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大传

第二十一章杜门弟子铁血锄奸
    一、援一手高陶反正
    抗战时期，杜月笙为蒋介石立的最大一功，莫过于协助高、陶反正。
    1939年10月的一天下午，杜月笙在告罗士打705号房间与翁左青、胡叙五商议事情，无意间一抬头，看到徐采丞站到了面前。
    “你不是刚回去吗？”徐采丞刚刚回沪两天，这么快又返回来，令杜月笙不由得吃了一惊，“出了什么大事体？”
    “是一桩天大的事体。”徐采丞说着，拿出一张字条，交给杜月笙。
    杜月笙接过字条一看，上面只有八个字：高决反正，速向渝洽。
    “高，是否高宗武？”
    “是的，是高宗武和陶希圣两人。”
    “哦？这两人怎么回事，从头细说。”
    高宗武，浙江永嘉人，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因发表有关中日关系的文章，被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的汪精卫所赏识，同时受到蒋介石器重。抗战初期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由于他与日本前首相大养毅的儿子大养健是日本帝大时代的同学，大养健在日本情报“梅”机关非常活跃，因此种种缘故，高宗武成为了汪精卫与日本人之间穿针引线的人物。后来跟随汪精卫到了上海，一直都是负责办交涉的重要人物。
    陶希圣是湖北黄冈人，北伐战争时任武汉军事政治学校政治教官，后去北平任北京大学教授。抗战初期两人都是“低调俱乐部”成员。1938年11月，两人追随汪精卫、周佛海叛国投敌。
    但追随汪精卫投靠日本人后，他们的境况并没有预期得那么好。一方面东洋人颐指气使，使他们难以忍受；另一方面，汪伪内部互相倾轧，在权力分配上，两人似乎也不占优势。
    不久前高宗武奉命赴东京办交涉，日本首相开出的《和约》条件着实令他震惊，东洋人这个所谓的《和约》比《二十一条》还要狠。他们把中国划分为“满洲国”、“蒙疆自治政府”、“华北”、“华中”和“华南”5种地带，把海南岛和台湾列为日本的军事基地。5大地带不曾包括外蒙、新疆、西南和西北，以及西藏，那些地方是留给苏联的。假使签订了这项《和约》，即后来的《日汪密约》，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都将被断送，他们这伙人也将因为卖国留下千古罪名。
    高宗武彷徨苦闷，便跑到长崎晓滨村，找到他的同乡父执黄群，向他讨教。
    黄群，字溯初，早年留学日本。民初时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参加过黎元洪、梁启超、汤化龙等人组织的进步党，在国会内与国民党对抗。袁世凯称帝时，曾追随梁启超参加讨袁活动。后赴日本从事语源研究。
    黄群了解内情后，支持高宗武反正。但他本人曾与国民党对立，不便出面，便决定找他的同乡好友徐寄庼代为斡旋。高宗武回沪不久他也到了上海，亲自登门找到徐寄庼，将一应内幕全部详细告知徐寄庼，然后商议如何安排高宗武反正，既要使他平安逃出上海，又要保证重庆方面既往不咎，允许他将功折罪。
    徐寄庼听完之后，当即说道：“要达到这个目的，唯有一个人可以办到。”
    “哪一个人？”
    “杜月笙。”徐寄庼说，“此人行侠仗义，一言九鼎。他若能答应承揽这桩事体，我等便尽可放心了。”
    “喔。你和他说得上话？”
