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大传

第十六章登高一呼抵制日货
    一、小弟子收押巨商
    就在杜月笙于政治、金融、工商、社会事业各方面突飞猛进，在上海滩飞黄腾达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预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以此为借口，向驻守在沈阳北大营的中国军队发动突然袭击，挑起九一八事变。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束缚了东北军队的手脚，在短短4个多月内，128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日本国土3.5倍的中国东北全部沦陷，3000多万父老沦为亡国奴。
    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在中国激起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9月24日，上海3.5万名码头工人举行抗日罢工，10万学生举行抗日罢课。9月26日，上海各界人民举行抗日救国大会，通过要求对日宣战、武装民众和惩办失职失地的官吏等决议案，会后举行了抗日示威游行。10月初，上海各界80万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联合会。
    民族矛盾的上升，不仅是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一致要求抗日，民族资产阶级也表示了抗日的要求。反映民族资产阶级意志的上海《申报》多次发表评论，抨击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面对上海市人民同仇敌忾、势不可当的的抗日怒潮，杜月笙坐不住了，这正是一个增加政治资本，提高社会地位的好机会。他找到虞洽卿、王晓籁等人，商议成立一个抗日组织，领导上海人民的抗日运动。
    在得到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首肯与支持后，杜月笙等人迅速组成了规模庞大的“上海市反日救国会”，后改名为“上海市抗日救国会”。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陶百川人秘书长，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王延松、陈霆洸、陶百川等人为常务委员。
    杜月笙鉴于五卅运动的时候，对英国人采取经济抵制的策略发挥了作用，便再度建议从“禁止日货”入手，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此建议获得通过后，抗日救国会迅速在各要冲地点成立“检查所”和“保管所”，吁请上海市民，全面拒买拒卖日货。检查所人员除了在交通要道盘查过往货物，更直接的行动是到处搜查日本货物，一旦发现立刻没收，然后运到保管所保管存放。
    “检查所”和“保管所”需要的大批人力，主要来自杜月笙的门徒、门人以及各自手下。杜氏智囊中的陆京士，在上海从事劳工运动多年，是杜月笙处理劳工问题的最高顾问和私人代表，也是杜月笙和上海工人之间的一座桥梁。在此次发动工人群众参加检查所、保管所的行动中，陆京士发挥了巨大作用。
    禁止日货一开始，杜月笙的一个门生便大出风头，打了一个漂亮仗，给杜月笙挣足了面子。杜月笙的这个门生叫于松乔，是邮务工会出身，当时负责天后宫桥检查所工作。他和一个叫刘心权的青年工人，初生牛犊不怕虎，专拣有影响的大商户搜查，一上来就到上海市纱布同业公会理事长、在上海商场影响力极大的陈松源的“合昌祥”搜查，这一搜便搜出来两大箱日本棉布。
    陈松源倚仗自己在商界的影响，根本没把“禁止日货”这回事放在心上，他以为压根就不会有人敢来搜查他的店铺，所以日货照存、照卖。
    偏偏遇到了于松乔，要“射人射马，擒贼擒王”，抓住一个大的，可以震慑一批小的，杀一儆百，事半功倍。当下，于松乔吩咐跟去的检查员，将这两箱东洋货充公，按照抗日救国会的规定，运送到天后宫桥“保管所”暂行封存。
    随后，于松乔和刘心权也回到了天后宫桥“保管所”，坐等好戏开场。因为他料定陈松源不会善罢甘休。
    果然过了不多时，一部轿车呼啸而至，陈松源下了轿车，昂首挺胸，不可一世地走进抗日救国会天后宫桥分所，身后跟着两名凶神恶煞般的保镖。
    “哪个是这里的负责人？”陈松源往屋子正当中一站，仿佛领导视察一般，派头十足地问。
    “是我，我叫于松乔！”于松乔才不管他什么派头，有抗日救国会撑腰，有杜月笙做后台，他陈松源算老几！
    “哼哼！”陈松源冷笑一声，说，“方才贵所有人到我的合昌祥取走了两箱布匹，可有这回事？”
    “没错！”于松乔也昂首挺胸，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抗日救国会明令禁卖东洋货，合昌祥经营东洋货，理应查收。”
    陈松源愣了一下，缓和一下语气说：
    “那一定是误会了，我那里不会有东洋货。”
    “没有误会！”于松乔回答得干脆利索，“两箱东洋布，是我亲自查出来充公的。”
    陈松源呆住了，他从来不曾碰过这么大的钉子。他摸不透于松乔是哪个道上的人，居然有眼不识泰山，连他陈松源都不认得！态度如此强硬，说话一副公事面孔，半点情面也不讲。
    两名保镖见主人碰了钉子，以为于松乔不晓得陈松源的身份，立刻从后面走上来呵斥：
    “喂，你胆子不小啊！你晓得这位先生是谁吗？”
    “我管他是谁！”于松乔也不示弱，“如今国难当头，谁贩卖东洋货，给东洋人赚钱，造了枪炮子弹打中国人，谁就是奸商，是汉奸，汉奸贩卖的东洋货就得没收！”
    “你吃了熊心豹子胆，竟敢辱骂我们陈理事长？”保镖大光其火。
    “我管他什么理事长？”于松乔也光火了，大声嚷道，“我们这里是办公事的地方，请你们不要在这里无理取闹！”
    “你小子口气蛮大！”陈松源赫然震怒，对他的两名保镖喊道，“你们进去给我搜，把我们的货色搜出来，抬回店里去！”
    两名保镖立刻行动，抢前一步，正要推开于松乔，往保管所里间闯，于松乔毫不迟疑，伸出手去一把抓住陈松源的领口，使劲地往里间拖。
    “你贩卖日货，又带人来抢我们保管所！我现在就把你关起来！”于松乔一边把陈松源往里间拖，一边高声呵斥。
    保镖一看老板被捉，不约而同地拔出手枪，对准了于松乔。
    “你放手！不放手让你吃卫生丸！”
    于松乔把陈松源的身子往自家面前一挡，倒拉住他往里走。
    “再不放手，开枪啦！”两名保镖大叫。
    于松乔决心把这位耀武扬威的布大亨关起来，他把陈松源拖到小房门口，咬着牙说：
    “有种，你开！”
    “砰”的一声，枪响了。这一枪自然没打到于松乔，他正躲在陈松源的身后。
    枪声惊动了检查所里的工作人员，大家一涌而出。两名保镖一看大势不好，赶紧开溜。
    这当口，于松乔已经将陈松源推进了那个小房间，然后将门一关，任凭陈松源在里面捶门撞墙，咆哮咒骂，于松乔一概不予理睬，他往房门口的地板上一坐，是看牢了陈松源。
    “纱布大亨陈松源被抗日救国会的人关起来了！”
    这个消息像长了翅膀，很快传遍了黄浦滩头。纱布向为上海十大业之一，陈松源作为纱布业公会的理事长，如此大名鼎鼎的人物竟然会被抓起来，整个上海滩都震惊了。
    不多时，天后宫桥抗日救国会检查所门前变得车水马龙，热闹非常了。探听消息的，看热闹的，一探虚实的，人们怀着各种各样的目的，从四面八方聚拢而来。
    抗日救国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陶百川和上海市党部委员吴开先闻讯后率先赶来，他们首先肯定和嘉许于松乔的不假情面，认真负责，但是，陶百川话锋一转说：
    “抗日救国会不是权力机关，我们没有权力把人家关起来。于先生你扣押陈松源的事，在法律上是说不过去的，请你马上把陈松源放出来，我们再商议这桩事体怎么解决。”
    这话于松乔却不爱听，他依然坐在地上，挡住关押陈松源的那扇房门，心平气和地说：
