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大传

第二十章居香港遥控大陆
    一、香港拜了码头
    初到香港，杜月笙与钱新之一道，暂时住在九龙半岛饭店。
    既是有备而来，杜月笙有心开展两项工作，第一项是结交官府。但他晓得，自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香港便沦为了英国人的天下，自总督以至差馆警察，他是一点关系也拉不上。这一项怕是无法开展起来。
    第二项便是拜码头。广东、香港都是洪门的势力范围圈，青帮在香港不但没有立根，连露脸的人物也不曾有一个。好在自古青洪两帮不分家，帮会人物都晓得“但见金盆开花，不闻青洪分家”的道理。但是，大队人马未到，杜月笙孤家寡人，又苦于没有门路，只能干着急没办法，一点工作也没法开展，更莫说打开局面。
    这期间，杜月笙便多少吃了一些苦头。
    杜月笙过惯了大佬的生活，一个人住饭店自然有了许多不便。按照以往的习惯，他每晚都要有人捶腿捶背才能安然入睡，一直捶到他睡着才能歇手。如今身边一个下人都没有，每晚入睡就成了困难。其次，还有一个毛病，那就是夜里一个人睡不着觉，房里没有夫人，也要有个男伴，否则一有风吹草动，必定疑神疑鬼，吓得辗转反侧，难以入眠。两项原因加在一起，杜月笙的睡眠便成了大事体。
    本来人换了地方有些不习惯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但香港人欺生，饭店茶房添油加醋向外传播，一时间便成为了茶楼酒肆的谈资笑料。杜月笙何曾如此被人耍笑？顿时生出在家千日好，出门一时难的感慨，急不可待地要改变这种状况。
    他先是发电报，让留在上海的学生门人把家小护送到香港。岂料他一旦离沪，家里人便一个个有了主张。正房夫人沈月英自不必说，杜月笙与她已经分居多年，而且沈月仙阿芙蓉癖已深，压根就没考虑要她来香港。二太太陈帼英是计划要出来的，岂料山中没老虎，猴子称大王，如今竟自作主张说要看看风色。三太太孙佩豪的两个儿子维屏、维新留学英国，她陪读去了英国。杜月笙望眼欲穿，等了许多天，姗姗而来的只有四太太姚玉兰，外加长子杜维藩、长女杜美如，以及几个小儿女。
    按照事先约定，“小八股党”的头脑顾嘉棠、芮庆荣和叶焯山率先来到香港。接着杜公馆秘书翁左青，后来加上徐采丞介绍的胡叙五，以及杜月笙要好的朋友张骥先，跟北洋中人交情很深的吴家元，先后来到。
    杜月笙给众人分配工作，派翁左青管理文电和账房，胡叙五专任记室。
    杜月笙又招来几个能办事的学生子，其中包括沈楚宝、林啸谷、朱学范、郭兰馨，还有一个最要紧的人物张子廉。
    江湖上讲究“强龙不压地头蛇”、“唯有行客拜坐客”。而杜月笙迟迟没有拜码头，江湖上便传出许多流言飞语，还有人编成故事，写成文章。说杜月笙刚到香港不久，某日的午后，柯士甸道公馆里突然来了一名壮汉，拿出手枪对准杜太太，命令她将手腕上的金镯退下。杜太太（按时间推算当然是姚玉兰）恐惧之中，只好照办，退下金镯交给壮汉。壮汉临行之前，向杜太太说：
    “一只金镯没啥稀罕的，我拿去只是做个标志。你家先生是赫赫有名的上海大亨，彼此原属同道，到了香港却不拜码头。莫说按帮规要认识”前人“论平常交游也须行客拜坐客，你家先生未免太托大了。请你转告你家先生，让他自己瞧着办。”
    杜月笙闻讯，自知理亏，访得当时香港在帮的以年近七旬的谢老头子辈分最高，便赶紧备了全名红帖，专程登门拜访。谢老头子原本也是义薄云天的人物，两人一见，惺惺相惜。几日后便有人来柯士甸道杜公馆归还了金镯，从此杜月笙算拜了码头，同当地帮会搭上了关系。
    这则故事越传越广，以至于传到了杜氏门人的耳中，有人便特地去问姚玉兰。姚玉兰听了咯咯直笑，用她特有的京片子口音说：
    “那是绝不可能的事，因为我们姐妹几人都不曾喜欢戴金镯子。”
    尽管此故事为坊间杜撰，但杜月笙初来乍到，急于与洪帮弟兄结交却是事实。这便是他急于召来张子廉的原因。
    张子廉在上海办过三星棉织厂，在工商界有一定的影响。他既是杜月笙的学生子，又是洪门中人，而且在洪帮中影响颇大。
    早在1923年，张子廉便联络其他洪门大哥向松坡，明德，梅光培与朱卓文，五人在香港共开一座五圣山，五圣山的五位大爷里面，张子廉来自浙江，向松坡籍隶湖北，明德是河南旱道上的人物，梅光培旅港多年，在警察、海员和渔民中，掌握住不少洪帮弟兄。五位大爷拼一山后，共为山主，以梅光培为五圣山的主峰。
    按照洪门规矩，开山就要立堂，堂名用“仁义礼智信”五字，再加上各人名字中一字而成。梅光培的堂名为“仁培堂”，朱卓文为“义文堂”，明德为“礼德堂”，向松坡为“智松堂”，张子廉为“信廉堂”。
    梅光培是国父的外甥，民国初年，担任过粤军南路司令；朱卓文也曾是粤军将领，却又受过香港政府的贿买，在1925年8月20日轰动一时的军官学校党代表廖仲凯被刺案中担任主凶。这两人旅港多年，在香港警察、海员、渔民中有不少弟兄，建立了一定的势力。
    张子廉一到香港，便找他早年的老弟兄梅光培、朱卓文，为杜月笙引见，与香港帮会势力建立起联系。