    “不，我和他不熟。”徐寄庼说，“但我和他的手下是朋友。”
    “好极了！”黄群一听大为欢喜，“那就马上联络。”
    当即，徐寄庼写了这张字条：“高决反正，速向渝洽。”随后交给了刚从香港返回上海的徐采丞。
    说起高宗武，杜月笙与他也曾有过交往。抗战初期，高宗武往来于港沪之间，香港《华侨日报》察知他在从事秘密谋和活动，登出消息进行披露。高宗武看了大不开心，扬言要告《华侨日报》。《华侨日报》方面请杜月笙出面调解，杜月笙派人去跟高宗武说和，高宗武顺坡下驴，表示：“看杜先生的面子，今日就放他们一马。”
    “这位朋友很落槛。”杜月笙对徐采丞说，“但有一桩事体很重要。”
    “哪一桩？”
    “他能否把《日汪密约》带出来公诸于世？”
    “那当然没有问题！”徐采丞说，“他要反正，就是计划带出这个《日汪密约》交给重庆的。”
    “好！”杜月笙双手一拍，高兴地对徐采丞说，“你不妨在这里住两天，我立刻飞重庆，当面向蒋委员长报告。”
    1939年11月5日，杜月笙自香港直飞重庆，由张群负责联络，陪同晋谒蒋委员长。
    当时，汪精卫以国民党副总裁的身份投降日本，同时带走一批国民党高级官员，令蒋介石大为恼火。而日本方面预先拟定在汪伪争取之列的还有一大批国民党军政界要人，如果这些人都被拉走，将进一步削弱国民党政府的力量。蒋介石一直想寻找机会给汪精卫集团以严厉打击。
    因此，听完杜月笙的报告，蒋介石大为兴奋，立刻指示杜月笙约黄群面谈。
    杜月笙得到蒋介石的指示后，当下十分振奋，立刻搭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从速返港。
    岂料就在这次返港途中，受了一场惊吓，虽死里逃生，却落下终生难以治愈的毛病——哮喘病。
    他当天搭乘的飞机，半路上遇日本军机扫射追逐，飞机拼命盘旋攀高，以逃脱敌机的轰击。当时民航机没有空调，也缺少安全设备，乘客坐在飞机上，身子随着飞机的翻腾猛烈地摇来晃去，时下时上。杜月笙原本体质瘦弱，经此一番折腾，几乎昏厥。最后飞机升到8000米高度的时候，杜月笙已经呼吸艰难，几度窒息。
    好在敌机见民航机驾驶员技术高超，晓得再追下去也是徒劳，最终放弃目标飞走了。一飞机的人得救了，但杜月笙已经喘息不止，躺在了飞机上。
    在香港启德机场，杜月笙的家人亲友门生弟子一大干人都在等着杜月笙的归来。忽然有人发现情况不对。
    “辰光已过，怎么飞机还没有到呢？”
    众人明白过来，赶紧到航空公司去问。航空公司已经得到客机遭日本军机攻击的消息，但他们必须保密。
    时间越过越久，接机的人当中有与航空公司熟悉的，客机受到敌机袭击的消息便透露出来，好在有惊无险，人们总算松了一口气。
    正在庆幸之际，就见航空公司的一位职员匆匆走来，高声问：
    “有没有杜月笙先生的家人？”
    这一声问话把所有人都问得惊恐万分。
    “有！”回答的却是一群人，整整一个方阵。
    “杜月笙先生在高空体力不支，需要准备担架。”
    众人闻讯，在担忧与焦急中找到机场医护室，寻了担架与抬担架的工友。飞机一到，抢先冲上飞机。
    这时的杜月笙已经面色铁青，气喘吁吁，连话都说不出了。众人立刻将他抬下飞机。
    回到九龙柯士甸道杜公馆，杜月笙的私人医生庞京周赶紧实施紧急救治，亲友弟子忙得团团乱转。好不容易喘过来一口气，杜月笙终于可以说话了。
    “你们都出去，请采丞兄留下来。”
    连庞京周都撵出去，亲友们担心他身体发生情况。他挥挥手，表示无大碍，庞京周只好退出，屋里只剩下了杜月笙和徐采丞。