    “陶先生，你说的都对。不过今天我不能听。陈松源带着保镖公开来所里抢东西，要不是我躲得快，早被他的保镖开枪打死了。我今天非关他不可，如果有人想来拖开我”，他伸手指指左侧的钢筋水泥墙壁，“我立刻撞墙自杀！”
    门外，豪华轿车络绎不绝地开来，上海有身价、说得起话的大亨全来了，虞洽卿、王晓籁也闻讯赶来，但无论怎么劝说，于松乔都不为所动。
    检查所里挤满了人，有人疾言厉色，有人娓娓相劝，有人推推挤挤，有人吵吵嚷嚷。于是，有人想趁乱把于松乔抱住拖起来，借机开门放出陈松源。
    但当他们刚一动手，于松乔突如其来地奋身猛冲，向左边墙壁一头撞去。随着“咚”的一声，检查所里一片惊呼，随即安静下来。
    只见于松乔满脸是血，飞快地退回到小房门口，坐在地上一动不动。
    如此一来，再也没人敢向他靠近了。
    终于，陆京士得到消息匆匆赶来。他挤过人群，来到这位同门师弟身边。
    “松乔，你自己身体要紧！”看着于松乔头上不断有血流出，陆京士不胜忧急，“你可否告诉我，你要哪位先生出来说一句话，你才肯听？”
    于松乔已很虚弱，他揩揩脸上流着的血说：
    “唯有——杜先生。”
    众人一听，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陆京士赶紧打电话到华格臬路杜公馆。杜月笙刚好在家，听完陆京士述说的情况，杜月笙当即便说：
    “你去告诉松乔，他犯不着为这件事体牺牲性命。我立刻派车子过去，接他到枫林桥骨科医院治伤。”
    陆京士赶紧跑回去告诉于松乔：
    “杜先生马上派车来接你去医院。”
    “杜先生也叫我离开这里？”
    “是的。”
    “不管陈松源了？”
    “你治伤要紧！”
    “好，我听杜先生的。”
    于松乔这才站起身，目不斜视地跟在陆京士身后向外走。检查所门口，杜月笙派来的车已经开到。
    于松乔一离开，人们赶紧打开小屋的门，放出陈松源。
    事后，陈松源自知理亏，对于松乔的过激行为表示不予追究。当然，当他晓得于松乔是杜月笙的徒弟之后，更是后悔自家贸然闯祸，自讨没趣，哪里还敢追究。
    经此一事，于松乔成了新闻人物，他的满腔忠义，慷慨壮烈，赢得上海各色人等的赞扬。他敢于扣押陈松源的故事被传诵一时，他本人更是成为了抗日救国的英雄好汉。
    这一场轩然大波为抗日救国工作做了很好的宣传，一日之间，黄浦滩市面上的东洋货一扫而空。各个经售东洋货的商家，自知自家“牌头”不会比陈松源更硬，抗日救国会的人既然连陈松源都不放过，哪个还敢抱侥幸心理？只好收起日货，退回日本厂方或批销机构。退不回的，也只好自认倒霉，藏到仓库里去了事。
    二、恐怖夜沪战爆发
    “上海抗日救国会”的主要力量来自杜月笙、虞洽卿、王晓籁等人的群众基础，尤其是杜月笙，他所拥有的社会力量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由他一手控制的青、洪两帮弟兄，一部分是通过陆京士、朱学范等可以运用裕如的广大工人群众。这些人在禁止日货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抗救会”的封锁越来越严密，有关东洋货的任何买卖活动他们都会得到情报，东洋货只要“一见天日”，便会立即被没收。贩卖日货的中国商人在货物被没收、被处罚金后，还要穿上印有“卖国贼”字样的囚服，立在站笼里供人参观或辱骂。如此一来，没有人再敢贩卖日货，以致日本人开设的工厂、商店里货物堆积如山，唯有关门大吉。
    这一阶段，杜月笙忙碌无比，一方面指挥“抗救会”从事对抗日本人的斗争，另一方面，利用他在上海金融工商各界的影响，积极组织募捐，将第一笔募到的10万大洋汇到黑龙江去慰劳前方马占山将军的部下。
    随后，杜月笙又会同有关方面，组织了一个“东北难民赈济游艺会”，假座新世界剧场，邀集名伶名票、各种游艺杂耍的演员，义务演出，同时更举办轰动一时的“名媛选举”，前后历时一月，筹得20多万元赈款，悉数转交赈济委员会，汇到北方救济难民。
    到了1932年元月，日本外交当局为抗议“抗救会”行动的官文，业已堆积如山。而此时，日本关东军为了转移人们的视线，以有利于日本军队迅速占领东北，决定在上海制造新的事变。
    日本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少佐接受“任务”后，与女特务川岛芳子密谋，决定制造一起由中国人杀害日本人的事件，为日本军队侵略上海提供借口。他们选定的栽赃目标即三友实业社。
    元月18日下午，5个日本和尚游荡到座落在华界江湾马玉山路的三友实业社门口，有意寻衅，引起厂里工人的愤怒，双方发生冲突，5个和尚被打成重伤。21日，日本侵略者以此为借口，由宪兵大尉重藤千春指挥日本青年同志会成员，纵火焚烧三友实业社，同时捣毁北四川路的中国商店。
    此事件激起上海人民的公愤，反日浪潮更加高涨。
    岂料，第二天，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反而向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解散抗日团体，停止抗日运动，否则日本海军将采取行动。
    元月28日，天寒地冻。中午，杜月笙和陆京士等一帮“抗救会”弟子门人，在华格臬路杜公馆围炉饮酒，商谈“抗救会”工作，电话铃声骤响，市长吴铁城的电话打了过来。
    和杜月笙同庚的国民党元老吴铁城，于元月7日刚刚接任上海市长一职，上任没几天就接到了日本舰队司令的最后通牒，他立即向南京政府请示，但国民党政府根据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命令吴铁城妥协，全面接受日方条件。
    接到这一命令，吴铁城颇费踌躇。民众的抗日情绪，正因三友实业社被焚事件汹涌澎湃，上海的民众团体已经组织了后援会，要求政府向日方严重抗议，索取赔偿。在这个时候接受日本侵略军的无理要求，无异于将自己置身于抗日群众的对立面，弄不好会被汹涌澎湃的抗日怒潮席卷而去。
    国民党政府的命令不能不执行，可怎样才能确保顺利执行不出意外，他只好与杜月笙商议。论公谊私交，吴铁城与杜月笙的关系都非同一般。就在半年前杜祠落成之时，吴铁城不但送匾、捐款兴建杜氏藏书楼，而且更亲临致祭与道贺。所以，他在将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作最后谈判之前，从海格路望庐私宅打电话给杜月笙。
    “你听好，日本第一先遣舰队已经开到了黄浦江里，村井约我作最后谈判，为了避免战祸，我们可能会答应日方的要求。”
    杜月笙一听，顿时头大。答应日方要求，岂不就是停止抗日，解散抗日团体！
    “这是南京政府的意思。”见杜月笙无语，吴铁城又加上了一句。
    杜月笙晓得，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已经导致东三省沦为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之下，全国民怨沸腾。如今上海放弃抵抗，真的能消弭战祸吗？怕是未必！
    “市长的意思是答应制止抗日运动，解散抗日团体？”
    “是的。”
    杜月笙深感为难，但他既已上了蒋介石的船，也只有一条道走下去了。他沉吟一下，最后说：
    “假使市长决意这样做，我只有照办，宣告抗日救国会暂时解散，我想大家多半可以谅解。”
    “不，问题不在这里！”吴铁城说，“宣告解散抗日团体不成问题，问题在于怎样制止抗日运动。”
    这个问题的难度杜月笙自然晓得，而就在此时他们通电话的时候，闸北、虹口两区的民众，纷纷携带细软，扶老携幼涌入苏州河南的英租界。这些上海市民宁可放弃自己的家园，也不给日本人做顺民，就足以说明他们对日本人的仇恨心理。
    在抗日怒潮空前高涨的时候，制止一切可能发生的抗日行动，谈何容易！以“闲话一句”驰誉于黄浦滩的杜月笙，这个“闲话”却是轻易不敢出口的。考虑了半晌，杜月笙只好委婉答复吴铁城说：
    “这件事体，在目前这种局势下能否做到，我想无论哪位都不敢打保票。不过，我会尽力而为。”
    杜月笙放下电话之后，立刻对酒桌上的几人说明情况。大家一听，不禁面面相觑。两个多月以前，发动劳工大众、帮会弟兄，参加抗日救国，如今却要紧急刹车，要全体市民停止抗日，出尔反尔，何以自圆其说？
