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大传

第十九章杜月笙绝不下水
    一、重建抗敌后援会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畔烽烟迭起，日本军队大规模进攻华北，抗日战争全面爆发，杜月笙身为中国红十字会副总会长、上海市地方协会会长，同时兼任上海市临时参议会议员。抗日这种大事体，岂能等闲视之。但没等他出面组织“抗敌后援会”，他的浦东老乡“上海地方协会”秘书长黄炎培便率先登门了。
    “全面抗战已经开始，前方将士很需要后方的支援，我们应该组织一个抗敌后援会。”黄炎培对杜月笙说。
    自从史量才事件发生之后，杜月笙又回到了与南京政府保持一致的轨道上，对黄炎培也开始有所疏远。虽说国共已开始第二次合作，蒋介石已经开始抗日，但国民党政府对抗敌后援会这种事体究竟持什么态度，眼下尚不晓得，因此，他试探地问：
    “怎么个组织法？”
    “上海地方协会的前身，就是抗敌后援会。只消把机关名称改过来，便可立即恢复，事体很简单。然后……”黄炎培故意停顿一下，看看杜月笙。
    “然后怎样？”
    “需要补充力量，扩大影响，才能发挥更好的作用。”
    “你倒要说说，都补充哪方面力量。”
    “一定要争取和容纳各党各派，各方面的人士参加。”黄炎培以为杜月笙对他这番话很感兴趣，于是侃侃而谈，“抗日战争是全民的战争，不是任何一个党派可以单独应付的。杜先生和我不属于任何党派，但我们都强烈要求抗日，这个抗敌后援会就不应该把我们排斥在外，杜先生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是这个道理。”杜月笙表面答应着，心里已经有底，话锋一转说，“卢沟桥刚刚开火，不晓得会不会又要谈判，我们歇两天看看风向再商定，好不好？”
    “好吧，那我改日再来。”
    杜月笙要等，黄炎培也没有办法，只好告辞。
    黄炎培前脚走，第二位客人后脚便到。而这位客人却是杜月笙热烈欢迎的——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吴开先。
    说起杜月笙与吴开先的交往，中间还有一段大大的插曲。
    吴开先是上海青浦县人，毕业于上海法政大学，1922年加入国民党，年届而立，是国民党的新锐人物。国民政府定鼎南京后，选择许多方面大员调往上海，吴开先便是其中之一。
    杜月笙久闻吴开先大名，有意结识交往。杜月笙的得意门生陈君毅也在市党部担任要职，与吴开先在一起工作，无话不谈。他了然杜月笙的心意，便主动找吴开先游说，希望他去华格臬路杜公馆拜见杜月笙。
    吴开先虽久闻杜月笙大名，但对杜月笙的白相人出身很有成见，不屑与之为伍，因此一次次地借故推托。
    吴开先的态度使陈君毅很为杜月笙打抱不平，就连自己也觉得受了歧视。
    “我坦白告诉你，我就是杜先生的学生。”陈君毅索性全部说开。
    “有这等事？”吴开先果然吃了一惊，呆呆地看了陈君毅半晌，“你什么时候入的杜门？”
    “不久前。入杜门没什么不好，我晓得杜先生最爱朋友，跟他交往绝不会有坏处。”陈君毅见吴开先还是摇头，又说，“你放心，我不是拉你去拜杜先生的门。杜先生也不会因为哪个上了他的门，就收哪个做学生的。”
    “我现在抽不出时间，以后再说吧。”吴开先还是推辞。
    当时在市党部，尽管杜月笙的学生不在少数，但一些从南京新调来的人像吴开先一样对杜月笙抱有成见。越是这样陈君毅就越是打抱不平，他非要拉吴开先去见识见识杜月笙，让他看看杜月笙是怎样一个人。
    几天后，陈君毅再次拜访吴开先。
    “我晓得你对杜先生有成见，但你也要晓得，为什么连蒋总司令都信任杜先生。”陈君毅单刀直入，“无论怎样，我希望你们彼此见见面，你就会晓得杜先生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你的成见和误会就会消除。”
    “我没别的意思，就是最近事情太多。”吴开先仍旧借故推脱。
    陈君毅发了急，他一定要让吴开先改变对杜月笙的看法。因为这不是吴开先一个人的问题，只要攻克吴开先，会带动那些新来的自以为出身高贵的人转变对杜月笙的看法。
    “不管怎样，我现在就替你去约，明早我会打电话通知你。去不去你自己看着办。”陈君毅说完，不等吴开先拒绝，转身便走。
    但是，陈君毅约定了时间，吴开先还是推辞，一连推了两次。陈君毅有耐心，他非要用自家的耐心打动吴开先。第三次，陈君毅在办公室告诉吴开先说：
    “我又替你约了一次，明天上午9点，杜先生会等你。到时候你有没有空，去或不去，全都不生关系。”
    陈君毅离去后，吴开先忽然心头一动：何不去看看杜月笙，看看他到底施了什么魔法，让这么多人对他如此信赖？
    第二天到了约定的时间，吴开先驱车驶往华格臬路杜公馆。一进大门，便看到杜公馆总管万墨林，毕恭毕敬地站在天井后面的二门口迎候。再往里走，又见杜月笙的要好朋友，头号法律顾问，黄浦滩上大名鼎鼎的秦大律师秦联奎，手里拿着一听茄力克香烟，抢先几步迎了出来。他把吴开先领到一楼的古董间里，杜月笙眉开眼笑地迎到古董间门口。
    三道迎宾礼，使吴开先不由地想到前两次，万墨林在总门口，秦联奎在大厅外，杜月笙等在古董间，三个人就这么恭候着？想及当时的情形，吴开先感到有些不好意思。
    杜月笙一见吴开先，高兴得不得了，将吴开先请入上坐，早有听差的奉上香茗。杜月笙闭口不谈对吴开先的一次次邀请，而是坦诚地说：
    “照说该我去拜望吴先生，可这阵子太忙，一拖再拖，反到劳动吴先生过来看我了。”
    “哪里，本该我来拜望杜先生的。”
    吴开先回答得倒也干脆，不过当初他可没有这样想过。暗暗端详着杜月笙，的确看不出一点白相人的烙印，完全是一副上流社会的绅士派头。
    两人聊起当前社会形势，杜月笙竟然很有见解，令吴开先不得不佩服。
    进门的时候，吴开先已注意到大厅里的沙发和椅子上，高冠峨服，衣香鬓影，坐了很多等候接见的男男女女。他不敢过多打扰，聊了一个多时辰后，心想该告辞了。可杜月笙仍与他聊得兴致勃勃，说不定要与他作竟日之谈，这样下去外边的那许多客人不知要急成什么样了。于是，他找个空当，站起身来。
    “今天打扰杜先生太久了。外面还有许多客人，我先告辞，改日再来拜访。”
    杜月笙也不强留，站起身和吴开先握过手，把他送出古董间，再送出大厅。大厅里的客人看见杜月笙出来了，都站起来致意。杜月笙一面冲众人点头微笑，一面关照吴开先说：
    “希望你有空常过来坐坐，有许多事情需要向你讨教。”
    见过这一次面之后，杜月笙便把吴开先当成了老朋友，以后凡是有重大的问题需要研究，他便邀吴开先过来，或者就在电话里请教，吴开先渐渐被他虚心诚恳所感动，于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居然成为杜月笙的最高顾问之一。
    今日吴开先所来的目的，与黄炎培目的相同，也是为“抗敌后援会”的事体而来。
    “我认为，中日问题，唯有付之一战。卢沟桥的炮声就是拉开全面抗战的序幕。”吴开先首先分析了形势，然后对杜月笙说，“杜先生，我想请教的就是，我们应该如何发动民众组织，支持前线将士。”
    “这也是我正在思考的问题。”杜月笙听吴开先把话说完，坦诚地说，“我认为这件事应该由上海市党部出面领导，发动全上海的各民众团体，组织上海市抗敌后援会。也就是说，上海市只有这一个抗敌后援会。”
    此话正中吴开先下怀，但由国民党党部来运作这样一场发动与组织群众的运动，显然不具备实力。
    “市党部只管出面领导，我一定尽全力协助。”杜月笙补充说。