    香港帮会中人也想借助杜月笙的“声名”，扩大影响。当年帮会中有一位风头正劲的人物杨庆山，因独开两山，被称为“双山头大爷”，是洪门中空前绝后开过双山的洪帮大亨。杨庆山的左右手刘联珂写了一本《帮会三百年革命史》，特请杜月笙题字。舞文弄墨之事杜月笙不敢答应，于是转请曾任复旦公学教员和国民党政府监察院秘书的杨千里代笔题字。
    为了掬诚交好，尽管杜月笙客居香港手头“拮据”，但还是一掷千金，赠5000元港币给刘联珂，要他将《帮会三百年革命史》印刷10万册，广为发行。
    二、得了两块招牌
    人马一拨一拨地来，住旅馆终究不是长久之计，于是，杜月笙在香港九龙柯士甸道一一三号到一一五号，租得一幢双开间门面的三层楼房，楼主是素有“澳门杜月笙”之称的澳门烟赌大亨高可宁。
    于是，杜月笙的所有家人、朋友、门生弟子一道搬入九龙柯士甸道，杜月笙和家人住在二楼，其他人住在一楼和三楼。起先顾嘉棠、芮庆荣、叶焯山、吴家元、张骥先等人和大家住在一起，后来各人的家眷陆续到达香港，顾嘉棠、芮庆荣便搬出去自立门户，住在柯士甸道附近的德乘街上。往后陆续从上海来的朋友、弟兄或门人，大都住在柯士甸道前后左右，亦即德承街上一些公寓房屋，四面围绕，把杜月笙簇拥在正中间。
    尽管有了香港的杜公馆，有了众多人马，拜了洪帮的码头，但杜月笙在香港仍然有诸多的不自在。这是因为英国殖民当局为了保持社会秩序稳定，对黑社会活动给予一定的约束与限制。杜月笙到港后，英国殖民当局便对他多有防范，曾先后几次派警察登门查询，令杜月笙十分恼火。可与当局搭不上关系，自家又没有一个公开的社会身份，正在无计可施之时，蒋介石远驻日大使许世英给他送来了一个公开的身份。
    蒋介石给杜月笙送官，特别是送一个有实际意义的官，这还是第一次。当时南京沦落不久，国民党政府的中心迁往武汉。东洋人的对华侵略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抵抗，这使他们感到单纯使用军事手段无法征服中国，因而抓紧推行“以华制华”的政策，企图通过扶植傀儡政权，达到统治中国的目的。为此，日本侵略者四处活动，到处拉人。
    为了阻止一些受到东洋人青睐的人物投奔到“膏药旗”下，落水当汉奸，蒋介石便想到了杜月笙的可资利用。杜月笙亦官亦民，又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便于开展这项工作，于是，决定派许世英前往香港落实这件事。
    1938年1月20日，国民党驻日大使许世英奉命降旗归国，特地绕道香港，前往九龙柯士甸道杜公馆，与杜月笙面谈此事。
    “我即日赴汉口，准备以后专任赈济委员会的工作，普救百劫余生的天下灾黎。”许世英对杜月笙说，“杜先生，我希望你能帮我的忙。”
    杜月笙听罢，十分爽快地回答：
    “静老，这不成问题！”
    许世英字静仁，他年长于杜月笙10余岁，因而杜月笙尊称他为“静老”。
    “有什么事体需要我帮忙，静老只需言语一声，我一准会尽力而为。”杜月笙补充说。
    “我这一次的帮忙与以往不同。”许世英笑着摇摇头说，“我是要你到赈济委员会来，担任一个实际的职务，做一份实际的工作。”
    “静老是要我做官？”杜月笙愣一下问。
    “这个……未必就算是做官。”许世英斟字酌句地说，“一来全民抗战，人人有责。再则赈济工作多少带点慈善事业的性质，和你在上海地方协会、上海抗敌后援会任职是一个道理，都是为社会服务。只不过它是政府的一个机构。”
    许世英之所以如此说，是担心杜月笙误会。他晓得杜月笙曾私下对他的亲密朋友说过：“你们不要看许多大佬们，都跟我称兄道弟，要好得很，就此以为我想做官是很容易的了。殊不知，他们是拿我当夜壶。用过之后，就要火速藏到床底下去。”
    这一番话并不代表杜月笙不想做官，而是那些大佬并不是真正想给他官做，不过是利用他而已。所以许世英特地强调“赈济委员会”是服务于社会的，与杜月笙曾经发起与参加的那些社会组织性质相同。
    “好，既然如此，全凭静老安排。”
    此时杜月笙正急需一个公开的社会身份，无论这个身份是官是民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能掩盖那个黑社会身份，能拿来抵挡英国当局的“关注”也就可以了，何况“赈济委员会”是官府的一个职能部门，这就更加有了说服力。至于是不是被别人拿来当夜壶，如今也顾不得那么多了。
    许世英回到汉口后，向蒋介石报告了杜月笙的态度。不久，蒋介石便下令扩大中央赈济委员会，任命杜月笙为“中央赈济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港澳救济区特派员，分管第九救济区事务。第九救济区包括：广东、广西、福建三省。
    接此任命后，杜月笙在香港成立了“赈济委员会第九区赈济事务所”，办公地点就设在杜公馆。杜月笙自任事务所主任，派他的得意门生林啸谷负责主持日常行政事务。林啸谷在一楼要了一个房间，每天过来办公。
    同时，杜月笙又亮出他原有的“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招牌，由于会长王正廷正在驻美大使任上，杜月笙便把“红十字总会办事处”也设到了香港杜公馆。红十字总会的一应业务，杜月笙交给他的另一名得意门生——“红十字会”秘书郭兰馨负责。郭兰馨的办公室便设在杜公馆三楼的一个房间，他本人住在三楼的另一个房间，可谓常驻办公。