    但是，不管说不说得过去，都要赶紧采取行动，以免稍一迟延，误了大局。
    于是杜门中人全体出动，分赴上海各区，传达杜月笙的吩咐，请大家务必保持冷静，尽量避免中日之间的敌对行为，至于这一紧急变化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目前天机不可泄露，日后大家自然会明白。
    吴铁城在得到杜月笙的答复后，立刻前往谈判。国民政府的忍让与委曲求全，令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深感意外。吴铁城为取信于日方，甚至当场下令上海公安局：
    “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有越轨违法行为，本市长本诸法治精神，仰该局即将该会取消，以维法纪，切切此令。”
    一小时后，协议达成。下午3点，上海时报“中日交涉解决，战祸可望避免”的号外发出，成千上万逃到租界的难民放心大胆地返回虹口、闸北家中。
    战事消弭，杜月笙也松了一口气，当晚便去辣斐德路辣斐坊16号四太太姚玉兰的香阁安歇。岂料睡到半夜，突然被密集的枪炮声惊醒，姚玉兰也从睡梦中醒来。两人披衣下床，走到窗前向外探视，只见正北天边一片火光，烈焰腾霄，红光映亮了半边天——这便是日本飞机轰炸闸北引起的大火。
    战争到底还是爆发了。
    “狗日的小日本！”
    杜月笙破口大骂，拿起电话打到吴铁城的公馆了解情况。吴铁城也是从睡梦中惊醒才晓得小日本背信弃义，发动了“一·二八”事变。
    杜月笙又将电话打到十九军军长蔡廷锴的驻地指挥所，主动请缨：
    “蔡军长，但凡有用得着我杜某人的地方，万死不辞！”
    十九陆军是从江西“围剿”红军的前线，奉命警卫首都南京被调到京沪铁路沿线的，其总部设置在上海。
    十九路军的高级将领都是当年的风云人物，其中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参谋长赵一肩等人都与杜月笙私交甚好。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让步，与日本侵略者顺利达成协议，十九路军当时并无作战防备。哪曾想，国民党政府的一再妥协，进一步助长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当天夜里11点40分，日本海军陆战队兵分三路，向驻守在闸北的十九路军发动突然袭击，展开猛烈进攻。
    日本海军陆战队分为三个大队，共约3000余人，武器精良，配备有轻重机枪、野炮、曲射炮和装甲军队。日本海军陆战队指挥官鲛岛以为，如此优势的火力和兵力，再加上日本皇军的赫赫声威，一定可以不战而屈敌兵，如同日本关东军占领东北，兵不血刃，一路畅通。岂知，倘若不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日本关东军岂有得逞之机！
    若论武器精良，十九路军只有步枪和手榴弹，最具威力的重武器也不过是轻机关枪而已。他们初到上海时，个个头戴草笠，打着赤脚，穿着草鞋，一袭暗灰军装。他们的装备和设备精良的日本海军陆战队无法相比。
    但是，武器装备并不代表胜负，鲛岛的如意算盘打错了。
    日军的猖狂进攻，激怒了十九路军官兵。他们奋起抵抗，死守阵地不退。同时，立刻把电话打到真茹指挥所。蔡廷锴一惊而醒，听清楚了日军业已大举进攻，不假思索地下达了命令，正与前敌指挥官的指挥不谋而合，那便是：
    “誓死抵抗，寸土必争！”
    当夜，宝山路至宝兴路一带弹雨纷飞，烈焰腾空，战火映红了半边天。
    1月29日，十九路军将领通电全国，慷慨陈词，表示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中日大战一开始，日军连连受挫。闸北地区街道狭窄，里弄纵横，日军的重武器在巷战中无从发挥威力，当他们的装甲车如庞然巨兽冲到了宝兴路，十九路军官兵置生死于度外，冒险攀到装甲车上，揭开车盖将冒烟的手榴弹掼进去，于是轰然一声车毁人亡，如此，接连几辆装甲车都被十九路军炸毁。
    天崩地坼的一番恶战，日军伤亡惨重。1月30日早晨6时起，进攻闸北的日军先用7辆大卡车，满载死伤兵士800余人，经北四川路绕道至汇山码头装入军舰，运回日本。
    接着，日本侵略者陆续增兵，前后使用了陆军11万、军舰10余艘、飞机数百架，而固守阵地的十九路军只有3个师，兵力3万，稍后又有增援的第五军及其他部队，总兵力始终不到8万，扼守防线，誓死不退，达一个月之久，从此“皇军无敌”，“4小时占领闸北”的日军狂言，为之粉碎。
    三、挺身援助十九路军
    “一·二八”事变发生后的翌日清晨，杜月笙便开始奔走，联合上海的名流、士绅、各界领袖，利用“抗日救国会”的原有班底，迅速成立了“上海市抗敌后援会”。杜月笙力推上海申报主人、著名的企业家史量才为会长，杜月笙本人和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出任副会长。
    在“一·二八”淞沪之战前一天的1月27日上午9点，杜月笙便与上海市商会会长王晓籁等一行数人，分乘两部汽车，前往十九路军蔡廷锴的司令部慰问。
    当时由于国民党政府奉行“不抵抗政策”，有消息称政府准备撤退上海驻军，又称十九路军有北上抗日的可能。杜月笙表示十分关心这桩事体，一见到军长蔡廷锴，便提出心中疑问。
    “实不相瞒，我的确打算组织西南国民义勇军，开赴东北抗日，这是我自家的主张。目前已经在本军志愿报名参加者中，挑选了6000名弟兄。如果政府决定撤退上海驻军，我将立即着手筹备寒衣，同时筹措4个月的军饷，在本月底下月初启程。”蔡廷锴说。
    “蔡军长，你的雄心壮志，兄弟十分佩服。筹饷和购置寒衣的事体，只要有用得着兄弟的地方，兄弟一定尽力而为！”杜月笙说完，又向身边的王晓籁等人说，“我和蔡军长是老朋友了，1929年蔡军长任六十师师长的时候，到上海考察，住在沧州饭店。啸天哥请他吃饭，约我作陪，那天晚上我们谈得十分投机。”
    “岂止是谈得投机？”蔡廷锴哈哈大笑，说，“那天晚上玩得也够痛快。”
    杜月笙所说的“啸天哥”就是杨虎杨啸天。杨虎和蔡廷锴早在广东时便已相识。那晚杨虎设宴欢迎，叫了不少上海名妓执壶侑觞、莺莺燕燕。九点钟吃好晚饭，杨虎又和杜月笙把蔡廷锴拖到外国堂子里去白相。那些金发碧眼的西洋女子，个个大胆泼辣，搔首弄姿，令蔡廷锴大开眼界。
    说起当年往事，两人开怀大笑。如今蔡廷锴已把乡下发妻接来，在爱麦虞限路金菊村设了公馆，与辣斐德路姚夫人居住的杜公馆不远，于是杜月笙又发出邀请。
    “哪天得闲，携夫人到辣斐德路，我们兄弟聚聚。倘使有事，可随时联络。”
    “一定！一定！”蔡廷锴又再三称谢。
    从十九路军司令部返回后，王晓籁对随行人员说：
    “杜先生的交游真是无人可比。随便哪一路的朋友，要找一个跟杜先生没交情的，倒是难事了。”
    后来杜月笙才了解到，十九路军奉命开到京沪一带之时，正值蒋总司令下野，陈铭枢、汪兆铭先后出任行政院长。十九路军官兵饷银欠了好几个月，1931年12月连伙食费都没有着落。蔡廷锴奔走交涉到12月中旬，好不容易才领到伙食费20余万元，却是军需署打的期票，居然全部空头。
    上海抗敌后援会成立后，第一步便是为十九路军捐款捐物，以解十九路军的燃眉之急。杜月笙首先通过新闻界的门人弟子，发动上海各报、各电台，全面报导十九路军对抗日军疯狂攻势的新闻，宣扬十九路军的英雄事迹，呼吁全民支持抗战，支援前线。上海民众热烈响应，从百万富翁到人力车夫，积极捐款捐物，前方需要捐什么，吃的、喝的、穿的、用的，自医药、寝具、食物、交通器材及至于砂包麻袋、砖瓦木石，只要报上登载、电台广播，民众便会争先恐后地往“抗敌后援会”送。
    2月1日上午，杜月笙又与王晓籁、黄炎培等十几人，冒着炮火到蔡廷锴的司令部慰劳。他们带去了大批的捐款、米面、罐头和日常用品。看到十九路军打胜仗，杜月笙不胜感慨。
    “十九路军在前方杀敌，物质方面所有需要，上海老百姓将全部负责供应！”杜月笙说，“前方需要什么，只管言语一声，后方一准办妥。”
    “谢谢！谢谢！”蔡廷锴对上海老百姓的全力支援十分感动。
    “现在上海老百姓出的钱款、物资已经很多，抗敌后援会的仓库里都快装不下了。我建议贵军设立一个机构，专门和后援会联络处理此项事体。”