    “你立刻回上海，办两件事：第一，请黄群先生火速来港，我要和他面谈。第二，转告万墨林，作好解救高宗武、陶希圣的准备，包括把他们的家眷安全送到香港。”
    徐采丞回到上海后，不到十天，黄群果然如约而来。为了安全起见，杜月笙请黄群下榻杜公馆。
    杜月笙大病初愈，当晚便与黄群密谈至深夜，又由黄群写出一份材料，将高宗武三度赴日的种种经过，《日汪密约》的要点，详尽列出。杜月笙拿到文字材料，第二天再度赴渝。临行前，四太太姚玉兰担心他的身体吃不消，又不晓得他为何事体如此忙碌，一再苦苦相劝：
    “你气喘病还没好，又要坐飞机，太危险了。这一回您就走河内、昆明，好不好？”
    “不好！”杜月笙早已心急如焚，“你哪晓得事体有多要紧，乘飞机都嫌慢。”
    这一次，杜月笙带了私家医生庞京周同行，却是一路顺利到重庆。蒋介石即刻传见，看了黄群写的报告后，蒋介石亲自给高宗武写了一封信，要杜月笙转交高宗武。
    杜月笙第二天便飞回香港，将蒋介石的亲笔信交给可靠之人，秘密携往上海，同时用专用电台联络万墨林，询问护送两位“重要人物”离沪赴港的准备情况。
    接下来，杜月笙与黄群便开始等待高宗武与陶希圣的平安到来。黄群见多识广，风趣健谈，杜公馆上下人等除了杜月笙谁都不晓得他的身份，但人人对他既尊重又亲近，大家都喜欢听他聊天，听他畅谈天下大事。
    二、造一起惊天大案
    《日汪密约》已进入紧张的谈判阶段。汪精卫与日方为防止机密泄露，采取了严格的保密措施。日方由矢荻负责收藏文件，汪方由梅思平负责收藏文件，任何小纸片都不得带出会场。高宗武等将每日谈判结果记在脑子里，离开会场后再一条一条地写下来，整理成文，由高宗武的内弟沈稚泰拍成底片，冲成两份，再交由高宗武夫人秘密收藏，以便带到香港。
    1939年12月29日，《日汪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谈判已宣告结束，12月31日举行了签字仪式。
    此间，陶希圣为拒绝在《日汪密约》上签字，称病不出，暗中与高宗武策划如何出走。
    陶希圣原住愚园路1138弄内，由于与汪精卫等人在一起不自由，同时为了掩盖去意。已于半月前派他的学生远赴香港将妻子与5个儿女接来，借机搬到法租界环龙路居住。
    陶希圣的态度已引起汪精卫、周佛海等人的怀疑。1940年元旦前后，便有好友秘密通知陶希圣，说汪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正在秘密策划对他的暗杀。陶希圣没有料到事情来的这么快，这时他已晓得，如果不能逃出上海，只有死路一条。自家死了倒也罢了，妻子儿女怎么办？
    正在走投无路之际，1940年元月1日，高宗武登门探病，飘然而来。
    “他们正在对你密谋行刺，你打算怎样？”
    “还能怎样？”陶希圣说，“想办法走，不能坐以待毙。”
    “好！”高宗武说，“你既然主意已定，我们近日便可离开。你不要出门，到时会有人与你接洽。”
    随后，由万墨林购买的1月4日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船票分别送到了高、陶手中，并安排好逃离与登船方式。
    到了4日上午，高宗武按照预定安排登上了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陶希圣从法租界环龙路的住所，乘车到南京路国泰饭店前门，让汽车停在门口，做出等候的样子。他本人进入大厦，绕到后门，换乘出租汽车直奔黄浦滩码头，顺利登船。