    顾嘉棠和芮庆荣相继搬出去自立门户后，吴家元和叶焯山分别住在一楼和“赈济委员会”对面的两个房间，叶焯山在当时算打光杆，这位百发百中的神枪将，一直在杜公馆一楼替杜月笙把头一道关。顾嘉棠跟芮庆荣虽然住在外头，但每天中午以前，一定会照早年的老规矩，准时到杜公馆报到，机密大事还是要和几位老兄弟共同商议。
    后来许世英来到香港，寻到房子以前，也住在杜公馆三楼，与老革命党张骥先的房间遥遥相对。此间，他临了八大幅王右军的圣教序，送给杜月笙。杜月笙很高兴，悬在客厅的两壁。
    往后江南名士杨千里也被杜月笙接到香港，倘有重要文稿，题词题字，难免要借重他的大手笔。杨千里曾集杜句，为杜月笙题了一副对联：
    三顾频烦天下计，
    一生好做名山游。
    杜月笙如获至宝，喜滋滋地挂在客厅中间。
    此间，杨志雄和杨管北两位智囊不断往来穿梭于港沪之间。由于上海方面事务尚多，总是杨志雄在香港的时候，杨管北留在上海。杨管北要来香港了，杨志雄便会在上海。秦待时、江倬云、庞京周、毛和源，一帮老朋友也都接受了杜月笙的邀请，相继避难香江，这帮人也成为杜公馆的常客，唯独相聚时赌兴大减。
    无意间仿效了曾国藩的会食制度，杜公馆每日中午开一桌饭，人多时临时再加。除了杜月笙的太太女儿在二楼用餐外，住在公馆的人与住在外间的顾嘉棠等人以及临时来的朋友，便统统在一楼聚餐，家人父子、亲威朋友、老弟兄、师爷秘书、门人弟子，边吃边谈，交换消息，商议事体，全部在这一餐饭间进行。
    这一餐菜色不多，但每一样都是精品。由于港沪之间轮船飞机往来方便，香港市场买不到的江南菜肴，便川流不息地送到杜公馆来，使这帮流浪客餐餐吃得大快朵颐，莼鲈之思便渐渐随风而去。
    三、“复活”了段内阁
    有了“赈济委员会第九区赈济事务所”与“中国红十字总会”两块招牌，又有了可资指派的各类角色，杜月笙在香港总算打开了局面，虽说不上像上海一般呼风唤雨，但也有了得心应手、运转自如的感觉。
    红十字会的事务，所有海外侨胞捐献的款项物资，都由杜月笙以副会长的名义和常务理事王晓籁、林康侯处理。如此一来，身处香港的杜月笙实际成为了蒋介石和上海以及其他沦陷区之间的接转枢纽，杜月笙在其中担当了中介与策应工作。
    “赈济委员会”挂牌之后，杜月笙接受的第一项任务便是瓦解东洋人在中国建立傀儡政权，“解救”日本人选定的傀儡政权人选。
    当时戴笠已升任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副局长，实际则主持局务。他拨给杜月笙一笔经费，请他派人将日方圈定的“汉奸对象”，自1926年段祺瑞垮台即分布于平津京沪一带做了寓公的皖系人物，亦即所谓安福派人，统统接到香港以及其他自由地区。
    完成这个任务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因为无论皖系、安福系，段祺瑞手底下的人物大多数亲日。1920年爆发的直皖之战，吴佩孚在短短四天之内把段祺瑞的皖系大军打得土崩瓦解，那帮安福要人被困北京，无论进东交民巷还是住六国饭店，英美法等各国领事均拒绝接纳和庇护，唯有日本使馆加以收容，并随后协助他们潜逃而脱险。这一帮人官瘾相当大，自段祺瑞1926年最后一次下台已经被闲置了将近12年，如今好不容易得了做官的机会，就算出钱出力接他们南下，他们自家心中是否愿意也未可知。
    事实上，杜月笙对于执行这个任务早有准备，在离沪前与戴笠的密谋中两人便就此事做了安排，因而杜月笙将既不是门人，也不是学生，甚至谈不上是朋友的吴家元率先接到香港。完成这个任务杜月笙要借吴家元的关系。
    吴家元做过青岛盐务督办，曾是张宗昌的门下客，跟过去的北洋要人都很熟。同时，日本在华三大特务机关“松、竹、梅”之一的“松”机关，其主持人和知鹰二手下有两名中国人——何益三和李泽一，其中李泽一便是安福系人物，是吴家元赌台上的朋友，何益三是吴家元生活中的好友。借着这两个人关系，吴家元可以自由出入华北沦陷区，达成杜月笙交付的使命。
    李泽一曾奉日本人之命长期盘桓在杜月笙身边，与杜月笙也算交情不错。杜月笙派出吴家元的同时，特地请李泽一以及“松”机关中的朋友朱秀峯与陈兰帮忙，暗中分赴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等地，将东洋人列入“汉奸名单”的北洋皖系人物分别接到香港。
    在这一段时期内，经杜月笙遥控指挥，先后接到香港的有：段祺瑞的司法总长章士钊、交通总长曾毓隽、财政总长贺德霖、外交总长颜惠庆、陆军总长吴光新、临时参议院副议长汤漪等人。这些人抵达香港之初，大都住在九龙柯士甸道杜公馆。再加上半个东道主的许世英——段祺瑞任临时执政的北政府第二十八任国务总理，以至于有人说：“香港杜公馆开出一桌饭，俨然是段祺瑞内阁复活了”。
