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大传

第十八章做生意攀上四大家族
    一、附权贵，解救七星公司
    在四大家族中，杜月笙与孔祥熙的交情，比与宋子文的交情还要深。
    1934年，有几位官员连络豪门，组织了一个机密的“七星公司”。七星公司以雄厚的资金及强大的势力，到上海来开辟战场。这是官僚资本第一次与上海商人斗法。他们以其情报准确，资金雄厚，在上海市场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大发利市。
    对这种利用特权攫取暴利的做法，上海商人十分反感。为了保护自身利益，上海一部分商人达成默契，决定共同对付七星公司。
    七星公司自恃财力雄厚，有一次大量炒金，在金业交易所掀起惊涛骇浪。紧接着连续抛空，使上海的金价一日数跌，跌势之凶，为金交易所有史以来罕见，连金融市场都为之震动。官朋友们以为上海人向来一窝蜂，眼见金价大跌，必定会跟进，等到人心惶惶，争相抛出之时，他们再以雄厚的资金照单全收。
    但这次，他们的如意算盘落空了。上海商人齐心协力，不为所动，看着金价惨跌，就是不肯抛出手中黄金。而且施展妙招，抓住时机吃进一些七星公司抛出的黄金。七星公司完全没有料到他们影响市场的法宝，这次竟然失灵。由于空头做得太多，老本蚀光，一败涂地。
    事已至此，官员与富豪们个个束手无策，上海商人斗法成功当“钱”不让，逼着七星公司如数结账。官僚资本想吃商人，反而被商人套牢，弄得上天无路，入地无门。这种事情除了乖乖赔钱以外，可以说天王老子也没有办法。
    但是，七星公司却是大有来头的，他们的后台就是四大家族之一的孔祥熙。虽说投机生意做砸，孔祥熙不能公开出面赖账，但他可以找人帮他们赖账，他们想到的这个人就是杜月笙。
    杜月笙在上海商人中有影响，肯担肩胛，能赔能垫。这是孔祥熙看中杜月笙的原因。于是，沪帮商人用结账套牢官僚，官僚便以人情套牢杜月笙。吴铁城亲自到华格臬路杜公馆说项，请杜月笙出手救援。这是一桩棘手的事体，杜月笙却不能不答应，他不愿意得罪孔祥熙，只好挺身而出。
    杜月笙派出手下，将这次黄金交易中成为债主的诸多商人约到华格臬路杜公馆开会。在一楼大厅里，杜月笙大声说：
    “金交易所发生的事体我都晓得了，朋友走油（失财）跑马（绝尘而驰），我不能看冷铺（见危不救），只好由我杜某人担当了。有多少账，就请统统送过来吧，横竖我决定倾家荡产，把事体了结。”
    杜月笙这一番话把债主们说得面面相觑，有人高声嚷道：
    “笑话！没有这样的事体，别人掉了枪花（玩了花头），硬要叫杜先生倾家荡产赔出来，世界上没有这种道理！”
    “是的，世界上没有这样的道理嘛！”
    于是，有杜月笙的朋友站出来说话了：
    “可是，杜先生不赔出来，哪个赔出来？”
    这句话问得针锋相对，大家再次面面相觑。
    “照杜先生的牌头，七星公司的账就给他一笔勾销了吧。”杜月笙的那位朋友又说。
    到手的钱被硬生生挖去，哪个不心疼？可这些商人都不愿得罪杜月笙，当然更重要的是也不敢得罪杜月笙，现在既然有人提议，也只好跟着响应。
    “照杜先生的牌头，给他一笔勾销也可以。只是有一桩事体要讲清楚……”
    这时有人提出新的意见。杜月笙赶紧说：
    “哪一桩事体，请讲。”
    “大家都晓得，这次七星公司来势凶猛，像要一口把我们吃掉。幸亏大家吃过亏，有准备，侥幸逃过了鬼门关。可哪个敢保证他们不会卷土重来？”
    “是这个道理，我们免了他们的债，他们未必会放过我们。”
    于是有人提议来个君子协定，规定不许七星公司卷土重来。但是君子协定不能付诸文字，不能签订条约，只能找一个保证人。
    “请杜先生出来作保！”许多人异口同声地说。
    “作保自然没问题，只是这个保票也是不能随便开的。”杜月笙的朋友适时站出来说，“我提议请杜先生担任金业交易所的理事长！”
    “好，这个办法最妙！”大家一致表示赞成。