    元月5日下午，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抵达香港，高宗武、陶希圣随即被杜月笙派去的人接往九龙柯士甸道路杜公馆。杜月笙、黄群一看两位平安抵达，悬在半空中的心总算落了下来。
    但是，《日汪密约》虽已带到，却不能公诸于世。这是因为陶希圣的家眷，陶夫人和五个孩子还留在上海。倘若此时密约公布，他们的处境将会十分危险。
    为了保证家眷的安全，陶希圣出发前给汪精卫等人分别写了好几封信，嘱托其夫人冰如第二天叫人送到愚园路。汪精卫、陈璧君夫妇，及周佛海、陈公博等都住在愚园路，他们看到陶希圣的信，得知陶希圣离沪赴港，大为惊骇，立刻派便衣将陶家控制起来。
    为此，陶希圣的夫人8日一早打电话请求面见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得到允许后，只身前往到愚园路1136号。见到陈璧君，陶夫人首先声明陶希圣原本没有赴香港的打算，否则就不会把家眷从香港接来上海了。言外之意，陶希圣是被逼走的。被谁逼走的，愚园路的人心里都很明白，更明白冰如指的是特务对陶希圣的行刺计划。
    冰如先发制人，将陈璧君等人先将一军，然后提出赴港的要求。
    “香港乃是非之地，万一他发表一篇文字，事情就不好收拾了。”冰如看看陈璧君的脸色，不紧不慢地说，“是否让我去一趟香港，把他劝回来？”
    “你也想走？”陈璧君乜斜着眼看着陶夫人，担心她有去无回，自然不会放行。
    “我既是特地来说明，就是想速去速回。”为了让陈璧君放行，陶夫人说，“我会把三个大孩子留在这里上学，只带2个小的孩子。”
    听说陶夫人要留3个孩子在上海，陈璧君便去找汪精卫商量。开始时汪精卫并不同意，偏偏这时候有人送进来一封信，汪精卫看了之后面色大变。
    那封信正是陶希圣从香港寄给汪精卫的，信中大意是请他们保障其家属安全，否则的话，他将采取极端措施。所谓极端措施，无外乎将《日汪密约》内容公诸于众。毫无疑问，这对汪伪集团是致命打击。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与陈璧君答应了陶夫人的请求，并表示，只要陶希圣回上海，什么条件都可以答应。
    陶夫人带着2个小的孩子到香港后，先打电报给陈璧君，电报曰：“希圣即可偕返上海。”
    稳住了汪、陈的同时，杜月笙立即密令万墨林，设法救出陶希圣的3个孩子。随后又派杜门得力干将曾资生到上海，配合万墨林将3个孩子接到香港。
    上海沦陷后，万墨林从华格臬路杜公馆搬到杜美路新公馆。新公馆墙外有一座煤球厂，万墨林便选中煤球厂作为接应地点。
    曾资生与万墨林联络好后，安排陶家3个孩子借上学之机分别从学校后门出来，乘坐准备好的街车到杜美路那座煤球厂。煤球厂里黑黝黝的，几个孩子在那里遇到的都是陌生人。那些陌生人给他们交代一下注意事项后，引导他们先后分乘3辆街车，分途前往十六铺。3人到达码头后，都装作互相不认识。随后分别被陌生人带到舢板上，乘舢板抵达意大利邮轮的尾部，被拉上轮船。3个孩子上船后，找地方各自坐下。这个时候倘若有一个被捕下船，另两个孩子只能各自逃生，不能相互关照。这是陌生人事先特别交代的。
    直到意大利邮轮驶出吴淞口，到达公海，曾资生才把3个孩子叫到一起，大家聚会在一间舱房里。姐弟3人仿佛经历了一场生离死别，聚到一起不知是该哭还是该笑，每个人眼里都蓄满泪水。