    “好的！”蔡廷锴高兴地回答，“我尽快落实这件事。”
    随后，十九路军在法租界成立驻沪办事处，由范志陆任办事处主任，叶少泉、邓瑞人、杨建平、庄伟刚等人任副主任。尽管办事处人手众多，但由于收到的钱款、物资太多，一帮人整天忙得不亦乐乎。到4月下旬，所收到的捐款数额已经相当可观。于是，高级军官会议研究决定，从捐款中拨出一部分，将1931年8月到1932年4月，全军所欠发的9个月薪饷，一次性发清。
    当年十九路军所收到的捐款，除来自上海市民外，还有一部分来自全国各地以及海外侨胞。十九路军到底收到多少捐款，沪战结束后十九路军调往福建前，蔡廷锴请范志陆开出账目，现款为900余万，实物则无法计算了。
    在1932年前后，900余万现大洋着实是一个天文数字，十九路军实在用不完，剩下的大量款项，有一部分存进了上海国华银行。
    与此同时，上海市总工会联合上海工界成立了“战地服务团”，前后成立第一、二两团各为1000余人。第一团团长是杜月笙的学生子朱学范，第二团团长是对杜月笙极为仰慕的周学湘。他们的任务是穿越枪林弹雨，救护伤兵，运送弹药、慰劳品和食物。一旦有战区扩大，更要冒着生命危险，抢救和护送灾民。
    然而，就在十九路军奋勇抗敌，上海市抗敌后援会、战地服务团全力支援前线，连杜月笙本人都自带便当每日在抗敌后援会忙碌的时候，日本侵略军忽然叫停了……
    四、谈判桌上斥日将
    那日，杜月笙一身疲惫地回到辣斐德路的杜公馆，早有一位“安福旧人”在此恭候多时了。
    所谓安福旧人，是指中国北洋军阀时期依附于皖系军阀的官僚政客集团中人。当时该政客集团成立及活动地点在北京宣武门内安福胡同，因此称为安福系。这位安福旧人就是李泽一。
    李泽一和他的堂兄李老六李立阁，都是民国初年政坛上的活跃人物，同时跟随皖系大将，段祺瑞的姻亲，曾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的吴光新。吴光新是杜月笙的好朋友，每到上海必为杜公馆座上豪客。因此，杜月笙对李泽一与李立阁兄弟二人并不陌生。皖系所需的庞大经费，不是大举外债，便为贩卖鸦片所得。他们曾以公债券收购存土，公私两便，大发利市。李立阁和李泽一两兄弟，当时便是皖系派在杜月笙这边的代表，往后便成了吃喝嫖赌的朋友。
    后来皖系倒台，李泽一在政治上失去靠山，经济上断了来源。这位一贯过着穷奢极欲生活的军阀政客再另觅新主子的时候，被日本特务开山祖师土肥原看中。土肥原对他诱之以利，动之以“权”，当下一拍即合。李泽一从小政客摇身一变，成为了土肥原麾下的第五纵队成员。
    杜月笙对李泽一的去从并不知晓。只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在他所参加，或由他所邀约的赌局中，时常会有出手阔绰的北方人物出现，其中便有李立阁和他的本家弟弟李泽一。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之后，在华格臬路杜公馆和辣斐德坊姚玉兰夫人的香闺，李氏兄弟更成为座上豪客。有段时间杜月笙每晚都在姚玉兰夫人那边，每晚便有一桌麻将，一桌牌九，呼卢喝雉，通宵达旦。李泽一爱打麻将，一输十万八万面不改色。
    在杜月笙的印象中，李泽一为人四海，性格豪爽，特别是嗜豪赌，诸多地方与杜月笙颇多相像。因此，任何吃喝玩乐的场合，他都是理想的搭挡。他晓得李泽一很有钱，对于他的钱从何来并无疑问。北洋政府失意政客搜刮得来的家财，动辄以千百万计，毫不稀奇。1923年直皖之战，奉军查抄安福系人物的财产，当过财政总长的李思浩便被抄出1000万元，曾毓隽亦达330多万。
    但令杜月笙想不到的是，李泽一的钱却另有来源。长期以来，土肥原的特务机构大量搜集中方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名流、流氓帮会等各类资料，杜月笙也早已在他们的关注之中。因此不惜派出李泽一等人，挟资巨万，以投其所好的方式，设法接近拉拢杜月笙。
    而李泽一今朝造访，便是奉日本军方命令而来。
    寒暄过后，李泽一直接说：
    “日本军方认为，中日开火的问题，应该面对面谈判才好解决。”
    “日本军方？”杜月笙吃了一惊，抬头盯牢李泽一定定地看了半天，“你怎么晓得日本军方的意思？”
    “杜先生，不瞒你说，我也是受人之托。”
    “哦？”杜月笙越发不明白了。“受日本军方之托？”
    “也不能这么说，不过……”李泽一迟疑一下说，“日本军方确有停战的意思，如果杜先生想为上海人民消弭战乱，以抗敌后援会的身份出面谈判，这桩事体极有可能谈成。”
    杜月笙一听，这是个一举两得的好机会，一来可以让上海民众免于战火，二来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
    “如果日本方面确有此意，我到愿意出面调停。免除战乱，也是造福社会的事体。不过……”杜月笙略一思忖，说，“这样一桩天大的事体，我需要好好斟酌一下。”
    “好，我等你消息。”李泽一晓得杜月笙需要向中国官方请示，便说，“定下之后，务请赐我一个电话。我会约一位野村中将的高级幕僚来谈一谈，商榷一套切实可行的停战方案。”
    玩味李泽一这番话，杜月笙胸中了然，无论李泽一与日本官方是何等关系，最低限度，他是代表日本军方而来。如此看来，日本军方确有停战的意思。
    李泽一走后，杜月笙立刻把他智囊团的朋友、学生子请来商议。通常，凡有重大政治、外交问题，他都要先与他们详细探讨之后，方才作出决定。
    杜月笙向在座诸人叙述李泽一来访的经过后，杜氏智囊团的人大为兴奋，认为杜月笙以一介平民的身份介入国际交涉，成为穿针引线打破僵局的重要角色，着实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体，一致赞成杜月笙出面调停。
    “目前闸北虹口一带已成为一片瓦砾，十九路军未必能够尽歼日军，达成全面胜利。仗在中国地界打，多拖一天，就会多遭受一份损失。”陈群首先发言，他判断，“最要紧的，中央可能不愿在此时此地，和日军付诸决战。”
    “是这个道理！”陆京士更注重的是杜月笙的声望，“先生若介入国际事件的调停，身价地位将非同一般，这个机会不容错过。”
    “不过，这两天东洋军连吃败仗，莫不是他们要增援了，使用缓兵之计？”有人警醒地提出。
    “不排除这个可能。但是，东洋人想缓兵，我们自家是不是也需要缓一下呢？”杜月笙慎重地说，“即使东洋人想缓兵待援，我们用不着缓。那么，是不是可以趁机把他们一口吃掉？”
    于是，智囊团商量决定：报告官方，由官方决定后再付诸行动。
    事不宜迟，杜月笙立刻拨通市长吴铁城的电话。
    当时的上海市政府设在沪西枫林桥，旧沪海道尹衙门，跟法租界仅仅隔着一条界浜小河。而吴市长的私宅，就在法租界海格路上。由于事关重大，杜月笙只是在电话中与吴铁城简单说了一下，然后驱车直抵吴公馆，将李泽一的来访以及智囊团的分析全盘端出，请吴铁城定夺。
    吴铁城听后即向国民党政府请示，奉行“不抵抗政策”的国民党当局自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妥协的机会。但由于曾经被日本人耍过一次，担心再次上当，被国人谴责，因此给了杜月笙一个模棱两可，而又态度鲜明地指示：
    “需不需要和日本军政要人会晤，这个问题由杜月笙自家决定。”
    杜月笙心领神会，立刻着手会晤日本军方。
    杜月笙先到法国总领事馆，跟驻沪总领事甘格林密谈，要求会晤地点安排在法国驻沪总领事馆，并邀约甘格林总领事到场参加。英、美、法都在密切关注中日战局，甘格林当然想了解杜月笙与日本军方秘密会晤的内容，于是慨然允诺。
    但当杜月笙把这个决定告诉李泽一的时候，李泽一却深感为难。因为日本人要的是杜月笙“上海抗敌后援会”负责人的身份与地位，并不同意有第三方国参加。
    “杜先生为什么要作这样的安排呢？”李泽一困惑地问。
    “首先，我要考虑到自家的名誉和地位。甘格林答应我，万一将来事情弄僵，比如出现‘一·二八’那样出尔反尔的事体，他会代我洗雪。”
    “甘格林是法国人，他怎么能够……”
    “甘格林兼任法租界公董局总董，我是公董局华董，和华人纳税会会长，我以这个身份，以保护法租界的名义与日本军方会晤，岂不是更好一些？”