    对杜月笙来说，这是个意外的收获。此一举既向双方显示了他的实力，又讨好了孔祥熙，提高了他在四大家族心目中的地位。从此，杜月笙的头衔前面，又增加了“金业交易所理事长”的头衔。
    后来七星公司再度出事，又是杜月笙出手救援，才使孔祥熙化险为夷。
    当时国民党法律禁止政府官员做生意，即使七星公司背后的孔祥熙，也是不敢公开露面的。但1937年，七星公司在上海的投机市场掀起一起严重的“钞交风潮”，并由此引起粮价暴涨，激起公愤。
    于是，国民党内部与孔祥熙有矛盾的派系乘机在报上大造舆论，大肆抨击七星公司，暗指背后有人。蒋介石迫于压力，不得不派出事业部部长吴鼎昌到上海彻查。吴鼎昌对七星公司的事早有耳闻，正想扳倒孔祥熙的两个参与此事的亲信，打击一下孔祥熙的气焰。
    吴鼎昌一到上海，便开始调查取证，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当时孔祥熙任行政院副院长，一看吴鼎昌要动真格的，立刻急电命令吴鼎昌返回南京，案子移交法院。同时，一个电话打到了杜公馆。
    杜月笙接完孔祥熙的电话，转身喊来万墨林。
    “你去选几个商号，通知他们，叫他们把七星公司的事体顶下来。”
    “好。”
    万墨林答应一声，去客厅拨出几个电话，七星公司便“换”了股东。等到法院查下来，已找不到任何官商的影子。加上法院一边杜月笙打过招呼，作了暗示，哪个还敢往钉子上撞？于是，一桩闹得满城风雨的经济大案，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孔祥熙对杜月笙的出手相助大为感激，两人从此成为莫逆，在“生意”中互相帮助，互为利用。孔祥熙利用中央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的职务之便，为杜月笙以后的事业提供了不少方便。
    二、唱双簧，收复通商银行
    这之后，杜月笙又帮助孔祥熙任总裁的中央银行，和宋子文任董事长的中国银行控制了中国通商银行。
    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人自办的第一家银行，由晚清邮电大臣盛宣怀于1897年创办，牌子老，影响大。盛宣怀逝世以后，这爿银行由工商金融界大佬傅筱庵接管，是受四大家族控制的官办银行中央、中国、交通、农民之外的一家重要银行。此时，孔祥熙早就想控制该银行，却一直没有机会。1935年国民党政府推行的“法币政策”，为他们创造了机会。
    “法币政策”规定：“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发行的钞票为法币”（1936年又增加了中国农民银行）。其他银行发行的，目前在市面上流通的纸币，将以该四家银行发行的钞票逐渐换回，停止使用。
    在法币政策公布之前，国民党政府秘密调查了享有钞票发行权的12家银行发行的钞票数量。而这12家银行中，除了官办、官商合办的外，在“清理”或控制范围之列的有六家，其中便包括中国通商银行。孔祥熙、宋子文的目的，就是借推行“法币政策”之机，给这些民营银行加入官股。
    官方所采取的手段是，先由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秘密集中各民营银行的钞票，然后择定有利时日，持该行大量钞票前往兑现。而这些银行在毫不知情、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很难一下兑出他们收集的钞票。但兑现不出来，他们便立即报请官方检查。于是，官方便以维持金融秩序为名，加入官股，并指派董事或董事长，予以全面控制。
    截止到1933年底，中国通商银行发行钞票共3430万元，以通商银行的历史悠久与实力雄厚，无论怎样突然袭击，都不可能发生难以兑现的问题。偏偏事有凑巧，由于历年来盈利颇丰，1933年傅筱庵斥资1000万元，在河南路闹区盖了一座巍然矗立的“中国通商大楼”，而这1000万元，占据了银行发行额的近30%。