    由于杜月笙的拆台，东洋人组建的汉奸傀儡班底极差，1938年3月27日成立于南京的“维新政府”，为首的只是段祺瑞临时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而杜月笙的智囊人物，曾经要好的把兄弟陈群陈老八，则甘愿下水当了“内政部长”。
    除了段祺瑞系统的人物，杜月笙的“赈济工作”扩大范围，还拉散了东洋人在上海组织的“市民协会”，21位委员中有的被他劝来香港，有的经他安排出游以避过风头，有的由他派人掩护躲进租界。东洋人找不到人，却也无可奈何。
    根据国民政府的要求，杜月笙还动员了其他一些有影响的人物迁居香港。这些人包括前清遗老、北洋政府官员，甚至社会名流、文人学者，凡是能来的，都安排他们秘密南下。来不了的便派人按月送一点生活费，让他们生活无忧，抹得下脸来对付东洋人的威逼利诱。
    这些人来到香港，杜月笙或做居停主，或做东道主，从此杜公馆热闹非凡，柯士甸道车水马龙，门庭若市，正应了后来刘航琛所说的杜月笙“已经成为中国的杜月笙了”。
    由于杜公馆设在九龙，来往香港需要过海，为了便于会客议事，杜月笙便在香港告罗士打饭店租下705号房间，派秘书翁左青、胡叙五常驻办公。杜月笙每天午睡后过来会客。座上常客有国民党军统局香港区区长王新衡、王晓籁、林康侯，以及顾嘉棠一帮老弟兄。以至于每天下午705号房间客人爆满，拥挤无度，只好移驾设于八楼的告罗士打咖啡座，久而久之，客人一到干脆就直接奔八楼咖啡座了。这里也就成了杜月笙的大会客厅，咖啡座的生意因之大为红火。
    蒋介石命杜月笙拉住了落水危险系数最大的段祺瑞的皖系人物，却没拉住他身边的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议会长汪精卫。1938年12月18日，汪精卫潜离重庆，1939年5月6日，汪精卫及其随从人员在东洋人的严密保护下抵达上海。从此，上海成为汪精卫汉奸集团的活动中心。
    日本人将侵占的极斯斐尔路76号，一幢宽大幽深的花园住宅，拨给汪精卫使用，并每月拨给4000万元，作为组建汉奸政府的活动经费。汪精卫收买党羽，招兵买马。许多不明真相的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人员和工商金融界人士，受了他们的蛊惑，贸然附从。国民党政府留在上海的班底几乎全部动摇，舆论为之大哗。
    蒋介石为之大为恼火，他把主管党务的陈立夫找去训斥一通后，令他重建国民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陈立夫经蒋介石批准，派时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副部长的吴开先以国民党“中央代表”的身份，前往上海收拾残局。
    吴开先去上海前，先由重庆经昆明、河内，抵达香港，专程拜访杜月笙。
    杜月笙对上海国民党留沪人员的哗变早已知晓，吴开先一走进九龙柯士甸道杜公馆，杜月笙便晓得了他的来意，立刻吩咐手下绝对保密，尤须严密防护。吴开先一落座，杜月笙便直抒己见：
    “最近以来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他们在上海大造其谣，说他们出来‘组府’是中央默许的，上海方面已经有不少人上了他们的当。只有当面解释，才可以粉碎这帮汉奸的谣言。”
    “这正是我此行的目的。”吴开先笑了，“杜先生你真是料事如神。”
    吴开先此行带了国民党蒋总裁致沪上耆彦虞洽卿等五人的问候函，以及行政院长孔祥熙写给上海银行界领袖李馥生、秦润卿等人的十余封私函。
    “我相信蒋总裁和孔院长的信送到他们手中，再传达中央旨意，他们会晓得中央抗战到底的决心。”吴开先说。
    “不过有一层，日本人和汪精卫要晓得你到了上海，一定会采取行动。”
    “这正是我需要请杜先生帮忙的。”
    “说帮忙就见外了，于公于私都是我应该做的。”杜月笙略一思忖，说，“我看这样子吧，你所携带的信件和密码，由我派人代你秘密送到上海。我再联络黄老板和金廷荪，请他们两位出面，把你所需要拜访的人请到金三哥的公馆，一顿饭吃下来，话也说了信也交了，岂不是可以免却你一家家跑的麻烦和危险。”
    “好！好！”吴开先一听，如释重负。
    “你自家一定不要公开露面，有什么事需要联络，一并交给万墨林去处理，我会关照万墨林全力配合的。”
    “好！好！”吴开先一迭声地表示同意，然后告诉杜月笙说，“我这一去，是要留在上海，加强上海的党务工作。”
    “哦？”杜月笙略略一惊，“既是长期留在上海，何不坐下来好好筹划一下？如此仓促而去，万一发生意外岂不因小失大？”
    “因为事关紧急。”
    “放心！”杜月笙微微一笑，“我跟上海有专用电台，联络起来快得很，最多两天，一准办妥。”
    果然，两天后，吴开先被送上了开往上海的轮船。吴开先随身所携的信函密码，也由杜月笙派专人送到了上海。
    杜月笙的安排果然周密妥当，船抵吴淞口已是深夜，月黑风高，江面波浪滔天。洋轮船徐徐驶入黄浦江之际，一艘汽艇驶到大轮船旁边，轮船上立刻有人放下缆绳、船梯。然后，从船梯上先后爬上来三个人，打头的是一个中等身材的胖汉。
    这时候，吴开先正躲在船槛杆后，紧张地看着这一幕。当他看清来人时，不禁一阵惊喜。