    李泽一哑然失笑，心想，杜月笙真不愧是老奸巨猾，他晓得上海民众以及全国人民都强烈要求抗战，反对妥协，凡有通日嫌疑的人，无不像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如此一来，即使事情办砸，他自家也不承担任何罪名。办好了，自然是名利双收。
    李泽一只好去向日军指挥官海军中将村野汇报。村野是继“一·二八”事件祸首日本第一先遣舰队司令盐泽少将之后，出任日本指挥官的。他急于停战的原因，正是由于开战后连吃败仗，再打下去，唯恐兵力不济，只好用缓兵之计，停火待援。但若直接向中方提出停战要求，又担心被拒绝有失体面，便决定先作非官方谈判，一探虚实。于是，他们想到了杜月笙。
    之所以选中杜月笙，一则由于杜月笙与国民党当局关系密切，二则由于他有“上海抗敌后援会”的身份，其作用非同一般。如今杜月笙却公开回避了这两层关系，令村野中将不胜恼火。但迫于急于休战，只好接受了杜月笙的会晤方式。
    五、两小时炸平租界
    会谈之日，杜月笙身穿狐皮长袍，带着秘书、翻译，与多名保镖，分乘两部轿车，准时驶抵法国总领事馆。随后，李泽一陪同几位身穿西装的日本军官来到。
    岂料，李泽一刚刚介绍完双方身份，双方站在长条桌两侧还不曾落座，日军代表便板起面孔，气势汹汹地用中国话训斥杜月笙：
    “十九路军必须撤出所驻守的防线！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闸北地区，事先曾获得上海租界各国防军的谅解，是完全合法的！”
    杜月笙一听，霎时心头火起，但他晓得有理不在声高的道理，便转过头去问甘格林：
    “请问总领长，可有此事？”
    甘格林尴尬地笑笑，摇摇头表示否认。
    “好，就算有，”杜月笙看着刚刚发话的那位谈判代表，提高声音说，“请问贵军攻打华界，租界有什么权力表态？”
    对方一时语塞，气得干瞪眼。
    李泽一连忙出来打圆场，陪看笑脸对杜月笙说：
    “杜先生，今天谈的事情很多，让我们坐下来，从长计议，好吗？”
    杜月笙并不回答，仍然注视着日军代表的反应，直等那几名便衣军官无可奈何地先坐下去，他才在法国总领事甘格林身边，和日军代表隔一张长会议桌，面对面坐下。
    杜月笙不是第一次和日本人打交道，他晓得他们的心理，所以给了他们几句软中带硬的话以后，便直挺挺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李泽一是土肥原系下的角色，比杜月笙更了解日本人。于是，他站在中间人的立场，重新挑起话题。
    “杜先生是以上海市民生命财产为重，到法国领事馆来会晤日军代表，听一听日方停战的意向，然后以私人关系代为转知上海军政当局，试探一下可否借此重开恢复谈判之门……”
    李泽一说完这一段话，停了一下，见日军代表没有反驳或者不同意的表示，看看杜月笙说：
    “那么，请杜先生先发表意见，如何？”
    “我今天只带了耳朵来。”杜月笙语惊四座，不紧不慢地说，“正如李先生所说，我就是来听听日方有没有停战的诚意！”
    “当然有。”李泽一抢先回答。
    “不过，日方停火是有条件的。”日军首席代表赶紧补充一句。
    杜月笙并不接话，而是一言不发，仿佛不曾听见。
    甘格林一看场面又要闹僵，命令翻译为他传话：
    “杜先生刚才说过，今天来此就是为了听取日方的意见。贵方如有条件，请提出来。让杜先生向华方代为转达。”
    于是，日军代表提出一连串的停火方案。首先要求十九路军撤出上海，以免肇致两国军事冲突。杜月笙听了，哈哈大笑。
    “冲突在1月28日深夜就由贵军造成了，结果是贵军的飞机被打下来，铁甲车被十九路军活捉，人员死伤惨重。现在要避免冲突，十九路军在自家的地界，为什么要撤？照说应该是日本军队开回公共租界。”
    “中方也要撤兵！”日军代表强词夺理。
    “日本军队占领了中国的地方，撤退是应该的。中国军队在自家的地面上驻防，为什么要撤退呢？”
    李泽一不等日军代表开口，赶紧岔开话题说：
    “杜先生今天会见日军代表，主要是为了转达日方的愿望，方才日军代表已经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了。”他委婉地提醒杜月笙，“杜先生，你看是否先与官方商量后，再由官方以外交途径解决？”
    甘格林一听，赶紧附和：
    “对，正式的交涉，本应由官方出面。”
    至此，杜月笙无话可说，日军代表也再无表示。
    杜月笙回到华格臬路杜公馆，吴铁城的两位秘书耿嘉基和王长春早已在客厅里等候。耿、王二人听完杜月笙报告的会晤经过，立刻回枫林桥市政府向吴铁城复命。
    吴铁城根据杜月笙提供的情况，认为日方确有谋和诚意，至少谈判之门业已敞开，所以积极运作，最后由甘格林发起，在英国领事馆举行有英美法总领事参加的谈判会议。中方参加的有吴铁城，十九路军七十八师师长区寿年。日方参加的有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松，海军第一先遣舰队司令官盐泽少将，最后终于达成自2月2日起，停火三天的协议。
    但是，停战三天未到，日方在获得补给增援后，再次撕毁协议，于2月4日下午3点提前向闸北开炮，飞机更在青云路、宝兴路、新疆路、宝通路等处投掷炸弹，上海再度陷入战火之中。这次战役一直打到3月3日，双方进入半休战状态，持续到5月5日，中日双方再次签订停战协议。
    就在淞沪之战进入第二阶段的时候，杜月笙以他强大的群众力量为后盾，又在外交场合大出了一次风头。
    日本军队攻击中方阵地，始终以公共租界为基地，公共租界也有日本人的一份，租界当局无话可说。然而，2月24日、25日、26日几天里，前后共有几千名日军乘黑夜登岸，潜往法租界的辣斐德路、祁齐路一带，然后分散住进日本侨民家中或店铺中。
    杜月笙耳目众多，很快便知晓了这一消息，这数千名日军的目的，便是企图由法租界冲入沪西，抄袭江湾、庙行一带十九路军的右翼。
    当时，2月24日以后，日军新任司令官白川义则大将亲自指挥，以江湾跑马厅为炮兵阵地，集中兵力包围十九路军第六十一师的江湾阵地，展开最猛烈的攻击。自江湾阵地一线到庙行小镇，接连打了9天，十九路军誓死不退，寸土必争。
    如若让日军的包抄阴谋得逞，十九路军则必败无疑。
    杜月笙立刻电话通知吴铁城和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十九路车紧急加强江湾、庙行后侧的防务，吴铁城则呈报外交部。2月27日，我国外交部便照会法国公使，请他转饬驻沪总领事和法租界当局，“迅将潜伏界内的日军立予驱逐”，“嗣后务须严密防范，勿使潜入，以免肇成祸端”。
    在外交部的照会到达之前，杜月笙已经跑到法国驻沪总领事馆，找到甘格林当面质问，有没有这个事情？甘格林晓得，杜月笙既然跑来责问，便是掌握了证据，只好坦然承认。但接下来他又陈述了自家的苦衷。
    “潜入法租界的日军有数千人，武器装备一应俱全。租界当局若采取强硬行动，必然会因激生变，给法租界弹丸之地招来战火。”
    杜月笙听了，非常气愤，他告诉甘格林说：
    “日本军队混入法租界的目的，就是以法租界为根据地，攻击中国军队。中国军队为了自卫，照样会炮轰法租界，你以为法租界会安全吗？”
    “我想，日本军队在租界上不会耽搁得太久！”
    “未必！”杜月笙干脆地说，“实话告诉你，兹事体十九路军已然知晓。日军混入法租界，要出大事体了！我请你明天一早邀请各国领事和中日双方的高级代表，开一次会，彻底解决这一大问题。”
    “你一定要把这件事情公开吗？”甘格林着急地问。
    “公开了，才能解决掉。”杜月笙再进忠告，“不然一定会出大事体！”
    甘格林只好点头答应。
    第二天上午，各国驻沪总领事全部赶往法国驻沪总领事馆，中国方面由上海市政府秘书长俞鸿钧亲自出席，杜月笙是法租界华董的首脑，他准时赶来参加。
    会上，甘格林首先说明召集此次会议的目的，日方认为他们有权在法租界驻军，中国则指控日军利用法租界作掩护，向中国军队发动攻击。法租界可否任由日军驻扎或通过，请领事团决断。
    岂料，甘格林话音刚落，日本总领事村井仓松霍然起立，厉声咆哮，大放厥词，一连串的威胁恐吓迸发而出。在座各国领事为之震惊，一个个噤若寒蝉。
    ——没有人敢保证村井的恐吓不会变为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哪个还敢说话呢？