    有杜月笙的协助，吴开先还有什么担心的呢？借杜月笙的力量，往市党部脸上贴金，吴开先自然高兴。杜月笙也乐意这样做，把功劳送给别人，以此让别人为我所用，反正大家都晓得这桩事体背后有杜先生撑着，这就够了。这是杜月笙一贯的风格。
    两人立刻行动，就在华格臬路杜公馆的会客室里，研拟了一纸名单，上海市声望最高、实力最雄厚的大佬们尽在其中。名单拟好，登时命人缮写请帖，邀请翌日上午在爱多亚路中汇银行开会，商讨重要问题。请柬下款由杜、吴二人具名，请柬写好后，当即派人分头递送上门。
    第二天上午，在中汇银行会议室里，上海滩各路阔佬云集，几经讨论，当场推选杜月笙、潘公展、钱新之、虞洽卿、徐寄庼、黄涵之等人组成主席团，成立“上海市抗敌后援会筹备会”，为组建新一届“上海市抗敌后援会”拉开了序幕。
    二、招募救国公债
    1937年7月22日，上海市各界抗敌后援会举行成立大会，到会各界代表几百人，当场选出抗敌后援会委员120名，常务委员35名，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常委陶百川为秘书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委员兼训练科长汪曼云兼任主席团秘书。
    抗敌后援会下设筹募、供应、救护、宣传等委员会。成立大会召开后，常委们实行分工，大家七嘴八舌，闹哄哄的推来推去。
    “抗敌后援，靠的是自觉自愿，我们大家也应该自告奋勇，拣重担子担才是。”杜月笙站起来，朗声说。歇一下，见大家并没有人自告奋勇，却都在看着他，等着他的下文，于是接着说，“好吧，我杜某人先来个自告奋勇。各个委员会里头，最难做的要数筹募委员会，这个就由我来做。”
    说完又等一歇，还是不曾有人自告奋勇，杜月笙站起来点名：
    “新之兄，这几个委员会，你要做一个的。”见钱新之点头，杜月笙直接说，“剩下的难度最大的要算供应委员会，你就做这个，好不好？”
    “好好。”钱新之笑着说，表示接受。
    接下来几个委员会，也由杜月笙根据个人特长，以半点名半毛遂自荐的形式推定。
    抗敌后援会一经成立，应该马上办公，支援前方。但办公经费从哪里出？市党部没有这笔预算，也难以负担这笔庞大开支。
    “就是个铜钿问题嘛，初期的一切开支由我自家垫出。”杜月笙当场表态。
    经费落实，抗敌后援会的工作迅速展开。上海各界民众积极支援抗日，为支援前线捐款捐物，不惜倾家荡产。抗日浪涛一浪高过一浪。杜月笙主持的筹募委员会，很快收到大批的钱款和救援物资。
    一日，秘书长陶百川检查账目，发现杜月笙个人垫付的办公经费已不在少，便决定按照一开始商定的，从捐款中开出一张支票交还杜月笙。
    “你这是什么意思？”杜月笙接过支票，颇有些莫名其妙。
    “这是你垫付的经费，说好了要还的嘛！”
    “那只是一说而已。”杜月笙表情颇为严肃，“这是市民捐来抗敌劳军的钱，我杜某人就算揭不开锅饿肚皮了也不能要这个钱！”
    当时很多人在场，大家都晓得杜月笙用钱大手，拿出去的钱一般都不会收回，何况拨的是市民的捐款。
    “市民捐的钱不能用，市党部又没有这项开支，那杜先生也不能白垫这些钱呀？”陶百川办事认真，钉是钉铆是铆，他想尽快了结这笔账，“现在这个钱付，账上不好处理。杜先生你说怎么办？”
    “那就改做捐款吧，”杜月笙说，“不过，不必写我的名字。”
    “那写哪个的名字？”
    “就写……常务委员会捐助！”杜月笙想一想说。
    事后，蒋介石知道杜月笙在抗敌后援会中曾有赔垫，特地拨出10万元现款补偿杜月笙。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发行“救国公债”，上海一地的劝募工作，自然也离不开杜月笙的运作。
    有天回到华格臬路杜公馆，已是晚饭之后，一进大厅万墨林便忙不迭地告诉他：
    “爷叔，你可回来了！宋部长等了很久了。”
    “宋部长？”杜月笙愣了一下，这个时候宋子文亲自登门，必定有大事相商，他立刻迈开大步直接去了会客室。
    “宋部长，抱歉，我回来晚了。”杜月笙一进会客室便问，“宋部长可曾用过晚饭？”
    “我哪晓得你回来这么晚。”宋子文呵呵一笑说，“就在你这里吃个便餐吧。”
    “好，好。”杜月笙一连声地答应着。
    “我马上去安排。”不等杜月笙吩咐，守在会客室门口的万墨林便应了一声。
    不多时，一桌子精致的饭菜便送进了会客室。两人边吃边聊。
    “是这样，政府决定发行5亿元‘救国公债’，财政部已经组织了一个‘劝募委员会’，但办公地点，必须设在上海。”
    “办公地点好说，”杜月笙脱口而出，“我在杜美路那幢新房该够用的吧？”
    “足够了。”
    “那好，我马上派人收拾一下，捐给劝募委员会用，用多久都不生关系，我杜某人不收分文租金。”
    但宋子文要谈的是一个更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在上海劝募公债。
    杜月笙晓得这个劝募的难度。早在1935年，国民党政府借口解救金融恐慌，曾发行一亿元“金融公债”。结果以其中3000万元加强了中央银行，使其资本达到一亿元；又以1500万元做“官股”加入中国银行，以1000万元“官股”加入交通银行，从而占有了中国银行与交通银行，形成了以四大家族为代表的金融寡头。如今再度发行“公债”，因信誉低，数额大，即便打着“救国”的招牌，也未必会一帆风顺。
    杜月笙心中有数，却不便明说。
    “这个5亿元不是一个小数目，仅仅工商界的朋友认购怕是不行。”杜月笙建议说，“这次最好扩大劝募面，要是能让上海市民普遍购买，那应该也是一个大数目。”
    “杜先生说的极是，是该把上海市民包括进来，聚少成多。”宋子文表示赞同。
    最后商量决定，上海的劝募事宜，由杜月笙负责，然后成立两个劝募总队，一个是上海市民劝募总队，总队长由杜月笙自家担任；一个是上海商界劝募总队，总队长由上海总商会长王晓籁担任。
    一切定下之后，宋子文方才告辞，满意而去。
    旋即，财政部的“劝募委员会”在金廷荪以经办“航空奖券”所得，为杜月笙在杜美路建造的豪宅里开业办公。杜月笙和王晓籁发动朋友门生、恒社弟子，组成两支庞大的劝募总队，奔走上海各界，劝募推销。
    后来王晓籁负责的上海商界劝募总队，由于推销业务进展缓慢，王晓籁说他一个人扛不住，杜月笙索性连这个总队长也一肩担了起来。最后在全国总发行5亿元的“救国公债”中，仅上海一地便认购了7500多万元，占发行总额的六分之一，折合当时的美元达2300余万元。
    三、捐一部装甲汽车
    抗战一爆发，杜月笙便开始了新一轮的忙碌。这种忙碌比不得忙碌他的金融工商拟或走私贩卖鸦片。这种忙碌让他焦虑、寝食难安。他担心的是日本人打到上海，更担心万一上海沦陷，那个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杜月笙出身黑道，有一千一万的毛病，但抗日他是坚决的。他并不赞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只是他上了蒋介石的船不得已而已。西安事变之后国共第二次合作，蒋介石明确表示抗日，他便有了使不完的力量。每天从早到晚，由晚入夜，他有数不清的急于晤面的访客，也有数不清的难题急于处理和解决。他在忙着“救国公债”劝募的同时，更要处理好抗敌后援会里的事体。
    就在杜月笙干得有声有色的时候，战局越来越紧张。
    7月底，北平陷落。
    8月初，上海形势陡然紧张，日本侵略军先闹了一次水兵失踪旋即被寻获的挑衅丑剧。