    “墨林，是你啊？”
    原来，杜月笙担心走漏风声，特地派万墨林带着保镖，从吴淞口将吴开先接走，直接驶向法租界外滩。汽艇靠岸后，吴开先发现码头附近黑影憧憧，心中一阵紧张。
    “那是我安排的人，暗中给你保驾的。”
    万墨林如此一说，吴开先真是感动万分。在他所结识的同道人中，还没有谁像杜月笙对待朋友这般热心与负责。
    万墨林将吴开先接到预先安排好的住处，并为他提供了汽车和随从、保镖，然后交给他一本小册子——杜月笙“桓社”800弟子通讯簿。
    “杜先生分头关照过，桓社所有留沪社员，吴先生可以随时调用。”万墨林说，“他们开的那些分司行号、茶楼酒馆、戏院旅社，吴先生可以随时使用。”
    第二天一早，便有专人陪同吴开先前往漕河泾黄家花园和南阳桥金老公馆，分别拜访黄老板和金廷荪。这两人都已收到“月笙的电报”，并已商量了初步意见，认为吴开先要见的人太多，为避免目标太大引起敌伪注意，宜分为两次宴叙。吴开先表示同意，便在南阳桥金廷荪的家里，分两次宴请工商金融界头面人物。上海工商金融人士自虞洽卿以次，看到蒋介石和孔祥熙的亲笔信函，又听到吴开先当面报告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等背叛中央，卖国求和的真相，心中都有了底。
    吴开先此举，可以说起到了敲山震虎的作用。无论这些人心里怎么想，有蒋介石和孔祥熙的信，有吴开先对大后方共同抗战的演讲，即使他们曾为投靠敌伪动过心，如今也不得不考虑为自家留条后路。
    但接下来，吴开先的工作却难以打开局面，这主要因为，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原来在上海的一批重要骨干，逃走的逃走，投敌的投敌，整个组织基本垮掉了。其次，当时国民党各派系都争相往上海派遣“地下工作人员”，中统、军统、“三青团”都利用上海租界，建立活动据点。这些派系林立，互不买账，互相掣肘，各行其是，为此吴开先不得不暂时回重庆想办法。
    返回重庆途中，吴开先路经香港，再度前往杜公馆拜访杜月笙。此时逃亡中的刘航琛二度赴港，正住在杜公馆。杜月笙在三楼大摆宴席，请刘航琛以及住在杜公馆的其他头面人物作陪，为吴开先接风洗尘。
    宴席过后，杜月笙与吴开先移驾会客室密谈。吴开先把上海工作进展的难度向杜月笙如实道来，杜月笙当即提出一个建议。
    “何不建议成立一个囊括各派系的统一指导机构：上海统一委员会。”
    杜月笙这个主意既是为吴开先考虑，也是为他自家考虑。眼下他在上海的力量除了他自家的，还有戴笠的力量可以配合，而戴笠也可以随时指挥调用杜月笙的力量。倘若其他各院部委、各派系的力量合在一起，不仅使杜月笙扩大了关系网，更扩大了可调用的力量。
    “这个主意不错！”吴开先当即眼睛一亮，高声表示，“我回到重庆后，一定要设法向中央提出这个建议。”
    四、贴牢刘航琛
    吴开先离开香港后，刘航琛突然接到行政院长孔祥熙的电报，电文中说，“有要事相商，请即刻来渝。”这令刘航琛大费踯躅，杜月笙也因此疑窦丛生，不晓得对刘航琛来说是吉还是凶。
    刘航琛是四川泸州人，祖上经营爱人堂药铺，和爱人堂香花酒、大曲酒，历时百年，富甲一方。他本人毕业于国立北京大学经济系，被四川善后督办刘湘拉去管理财政，成为刘湘的心腹智囊。刘航琛一面辅佐刘湘，一面做自家的生意，至抗战前夕，所拥多家银行、公司和工厂，是四川名副其实的财阀。
    但是，1938年下半年刘航琛触了霉头。1937年7月刘湘病逝，1938年8月刘湘的部将王缵绪兼代四川省主席。此前刘航琛主持四川财政时，为一宗盐税得罪过王缵绪，如今王缵绪大权在握，公开扬言，只要撞闯见刘航琛，必定不顾一切将他枪毙。
    刘航琛迫不得已，外出逃亡，先到昆明，为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座上宾。不久后又从昆明走河内。那日刚住进旅馆，房门还没来的及关，就见一位虎腰熊背、相貌堂堂的大块头一步迈进屋来。
    刘航琛蓦然一惊，以为被人跟踪，岂料抬头看时，更是大为惊讶。
    “咦，你不是顾嘉棠先生吗？”
    “正是。”顾嘉棠含笑点头。
    “你怎么会到这里？”
    “因为刘先生你到这里来了！”
    刘航琛更加不解。他此行极端保密，除了前东道主云南省主席龙云，没有第二人晓得他的行踪。
    “杜先生听说刘先生今日到河内，特吩咐小弟前来迎接，请刘先生到香港小住。”
    杜月笙这番苦心令刘航琛感动至极。且不说追寻他的行踪费了多少心思，单说开罪王缵绪，除杜月笙外，不会有第二人有如此胆量。于是，刘航琛放弃预定的南洋之行，跟随顾嘉棠前往香港。
    老朋友香港见面，感慨颇多。提起上次分手，已经一别两年。那一天正好是1937年8月13日，当时沪战在即，人人心头沉重，为了排遣郁闷，杜月笙在华格臬路杜公馆摆开一桌麻将，当时便有刘航琛在座。此间，到南京出席最高国防会议的四川省主席刘湘，打电话到杜公馆，要刘航琛即刻去南京，说有要事相商。等刘航琛抵达南京，接他的人告诉他说，“八·一三”沪战爆发，上海已经打得稀烂了。