    会议席上的情势对于中方极为不利，倘若即刻表决，结果将会与杜月笙的初衷相反——使日军利用租界为军事根据地变为公开与合法。
    村井咆哮一阵过后，见各国领事无一敢站出来说话，得意地放声大笑。就在大家暗暗担心的时候，没想到杜月笙猛的一擂桌子，倏地站起来，挥舞拳头，高声喝道：
    “好！东洋兵尽可以进驻租界，尽可以利用租界打中国人，你们尽可以通过这个议案。不过，我杜月笙要说闲话一句：只要议案通过，就让日本军队统统开进来，外国朋友一个也不要走，我杜月笙要在两个钟头之内，毁灭租界！我们大家一道死在这里！”
    杜月笙说罢，又一拳“咚”地擂在桌子上，一个转身，大踏步离开会场。
    各国领事被惊得目瞪口呆，一个个面面相觑。哪个不晓得杜月笙“闲话一句”的金字招牌？杜月笙在上海有多少帮会弟子，门生门客，他手里掌握多少群众，在座的人没有一个心里不明白，只要他“闲话一句”，自有为他拼命效死的人。两个钟头“毁灭租界”，从杜月笙嘴里说出来的就绝不是空口白话！
    杜月笙此次赴会是作了准备的，为了震慑日本人，特地带了一帮武角色，包括顾嘉棠、芮庆荣、高鑫宝这帮老弟兄。当时一帮弟兄连同保镖司机、司机助手等就等在门外，杜月笙大光其火的时候，一帮弟兄听个正着。这晌见杜月笙出来，一个个得意洋洋，欢天喜地，簇拥着杜月笙回家。
    芮庆荣毛焦火躁脾气，一路大谈邀集各路人马，甩炸弹纵火放手枪，要把寸土寸金的法租界炸平。高鑫宝在笑他憨，顾嘉棠心直口快，啐了芮庆荣一口说：
    “呸！月笙哥摆得下千斤重担，你以为外国赤佬真的敢挑？说说罢了！你们放心，外国赤佬绝对不会再让东洋兵进驻法租界！”
    这一点，倒是让顾嘉棠说中了，当天开会的结果虽然是不了了之，可是当天夜里，潜伏在法租界的数千名日军，竟然全部趁着夜黑人静，悄悄撤离了。
    六、史量才死于谁手
    从1月28日沪战爆发到2月底，侵沪日军陆续增加到10万人，而十九路军连同后来参战的一部分第五军官兵，总共不到4万人。但坚持抗战一个多月，打得日军三易主帅，仍不能有所推进。
    但在国民党政府对日“不绝交，不宣战，不讲和，不订约”的外交方针指导下，在美英法等帝国主义的干预下，3月24日，中日双方再次开始停战谈判。5月5日签订了《淞沪停战协议》，十九路军被迫退出上海。
    战事结束，杜月笙回到辣斐德路的杜公馆，躺在大烟间里，一榻横陈，整个人像散了架，似乎再也提不起精神。停战是好事，但《淞沪停战协议》的不公平，让杜月笙颇为郁闷。
    正在长吁短叹的时候，史量才忽然来访。
    史量才，字家修。江苏溧阳人，晚清秀才。20岁时到上海，最初在南洋中学任教，之后创办了一所女子蚕业学校。史量才的崛起沪滨，与杜月笙相比，却是另具途径。1912年，史量才花15万银洋，盘下上海申报馆，从此宏图大展。对于史量才的“瓦块翻身”，坊间猜测颇多，一种说是他巧遇贵人，得了北洋政府第十八任财政部长张弧之助，一种说他娶的太太原是北里名妓，给他带来大量私房。
    接办《申报》后，史量才大刀阔斧，锐意革新，聘请陈景韩（冷血）为主笔，聘请王钝根创办我国第一个副刊——《自由谈》，使《申报》销量扶摇直上，由1.7万余份猛增到7万份，两三年后史量才便成为了海上巨富。1931年前后，他又掌握了唯一销数超过《申报》的《上海新闻报》半数以上的股份，同时出任中南银行董事长，并在造纸、纺织、机器制造等业均有巨额投资。
    一听说史量才到，杜月笙放下烟枪，从烟榻上坐起来。在抗敌后援会的合作，使杜月笙和史量才成为了亲密无间无话不谈的朋友，在抗日救国这一点上，两人的观点多有接近。因此，史量才一进来，杜月笙便大发牢骚：
    “我就是想不通，苏州河以北，沿安亭镇东侧，北至望仙桥、沙头、浒浦口一线以东，中国军队不得进驻，而日军则可以暂时驻扎。家修兄，你说这是什么道理？”
    “没道理。”史量才说着坐下，也是一脸的苦闷，“浦东不驻兵，苏州河以南不增兵，在中国的地界却都是制约中国军队的！”
    “真的是没道理！”
    这时候的杜月笙，在上海以及全国人民抗日爱国浪潮的推动下，特别是通过和史量才、黄炎培等人的接触，思想上发生了微妙变化，与国民政府之间有了一些距离。此前3月的时候，杜月笙、黄老板等人受聘为国民政府定于4月7日召开的国难会议的会员。杜月笙与王造时等几十名国难会议的会员，一道签署了一个要求抗日到底，结束党治，实行民治的提案，并同这些人一起抵制国难会议，因为国难会议不容讨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的问题。
    “如今不用抗敌了，我们这抗敌后援会的使命也该结束了。”杜月笙说，“改个名称吧，战争带来的问题太多，工厂停工、工人失业，成千上万的上海市民无家可归，三餐不继。”
    “哈，想到一块去了！”史量才说，“改为上海地方维持会咋样？”
    “地方维持会，好！”
    于是，“上海抗敌后援会”正式更名为“上海市民地方维持会”。会长仍由史量才担任，副会长则有杜月笙与王晓籁，会员有虞洽卿、钱新之、陈光甫、张公权、黄炎培等人。
    黄炎培是上海浦东人，毕业于上海南洋大学，曾赴日本留学，是一位著名的进步人士，史量才接办《申报》后，他受聘担任《申报》设计部部长。当年《申报》被国民政府禁止邮递，史量才托《申报》驻南京办事处主任秦墨哂通过蒋介石行营秘书长杨永泰疏通，蒋介石提出的条件之一便是要求史量才辞退黄炎培。史量才回复说，黄炎培并不到报馆上班，也不负责任何业务。他是自己的老朋友，由于生活困难，只是按月送一点津贴而已。
    而黄炎培与杜月笙是浦东老乡，因此两人多有往来。
    维持会会址设在福煦路一百八十一号已经停业的赌场内，成立不到半月，于当年6月7日再次改组为上海地方协会。地方协会以其民间组织作为主体，请上海市社会局出面，邀集全上海的有关机关团体，组织规模庞大，实力雄厚的救济会，协助工厂复工，介绍失业工人获得工作，维持失业者最低限度的生活，同时资遣剩余劳力回到他们的故乡。于千头万绪一团乱麻中，总算群策群力将诸多事体逐一解决。
    正如时任上海市政府秘书长的俞鸿钧述及一·二八沪战时所指出：
    “一·二八淞沪战役，我军激于义愤，仓卒应战，诸凡一切军需供应、军民救护、失业救济等问题，均需要地方协助。是时（杜月笙）先生担任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曾竭其全力，协助政府，解除困难。”
    为倡导抗日，反对内战，同年8月，杜月笙又与史量才、王晓籁、朱学范、李公朴等人组织了“废止内战大同盟会”，声称该会的宗旨是“集合全国人民为肇止内战之运动”。该会草章规定：
    “如有政治纠纷发生足以引起内战时，本会应劝告双方信任若何民意机关（正式国民代表机关成立之前，法定民间职业团体可替代之）调处之。任何一方绝对不得以武力解决”；“不幸内战竟发生时，本会团体会员及个人会员应一致拒绝合作，更得采用非武力之适宜方式制止之。”
    杜月笙是该会五个常务理事之一，也是该会经济委员会十名委员之一，专门负责筹集反内战的捐款。后来杜月笙成立恒社，恒社弟子大部分反对内战，主张抗日。
    杜月笙和史量才等人的主张肇止内战，很明显有悖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一贯主张。后来史量才更允许《申报》及副刊《自由谈》刊登鲁迅等进步作家的文章，冷嘲热讽地抨击国民党政府，甚至发表《围剿评论》，公开反对蒋介石“围剿”红军，越发锋芒毕露。
    但是杜月笙无论如何不曾想到，这位配合默契的朋友，竟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暗杀。
    那天杜月笙正在华格臬路杜公馆和杨管北商议他在工商方面的业务，突然万墨林一脸沉重地走进来。
    “爷叔，出大事体了。”
    “啥大事体？”
    “史先生出事了。”
    “出了啥事？”
    “在沪杭国道上遇刺了……”
    杜月笙呆住了，然后连连摇头。
    “这怎么可能？怎么可能呢？”他看一眼杨管北，“小开，那些事你自家看着办，我马上去史家。”
    原来，1934年11月13日，史量才带着长子史咏庚前往南京照料业务，返回的时候，亲友都劝他坐火车，他偏要乘私家小包车，沿京沪杭国道徐徐进发，以便沿途欣赏美景。
    在快要驶抵上海的时候，大路当中有人拦车。司机怕伤了前面人的性命，只得紧急踩刹车。车子一停，立刻有数名彪形大汉将车子团团围住。史量才以为遇到了劫匪，摇开车窗，大声喊：