    1月20日，陶希圣的3个孩子安全到达香港。1月21日，《日汪密约》——《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其附件原文由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一时成为轰动世界的重大新闻。
    1月23日，蒋介石就《日汪密约》发表《告全国军民书》和《告友邦人士书》。其中指出：日本军阀一面在中国制造傀儡政权，一面与尚在制造中之傀儡政权签订协议，以组成所谓“日支满”三国经济集团，并以中国之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等，统由日本统治，俾其他各国之一切活动，均受日本国策之打击，且以此《中日新关系调整纲领》之《日汪协议》，而根本取消各国在东亚之地位。
    蒋介石的声明，一方面揭露日汪丑闻，一方面指出《日汪密约》将损害英、美、法各国的在华利益。因此，上述各国很快做出回应，2月23日，美国国会通过对华贷款3000万美元；3月7日，联邦进出口银行贷予滇锡贷款2000万美元。英美法等国并于欧战爆发前后，抽调兵力增强远东地区防务。
    日汪方面，高、陶出走，《日汪密约》被揭露，给了汪精卫以及即将建立的傀儡政权以沉重打击。后来侦知高、陶事变系杜月笙幕后策划并出资运作而达成，汪精卫恨恨地说：“我与他素无过节，他为什么如此对付我？”
    蒋介石言而有信，对高宗武、陶希圣既往不咎。高宗武经此一番折腾，对政治心灰意冷，蒋介石赠给他一笔美元外汇，资助他去了美国。陶希圣暂住九龙，被杜月笙派人保护起来。后来香港沦陷，辗转重庆，进入蒋介石侍从室。
    三、横扫落水汉奸
    杜月笙作为“上海统一委员会”主任委员，要协调帮助重庆各派系在上海开展工作。由于杜月笙和戴笠的特殊关系，杜戴一家亲，帮助军统锄奸，对杜月笙来说更是责无旁贷。军统在上海设有工作站，站长是周道三。但戴笠犹嫌不够，他想在上海建立一个专门从事暗杀锄奸活动的“行动小组”。这个小组的构成人员要非同一般，戴笠问计于杜月笙，杜月笙推荐了他的得意门生——原别动队第二支队的大队长陈默。
    陈默，字水思，在军校高教班接受过训练，抗战前任上海警备司令部稽察处经济组长，是杜门后起之秀中的狠角色，行事作风断乎不在顾嘉棠之下。若论学问与计策、计谋，尤其在顾嘉棠之上。戴笠推他为“行动小组”组长。
    陈默奉杜月笙之命加入军统，担任“行动小组”组长，杜门中在上海滩的所有力量使用起来便是得心应手，可谓要人有人，要钱有钱，要枪有枪，制裁敌伪的锄奸工作，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1937年12月30日，准备加入汉奸组织伪“上海市民协会”的绅商文人陆伯鸿从吕班路寓所外出时，被一名“水果小贩”一棍打死。
    1938年1月14日，上海有名的“强盗律师”，专替强盗开脱的范罡，由于此间正忙着活动上海两特区法院院长职务，于是这日他在威海卫路155弄20号自家门口，被一颗飞来枪弹射中，当场倒地毙命。暗杀的手段干净利落，不失为陈默接手初期的一件得意之作。
    紧接下来，伪“上海市民协会”负责人尤菊荪、“委员”杨福源、“上海市政督办公署秘书长”任保安，“市民协会主席”顾馨一，还有东洋人伪绥靖第三区特派员中本达雄，都先后遇刺身亡。文化汉奸余大雄甚至被人杀死在汉奸大本营——虹口新亚酒店的浴缸里。
    这一系列的暗杀案，都是陈默的行动小组所为。抗战初期，从1938年1月到1939年底，陈默的行动小组共除掉大汉奸及日本人62名，干过22起大的破坏，包括炸仓库、烧栈房，甚至焚烧了多艘舰艇和20多艘军用小艇。日本宪兵补充队长高英三郎，在日本军队的野战医院被杜月笙的学生下药毒死，日本间谍——伪“上海市政府”顾问池田正治和喜多昭次于大白天在四马路望平里人群中被“砰砰”两枪，一枪一个，倒地而亡。