    自那日一别，到如今相见，两人一个是客居香港，一个是逃亡香港，真是世事多变，令人不甚惆怅。
    就在那一夕长谈中，杜月笙问起他此次抛家舍业到香港，到底做得对还是错？
    “对！当然是对！”刘航琛连连说，“原先在上海，你不过是上海的杜月笙。如今在香港，你的影响已经扩展到全国，你如今是全国的杜月笙了！”
    “过奖，过奖。”杜月笙嘴上如此说，心里却美滋滋的。
    为确保刘航琛的安全，杜月笙再次派顾嘉棠为刘航琛的全程保镖，贴身跟随，全天候陪伴，同时担任导游。杜月笙安排刘航琛住在圣斯酒店，顾嘉棠住在他的隔壁房间。
    杜月笙晓得刘航琛交游广阔，即使是在避难阶段，以其慷慨好客的性情，往来应酬往还仍不会少。于是挑选几家高档次餐馆，轮流送餐，每天送一桌上等鱼翅全席到圣斯酒店刘航琛的房间，随他自用或者招待客人，一连三个月从不间断。
    三个月后，重庆传来“噩耗”，刘航琛派到重庆料理事务的何九渊遇刺，虽侥幸未死，但由此可见王缵绪终究不会放过刘航琛。新愁旧绪加在一起，刘航琛向杜月笙告辞，继续上次未能成行的南洋之旅。杜月笙拗不过他，只好派人送行。
    南洋归来，杜月笙继续接到圣斯酒店，继续有顾嘉棠全方位保护，继续一天一桌鱼翅全席。
    如今孔祥熙有事请刘航琛回重庆，照理说刘航琛不能不回，可孔祥熙晓得王缵绪要杀刘航琛吗？
    “我看重庆不能回！孔院长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无法保证你的安全！”杜月笙极力阻拦，“倘若王缵绪闻讯布下陷阱，事体就没法收拾了！”
    “逃亡在外，终究也不是长久之计。”刘航琛说。
    “局势每天都在变，事情总会有转机的。”
    “让我再想想。”
    尽管刘航琛如是说，但杜月笙已看出刘航琛的决定。
    当晚，顾嘉棠走进刘航琛的房间，一脸愁容地坐下来。
    “杜先生要我问问，刘先生能不能不去？”
    “杜先生既然问，想必就已经有答案了。”刘航琛笑着说，“杜先生真是料事如神。”
    “票定了吗？”
    “定了。”
    顾嘉棠一听，立刻拿起电话打到账房，关照再定一张与刘先生同一航班的机票。
    “为什么再定一张？”刘航琛愕然。
    “既然刘先生非要回去，我也只好奉陪了。”顾嘉棠说，“杜先生吩咐，我要一步不离地陪你回重庆，见过孔院长，办完事再陪你返回香港。”
    听完顾嘉棠的话，刘航琛感动得不知说什么好。可是，这份情谊实在太深太重，顾嘉棠虽是杜月笙手下的弟兄，但以顾嘉棠在帮会中的地位和社会上的声望，可以说仅次于杜月笙。出这么一位方面大将，为刘航琛的随行保镖，让刘航琛实在过意不去。
    “杜先生的情我领了，怎好总是劳动顾先生大驾？”刘航琛的言外之意，是随便换个小朋友就可以。
    “刘先生不晓得，杜先生特地派我，是因为刘先生去得的地方，我顾嘉棠也进得去。”
    言外之意，如约去见孔祥熙才是最危险的环节，王缵绪既是盯牢刘航琛，就必然晓得孔祥熙之约，履约相见才是最危险的环节。随便派一位小朋友，进不去官府，进不去孔府，岂不是敢冒风险？
    刘航琛这才恍然大悟，不得不佩服杜月笙考虑问题详尽周到。
    第二天，刘航琛向杜月笙道谢告辞，然后和顾嘉棠一道上了飞机。
    回到重庆，刘航琛在顾嘉棠的陪同下，先去拜见孔祥熙。奇怪的是，孔祥熙见到顾嘉棠，打招呼之后，竟然没问为什么顾嘉棠会和刘航琛在一起。更奇怪的是，孔院长竟然不曾有什么要事商议，只是寒暄过后，关照刘航琛说：
    “你暂时不要离开重庆，过几天我会有事找你商议。”
    “好。”刘航琛答应后，还是忍不住要问，“孔院长今日没事商议吗？”
    “哦，今日你先回去，尽可以好好休息几天。”
    刘航琛只好告辞，和顾嘉棠出来后，两人面面相觑，深感不解。
    如今刘航琛成了东道主，他效仿杜月笙，每天一桌全席招待顾嘉棠。时间一天天过去，王缵绪竟然什么动静都没有，既没搞什么暗杀之类，也没有再放什么厥词，在刘航琛和顾嘉棠看来，这有点莫名其妙，不可思议了。
    在忐忑不安中度过了40天，时间到了1938年的9月下旬，重庆国府路范庄孔公馆来了电话：明日上年九时，请刘先生准时到范庄会客室，院长有要事就商。
    还是由顾嘉棠陪同，两人一起到了范庄孔公馆，孔祥熙正在见客人，两人坐在外客厅等候。
    不多时，内客厅传来脚步声，一位戎服上将和孔院长一前一后走出来，刘航琛、顾嘉棠都从沙发上站起来。岂料那位戎服上将走近，刘航琛却大吃一惊，此人正是王缵绪！
    王缵绪也惊诧不已，定定地站在了刘航琛面前。
    “哈，你们俩许久不见了吧？”孔祥熙笑着走上来，往两人中间一站，打着哈哈说，“怎么，惊喜得连招呼都忘记打了？”
    王缵绪只好勉强笑笑，向刘航琛伸出手。
    “你好！别来无恙？”
    王缵绪这句临时脱口而出的客套话，正戳中刘航琛的痛处：漂泊逃亡，咋会无恙？但刘航琛未说出口，只是淡淡一笑，同时伸出手去，与王缵绪握手。
    “你好！”
    两人客套几句之后，再握手道别。
    孔祥熙将王缵绪送到外客厅门口，回过身来邀请刘航琛、顾嘉棠进去谈。两人跟在孔祥熙身后进了内客厅，坐定之后等着孔祥熙开口。可是孔祥熙和刘航琛寒暄几句之后，却把注意力放在了顾嘉棠身上。