    “你们要多少钱，我照付，千万莫要动武！”
    壮汉们也不言语，只管板紧面孔，打开车门，喝令史量才：
    “出来！”
    “各位若需用的数目很大，我可以人格担保，一回上海，立刻奉上。”史量才一边下车一边说。
    “可惜，我们不要钱。”一名壮汉说着，掏出了手枪，“对不起了，我们受人差遣，跟你史先生向来无过。”
    话音一落，枪声响起。史量才身子一震，扑倒在地。
    此时，史量才的儿子史咏庚正坐在汽车后座，枪声响时，他一把推开车门，撒腿狂奔。行凶的壮汉没料到他会突然有此一举，急忙开枪射击。可是史咏庚身手矫捷，转眼间便逃得无影无踪，最后总算保住了性命。
    杜月笙来到史公馆的时候，整个史公馆哭声一片。史量才比杜月笙年长8岁，正是事业如日中天的辰光，突然遭此不幸，对家人的打击可想而知。
    但杜月笙不曾想到，史量才死后，最大的受益者竟是他自家。杜月笙不但由上海临时参议会的副议长升为议长，由上海地方协会副会长升为正会长，更受史量才的遗孀和子女委托，接管了《申报》。
    接手《申报》后，杜月笙成立了“申新时商四社联营处”。“申”即《申报》，“新”指《新闻报》。杜月笙不但代史量才接任了《新闻报》董事，同时将他超过半数的股权，纳入亲自掌管运用之中。“时”为《时事新报》，那是杜月笙自家所有，是他出资交由张竹平主办的报纸。“商”曰《商报》，乃是杜月笙为董事长、老朋友李征五创办的报纸。
    有关史量才的死因，周围人众说纷纭，对于既得利益者杜月笙，自会有人说三道四。唯有史量才的遗孀和子女对杜月笙深信不疑。
    随后，人们渐渐知晓，史量才之死，与南京政府相关，死于特务之手。围绕杜月笙的谣言方始不攻自破。而杜月笙对于史量才遗属的关照，更是无微不至，连史咏庚和他的朱氏夫人闹家务纠纷，几至涉讼，都是由杜月笙亲自调解，使这对已成怨偶的小两口宣告离婚。
    而史量才死后，“上海市地方协会”的宗旨渐次改变，已不再是以支援抗战为目的。其主要成员也逐渐成为上海金融工商界上层人士，并渐次扩大，后来发展到240多人，在金融工商界的影响已经非同一般。通过控制“上海市地方协会”，杜月笙的地位更加显赫，俨然成为了一方社会领袖。
    七、“春申”门下三千客
    随着杜月笙社会地位的进一步提高，影响的进一步扩大，杜氏门生越来越多，涵盖面也越来越广。不仅涵盖青洪两帮、新闻界、文化艺术界，更涵盖金融工商界、政界、军界，乃至国民政府高层。于是，杜月笙的得意学生子陆京士便有了创办恒社，弘扬师门的设想。
    1932年10月的一天晚上，杜月笙在华格臬路杜公馆与几个朋友玩麻将，陆京士悄无声息地走进来，站在杜月笙身后，恭恭敬敬地等候。
    “京士，你有事？”杜月笙一回头，看到身后的陆京士。
    “有事，等你打完这一圈。”
    “不用，叫墨林过来接着！”
    立刻有侍奉茶水的娘姨喊来万墨林。于是，杜月笙与陆京士移驾隔壁的古董间。
    两人坐定，侍奉茶水的娘姨退下后，陆京士才开口。
    “以先生今朝的地位，又有门下三千客，何不成立一个组织？”
    “哦？有道理，细说说。”杜月笙一听来了兴致。
    “我的意思是，成立一个组织，将杜门弟子门生纳入可塑性组织。如此一来，要办事业，这个组织是力量的源泉；要交朋友，这个组织是沪上精英荟萃之所，声应气求，谊切金兰。在这个组织的所在地设立会员高级俱乐部，想玩，大家都可以聚在一起，吃喝嫖赌，交流感情。”
    “这个主意不错。”
    杜月笙当下表示赞同。他晓得帮会的形式早已不适合今朝的需要，青帮这种形式也早已过时。为了广收各路“英雄”，他在多年前就改变了青帮“开香堂”收徒弟的一套传统方式，如今再改帮会形式为社团形式，的确是与时俱进的好办法。
    旋即，杜月笙将智囊团中的文角色全部请到，商议这个组织的细则。为杜月笙打理正始中学的陈群，给这个组织取名为“恒社”。
    恒，是取义《周易》上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如月之恒，如日之升”，暗含杜月笙名字中的“月”字，并含有以杜月笙为中心，也以他为立身处世的最高“典范”的意思。英文为“Constantclub”，可译为“永久俱乐部”，包含“恒”的意思。
    恒社社徽为一圆形图案，图案中间是一鼎铜钟，钟的外壁正中为一轮新月。钟表示发声之源，与“笙”同音，加上月芽，即为“月笙”，周围再以19颗星组成花边，形成“众星拱月”之势。“19”代表恒社理事人数，“众星拱月”代表了恒社弟子与杜月笙的关系。
    1932年11月22日，由杜月笙指定的19名恒社发起人，在西爱威斯路举行了“恒社”筹备会议。这19名发起人亦即第一届理事会理事，那一纸名单可谓声势显赫，包括工运巨子陆京士、朱学范，上海吴淞商团团长、商会负责人唐承宗，汇丰银行买办徐懋棠，上海新闻界的唐世昌，社会局的王先青、许也夫、张秉辉，逸园跑狗场总经理东云龙，名律师鄂森，还有学运健将后为律师的周孝伯，富商孙祥簋及傅瑞铨，招商局船务科长洪雁宾，四明银行经理张颂椒，东新进出口公司经理黄振东，买办蔡福棠——至于杜月笙开山门的徒弟，大世界总经理江肇铭，还是杜月笙特地关照，才得以加入的。
    而恒社成立伊始的130名社员，同样是身份地位非同一般的人物，有来自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任职者，如陈君毅、汪曼云、林美衍、黄香谷、黄造雄等；有来自国民党上海市社会局的任职者，如张秉辉、许也夫、王刚等；更有邮务公会的任职者，渔市场的任职者，法商电车公司任职者，交通业任职者，以及来自新闻界、电影界、京剧界的人士。此外，还有些不便身份公开的人物，如国民党政府立法委员简贯三，以及孔祥熙公馆中的一些人。恒社在军界的人极少，唯一的一名将军级军官王兆槐，还是戴笠出于工作之便，命令他拜到杜月笙门下的。究其原因，并不是军界之人不想拜在杜月笙门下，而是杜月笙晓得蒋介石最忌讳别人插手军界，他要维持和蒋介石的关系，自然不敢问津这一“禁区”。
    1933年2月25日，杜门弟子在法租界爱多亚路息庐举行隆重的开幕典礼，宣告恒社正式成立。130名社员全部到齐，杜月笙作为恒社名誉理事长亲临“指导”，法租界特派总监到会祝贺。与以往帮会不同的是，恒社是经国民党社会部批准，并在法租界注册登记而公开开张的民间团体。
    恒社以“理事会”为领导机构，下设三科18组，计有总务、秘书、庶务、设计、娱乐、京剧、宴会、经济、旅行、交际、教育、法律、卫生、摄影、职业介绍等。杜门人才之多之广，恒社活动范围之大，由此可见一斑。
    恒社作为一个上流人物的组织，其大门并不向杜月笙所有弟子敞开，而是仅限于有社会地位的人。恒社社员的审查手续相当严格，陆京士为此定了一个“重质不重量”的标准。具体有四条。一、文科须科长级以上；二、武职限少校级以上；三、工商界须主任级以上；四、年龄至少满30岁。陆京士通过后，最后是否吸纳，还要经杜月笙点头。
    凡是要求入会而落选的人，则可以加入杜月笙的弟子所领导的组织，如毅社、靖社、励社等。从而在各界收罗了一批可以加以利用的人物。
    凡参加恒社的人，都要举行一次隆重拜师仪式。该仪式由青帮弟子开香堂发展而来。届时，息庐内燃起胳膊粗的红烛，点燃寿字浸香。椅子上一式的缎子椅垫，地上铺着红地毯。理事们全部先行到场，然后杜月笙出场，坐在前方正中的檀木椅子上。理事们和参加仪式的老会员分别坐在两旁。
    新申请入会的人，要事先准备好门生帖，写明自家的祖宗三代，以及愿拜门下，听从教诲等语，由介绍人和本人具名，并准备好贽敬礼。仪式开始后，他们一起侍立在下边。司仪将他们的红帖子递上去后，便按顺序点名，点名后集体向杜月笙鞠躬。然后新老社员互相鞠躬行礼。最后是杜月笙训话。
    这些新入会人员所交的贽敬礼礼金，统统存起来，取其利息作为恒社的日常开销。恒社弟兄之中倘遇天灾人祸、重大事故需要经济支持，可以动用基金或由杜月笙代为筹措款项。所有恒社社员均可得到杜月笙的庇护，得到同门弟兄的协助。
    恒社的活动，有春秋两季社员大会，此外还有彩排、聚餐，每年7月15日为杜月笙祝寿等。凡有此类集会，以及逢年过节，恒社都要大设赌局，抽头所得，充作恒社日常开销。
    在平时，每天晚上恒社要固定开一桌饭，恒社同人可以随意用餐，人多的时候，另外再叫，饭桌上欢声笑语，其乐融融。晚餐后大厅里的灯盏全部打开，灯火辉煌之中，会员们有的聊天，有的下棋，有的谈生意。隔壁一间大厅里却是锣鼓喧天，清唱平剧拉开序幕。
    万墨林在社员中穿来穿去，凡是有什么问题需要杜月笙解决的，一律由他带为转达。