    一时间，大上海腥风血雨，陷阱密布，唬得日伪个个胆战心惊。
    此后，杜门和军统配合，做出几件暗杀“大人物”的血案，令整个上海滩为之震惊。其中，便包括刺伤张啸林一案。
    张啸林自从被东洋人请下了莫干山，一心想弄个浙江省长或者上海市长干干。土肥原贤二为了抓牢他，既没有拒绝也没有明确答应，在张啸林看来是默许，到了适当时机自然水到渠成。
    但等了很久，浙江省长和上海市长的官职迟迟没有音讯，张啸林便联络日本特务永野修身，想请永野修身斡旋，与土肥原贤二见一面，把这个“官职”敲定。张啸林晓得土肥原贤二曾到隔壁登门拜访杜月笙，如今请他出山，土肥原贤二也会亲自登门拜访，哪晓得土肥原贤二根本没把他当回事，他在日本人眼里不过是个小角色。无奈，他只好屈驾前往土肥原贤二所在的特务机关拜访。
    1937年11月29日下午，张啸林与永野修身乘坐同一辆轿车从华格臬路驶出，经爱多亚路，折入四川北路，向新公园驶去。
    ——这是张啸林开始汉奸生涯的第一步。
    在新公园西北侧一片茂密的小树林里，坐落着一幢孤零零的二层小楼，人称重光堂。这是土肥原贤二主持的特务机关——“梅机关”。
    土肥原贤二明白张啸林要求见面完全是为了那两个官职，却故意绕开闭口不提，他提的是另一回事。
    “张先生不愧是识时务者之俊杰，和皇军配合自然是明智的选择。”土肥原贤二用流利的中国话说，“杭州人对皇军的态度很不友好，我想请你去那里组织一个维持会，帮助皇军恢复秩序，你看好不好？”
    张啸林一听大为光火，“维持会会长”，那算个屁官！换了另外任何一个对手他都会立刻跳起来骂娘，唯有在日本人面前，他不得不忍一忍。直到回到自家公馆，才破口大骂土肥原贤二。
    “妈×个×，他小日本凭什么指派我？”
    这时候，他的亲家俞叶封早已在会客室里等候。俞叶封带来的消息更是让他火冒三丈。
    “怎么，土肥原没请你出任市长？”俞叶封问。
    “请个屁！他让我到杭州给他弄个维持会！”张啸林终于可以放肆地大骂一通了，“妈×个×，他把老子当成什么人了？他以为是打发要饭的！要不是他派人跑到莫干山请老子出山，老子理他才怪！”
    “那他们准备让哪个出任市长？”俞叶封倒是比张啸林冷静许多。
    “谁晓得他请哪个！”
    “土肥原派人到漕河泾黄家花园游说黄老板出任市长，去了好几趟，都被黄老板回绝了。”
    “他们是自讨没趣，黄老板70岁的人了，不问外间事许多年，断乎不会出山！”
    其时张啸林也已年届60，杜月笙年届50。论年龄，三大亨差不多就是10岁一个台阶。
    张啸林骂够之后，日本人交代的事不敢不办，只好派出亲信到杭州组织维持会，协助当地日军“恢复秩序”，弄得他声名狼藉。
    杜月笙在香港得到消息，曾派人到张公馆劝他保全气节，张啸林对着杜月笙的弟子，破口大骂杜月笙一个多时辰。
    但日本人终究还是有用得着张啸林的地方。当时，中方游击队控制农村，袭击敌伪物资，日本军队的供给发生困难。不久，永野修身再度登门，把张啸林请到了“梅机关”。
    “久闻张先生做生意是把好手，请张先生为皇军做一桩生意好不好？”土肥原贤二开门见山。
    “哪一桩生意？”
    “如果张先生愿意，可出面组织一个‘新亚和平促进会’，为皇军采购军需品，如粮食、棉布、煤炭等等。”
    张啸林一听，赚钱的机会来了，哪有不做之理？当下提出两个条件，一个是解决经费问题，一个是解决地址问题。同时要求在英大马路大新公司五楼开个俱乐部，做烟赌生意。