    “月笙在香港还好吧？”
    “好！好！”顾嘉棠连忙回答。
    “上海方面情况怎么样？”
    “只晓得开先兄已经回渝，进展不是很理想。”
    孔祥熙听了微微一愣。
    “庸公，你不是说有要事相商吗？”刘航琛终于忍不住了，插个空当赶紧问。
    “是的。不过，”孔祥熙笑了，看着刘航琛说：“要事不是已经办完了吗？”
    这倒轮到刘航琛发愣了，“庸公你还什么都没说呢？”
    “看来你还是没弄明白。”孔祥熙呵呵笑起来，“王缵绪即将率部出川抗战，约好今日九时来向我辞行。我喊你来就是让你们二位在我的客厅里见一次面，问两声好，握两次手。就算王缵绪和你有天大恩怨，冲着我的面子，也该化解了吧！”
    原来如此，刘航琛真是感激涕零，连连道谢。
    随后，孔祥熙要刘航琛给杜月笙写一封信，约杜月笙来重庆，这次依旧是“有要事相商”。究竟什么“要事”，孔祥熙说信中不方便写，却不妨告知刘、顾二位。
    原来中央迁川以后，查获一批完过税的烟土，销毁了自是可惜，准备交给杜月笙制成麻醉药品，销到外洋去。
    刘航琛一想，这对杜月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杜月笙在香港开销奇大，接济那帮请到香港的人物，不晓得他自家垫付多少洋钿，是该给他找个赚钱的门路。他很佩服孔祥熙这种公私兼顾的做法，当即欣然答应，回去马上写信，请杜月笙尽快来渝。
    五、力挺吴开先
    杜月笙乘飞机抵达重庆后，下榻于交通银行楼上的招待所，由他的学生陆京士、于松乔、唐承宗三人轮流随侍，听候差遣。由于刘航琛危险解除，顾嘉棠也搬来和杜月笙同住。
    杜月笙先去重庆国府路范庄孔公馆拜见孔祥熙，详细商量了那批烟土制成麻醉药品以及行销到外洋的具体事宜。
    回到招待所，又喊来刘航琛，与顾嘉棠几个人一起商量了这批土生意的运作细节，然后交给顾嘉棠具体负责。
    这是赴渝的第一桩事体，另一桩就是上海统一委员会的事体。吴开先得知杜月笙到渝，当天便赶过来会晤。吴开先对杜月笙抱怨说：
    “我们商议的意见，已经向中央和有关方面分别提过。可直到今日还没有答复。”
    “既然这样，不妨我直接去说。”杜月笙说，“你先别急着回上海，等这桩事体定下来再走不迟。”
    杜月笙不在党不在政，但运作此类事体却是效率奇高，远非吴开先此等政府官员可比。果然不几天，“上海统一委员会”正式宣告成立，设常务委员五人：杜月笙、吴开先、戴笠、蒋伯诚、吴绍澍。委员则有钱新之、潘公展、陆京士、俞鸿钧、冯有真、吴任沧、童行白等。
    蒋介石深知杜月笙在上海潜伏了一批门徒，而杜月笙在金融工商界仍然有很大影响，当然还有杜月笙在上海的帮会势力，因此，特地任命杜月笙为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由常务委员吴开先兼任书记长。
    杜月笙得了这个“主任委员”的任命后，曾问蒋伯诚这是个什么级别的官。
    “要论级别么，”蒋伯诚笑称，“这个级别是见官高一级，因为主任委员是委员的头头。要说这个官有多大么，比上海市长还大，因为上海市长管不了当地的党、团、协会。要讲派头么，比行政院各部部长派头要大，因为部长都怕特工，而你是领导特工首脑的。”
    杜月笙一听哈哈大笑，自家戏谑说：
    “如今我倒得了个无冕之王。”
    话虽如此，杜月笙心里还是非常得意的。而事实上，这个委员会也是他可以随意捭阖，玩弄于鼓掌之中的。因为五位常务中的其他四位，都与他自家有着特殊的关系。戴笠是杜月笙的把兄弟，蒋伯诚是杜月笙的玩场知己，吴绍澍是杜月笙的学生，吴开先是杜月笙极为要好的朋友。
    同时，这个统一委员会还相当于一个上海的地下政府。在国民党内部，军统、中统互相倾轧，除蒋介石本人以外，还没有一个人统一领导过这两个机构。如今杜月笙这个党外人士居然能驾乎二者之上，尽管只是在表面上，但也是空前的，因此有人称杜月笙为“统统”。
    统一委员会成立的时候，蒋伯诚与吴绍澍尚在上海，杜月笙、吴开先都在重庆，戴笠建议就此召开第一次常务委员会议。
    常务委员会议制定了一个初步“统一”方案——中央各机关驻沪各单位，分别设为双重领导，一个领导部门是各自的主管单位，另一个领导部门是“上海统一委员会”。各单位在沪负责人，每月必须举行一次汇报会，汇报各自工作进展情况，相互协调，相互商洽。并随时交换情报，提供信息；一切有关大局的问题，均应提交汇报会讨论，在沪各单位除一体出席外，尤须接受指示负责召集。
    第一次常务委员会召开之后，吴开先与杜月笙飞赴香港，两人就吴开先二度入沪再做详细商议。
    “还有一个问题，”吴开先提出，“我们五个常委分处三地，戴先生在重庆，杜先生你在香港，我们三人在上海，联络上多有不便。”
    “这个问题我已经考虑到。”杜月笙说，“我决定建立一个沪、港、渝三角无线电通信网。现在上海和重庆之间的秘密电台已经设好，香港和重庆也不生问题，就只差上海和香港两处的通信联络了。你放心，我会设法在香港另设一个专用秘密电台。”