    杜月笙作为恒社的赞助人、名誉理事长，除了收学生或有大事外，一般不去恒社。恒社日常领导事宜由陆京士负责，日常事务则由万墨林处理，万墨林几乎每天都穿梭于杜公馆和恒社之间。因此，每每提到恒社，杜月笙便说：
    “学生子实在太多了，我也认不清楚，反正只要京士和墨林认得便是。”
    到抗战之前，恒社弟子已发展到800多人，其中工商界最多，占了44%，其次是党政军警，占了29%，其余属于文化界。而他们都是各方能人，都有身家事业，其中便有数十位大公司、大银行、大工厂、大商店的厂长、总经理、买办或董事长，他们都是经常出入杜公馆的红人。这些工商界新锐人物的庞大事业，构成了杜月笙的卫星组织，使杜月笙的能量越发势不可当。
    八、装甲汽车敬师门
    杜月笙的800学生子中，可谓人才济济，唯有三匹野马，让他又爱又恨。他不仅无法驱策驾驭，甚至拉不住他们的缰。三匹野马的所作所为，常让他摇头叹气，大呼“头疼”！
    这三匹野马的共同特点就是野心奇大，勇气无匹，一张嘴巴能让顽石点头，任什么人什么事，他们都能搭上头，立刻能从毫无关系变成关系密切，最令人称奇的是气派大得吓坏人。杜月笙要摆场面，办大事，真还少不得这三匹野马。
    可这拉不住缰的三匹野马，也会时不时地给他惹出些是非。
    有天杜月笙闭门家中坐，万墨林慌慌张张跑来。
    “爷叔，不好了。”
    “别慌，有啥事慢慢说。”
    “章荣初惹事端了！”
    一听到“章荣初”这三个字，杜月笙大叹一声：
    “又是这小子！”
    章荣初是3匹野马之一，为人大来大去，进杜门之后，曾经有过五次崛起、五度翻倒的惊人纪录。这一次不晓得又创下了什么事端！
    “他刚刚带钱庄小开来恒社，听说把小开的钱庄用光了！”
    “章荣初这小伙子，我想尽方法都拉不住他，真正叫我头疼已极！”他顿足叹息，憾恨无穷。
    原来，章荣初和一位钱庄小开轧上朋友，那位小开对他佩服得五体投地，一天到晚生怕章荣初不开口拿钱，如此不到两年，他用了小开300万大洋，一爿历史悠久，真正资金雄厚的钱庄，硬是倒闭了。
    章荣初却一拍胸脯说：
    “从今以后，你们一家跟我章某人过日子，吃喝玩乐尽管开口。有朝一日时来运转，我自会赚一爿钱庄还你！”
    “他拿什么还人家钱庄？”杜月笙听罢，恨得直拍桌子。“他真是丢尽师门的脸！叫他往后不要再来见我！”
    万墨林将杜月笙的话委婉地告知章荣初，章荣初顿时有些紧张起来。
    “这么说，我最近不能去见他老人家啰？”
    “顶好歇一段时期。”万墨林老老实实地回答。
    “不！”章荣初忽然精神一振，“我自有办法！先生不是不要见我吗，我就送一样东西给先生，让先生天天见到这件东西，天天会想起我。”
    “只怕不容易吧。”万墨林提醒他说，“杜先生什么东西没有？你能送他一件东西，他会天天使用？”
    “我自有办法！”章荣初若有所思，然后神秘地一笑，“我到美国最大的汽车厂，订造一部名牌保险汽车，防弹玻璃，铁甲钢板，牌子指定凯迪拉克（Caldelac）。我要在司机座位后面嵌上一块铜牌，刻上‘夫子大人赐存，生章荣初敬赠’。先生天天坐这部车子出去，天天就会看到我的名字了。”
    “主意是不错，这样东西先生倒是没有。只是……”万墨林问，“造这样一部车子要多少价钱？”
    “大不了一万美金。”
    “1万美金？”万墨林吓了一跳，然后说，“你口气蛮大哟！晓得你目前什么状况吗，你正在翻倒的时候，你到哪里去借这么一笔大数目？”
    “你等着瞧。”章荣初耸耸肩膀，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
    几天后，章荣初再次来到恒社。见到万墨林，章荣初嘿嘿一笑。
    “5000美金的定洋，我已经汇出去了。”
    万墨林这次吃惊不小——章荣初这小子真正是匹脱缰野马，在如此窘迫的时候，竟会花1万美金订造一部汽车敬献师门！天大一桩事体连个招呼都不打，万一杜月笙拒绝接受，那章荣初又该如何是好？就目前境况，1万美金对于章荣初确实比山还重。应该帮他想个法子，莫让他的一片孝心落了空。
    “你去找顾家叔叔商量商量。”万墨林想来想去，唯恐这副重担自家担当不起。
    于是，章荣初找到顾嘉棠，把一桩事体的前前后后叙说一番。
    “我明白了，你是要送先生一部铁甲汽车？怕他不肯收？”顾嘉棠问。
    “是的。所以先来求教顾家叔叔。到时候万一先生不肯，只有顾家叔叔可以帮我美言两句。”
    “这个不成问题。”顾嘉棠一口答应，“问题是另外5000美金你可有着落？”
    “这个也不成问题！”章荣初一口咬定。
    “既然这样，你把另外5000美金交到我这里。车子造好，先生若不肯收，自有我顾家叔叔做主。”
    “好，三天之内我把5000美金交给顾家叔叔。”
    “你晓得我为什么要你把铜钿送我这里吗？”
    “晓得。”章荣初笑眯眯地回答，“顾家叔叔是怕我跑马，付了定洋付不出尾款，弄不好要我先生自掏腰包垫出来，所以叫我先把铜钿放在顾家叔叔这里。”
    “小鬼，莫怪我信不过你。”顾嘉棠忍不住也笑了，“5000美金，在你先生那里都是一笔大数目啊！”
    三天后，章荣初果然把5000美金送到顾嘉棠手里。先不说这笔铜钿从哪里筹来借来，单说这小子的能量，就足以让顾嘉棠刮目相看：真正是后生可畏！
    这桩事体只有顾嘉棠、万墨林和章荣初三个人知晓，三个人口风把得蛮紧，整个把杜月笙蒙在鼓里。
    直到一年以后，特别定制的凯迪拉克装甲汽车分箱运来，在上海装配好开到华格臬路，往杜公馆门口一放，霎时就轰动了整个黄浦滩。当时凯迪拉克保险汽车只有外国皇帝、美国总统以及世界闻名的王公贵族才乘坐的，上海滩还不曾有过，人们闻讯后纷纷前往观看，华格臬路杜公馆门前挤得水泄不通。
    那段时间杜月笙住在辣斐德路的杜公馆，这天大的一桩事体他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从电话里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真叫他哭笑不得。章荣初一年多没有露面，一露面就整出这样一桩爆炸性新闻。他立刻放下电话，驱车前往华格臬路杜公馆。
    远远地看到公馆门前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坐在缓缓行驶的汽车里，杜月笙打量了一下那部保险汽车，看上去的确非同一般。但是，下车后他没有停留，而是快步走进大门。
    早已等候在大厅里的顾嘉棠，一见杜月笙进来，立刻迎上来。
    “月笙哥，章荣初可是一片孝心哦！”顾嘉棠见杜月笙眉头紧皱，赶紧跟在后面说。
    “我晓得他，他就是想弄出个与众不同的事体来让我原谅他。”
    “这也没什么不好嘛！”顾嘉棠跟着杜月笙身后，来到二楼小会客室。
    “你说我有什么资格坐保险汽车？我又为什么要坐保险汽车？难道我杜某人得罪了啥人？怕有谁来‘做’我？”杜月笙一连串地说。
    “话不能这么说。”顾嘉棠赔着笑脸说，“月笙哥，你是有身家地位的人，黄浦滩上除了你，谁有资格坐这部车？”
    “黄浦滩上有身价地位的人也不止我一个。”杜月笙终于说出自己的担忧，“嘉棠兄，树大招风啊！”
    “月笙哥你多虑了！”顾嘉棠一听，哈哈大笑，“黄浦滩头哪个不晓得你树大挡风，哪个不想到你的大树下避个风雨，避个日头？”
    “你只说对了一半。”杜月笙连连摇头说，“出了黄浦滩头，还有一个南京政府哦！”
    “你自家又不在党，怕啥？”顾嘉棠说，“花1万美金，买都买来了，不坐咋办？”
    “这匹野马，事先也不打个招呼。”
    “事先说了，你老兄挡着，哪还买得成？”
    “哦，看来你早就晓得？”
    “我也是受人之托，忠人之事。”顾嘉棠不得不承认，“怎样，我这个面子不够大？”
    顾嘉棠公开承认，杜月笙不得不给面子。何况，坐上那部总统级别乘坐的汽车，也着实风光体面。
    杜月笙收下这位野马爱徒的重礼，开始启用新车。他把原来那部牌照“七七七七”的雪佛兰轿车送给二太太陈氏夫人，命人去领了一个容易辨认的牌照：“一一七一一”。
    杜月笙收下了徒弟的重礼，章荣初又开始往杜公馆走动了。章荣初在经济窘迫的时候如此大手笔孝敬师门，自然有他自家的打算，那便是“杜月笙”三个字的金字招牌便是无价之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