    于是，三大银行所持钞票无法全部兑现，国民党政府立斥该行“准备不符规定”，予以加入官股，并派员控制。傅筱庵不甘认输，极力作梗。国民党政府立刻抓住他的一条小辫子——当蒋介石的北伐军已经打到长江下游的时候，傅筱庵还在为孙传芳大帅到处筹措军费，并组织船队为孙大帅运送军队。北洋军阀全面失败后，若干年来还在秘密集会，企图东山再起，而傅筱庵与北洋军阀中人的来往一直未断。
    国民党政府以此为借口，加给他一顶“阴谋祸国”的帽子，下令通缉查办。
    傅筱庵闻讯后，立刻逃走，一逃便逃到了“日本人的地界”，即北洋军阀在日人庇护之下的根据地——大连市。
    傅筱庵一逃，中国通商银行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倘若破产，势必造成上海金融市场的波动。孔祥熙、宋子文的本意是控制通商银行，而不是让它倒闭。但国民党政府已经发出通缉令，怎好再把他请回来？
    中国通商银行发生的事体，杜月笙看得十分明白，国民党若真想制裁傅筱庵也不会等到现在，现在自然是因为他不够听话，不肯放手这爿有影响的银行。如今等于官商双方陷入了僵局。要想打破这个僵局，必须有人出来调停。这是个双方落好的差使，何乐而不为呢？
    为了慎重起见，他还是要摸一摸官方的底，于是由杨志雄去宋子文府上探听消息。当时宋子文由于不满他的姐夫蒋介石在财政困难的情况下，一再加大“剿共”经费，愤然辞去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的政府职务，专门从事财政金融活动。这两项官职，随后由他的另一位姐夫孔祥熙出任。
    杨志雄单刀直入问起通商银行的事体。宋子文正为此事搁浅苦无计策。
    “这事交给老杜去找政府，给傅筱庵做担保，这个台阶不就铺成了？”
    “对啊！”
    宋子文一听眉开眼笑，赶紧给孔祥熙拨电话，孔祥熙当即表示赞同。
    杨志雄回到杜公馆对杜月笙一说，两人又作一番谋划，第二天一早，杜月笙便驱车前往枫林桥上海市政府，面见吴铁城，由吴铁城召集公安局等有关方面负责人，众人当面商议。
    “目前中国通商银行陷入一片混乱，我们不能坐看这一爿老字号银行倒闭破产。而这个残局，除了傅先生自家来收拾，其他人都代替不得。即使中国通商银行滥发钞票，也要叫傅先生自家来负责清理好。”
    杜月笙的一番话，与会人员皆深表赞同。但是，有不明内情的人立刻提出：
    “傅筱庵是通缉犯，他的罪名是阴谋祸国，哪个敢还他自由？”
    “我担保傅先生是清白的！这中间一定出了什么误会。”杜月笙铁言铮铮，“我请求取消通缉令，让傅先生清白无辜地回上海。万一出了什么事体，由我杜月笙一人承担！”
    官方当即应允杜月笙的要求，撤销了傅筱庵的通缉令。
    回到华格臬路杜公馆，杜月笙立刻派人喊来傅筱庵身边的人，包括中国通商银行的高层管理人员，当众宣布政府撤销了对傅筱庵的通缉令。然后说：
    “请各位转告傅先生，我愿意出面请他回来，当众把账算个明白。天坍下来，有我顶着！傅先生的安全问题，由我杜某人负全责！”
    傅筱庵在大连听到杜月笙的话，顿时感激涕零。傅筱庵仓皇出逃，本是被逼无奈，哪舍得扔下一爿老字号银行撒手不管。如今杜月笙出面作保，自然顺水推舟，对着电话告诉他的手下：
    “杜先生铁肩担道义，我岂能无动于衷？就是上刀山下鼎镬，我也要回上海！”
    这话传给杜月笙，杜月笙对此吹捧心中十分受用。而傅筱庵借吹捧之机，也强调了杜月笙必须对他的身家性命负责。这令杜月笙心里暗自发笑：真是不识大体，哪个对你傅筱庵的性命感兴趣呢？
    傅筱庵回到上海，谢过杜月笙的大恩大德，然后回中国通商银行清理账务。由于傅筱庵挪用1000万建造大楼，自然无法使3000多万钞票兑现。偌大的亏空无法弥补，傅筱庵只好将尚未竣工的中国通商大厦，1000万元的投资，以300万元的贱价，便宜卖掉。而卖尽当光之后，中国通商银行只剩了一个空壳，债务全部了结，银行没有库存，势将关门大吉。