    杜月笙又把他在沪的主要联络人员介绍给吴开先，其中包括徐采丞。徐采丞负责杜月笙的对外联络。所谓对外联络，是指与上海抗敌后援会的各界领导人、各党派在沪负责人、租界当局以及各国（包括日本）在沪外交人员的联络。对内联络是万墨林，包括与军统、各游杂部队驻沪人员、帮会弟兄、恒社弟子等的联系。
    杜月笙建议，把他们二人吸收为“统一委员会”工作人员。并随后派人去上海，关照徐采丞和万墨林，要积极配合吴开先的工作。同时转告法国哈瓦斯通讯社上海分社社长张季先支持吴开先的工作。张季先是杜公馆的清客，与法国驻沪总领事私交甚好。
    后来吴开先到了上海，与蒋伯诚、吴绍澍商量后，召集徐采丞、万墨林等人，传达了“上海统一委员会”的成立过程，正式任命了一批工作人员，其中，万墨林为总交通员。
    数天后，徐采丞在辣斐德路十八层楼姚玉兰夫人的香阁为吴开先接风洗尘，在座的多数人都是各界头面人物。宴席中，徐采丞首先发言：
    “国民党中央决定成立一个统一领导机构，负责上海的反汪抗日工作。这个机构有杜先生负责，因为杜先生在香港，所以有我代表他邀请各位来这里开碰头会……”
    徐采丞在发言中，特别强调杜月笙的领导地位。这不仅因为他是杜氏门人，更重要的是杜月笙的金字招牌具有号召作用。
    随后，吴开先、蒋伯诚也都先后讲话，强调“委员长特别请杜先生来领导，还要我们来上海和大家共同工作……在蒋委员长的指挥下共同抗日……”
    从这天开始，上海统一委员会正式开张。
    在杜公馆的留守人员中，万墨林是替“统委”工作最为卖力的一个。他不仅将恒社弟子通讯录交给吴开先，让他随意差遣杜门各路能人，“统委”每个月的例会，以及临时会议，都由他物色新的地点，由他通知、联络。而“统委”通常一个月不止开一次会，万墨林便把他所能够找得到的安全地点，逐一轮流使用。在华格臬路接连开过几次会，便发现杜公馆四周有了可疑人的行踪，万墨林立刻改换地点，又打开辣斐德路姚氏夫人的十八层楼，不久再改到南阳桥金廷荪的公馆，江一平、朱文德、虞如品、俞林筠和赵培鑫等人的家里，也都先后成为秘密会议场所。
    徐采丞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人物，他被重庆方面任命为“直属通讯员”，在他的寓所里便设有秘密电台，可以和重庆有关方面直接通话。尤其当重庆方面有人落入日伪手中，他都能通过和日本人的关系，将这些人保释出来。
    “统委”在上海做了无数工作，其中成就最大的，就是与汪伪争夺上海金融工商巨子，劝导他们离沪赴港，充实抗战力量。至于那些无法离开上海的，也要通过做工作，使他们拒绝与汪伪合作，因而使上海沦陷区的金融工商，尚能配合中央政府的各项政策。其中劝导虞洽卿，却是费了一番周折。
    上海沦陷，虞洽卿滞留上海。东洋人为了诱他投降，特地从日本搬来一个与虞洽卿有旧交情的80余岁老翁，对虞洽卿进行攻心术，劝其与日汪合作。虞洽卿怕落下“汉奸”的名声，轻易不敢答应，但他与日汪的往来从未间断。周佛海写了一本《不堪回首话当年》的小册子，交给一些动摇分子，其中包括虞洽卿。虞洽卿看过小册后，称赞周佛海“会写文章”，并随后与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丁默邨等人先后见面。
    吴开先闻知此讯，焦急万分。虞洽卿不仅是金融工商界相当有影响的人物，而且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他一旦落水，将把蒋介石推向一个十分尴尬的位置，同时公众舆论对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将更为不利。怎样才能赶在日汪前面，将虞洽卿拉出上海，一时成为“统委”的头等大事。
    “这好办，”万墨林对吴开先和蒋伯诚说，“只要你们一句话，我马上告诉戴老板手下的人，很容易动手。”
    万墨林之所以出此计策，自然是为杜月笙着想。虞洽卿为了和杜月笙争夺上海地盘，长期明争暗斗。虞洽卿出道早，杜月笙后来居上，势头强劲，两人表面上嘻嘻哈哈，内心里却刀锋相向。
    “使不得！”蒋伯诚立刻表示反对，“没有委员长的命令，哪个都不敢动虞洽卿。”
    “是的，事体远没到那一步。”吴开先也赶紧附和，然后说，“不如以吴铁城的名义拟一封电报，告诉他立刻去重庆，否则会有性命之虞。然后再派几个人去吓他一下，我想他大概就会开溜了。”
    当下，众人表示赞成，随后连骗带吓，迫使虞洽卿一路逃到香港。杜月笙以“上海统一委员会”的名义为虞洽卿“压惊”，不久，虞洽卿由香港去了重庆。
    在“统委”的运作下，无论日方如何逼迫汪伪政府，无论汪伪政府如何威胁利诱，直至汪精卫抑郁而死，以至抗战胜利，始终没拉到一个上海金融工商界的知名之士。相反的是，当1941年重庆发行美金胜利公债，上海银行钱庄两业、工商机构，甚至平民百姓，却能在“统委”的号召下，募得巨大数额资金。
    事后，吴开先曾说：“统一工作委员会在沪正式成立后，第一项工作即尽力劝导工商金钱界及知识分子离沪赴港，转入大后方。”“终汪逆之世，上海所有金钱业较知名人士，无一敢冒不韪而参加敌伪之金融组织者。此事第一由于孔庸之部长运用得力；第二应归功于杜月笙先生之鼓励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