    8月9日，当全国各地军政要员赴京举行军事会议之时，上海滩终于拉响战争的警报——日本海军陆战队的一官一兵，乘坐汽车，准备强行冲入虹桥机场寻衅，被守卫机场的中国士兵制止。双方发生枪战，两名日本官兵被当场击毙，中方阵亡一人。
    8月11日，27艘日本军舰开进吴淞口，摆好开战姿态。
    8月13日，日本军队对上海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战争，中国军队奋起还击，“八一三”淞沪大战爆发。
    当时，蒋介石划定京沪杭为第三战区，由他本人兼任第三战区司令官，下辖第八、第九两个集团军。第八集团军以张发奎为总司令，守卫苏州河以南及浦东地区。第九集团军以张治中为总司令，驻守苏州河以北河口沿黄浦江至江口以西。以后又陆续调白崇禧、胡宗南、陈诚等属下部队到上海参战。
    国民党军队的爱国官兵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早已怒不可遏，加之被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压抑已久，“八一三”抗战开始，一个个奋勇争先，拼死杀敌，黄浦滩头杀声震天，战争打得激烈而残酷。
    14日，沪战掀起*。早上报纸出了号外，日本空军从台湾松山机场起飞，轰炸中国空军基地杭州笕桥，国军迎头痛击，一举击落九架，造成零比九的辉煌战果。当天下午，国军飞机飞临上海上空，轰炸敌军根据地公大纱厂、虹口一带，以及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本旗舰“出云号”。中日战斗机、轰炸机在租界以外的天空中上下翻飞，落弹如雨，时而虹口被炸，腾起万丈烈焰浓烟，时而浦东的美孚油库中弹，滚滚浓烟封锁了整个江面。
    虹口、闸北一带鏖战正酣，国民党官兵轮番进攻，使东洋水兵只有招架之功，全无还手之力，包围圈渐次的缩小……
    杜公馆电话铃声一直未断，杜月笙和他的朋友们都在密切注视着战场上的动向，互相交流着战争的信息。这一天，杜月笙坐在书房里，不停地吸烟、踱步，万墨林守牢电话机，一条一条地为杜月笙和杜公馆里所有人传报近来的信息。
    这一天捷报频传，使杜公馆中所有人为之振奋。
    正在欢天喜地之时，突然传来天崩地坼的一声巨响，华格臬路杜公馆的房屋被震得摇摇晃晃，玻璃窗发出哗啦啦的巨大声响，吓的杜月笙和所有守在大厅门口的下人脸色骤变，目瞪口呆。
    万墨林稍一清醒，立刻拨出电话询问。哪晓得他的问话不曾说完，接连着又是一声地动山摇的爆炸，万墨林手中的电话听筒差点儿被震落到地上。他一迭声的问讯，听准了对方的答复后，来不及挂上电话便高声大叫：
    “爷叔，大世界门口落了一颗炸弹，炸死了不晓得多少人！”
    “是一颗炸弹，还是两颗？”杜月笙急切地问。
    “喔，我再问问。”墨万林再拨电话，这次消息得来详细得多了。
    “爷叔，是一架中国飞机受了伤，飞过租界，落下了两颗炸弹，头一颗落在大世界，炸死了一千多人，第二颗落在大马路外滩，也炸死了好几百人。”
    这便是淞沪之战第二天发生的大喜大悲的大变故，使上海人一时欢呼雀跃，一时悲痛呼号。由于战场在租界以外，中国军队打了大胜仗，居民们便纷纷涌向马路，欢呼庆贺，租界马路上人山人海。孰料一架受伤军机失去控制，所携炸弹自动坠落，造成2000余人的重大伤亡，使上海人乐极生悲。好在那位不知名的空军飞行员，总算驾驶受创飞机飞过人烟稠密的租界和市区。倘若他跳伞逃生，任飞机坠落，带给上海人的灾难更加不可估量。
    接下来，闸北、江湾，中日大战打得如火如荼，整个黄浦滩，成天到晚都是轰隆隆的炮声和哒哒哒的枪声。抬头一望，便是烈焰腾霄，浓烟蔽天，凄厉恐怖的战争景象，使黄浦滩五百万人触目惊心。
    中日大战越演越烈，东洋军队不断增援，我国各地的部队也在源源不绝地投入上海战场，战事最惨烈的时期，淞沪一线的部队多达50余万。
    同时，“上海抗敌后援会”开始了更为紧张的战争援助，上海各界民众对保卫大上海支援抗战前线的浪潮更是空前高涨，从日进斗金的大老板，到三餐不继黄包车夫，人人踊跃捐献，黄金美钞、法币铜板、医药用品、毛巾肥皂，应有尽有的物资源源不断地送到各“后援会”的办公地点，所有“后援会”仓库的里里外外都变成了五花八门，无所不有的百货公司。
    杜月笙除了和“后援会”成员组织将这些援军物资送往前线外，他个人无论多么繁忙，每逢有大部队开到，必定要带上大批慰劳品，亲赴前线劳军。在带去大批的慰劳品的同时，也带回前线将士的需要。
    一次，杜月笙带领大队人马前往真茹前线慰问张治中的部队，临别时，杜月笙照他的老规矩，殷殷地问：
    “总司令这边还需要些什么？”
    “现在军中最需要的是交通通信器材。”张治中如实说，“特别是电话机，机器脚踏车一类的传令工具。”
    “好，我们今天回去马上办，一定尽快送来。”杜月笙慨然答应。
    回到抗敌后援会，一行人已经筋疲力尽，大家劝杜月笙回家休息，但答应下来的事体不落实，杜月笙哪能离开。他吩咐手下人：
    “马上去采购一部电话总机，十部分机，四部机器脚踏车，购齐后连夜送到张总司令那里。”手下人转身要走，他又叫住，吩咐说，“不要用会里的捐款，这是我自家要捐的，跟会里不生关系。”
    “已经吩咐过了，可以回去休息了吧。”杜月笙的随从人员又在催促。
    “谁晓得能不能买到，等东西送出去再说。”
    果然，不多时，派出去采办的人打电话回来，说电话总机买不到，整个上海市场缺货。杜月笙一听，立刻命人到处打电话，征购电话总机，得到的答复是一样的：没货。
    “实在没办法，就只好把我中汇银行的电话总机拆下来，先送到真茹应急。”杜月笙对坐在办公桌对面的吴开先说。
    “那中汇银行怎么办？”吴开先问。
    “中汇银行缓缓用不生关系。”
    杜月笙说完，便拿起电话打到中汇银行，正要吩咐拆电话时，一个人满头大汗地跑回来，进门便大发牢骚：
    “好不容易寻到一部电话总机，结果已经有人定了。”
    “在哪里找到的？”杜月笙急忙问。
    “西门子洋行。”
    一听西门子洋行，杜月笙马上改拨杨志雄的电话。
    “杨老雄，你做过西门子的总顾问，我现在有桩事体拜托你……”杜月笙对着电话，讲了这部总机的重要性，然后扣下电话等消息。
    取消别人定货谈何容易，好在杨志雄面子极够，订货方听说是支援前方军队，总算答应下来。电话送到“后援会”已是晚上10点多，一应物品齐聚，连夜运往真茹前线。货物运发，杜月笙才松了一口气，和吴开先一起，各自回家。
    右翼军总司令张发奎抵达浦东督战，杜月笙一时抽不出身，先派代表去慰劳，同时也带话给张发奎。
    “请问张总司令这边有何所需？”
    “我的部队，一切军需齐备。”张发奎直率地答道，“只要多来几位朋友，给弟兄们打打气就好。”
    杜月笙听代表如此一说，深感抱憾。张发奎的第八集团军和张治中的第九集团军是上海战场的主力部队，“后援会”一点表示没有哪行？他又去和吴开先商量。
    “张发奎总司令只欢迎我们多去几个人鼓励士气，可我们跑去几个人，空口说白话，什么慰劳品都不带，似乎说不过去。总归要带些慰劳品过去，只是张总司令不开口，我们不晓得送什么东西好。”
    “既然这样，不如就把后援会里的毛巾、香烟、罐头、食品多运一些过去。让张总司令部下的官兵，一人分到一件，大家欢喜欢喜。这些是消费品，他们部队缺不缺都不生关系。”吴开先建议说。
    “光送这些，还是显得不够庄重。”杜月笙沉思一下说，“我晓得张总司令指挥作战，经常出入第一线，他的安全最要紧，因此我想买一部装甲保险汽车送给他，坐在装甲汽车里出入第一线，那样就保险多了。”
    “这个办法当然好！不过，”吴开先慎重地说，“装甲汽车是市面缺货，买一部至少要花一万多吧？后援会账号上虽钱很多，可车子是送给张总司令个人的，就怕引起物议。”