    孔祥熙、宋子文见火候已到，授意杜月笙出面，代表中国通商银行向中央银行求援。杜月笙找来傅筱庵商量，傅筱庵经此一番折腾，早已心灰意懒，明知是孔祥熙、宋子文设下的圈套，不钻又有什么办法？
    “事到如今，杜先生你就看着办吧。只要能救活通商，怎么都可以啦。”
    有傅筱庵这句话，中央银行便以“救济”为名，将大量官股塞入中国通商银行。为了掩盖官僚资本在金融界扩张势力的真相，当然也为了还杜月笙一个人情，指定杜月笙为官方代表，出任中国通商银行董事长。通商银行总经理，则由中央银行的业务局长调任，经营业务所需要资本，全部由中央银行挪腾拨用。
    这样，中国通商银行保全下来，傅筱庵却大权旁落，心中难免憋气，却也无可奈何。
    这一时期，杜月笙已在工商金融界全面开花，他所有的中汇银行也已经搬进爱多亚路143号新建的银行大厦。他自家凭借与官僚资本的特设关系，相继担任了中国、交通等银行董事，浦东、国信等银行董事长，以及上海市银行公会董事。如今中国通商这一爿老字号银行董事长的头衔又落入囊中，杜月笙在金融界已成为呼风唤雨的人物。
    三、攀高层，联手大发土财
    杜月笙对四大家族的追随，一方面使他社会身份与社会地位空前提高；另一方面就是使他在金融工商界的事业得以长足发展，但真正使他大发利市，大发横财的，依旧是他的老本行——烟土。这项事业的发展，则得益于他与蒋介石本人的亲自合作。
    蒋介石“寓禁于征”的政策，实际是把征收鸦片特税作为了重要财源。同时在“寓禁于征”的招牌下，直接参与贩毒制毒牟取暴利，以维持他围剿红军的庞大开支。
    贩毒制毒，自然要找“业内”人士，而此项“业务”，恰恰是杜月笙和他的“小八股党”等门生的强项。于是，设在上海以及江浙一带的禁烟局、禁烟处，便都有杜月笙的亲朋故旧门生弟子的身影。特别是设在上海的江苏禁烟局，负责人全部出自杜系。局长曾镛是杜月笙的干亲家，其子曾宪琼拜杜月笙为干爹。金廷荪则为财政处处长，顾嘉棠为运输队长，马祥生为查缉处长，芮庆荣为护缉队长。而江苏各县的“禁烟分局”，也遍布杜系人物，谢葆生为上海县戒烟分局副局长，高鑫宝为金山县戒烟局局长。
    1931年，蒋介石调动30万军队在江西“围剿”红军时，为把全国巨额特税集中起来，在南昌行营设立了十省禁烟督察处，专管十省特税收入，鸦片的收购与运销只听命于蒋介石的“行营”。之后，蒋介石干脆亲自兼任禁烟总监，把大批以“禁”为名，“充公”而来的鸦片，源源不断地运往上海，交给杜月笙销售。
    当时日本人控制满洲的鸦片种植，制造大量的吗啡、海洛因，运往上海租界甚至内地走私，上海查禁的这些走私毒品，也交给杜月笙控制的地方禁毒委员会处理。杜月笙对外声称将这些毒品运往南京销毁，实际上都投入了非法交易市场。
    后来，杜月笙听说将鸦片加工成吗啡销售，利润可以翻几番，便将开一爿吗啡厂的想法上报南京政府。不几日，吴铁城忽然乐呵呵地走进华格臬路杜公馆。市长亲自上门，必然是有重要事体。果然，吴铁城是为开办吗啡厂一事而来。杜月笙赶紧将吴铁城迎进古董间里，两人秘密商议两个时辰，最后决定将吗啡厂办在南市太平里保安队某中队部内，由闻名上海滩的吗啡大王陈坤元任经理，顾嘉棠作为杜月笙的全权代表负责管理。
    第二天上午，杜月笙喊来顾嘉棠，将二楼后厢房陈夫人的牌局叫停，两人到牌室，将门一关。由于在后厢房，无须挡驾，没有特别重要的客人万墨林不得通报。
    “月笙哥，有多重要的事体搞得这么神秘？”顾嘉棠不明就里，懵里懵懂地问。
    “天字号重要的大事体。”杜月笙神秘地笑笑说。
    “哦？又有大生意？”见杜月笙如此兴奋，顾嘉棠就晓得与毒品有关。
    “岂止是大生意。”
    杜月笙把与吴铁城商量的结果与顾嘉棠一说，顾嘉棠高兴得不得了。于是，两人就具体事宜研究了好几个时辰，连午饭都是喊娘姨端来在陈夫人的牌室吃的。
    接下来，杜月笙请出吗啡大王陈坤元，雇佣员工300多人，吗啡厂隆重开工。杜月笙虽然不公开出面，但背后做得都是有关吗啡生意的大擘策。凡吗啡厂的重大决策事宜，都由杜月笙直接向孔祥熙等请示汇报后决定。有人撑腰，杜月笙的生意越做越大，后来又与国际贩毒组织取得联系，将吗啡生意做出了国界。
