醒亚一拍大腿说，“那个民众集会已经开始了，就在西门公共体育场！”
    由于这个“民众集会”是由社会局操纵组织的，最了解情况的自然就是社会局长吴醒亚。
    “这……也许那十条议案还没有通过，”杨管北怂恿说，“不如打个电话问问。”
    “试试看吧。”
    吴醒亚打电话到公共体育场，找到参与组织的社会局官员。问过之后，吴醒亚放下电话，无可奈何地摇着头。
    “十大议案刚刚全部通过，其中就包括没收国华银行股本、勒令国华银行停业的一条。”
    在座的人都面面相觑，一时哑口无言。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杨管北焦急地问。
    “几万人在大会上通过的议案，你说还有什么办法改变？”吴醒亚无可奈何。
    “有一个办法。”杨管北说，“请唐寿民他们直接向中央呈情，对社会说明，请求查明实际情形，暂缓采取行动。”
    “这不现实！”陆京士当即表示反对，“中央对十九路军反叛正在气头上，无论怎样，国华与十九路军有牵连，唐寿民一去等于火上浇油。”
    局面一时僵住，谁都想不出办法了。
    这时，一直没说话的杜月笙忽然开口问：
    “醒亚兄，我只消问你一句话。”
    “你问。”
    “你从心里愿意帮助国华吗？”杜月笙一板一眼地问。
    “只要我有能力办到，一准帮。”
    “好，有你这句话就行！”杜月笙振振有词地说，“群众的愤怒是因为十九路军的反叛，把他们存在国华的洋钿充公才是正道，借机把国华整掉这不公平！”
    “可是事到如今，我们还能有什么办法呢？”除开杜月笙、杨管北外，众口一词地说。
    “有办法！”杜月笙语惊四座。
    “什么办法？”
    “十大议案，为什么不能变成九条？既然醒亚兄愿意帮这个忙，”杜月笙先封住吴醒亚的口，然后盯着唐世昌说，“明天上海各报，以及今晚各通讯社发出去的电报，全部统一口径，一致说群众大会通过了九大议案，把制裁国华银行的那一条撤掉。明朝报纸一公布，就成了不可变更的铁案！”
    此话一出，除吴醒亚外，其他一致热烈响应。唐世昌是杜月笙控制舆论的一颗棋子，多年来凡新闻稿件的撤换全部通过他的手运作，当然这其中少不得杜月笙在新闻界的其他徒众的配合。
    为难的是吴醒亚，杜月笙非要这么做，他只好顶住另一方的压力，去说服那些想要借机制裁国华银行的人。那些人本来就不敢公开与以宋子文为后台的唐寿民作对，只得同意按杜月笙的办法行事。
    国华银行面临的巨大风暴，就此飘然而去，销声匿迹。唐、钱两系的银行巨子，对杜月笙感激不尽。
    凭着费尽心机的结交、拉拢，出手救援，杜月笙渐渐在金融界打出一片天下。尽管他自家经营的银行谈不上怎么景气，但他本人却有了和金融巨子相提并论的资本。
    1934年，杜月笙斥资156万，在当时最热闹的爱多亚路143号建起一幢银行大楼，命名为中汇大楼，9月，国民银行正式更名为中汇银行，迁往中汇大楼，经营商业银行的一切业务，兼办储蓄信托。资本额提高到200万元，收足100万元，隆重开张。
    中汇银行开幕那天，盛况空前，比1929年国民银行开张热闹10倍。各界前来祝贺的人士熙熙攘攘。同业间送来“堆花”的存款，不但数额比往常大，而且期限也自动的延长。普通“堆花”一般三日后收回。但中汇银行开张，所有“堆花”普遍延长存期。上海商业银行老板陈光甫竟一次存入白银50万两，时间由三天延长到整整一年，且不收分文利息。
    中汇银行新址落成不久，杜月笙被推为上海银行公会理事。到抗战前夕，请杜月笙出任董事、监事的银行、钱庄、信托公司多达20余家，杜月笙从此成为上海金融界举足轻重的人物，更将银行公理会这一举足轻重的金融团体操纵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