    “这个我自然晓得。”杜月笙朗声笑道，“开先兄，我只不过问你赞不赞成，你若赞成，买装甲汽车的铜钿我会自家出。我出铜钿买下来，再用后援会的名义送给张总司令。”
    既然杜月笙坚持个人出钱买，吴开先也不好再说什么。但他不愿意杜月笙再为此破费，因此还是向后援会常委会提出此项议案，由后援会拨款买车。但杜月笙还是坚持自家开销，不等后援会的议案通过，一辆簇新的装甲保险汽车买到了。
    汽车开到后援会后，杜月笙邀请钱新之、吴开先、潘公展、陆京士、陈小蝶等人，带上新车，外加吴开先说的“一人一件”的大批慰劳品，由外滩渡江，送到浦东张发奎的总部。
    这部装甲保险汽车，张发奎一直用到抗战末期。6年多后，张发奎时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驻防桂林。有一次吴开先赴桂林公干，张发奎为尽地主之谊，热情接待。他和吴开先一道坐在那部车上。
    “吴先生还记得这部车子吗？”张发奎说，“这就是1937年你们上海抗敌后援会送给我的那部车子啊！”
    “这部车子是抗敌后援会送的不假，”吴开先不无感慨地说，“但实际是杜先生自掏腰包买下来的。”
    直到这时，张发奎才明白真相，对杜月笙充满敬佩与感激。
    “八一三”淞沪之战爆发后，在杜月笙积极支援前线抗战的同时，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曾致函杜月笙，函曰：
    “八路军开入晋北，血战经月，防毒装备缺乏……渴望后方同胞捐助防毒面具。”
    杜月笙接到此信后，立刻在杜公馆召开抗敌后援会主席团会议，讨论此项捐助事宜。但对支援八路军，有人持反对意见。
    “既然是共同抗日，就应该不分彼此，总不能说八路军打死的小日本就不作数吧？”
    杜月笙力排众议，坚持支援八路军抗战，终使此项议案获得通过。随后，从抗敌后援会募集的北上慰劳金里拨出1.6万元，购买了1000具从荷兰进口的防毒面具，然后回函潘汉年：
    “兹由本会勉力购赠荷兰新到防毒面具1000只，请即劳驾慰劳委员会接洽运输手续，以便早日送达贵军前方将士备用。”
    于是，有潘汉年接洽，此1000只防毒面具顺利运抵八路军抗战前线。
    四、弟子尽入别动队
    就在杜月笙为抗敌后援会以及劝募“救国公债”等诸事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有天晚上，难得早回的他终于在晚饭前料理好诸项事体，提早赶回华格臬路杜公馆。晚饭后，刚刚到二楼后厢房陈氏夫人的卧室小憩，一张名刺递了进来。杜月笙一看：戴雨农！
    杜月笙一跃而起，快步奔出，一路小跑下了二楼。
    戴笠已经笑容可掬地站在一楼大厅里。
    戴笠，小名春风，字雨农。浙江江山人。家庭务农，父亲入过县学，他6岁丧父，7岁入私塾，17岁进浙江省立第一中学肄业，19岁结婚，同年便投笔从戎，投身潘国纲的浙军第一师。其后曾一度返乡，当保安乡学务委员，又兴办自卫团，自任团长，由于经费无着，维持了一段时期，便告解散。1922年左右，戴笠来打上海，混迹于黄浦滩头。几年后，与杜月笙偶然相遇。而这个偶然相遇，改变了戴笠一生的命运。
    起因是戴笠在杜月笙的赌场里掷骰子，由于技艺超群，让赌场出血不少。这让看场子的很不痛快，决定给他点颜色瞧瞧。
    “赤佬，晓得这只赌台是哪个开得吗？”
    “咋不晓得？”戴笠豪不示弱。
    “晓得你还这样大摇大摆地往外走？”
    “我要去见杜先生！”戴笠理直气壮地说。
    “呵呵，杜先生也是你可以随便见的？”看场的用睥睨的眼神打量着他说。
    “不信，你给通报一声看！”
    “口气不小！”看场子的也较上了劲，“我倒要看看杜先生见不见你！”
    当时杜月笙刚刚搬到新居华格臬路杜公馆一年多，赌场一散，看场子的就直奔杜公馆，把这桩事体报告给杜月笙。杜月笙一听这人不但赌技绝佳，而且智慧非同一般，极会揣摩人的心理。
    “马上把他请到这里！”
    杜月笙爽快的态度让看场子的颇为费解，他跟了杜月笙多年竟然还不如一个陌生人更了解杜月笙，真是自叹弗如，只好乖乖把戴笠请到了杜公馆。
    杜月笙一贯敬重人才，当然包括烟赌两道上的“人才”，当初吴家元赌场失风，他宽宏大量放过吴家元就是鲜明例证。何况吴家元是玩老千，而戴笠凭的是真本事。
    戴笠一到，杜月笙马上把他请进会客室表演绝技。一看之下，果然不同凡响，对戴笠这一手随心所欲的掷骰子绝技赞不绝口，认为此人心思手腕这么灵活，非常人可比，值得倾心结纳。随即问了些戴笠在上海的情况，晓得戴笠刚来上海不久，尚无事情可做。再看看戴笠的衣着打扮，不消说，一准是落魄得很。随即喊来万墨林，到账房取来50块大洋交给戴笠。戴笠也不客气，说声“谢谢”，便接了过去。
    “你先拿去置办几套像样的行头，用完了再来找我。”
    “谢谢杜先生。”
    戴笠以为杜月笙欣赏他的赌技，一准会在赌场给他派个差事，回去以后便赶紧置办行头，准备在赌场大干一场，可是等了几天什么动静都没有，便再次来到杜公馆。
    “戴先生你来的正好，我正要差人去喊你呢！”杜月笙一见到戴笠，满心欢喜。
    戴笠一听，晓得赌台的事体安排好了。岂料，杜月笙却给他递过来一张船票。
    “明天上午10点，你直接去码头，我会派人去送你。”
    “杜先生要我走？”戴笠大吃一惊。
    “是的。”
    “我想留在上海。”戴笠有些着急了，“你晓得我的赌技，为什么不在赌台给我派个差事？”
    “赌台？”杜月笙一听哈哈大笑，“你的目光就看那么远吗？”
    杜月笙的话让戴笠犯了糊涂。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戴先生你是干大事的人，赌台那种地方不适合你。”杜月笙说完，拿出一个信封递给戴笠。
    戴笠接过一看，信封上用毛笔小楷写的收信人竟然是蒋中正！
    “打开看看。”杜月笙催促说。
    戴笠打开信一看，立时两眼放光。原来这是一封推荐信，是杜月笙请黄金荣写给黄埔军校校长蒋中正的，被推荐人便是戴雨农。
    “杜先生要我报考黄埔军校？”
    “对的。”杜月笙呵呵笑着说，“不过，这封推荐信完全抵得上一张录取通知书。”
    戴笠早已晓得黄金荣的大名，也晓得蒋介石曾拜黄金荣做老师，当年蒋介石去广州投靠孙中山，便是黄金荣资助的，黄金荣同时给蒋介石了断了他在上海欠下的一大笔债务。毫无疑问，这封信是他的入学保证书。
    杜月笙当下喊过万墨林，再从账房取来50块大洋，给戴笠做盘缠。第二天，又派人将戴笠送上了船。
    杜月笙果然没看错人，戴笠南下广州后，考取了黄埔军校第六期骑兵科，同时宣誓加入国民党。北伐时，戴笠被编入国民革命军第一军骑兵营一连。四一二政变中，因揭发并一举“肃清”骑兵营20余名共产党员，得到蒋介石、胡宗南等人的赏识，选为骑兵营国民党党部执行委员，开始从事情报工作。
    北伐军打到上海的时候，戴笠已经成为北伐军中一个不大不小的角色了。他回到上海第一件事就是去拜见杜月笙，然后拜见黄老板，感谢当年的帮助与提携。这次戴笠与杜月笙相见，两人惺惺相惜，情同手足，于是义结拜金兰。
    杜月笙晓得戴笠是大忙人，又值此淞沪大战爆发之际，戴笠夜晚登门，必有大事相商。果然，戴笠一落座便开门见山。
    “我想以别动队的名义在上海建立一支武装力量，需要月笙哥帮忙。”
    “怎么个帮法，尽管说。”一听戴笠要建立武装力量，杜月笙来了精神。
    “半个月前，我已经在天津搞过一个试点。”戴笠介绍说。
    原来，戴笠见各界民众激于民族危机的深重，奋不顾身地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便想趁此机会扩大军统控制的武装力量。他首先以天津为试点，命军统天津站站长组织“便衣队”。不曾想，几日之间便拉起一支2000多人的队伍。这使戴笠大为兴奋，想在上海如法炮制。