    张啸林的条件土肥原贤二一口答应，并责成永野修身等人联络具体事宜。
    张啸林领命之后，立刻与俞叶封行动起来。1939年夏，“新亚和平促进会”在新亚大酒店5210室正式开张，张啸林亲自任会长，俞叶封任秘书，张啸林的亲信门生程效欣，以及杜月笙的“小八股党”之一高鑫宝任理事。
    张啸林用日本人拨给的枪支弹药，把他的门徒党羽武装起来，开始了专门为侵华日军强征粮食、棉花、煤炭等物资的活动。张啸林倚仗关系多，门路广，地理熟，又有日本人做靠山，在运输的事体上甚至动用杜月笙的力量——忠义救国军中的潜伏人员，以至于几乎包揽了上海与华中之间的煤、米、棉生意，在军需物资的供给上给日本人帮了大忙。
    在日本人的支持下，张啸林生意越做越大，后来竟然从安南（越南）采购煤炭，运到上海，再转销各地，大发国难财。
    四、一枪射杀张啸林
    张啸林的一系列活动，从汉口到重庆的戴笠和远在香港的杜月笙看得一清二楚。
    早在1938年，戴笠就已经动了除掉张啸林的心思。1938年5月，蒋介石在汉口召开国民党各省市负责人谈话会，当时的上海市党部负责人吴开先、陆京士、汪曼云等也赶来开会。戴笠觉得机会难得，有必要做一下准备工作。于是致电香港，请杜月笙速来汉口。
    杜月笙一到汉口，戴笠即关上房门与杜月笙密谋。随后，戴笠出面宴请杜月笙，由有关人员作陪，戴、杜二人便唱了一出双簧。
    席间，上峰来电叫走了吴开先与陶百川，在座的除了杜月笙与戴笠，仅剩杜月笙的门生陆京士和汪曼云。
    “月笙兄，”戴笠忽然问。“听说大帅还是转不过弯儿来？”
    “我想，会不会有什么误解。”杜月笙说，“啸林哥是生意人，不怎么关心政治。他开罪的人多，会不会有人故意造谣，生是非？”
    “恐怕不那么简单，常言说，无风不起浪。”戴笠站起来踱步，走到杜月笙身边，拍拍杜月笙的肩胛，说，“你跟大帅是兄弟，这个我晓得。不过，我有言在先，大帅要是真下了水，我哪个的面子都不看！”
    杜月笙蓦然一惊。陆京士和汪曼云也顿时紧张起来，同时看着杜月笙。他们晓得黄、杜、张三人是换帖的结拜兄弟，杜月笙历来以重义气而著称于江湖。而杜月笙与戴笠也是结拜兄弟，他们自然想看看他们的先生怎么处理这桩事体。
    “好，那我强调两点。”杜月笙站起来，与戴笠面对面，语气坚决地说，“第一，我的人绝不杀我的弟兄；第二，我请你暂缓行事，容我再想想办法。”
    “好！就看杜先生的面子，我会缓一段时间给大帅，只要他有所收敛，不继续与政府为敌，我会放过他。”戴笠说完，在原来的位子上坐下，又对汪曼云说，“曼云兄，麻烦你回去转告大帅，再这样搞下去，别怪我要他的脑袋！”
    “好！好！”汪曼云连声回答。
    在回旅馆的汽车里，杜月笙对他的两个弟子陆京士和汪曼云谈起张啸林，充满了担忧。
    “你回去一定要把雨农（戴笠字）的话带到，尽量能劝他歇手。”杜月笙对汪曼云说，然后深深叹口气，“隔壁头那个毛躁脾气，就怕不好劝。”
    其实，戴笠把杜月笙约到汉口，就是为了商议除掉张啸林的事。特别是有杜月笙的门人在场，也好演出一场双簧，免得坏了杜月笙在江湖上的名声。给张啸林带个信，希望他能回头，也是为了做到仁至义尽，但谁都晓得那是断乎不起作用的，在汉奸这条路上，已经没有人拉得住张啸林的脚步。
    正如杜月笙所料，汪曼云的口信带到，换来的是张啸林一通跳着脚的怒骂，骂完杜月笙骂戴笠，连汪曼云都觉得，杜先生多余为大帅说好话，这样不明事理的人，除掉又何妨！