    吗啡厂走入正规，大发其财，杜月笙得了空闲，来到辣斐德路姚夫人的香阁，与姚夫人自娱自乐唱起了平戏。
    有一日正玩的痛快，顾嘉棠闯了进来。
    “月笙哥，不好了，出大事体了！”
    顾嘉棠站在大客厅门口大呼小叫。杜月笙晓得，只要顾嘉棠来，肯定是吗啡厂的事。于是赶紧叫停。
    “啥事体？”
    “蓝衣社抢了吗啡厂！”
    “保安队没有警卫吗，怎么会让他们闯进去？”
    “太突然了！”顾嘉棠说，“他们人多势众，来势凶猛，哪里抵挡得住！”
    “都抢走了什么？”
    “除了吗啡就是设备。哦，还有不少鸦片。”
    蓝衣社（TheBlueshirts）是20世纪30年代国民党的一个内部组织，该组织积极效仿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的褐衣党和黑衫党。蓝衣是指黄埔军校的蓝色军装。该组织于1938年解散，其成员绝大部分转入三青团，其余部分转入一个全新的特务机构——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即“军统”。
    蓝衣社率先发现了设在保安队内部的吗啡厂，尽管无法弄清它的背景，但他们看到了吗啡生意的红火与赚钱，于是起而效尤，选择浏河办起一爿同样的吗啡厂。岂料上海市保安队侦知此厂后，一举将厂子查抄了。
    蓝衣社拖出各方面关系调停。吴铁城怕事体闹大牵出设在保安队内部的吗啡厂，赶紧命令保安队将抄去的东西送回。原以为事件平息了，怎料到蓝衣社对保安队内部的吗啡厂发起突然袭击，以致吗啡厂损失惨重。
    杜月笙听完顾嘉棠的汇报，当即让顾嘉棠将吗啡厂经理陈坤元秘密转移，以免蓝衣社将事体闹大不好收场。
    果然，蓝衣社抢劫保安队内部的吗啡厂后仍不肯罢休，到处告状。在此情况下，南京政府不得不做做表面文章，派人到上海调查。哪曾想，南京来的检查人员不明就里，在蓝衣社的带领下，直接进入工厂抓人，当场抓走43名工人。还要抓陈坤元，但四处寻找不见陈坤元的踪影。
    杜月笙闻讯，直奔法租界巡捕房，与巡捕房商定，拉出另一名吗啡大王罗春发顶缸，让他到法租界投案自首。罗春发到法租界巡捕房投案，南京来的检查人员不便插手法租界，只好作罢。罗春发在巡捕房待了一天，搪塞了一下舆论，第二天便被放回家了。
    被抓走的43人，由南京政府做做文章，分别判处半年、三个月、一个月不等的徒刑，但不到一个月便全都放走了。
    风波过去之后，陈坤元告诉杜月笙，吗啡厂经此一番折腾，足足损失60万大洋。杜月笙将这个情况上报之后，吗啡厂重新开工运营。
    从1932年到1934年，孔祥熙从美国购买了500万美元的物资，其中多为飞机。购买这些物资的经费，主要来自杜月笙暗中的贩毒利润。而杜月笙本人还购买过好几架飞机捐献给政府。1936年蒋介石50大寿，杜月笙送一架飞机作为寿礼，飞机上赫然写着：上海禁烟号。
    杜月笙暗里协助国民党政府大做鸦片生意，明里却完全以维护与响应蒋介石“寓禁于征”的姿态出现。1931年杜月笙乘法租界总领事甘格林狮子大张口之机，将租界土行烟馆搬到华界，这一行动，正是迎合了蒋介石“寓禁于征”的政策。
    后来他在市教育局播音演讲的《上海之戒毒问题》中曾说：
    “……纵观以往的禁烟，禁来禁去总没有成功，推其原因，大都是因为没有系统，没有计划，没有替吸烟成瘾的人设想，或操之过急，或放任太甚。……这一次禁烟政策，是300年来体验出来的所图大计，即在6年以内将烟毒禁绝……”
    也就是说，华界可以在六年之内供应烟土，公开吸食。
    其实，杜月笙本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便很少直接插手做鸦片生意了，凡有这样的发财机会，他大都分配给门生弟子和朋友去做，他自家担当的责任是保驾护航，一方面是保护，另一方面是打通各关节。自然他本人的分润也不在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