    恰在此时，上海的青洪帮头目，由向海潜领衔，通电“请缨”，说有数十万弟兄愿意听命点编指挥。戴笠信以为真，心想，别说数十万，就是一万也行，立刻向蒋介石建议，组织“军事委员会江浙行动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出面组织一支“江浙别动队”，协助军统执行任务。蒋介石觉得可行，当即批准。岂料，来到上海找到向海潜，向海潜一通忙活，和他的众多弟兄一再发动群众，最后仅落实几百人。等这几百人的队伍拉出来一看，整个令戴笠翻倒！
    “咋的了？”杜月笙饶有兴趣地问。
    “整个一支烟枪别动队！”戴笠哭笑不得，“而且，全都是些骨瘦如柴的‘老枪’！”
    “你事先应该先问问我，青洪帮的头目哪个我不晓得。”杜月笙说，“向海潜是很热心的一个人，就是牛皮吹得大了些。”
    “是想问来着，见你整天忙的四脚朝天。”戴笠一笑说，“眼下也只有你可以帮忙了，最低限度拉出1万人，咋样？”
    “1万，照说不多。”杜月笙坦率地说，“但你晓得，如果是呐喊助威，聚众滋事，我手下工商两界的群众力量就足够，加上白相人地界的弟兄，莫说万把人，十万八万也是闲话一句。但你老弟是要编组军队，这个要求就不同寻常了。首先，这些人要有个军人的样子，能拉的上战场；其次，黄浦滩头是纸醉金迷的地界，让吃着山珍海味的少年儿郎别妻离子，不经训练就拉上火线，在日本人的飞机大炮下去打仗，这就不是个简单的事体了。”
    “嗯……”戴笠听着杜月笙的分析，心情也不免有些沉重，但仍然坚定地说，“无论怎样，天津能拉起两千，上海，无论如何要拉起1万。”
    “好！”见戴笠信心十足，杜月笙唯有全力支持，“我们多找些朋友，大家分头行动，争取完成这个任务。”
    有杜月笙这个话，戴笠就放心了。他晓得杜月笙做事一向留有余地，办成之前绝不夸口，更不会说大话。只要他答应做，事情便成功了八九分。
    “实话跟你说，我离开南京之前，已经请示过蒋委员长，委员长表示支持，答应所有番号、军械、弹药、粮饷，都可以由中央颁发。你老兄要是不支持，我都没法向委员长交代！”
    一听蒋委员长，杜月笙便眼睛一亮。既然蒋委员长明确表态，那么，无论有多大困难，也只能成功，不能失败，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
    当下，两个人便商量先成立一个筹备委员会，接着拟定了委员会成员名单，除开戴笠、杜月笙外，其他人也都是政界、军警界、工商金融界大佬。包括时任上海市市长的俞鸿钧，新任广东省主席吴铁城，国民党上海军警两界负责人吉章简、蔡劲军，金融工商界的贝祖贻、钱新之，还有一位杜月笙的老朋友刘军长刘志陆。
    筹备会的地点设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三极无线电学校，离杜月笙的四太太姚玉兰的住处不远，杜月笙往来非常方便。
    筹备委员会经过协商讨论，制定行动方案，然后大家分头行动，一个月之后，一支10800人的别动队迅速组成。别动队下设五个支队，一个特务大队。第一支队约2000人，均为青洪两帮弟子，队长何行健是杜月笙的学生。第二、三支队近7000人，来自各业工人，队长分别为杜月笙的爱徒陆京士与朱学范。第四支队是戴笠在京沪一带负责情报和行动工作的人员，由军统干部张业任支队长。第五支队来自戴笠此前已组织的正在接受训练的高中以上学生以及军训总队的全体官长学生，由戴笠旧部陶一珊任支队长。
    别动队人员聚齐，1937年9月上旬，蒋介石先后两次发来电令，颁给“苏浙行动委员会”和“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番号。
    “苏浙行动委员会”设委员15人，分别为：杜月笙、戴笠、刘志陆、宋子文、俞鸿钧、吴铁城、贝祖贻、钱新之、虞洽卿、吉章简、蔡劲军、张啸林，以及时任京沪警备司令官的张治中等人。
    其中，张啸林是杜月笙硬加进去的一员。张啸林并没有明确答复愿意加入，而其他参选人员耐于杜月笙的面子，也不好表示反对。张啸林在抗战一开始便不断发出颓废悲观的论调，而且任何抗战活动都不曾参加，便一个人跑到莫干山避暑去了。杜月笙为防患于未然，先把他的名字列入委员名单，免得他果真落水当了汉奸。
    “苏浙行动委员会”书记长由戴笠亲自担任，“别动队”的总指挥，则由曾任军长的刘志陆担任。
    “别动队”正式成立后，戴笠立即组织训练，分别在青浦和佘山成立技术训练班和教导团，又在松江设立特训班。分期分批对1万多名别动队员进行短期军师训练。除了常规的作战训练，还有从事游击战所必须的侦探、破坏、突击和暗杀等特种技能训练。
    “别动队”的装备，蒋介石答应过由国民党政府供给，但实际上，武器弹药当地驻军只拨给一部分，数量远远不够；被服装具则一律自备。杜月笙只好发动大家想办法，武器方面，以各保卫团的捐献为最多，同时征用民间所存的各种武器弹药，不足部分以及被服装具等，均由上海金融工商界捐款购买。
    “别动队”一经成立，便按照戴笠的部署投入到抗战之中。
    五、日本人重金利诱
    就在杜月笙为抗战忙得寝食难安的时候，日本人却在为他大动脑筋。
    淞沪之战爆发后，日本人急于考虑在上海建立傀儡政权，以贯彻“以华治华”的方针。杜月笙便是他们建立傀儡政权首选的最重要人物之一。
    当时上海的日本总领事馆、日本陆军部、海军部的特务机关，每月都会拨出专项经费用于对杜月笙的跟踪调查，以不断向有关方面提供杜月笙的准确情报，有关方面再根据这些情报，作出拉拢策反的行动方案。
    早在“八一三”淞沪之战爆发前，便有第一个日本人走进华格臬路杜公馆，对杜月笙进行拉拢利诱，这个人就是日本海军军令部长永野修身。当时永野修身从日内瓦回日本途经上海，特地由翻译官和日本驻沪总领事陪同，登门拜访杜月笙。
    永野修身和日本驻沪总领事的名刺递进来之后，杜月笙简直惊呆了。杜月笙自知与日本这位海军大将及日本驻沪总领事素无往来，这些日本的头面人物到杜公馆所为何事呢？
    更令杜月笙吃惊的是，这位海军司令是专程前来与他谈生意的。一行人在会客室落座后，永野修身通过翻译，先是把杜月笙在金融工商业方面的才能吹捧一番，然后说：
    “以杜先生的声望和才具，应该放手做一番大买卖！”
    “过奖了。”杜月笙谦逊地说，“一来我杜某眼高手低，小来来尚可，做不了大事体。二来做大买卖需要大本钱，我晓得自家没有那么大实力。”
    岂料这后一句话正中永野修身下怀，赶紧通过翻译告诉杜月笙：
    “日本海军准备投资3000万日元，在上海开一爿‘中日建设银公司’，请问杜先生可否愿意合作，出任公司董事长？”
    投资3000万日元开一爿建设银公司，这个诱惑太大了！可是，杜月笙晓得，上海有一家“中国建设银公司”，是宋子文创办的，日本人要办一爿“中日建设银公司”，岂不是和“中国建设银公司”相对抗？
    “办这个‘中日建设银公司’，就是为了和上海的‘中国建设银公司’一争高低。”永野修身坦率地说，“以我们雄厚的资本，以杜先生的能力，这场竞争我们必胜无疑。”
    商业竞争本无可厚非，倘若在日本侵华之前，要杜月笙与日本人合作发财，杜月笙不会有任何顾虑。可眼下，日本人已进犯中国，这就等于人家打你，你还在给人家加油。这种事体杜月笙做不来。
    永野修身描绘的那幅商业远景却是充满诱惑的——上海有日本海军的机关，驻军也是海军陆战队，而且日本陆军在东北、华北、华中、华南的势力均属于日本海军，以日本海军舰只与陆战队，加上受他们指挥的侨商和浪人，配合杜月笙在上海的雄厚人力资源，莫说“中国建设银”不足为惧，甚至整个华中、华南的资源和贸易，都可以运作自如。以发财而论，这绝对是一个举世无双的好机会。
    毫无疑问，永野修身的描绘会令任何致力于金融工商的人士，以及所有想发大财的人怦然心动，杜月笙也不例外。何况杜月笙原本黑道出身，也不是什么规规矩矩的商人。但杜月笙有自己做人的底线，那就是不能落水当汉奸。
    “承蒙永野先生看得起我，不过……”在永野修身的催促下，杜月笙委婉地回答，“以我一个普通老百姓的身份，去跟外国政府机关合资办公司，这恐怕有点不合体制吧？”
    “既然杜先生这样想，我们可以换一种方案。”永野修身又拿出了第二套方案，“由杜先生个人出面组建一爿规模宏大的银公司，所用资金，全部由日本海军提供，银公司的经营运作，由日本海军背后助力，尤其悉照前议。”
    “这样一桩大事体，容我考虑一下。”杜月笙只好来一个缓兵之计。
    待永野修身返回日本后，杜月笙派人往见日本海军驻沪武官，请之转陈永野修身：
    “前次所谈，极感盛意，唯碍于国家民族之义，未敢从命，歉仄之处，伏祈鉴谅。”
    继永野修身之后，即“八一三”沪战爆发之后，又有两位日本人先后走进华格臬路杜公馆。这两位完全没有了永野修身的修养与礼貌，他们使出的招数是死缠烂打，威逼利诱。
    先是板西利八郎，这位是日本著名的中国通，任奉系关东王张作霖的顾问多年，是日本预备役中将。板西利八郎来到杜公馆，他的策略是拉拢许愿：如果杜月笙在日军占领上海后留下来与日军合作，将给予杜月笙在上海滩最高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合作上的诸多好处。
    平心而论，杜月笙是不愿意离开上海的。他发迹于黄浦滩头，门生弟子、亲朋好友，以及庞大的事业和“安乐窝”全都在上海滩，离开了上海滩他将一无所有。如若流落他乡，他岂能不担心“龙游浅滩遭虾戏，虎落平川被犬欺”？但是留下来，日本人不允许他做寓公，他只有一条路：与日本人合作。这个合作的结果无论多么的荣耀，说到底就是当汉奸。这是他最不能接受的。
    杜月笙的心腹大员与手下徒众也曾就去与留做过多次酝酿，甚至有徒弟认为：
    “先生历来各路通吃，处处兜得转，何惧于一个小日本呢？当初无论与皖系、直系、奉系，还不是系系交好，谁都不得罪。后来来了国民党，不是照样不予计较嘛！”
    这个观点，遭到了杜月笙的厉声反驳。
    “糊涂！糊涂！”杜月笙一迭声叫道，然后说，“无论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共产党，归根到底都是中国人！日本人哪能相提并论？这种大事体上拎不清，会吃大亏的！”
    杜月笙的话，其实已说明他的态度，一旦上海沦落，他不会留下来当汉奸。
    于是，杜月笙与板西利八郎虚与委蛇，凡事避免正面回答。板西利八郎数次莅临杜公馆，始终得不到明确答复，渐渐失去耐心，一怒而去。
    接着，土肥原贤二登场。
    土肥原贤二是日本特务的开山祖师，当过日本驻东北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后出任奉天（沈阳）市长，曾主谋把晚清逊帝溥仪诱到长春建立满洲国，并参与策划了一系列对我国华北的侵略战争。从东北而热河、而冀察——天津、丰台、冀东和香河，但凡他所到之处，用不了多久必会有战争降临。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土肥原贤二高升日本大本营特务部长，并随着沪战爆发而南下上海。
    与板西利八郎不同的是，土肥原贤二一出场就自以为捏住了杜月笙的杀手锏，他几乎肯定杜月笙不会离开上海，他的结论是根据杜月笙在上海滩“呼风唤雨”与“挥金如土”这两项而得出的。离开了上海滩，杜月笙将人脉尽失，家财尽无。他既不是国民党，又不是共产党，他完全没必要付出如此大的牺牲。
    因此，土肥原贤二一进杜宅，便笃定地对杜月笙说：
    “杜先生，想必你也明白，离开上海你将不再是天下闻名的杜月笙。既然如此，何不痛痛快快与皇军合作一场呢？”
    土肥原贤二说完，胸有成竹地望着杜月笙。
    “这个事体很复杂。”杜月笙沉思良久，仍不作正面回答。
    “你以为还会有其他选择吗？”
    土肥原贤二50出头的年纪，由于面部肌肉松弛，特别是眼部肌肉下垂，使他看上去总是笑眯眯的样子。但是他说出的话却是软中带硬，充满了火药味。
    “你出钱出力，奔走呼号，支持国军攻打皇军，造成皇军的重大伤亡。这些皇军都有登记在案。”土肥原贤二说得慢条斯理，却句句充满杀机。“倘若杜先生不肯为皇军效力，我土肥原也不是等闲之辈，我会列举你对皇军的种种反抗行为，加以严厉膺惩。”
    土肥原贤二一走，杜月笙陷入了沉思。他晓得，尽管土肥原贤二说到做到，但起码在上海沦陷前不会对他怎样，他唯有早作准备，离开上海。
    第二天，在辣斐德路辣斐坊十六号姚玉兰夫人的香闺里，他正跟学生子徐懋棠商量离开上海的事，突然天空中传来一阵“轰隆轰隆”的飞机引擎声。
    正疑惑间，杜月笙的四太太姚玉兰从外面走进客厅，用一口京腔说：
    “今儿个可怪啦，这架飞机怎么总在咱们的头顶上转呢？”
    杜月笙一听，蓦然想起一桩事体，立刻站起来，跑到天井里朝天空眺望，果然是一架东洋军机正在头顶上盘旋，几乎就要俯冲下来的样子。
    “莫不是土肥原贤二在挑衅？”杜月笙脸色大变，转身跑回客厅，坐在沙发里思考对策。
    徐懋棠听到他说土肥原，顿时明白了怎么回事。
    “先生，最近我在蒲石路买了一幢公寓，十八层楼的洋房，房子也很讲究。先生和师娘何不搬到那边去住？十八层的公寓房子，先生住在中间，日本飞机即使再来，也什么都看不到了。”
    杜月笙当即表示同意，又征求姚玉兰的意见，姚玉兰毫无意见，于是说搬就搬，当天下午便从辣斐德路搬到蒲石路，住进十八层楼的公寓大厦。后来抗战结束后回到上海，杜月笙与姚玉兰仍然住在蒲石路十八层大厦，时间一久，上海人便称姚玉兰为“十八层楼太太”。
    六、老兄弟就此绝交
    “八一三”淞沪之战一爆发，华格臬路杜公馆的隔壁便不见了张啸林的踪影。杜月笙晓得他去了浙江避暑圣地莫干山。
    张啸林在莫干山置有一幢别墅，修竹万竿，一色青碧，号为“林海”。张啸林带着手下人等，在此一住便是三个月，任凭上海滩打得天翻地覆，尸山血海，他全然不闻不问。当沪战一打三个月，日军精锐部队齐出，国军渐渐不支，眼看即将转移阵地，日本人便抓紧了统治上海的准备工作。三大亨自然是他们选择的主要目标。他们一面加紧监视杜月笙的行动，一面稳住黄金荣，劝他留在上海，保证他的生命财产安全，同时派人前往莫干山，收买张啸林。
    对于张啸林来说，日本人的到来，可谓闭门山中坐，喜从天上来。一见到日本人，他就晓得上海滩快要沦陷了。他晓得杜月笙不会留在上海，而黄金荣年迈不问外间事，正是他独霸上海滩的好时机。他当即提出的条件是浙江省省长或上海市市长。但前去请他的是小角色，当不得这么大家，倒是满口答应予以美言。张啸林顿时大喜，立刻匆匆上路，返回上海。
    张啸林一到家，杜月笙便得到了消息，当晚便兴冲冲来到隔壁张公馆。张啸林正在大烟间的烟榻上歪躺着吸食鸦片。
    “啸林哥，你回来啦？”
    张啸林一听是杜月笙，眼皮都没抬一下，照旧抽他的大烟。
    杜月笙一见这阵势，便陪着小心走过去，在张啸林的对面坐下，隔盏烟灯，没话找话地说：
    “啸林哥最近还好吧？”
    张啸林依旧不答话，引枪就火一个劲地猛抽，权当对面没有这个人。杜月笙感到非常尴尬。虽说先前有过别扭，可也不至于老弟兄久别后重逢不搭腔啊！杜月笙干坐了一会儿，还是忍不住了开了口：
    “啸林哥，最近前方的情况不大好。”
    “关我屁事！”
    猛地一声咆哮，把杜月笙吓了一跳。这一声咆哮过后，张啸林重又端起了烟枪。
    “那么，啸林哥不准备离开上海？”
    直等到那一筒烟抽完，张啸林才冷笑一声反问道：
    “我为什么要离开？”
    “日本人会打进上海……”
    “那又怎样？”张啸林把烟枪重重地放下，豹眼一瞪，咄咄逼人，“日本人进了上海，就不要中国人了？”
    “那倒不是，可做了亡国奴，总归会受欺负的。”
    “日本人啥时候欺侮你了？”
    “你听到外面轰隆轰隆的炮声没有？你晓不晓得，日本人每发一炮，要炸死多少中国人？”
    “那个不关我事！我只晓得炮弹没落到我头顶上。”
    “不管怎样，我是要离开上海的。”杜月笙无可奈何地叹口气说，“啸林哥，我们还是一道走吧？”
    “走到哪里？”
    “香港。”
    “你在香港有田？有地？有工厂？有银行？”
    “没有，可是……”
    “可是个啥？”张啸林猛地坐起来，盯牢杜月笙，“什么都没有，你要我跟你到香港去喝西北风？”
    “这……”杜月笙愣了一下，说，“我们到香港，也可以办工厂，办银行！”
    “你做梦吧！”张啸林把手里的烟枪“啪”的一声扔进烟盘里，噼里啪啦一通数落，“自打为了一八一号咱兄弟俩闹掰，我就晓得你我再也走不到一起。你喜欢当什么议长、会长、董事长，你当你的。我就喜好铜钿，我就做我的烟土和赌台。等到国民政府坐庄，土跟赌不让做了，我就在租界上小来来，要是租界也做不成了，我回家当寓公，谁也管不着，我是抱定了主意不再跟你过话。可是今朝……”
    张啸林大手往烟榻上一拍，站了起来，在屋里倒着手走了一个来回，最后站到杜月笙跟前，颇有些语重心长地说，“今朝眼看你就要一脚踏进大海里去了，兄弟一场我不能不说！”
    “啸林哥，你说。”
    “我刚才说过，你喜好的那些声望呀，名气呀，地位呀，现在你都有了。但是，除了一个虚名，这些年来你都得到了什么？社会公职担任了几十处，一只洋钿不拿，倒贴开销倒是常有的事。银行开了好几爿，有几爿真是你的？董事长理事长挂了十几个，可有几家真正是你杜月笙的财产？民国十六年愚兄陪你玩枪，打共产党，你一下就欠了300万大洋，是土档替你还清了债务。如今好不容易有了点家业，又想拍屁股走人，重打天下，你出了上海滩试试，看看哪个买你的账！”
    杜月笙无话可说。
    “我就是想不明白了，为什么你非要走。”张啸林见杜月笙嗒然无语，方缓和了一下语气，“你倒是说说看，日本人哪点不好？”
    “别的不说，就只有一桩，”杜月笙苦笑一下说，“不该跑到别人的国家来杀人放火。”
    张啸林被噎了一下，豹子眼立马瞪大。
    “我只问你，日本人有没有伤害到你我？”
    “这个……”
    “你想过没有？”张啸林打断杜月笙的话，振振有词地说，“说不定东洋人会把整个黄浦滩变成勃兰西地界！别说开一个一八一号，开一个三鑫公司，怕是要开比三鑫大千百倍的大公司！”
    杜月笙遗憾地摇摇头，他晓得劝张啸林离开上海已经是天方夜谭的事了。张啸林也晓得他的话不会使杜月笙改变初衷。
    “好吧，月笙，人各有志，我们谁都不要再劝谁。”张啸林叹口气，忽然有些感伤地说你几时启程，我为你饯个行吧？
    “现在还不晓得。”
    “好，你我话已说尽，往后无论遭遇如何，都算对得起兄弟了。”
    告别了张啸林，杜月笙又去漕河泾黄家花园看望黄金荣。当时黄金荣已年近古稀，不问外间事，杜月笙晓得他不会离开上海，东洋人也不会把他怎样。杜月笙只是想关照一声，以免到时走得仓促，来不及告别。
    “月笙，你放心走吧，走得越早越好，免得晚了生麻烦。”黄金荣关照杜月笙。
    平时杜月笙忙得四脚朝天，往往想不起过来看望黄金荣。倒是金廷荪，几乎每天下午要过来陪黄金荣打铜旗，让黄金荣免不了对杜月笙发几句牢骚。如今杜月笙即将远行，黄金荣也顾不上再抱怨，倒像是生离死别，多了无尽的伤感。
    七、抢救杜门弟子
    从黄家花园回到华格臬路杜公馆，杜月笙坐在古董间里，心情抑郁，一言不发。直到一身戎装的陆京士走进来，他才蓦地抬起头。
    陆京士是来告辞的。
    “刚刚接到命令，别动队的五个支队全部支援前线，掩护全军撤退。”陆京士坐在杜月笙对面，低声说。
    “这么说，上海滩真的就让给东洋人了？”
    陆京士沉重地点点头。
    陆京士告辞之后，便率领别动队的弟兄们进入了前线阵地。
    11月9日，日军汇集陆续增援的第三、第五、第九师团，集中全力对驻守在上海的国军展开全线攻击。国军在别动队的掩护下开始全面撤退。
    这一场掩护撤退仗一连打了三天，使大队国军得以从容撤退，免除敌军衔尾直追的威胁，保全了作战实力，以及无数弹药辎重。负责掩护的五十五师张旅和苏浙别动队因而立下了大功。
    这三天中，华格臬路杜公馆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局势。在杜公馆三楼，便可看到南市浦东浓烟处处，弹道交织成密集的火网。在那里掩护撤退的全是杜月笙的门生弟子。在浦东战场上的是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的一部，朱学范的第三支队和陶一珊的第五支队在一起守护南市。
    杜月笙视他的徒子徒孙有如家人骨肉，生怕他们在战场上遭遇不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楼上楼下团团转，三天里目不交睫，食不甘味，以致双眼里布满血丝。
    杜月笙的二太太陈氏夫人、杜维藩、杜月如兄弟姊妹，还有一些亲戚朋友，都守候在客厅里，阗无声息，陪着杜月笙在那里干着急。
    于无声处，万墨林从客厅外走进来，悄声对杜月笙说：
    “京士兄的太太来了。”
    “快请。”
    不等杜月笙迎过去，陆京士太太已经焦急地走进来。
    “陆家嫂，你放心，我杜某人的儿子可以牺牲，像京士这样的人才是绝不能牺牲的！”不等陆太太张口说话，杜月笙便当着家人、朋友以及下人的面，信誓旦旦地说。
    “谢谢你，杜先生。”陆太太还能说什么呢。但她晓得，杜月笙本事再大，又怎么能左右战场的炮火呢？
    出乎意料的是，杜月笙真的有办法。他沉思半晌，终于下了决心，吩咐万墨林：
    “我要和戴先生说话，你给我接通电话。”
    在电话里，杜月笙提出自己的建议：既然大队人马已安全撤离，应该保全别动队实力。再打下去唯有全部牺牲。戴笠接受了杜月笙的建议，决定将别动队化整为零，撤出阵地。一部分人由杜月笙接入法租界，一部分人转进浦东另行编组游击队伍。
    通过电话后，戴笠立刻亲笔写好一道命令：
    “苏浙别动队应即放弃阵地，向法租界撤退。”
    戴笠立刻将这道命令面呈宋子文，宋子文迅即派人送交杜月笙，杜月笙马上派人送到位于南市十六铺招商局码头的苏浙别动队指挥部。与此同时，杜月笙亲自与法国总领事馆及法捕房连络，接应中国军队退入租界。法国总领事一口答应，但有一个条件：
    “退下来的军队，必需按照国际公法的规定，全部解除武装。”
    “那是当然。”杜月笙也一口答应。
    但杜月笙仍不放心，生怕有个闪失，随即派出大批人马，布置在法租界邻近南市的沿线，负责接应撤退过来的弟兄。
    11日下午，法租界的通衢要道、各个路口，都布满法国兵和大批巡捕，杜月笙派去的兄弟站在他们后面。别动队的弟兄撤退过来，一个个地通过路口，每跑过来一个，便解下枪支子弹，交给法国兵或巡捕，便算恢复了自由之身。杜门中人立刻迎上去殷切慰问。撤退过来的弟兄虽然打了三天三夜的仗，却一个个精神抖擞，亢奋振作，滔滔不绝地诉说着打日本鬼子的经过。
    可是，大队人马即将撤完，却不见陆京士的身影。等候在杜公馆的杜月笙急得火上房，赶紧命人查询，这才得知陆京士在太古、怡和码头一带指挥作战，陷入敌人的包围圈，无法突围撤退。
    杜月笙稳定一下情绪，分析一下情况之后，立刻派出两支小火轮，冒着枪林弹雨，驶往浦东孚油栈码头接应。接应的人出发之前，杜月笙下了一道死令：
    “接不回陆京士，你们也就不必回来了！”
    情况紧急，陆京士命悬一线。杜公馆大厅内一厅的人阒无一声，可每个人的心里都焦急万分。一直等到傍晚时分，突然由外入内，一路发出欢呼：
    “京士兄回来了！”
    这一声犹如一颗炸弹，在静悄悄的大厅里炸响。一大厅的人立刻欢呼雀跃，欣喜若狂。杜月笙一路小跑迎出去，陆太太和大批亲友紧紧跟在他的身后。
    陆京士在弟兄们的簇拥下，满面风霜地走进杜公馆大宅。
    原来，他带了两名亲信，正准备冒死突围，在码头上正好遇见杜月笙派来迎接的小火轮。于是他登轮出发，沿黄浦江而行，绕过敌人的封锁线，顺利抵达外滩洋商码头，然后换乘汽车来到杜公馆。
    在这次掩护国军撤退的战斗中，唯有戴笠改编的第四支队，遭遇最为悲壮惨烈。第四支队奉命由沪西挺进苏州河北岸，占领战场要点，死守不退，掩护国军向苏州河南岸转进。他们深入敌军腹地，在任务完成以后，孤立无援，无法撤退，2000余名青年全部壮烈牺牲。
    苏浙别动队完成掩护撤退任务以后，大部分经由法租界化整为零，一部分放下枪杆换上便装回家了，一部分参加了戴笠的军统，如原二支队副官于松乔等人，成为“军统上海区行动二队”成员，专门从事暗杀活动。另一部分若干精锐撤退到安徽江苏交界的屯溪、歙县等处。1938年戴笠以军事委员会的名义，将这一部分加以改编，又吸收了一些散布在浦东及太湖地区的土匪武装，以俞作柏为总指挥，何行健为副总指挥，组成“忠义救国军”。
    但是，还有一批与杜月笙直接相关的人物，是来自浦东的地痞、盗匪和盐枭，他们不愿意解散回家，仍旧保持一支武力，留在浦东家乡打游击。这一支队伍成为以后杜月笙在香港直接遥控指挥的武装力量。
    八、豪门大佬赴香江
    国军撤离上海，三个月的淞沪之战宣告结束，风声越来越紧，杜月笙抓紧了与戴笠的密谋策划——在上海预先布置亲信门徒，以便日后从事“地下工作”。当然，对杜月笙来说，是通过这些人遥控指挥上海，以保住他在上海的地盘。
    经过密谋协商，杜月笙准备留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人，主要有他的管家万墨林，秘书徐采丞，私人账房黄国栋，亲信律师朱文德等人。这些人中，尤以万墨林、徐采丞最为重要。
    万墨林身为杜公馆总管，对杜月笙所有门人弟子、至交亲朋以及租界、商界军政界的关系都了如指掌，以往联络等具体事宜也都由他经手。因此，杜月笙得空便把万墨林叫到跟前，一遍遍交代离沪后的具体事宜。
    “墨林，这些天关照你的事，你可曾记牢？”
    “记牢了，爷叔。”
    “那么我就不必再说一遍了。”杜月笙宽慰地笑笑，又说，“还有许多我不曾想到的事，或者随时都可能发生想不到的事体，我在上海的时候，一切事体你都晓得怎么办，我离开了上海，你不妨照旧办理。”
    “晓得啦，爷叔。万一发生了意外的大事体，一时拿不定主意的，我会想办法与你联络。”
    “要是联络不上呢？”杜月笙又不无担忧，“总之你要随机应变。”
    杜月笙也曾单独召见徐采丞，对他面授机宜。
    徐采丞本人是商人，原来跟随史量才，史量才遇难后渐次成为杜月笙的心腹。
    徐采丞一直跟东洋人打交道、做生意，他和日本财阀三井、三菱都有关系。与日本驻沪特务机关长川本大作也很熟。徐采丞原是上海地方协会总干事，以这个身份留在上海，充任杜月笙的私人驻沪代表，会有诸多方便。
    杜月笙将自己的想法对徐采丞一说，徐采丞欣然接受。
    “杜先生尽管放心，对日方面的一应事体，我一准能全力周旋。”
    事实证明，杜月笙这一步棋走得十分成功。上海沦陷后，徐采丞与日本“兴亚院”（日本侵华战争时期在中国沦陷区设置的临时机构）的人搭上了关系，并通过兴亚院结识了日本海军、陆军、宪兵队及特务机关中不少重要人物。
    当时日本海军、陆军、外务省等部门对侵华的具体细节主张不同，往往通过各自的途径与国民党接触，对蒋介石实行诱降的政策。日本人深知杜月笙在上海的势力以及与蒋介石的亲密关系，因此，一直没有放弃对杜月笙的笼络。兴亚院的人认为徐采丞有杜月笙的背景，是与重庆联络的重要桥梁，因此对徐采丞也颇感兴趣。后来成立“上海统一委员会”，徐采丞发挥了重要作用。
    安排好离沪后的头等大事，杜月笙又抓紧时间安排杜氏门人、帮会弟子以及恒社弟子的去留事宜。
    11月23日晚，杜公馆大摆家宴，在座的皆为杜氏门人弟子中的头面人物。这一餐饭也可以说是散伙饭，安排好诸位弟子以及各自手下的去留之后，所有人都感到心情沉重无比。至晚间10点，众人散去，只留了几位心腹弟子移驾古董间，继续密议。
    古董间里气氛肃穆，除了杜月笙，还有陆京士、朱学范和徐采丞三个人。
    “今天川本请我转告杜先生两件事情。”徐采丞报告说，“第一件，东洋人占领高桥以后，会派一队宪兵去保护杜家祠，禁止闲杂人等前去骚扰。”
    “呵呵，”杜月笙一声冷笑，“听起来像一番好心，哪个晓得不是诱擒之计呢？他们以为我杜月笙离开上海，一定会去拜祠堂，祭告祖宗，趁此机会，正好把我捉牢。”
    “嗯。”徐采丞点点头，信以为然，又说，“第二件事，日本兵已在沿江一带布置重兵，严防杜先生等人出境，十六铺和杨树浦两边都有大队日兵把守。倘若杜先生从租界码头上船，他们会闯入租界阻拦。”
    “这么说起来，日本人是决心要把我杜某人困在黄浦滩了？”
    “日本人要在下月成立上海市民协会，已经开好人员名单。”徐采丞说，“名单里内定由杜先生担任会长，委员有王晓籁、陆伯鸿、荣宗敬、姚慕莲、顾馨一、尤菊荪等人。”
    “东洋人这个愿望怕是实现不了啦！起码王得天这晌已经到了香港。”“得天”是王晓籁的号。他已于前几日启程赴港。杜月笙拍着桌沿说，“我的事你们不用担心，还有这么多要人在上海，戴先生他们一定有稳妥的办法。现在要商量的是其他人怎么个走法。”
    由于黄金荣不走，金廷荪决定留下来看看情况，顾嘉棠、叶焯山他们表明要跟杜月笙到天涯海角，陆京士和朱学范将随国民政府赴川，于是，几个人商议了众人的具体走法和联络事宜，以及将来如何接洽。
    一切准备停当，11月25日晚间，宋子文的一个电话打到杜公馆。
    “船票已买好，渣华的‘阿拉密司’号，停在公和祥，明天晚上上船。”
    “好，准时赶到。”杜月笙答应一声，放下了电话。
    公和祥码头座落在百老汇路南边，离外白渡桥不远，和闸北、引翔两区相当接近。怎样才能突破日本人的重围上船，杜月笙的家人、心腹弟子出了各式各样的主意，但杜月笙自有主张，他将离沪后杜公馆一应事体对万墨林再交代一遍后，然后辞别妻子儿女，像往常外出一样，只带一名随身仆役，从华格臬路登车出门。
    在附近监视的日本特务看到，以为杜月笙又是去蒲石路十八层楼公寓四太太那里过夜，因此未加提防。杜月笙的汽车躲过日本人的监视之后，却调转方向，前往法租界公和祥码头，竟然一路畅通无阻。
    车到公和祥码头，“阿拉密司”号英国客轮灯光灿灿，杜月笙登上英国豪华邮轮。在灯光荧荧的大餐间里，早有一群高冠峨服、雍容华贵的中国大佬，围坐在一张大圆桌前。杜月笙一眼望去，只见宋子文、俞鸿钧、钱新之、胡笔江、徐新六……都是他极熟极要好的朋友。
    “杜先生来了！”
    不知哪个一声惊呼，顿时一片寒暄。于是一一握手，谦让入座。
    当一帮中国大佬在英国豪华邮轮分别归房就寝之后，成千上万东洋兵还在十六铺、杨树浦，沿黄浦江两岸布岗巡逻，准备随时拦截留在租界的那几位中国大佬。
    翌日凌晨，“阿拉密司”号悄悄启航，徐徐通过黄浦江，辞离吴淞口，驶入万顷烟波，浩瀚无际的中国东海，直航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