    接下来，张啸林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他与俞叶封为日本人大肆搜括军需物资，已经给国民党政府的物资供应造成了一定困难。而动用杜月笙的留沪潜伏力量，也令杜月笙大为恼火。
    1939年底，张啸林在与日本人的亲密合作中，渐次取得日本人的信任，终于即将一了夙愿——土肥原贤二决定赏给他一顶“浙江省长”的桂冠。就在张啸林与日本特务机关密谋策划成立浙江省伪政府的时候，戴笠终于下达了除掉张啸林的命令。这个命令是直接下达给陈默的。
    1940年1月15日，著名评剧艺人新艳秋在更新舞台挂头牌演唱《玉堂春》，俞叶封约张啸林一起去给新艳秋捧场。陈默等人侦知这一情况后，便决定这一晚把两个汉奸同时除掉。于是化装成普通观众进入剧场，在离他们的座位不远处就坐。戏开演前，俞叶封早早到来，在预定的位子上落座。但迟迟不见张啸林露面。开演的时间已过，俞叶封仍然按兵不动，直到一个听差进来告诉他张啸林临时有事来不了，他才示意开演。
    戏到精彩处，全场观众屏息静听，忽然“砰”的一声枪响，全场顿时大乱。
    但只此一枪，接着便安静下来。等开灯一看，俞叶封已倒在血泊中，气息全无。至于何人开枪，却是踪迹全无。
    消息传到华格臬路张公馆，张啸林吓的面无人色。他晓得这场暗杀是冲着他来的，俞叶封不过是临时被捎带上的。幸亏永野修身临时有事将他叫走，否则他早已成为了行动小组的枪下鬼。经此一吓，张啸林惊慌失措，将公馆内保镖增加到20多人，公馆外巡逻的日本宪兵也增加了一倍。他本人除了偶尔去大新公司五楼赌博消遣外，轻易不敢外出，新亚和平促进会的业务也只好遥控指挥。如若必须出门，总要带上10多名保镖，分乘三辆汽车，他自家乘坐中间的一辆。
    端午节后，新亚和平促进会有新章程出台，张啸林决定在新亚大酒店宴请各界名流，大事庆贺一番。
    报纸一登，戴笠的活动小组个个摩拳擦掌。但这天从下午开始，张公馆便处于严密防备状态，不仅公馆内外保镖、宪兵密布，张啸林赴宴的必经之路也布满伏兵，甚至准备了手提机枪。
    傍晚时分，张公馆铁门打开，汽车鱼贯而出。当车队行驶到福熙路十字路口之际，红灯亮起，张啸林的司机阿四踏下刹车板，让汽车缓缓滑行。就在这时，突然“哒哒哒”的一串枪响，阿四情知不妙，立刻踩油门闯红灯。顿时枪声大作，但车队已绝尘而去。
    事后“行动小组”追查责任，是杜月笙的弟子于松乔提前开枪，致使张啸林死里逃生。有人说是于松乔不忍杀张啸林，故意提前开枪放他一条生路。
    经过这次遭遇，张啸林越发提高了警惕，除了戒备森严，更是闭门不出，并增加了几名身怀绝技的保镖。虽然保镖增加到20多人，但贴身保镖只有4人，不仅个个身怀绝技，而且都是久经考验的心腹之人。其中一名叫林怀部的，是其子张法尧的奶妈之子，张啸林视之为“家生奴”。此人枪法可谓了得，能在四五十步外击中扑克牌上的爱司红心。张啸林更是视为依靠，时时刻刻带在身边，几乎寸步不离。
    1940年8月14日，张啸林已接到伪浙江省长的委任状，即将上任。这天傍晚时分，张啸林的弟子、伪杭州锡箔局长吴静观专程来沪，拜访即将上任的顶头上司。张啸林约吴静观到三楼密谈。当时天气炎热，窗户大开。两人正在密谈的时候，楼下突然吵了起来。
    吵架的是张啸林的贴身保镖林怀部和司机阿四。挑起事端的是林怀部，当时大门没关好，林怀部突然冲阿四大吼起来：
    “阿四，为什么大门开着？你晓不晓得这样很危险？去关上！”
    林怀部这一通吼把阿四吼蒙了。阿四是张啸林的心腹，资格最老，要吼也是阿四吼林怀部，哪有林怀部吼阿四的份儿！何况关大门也不是阿四分内的事。
    “老妈子生的小瘪三，你也敢差遣老子？”阿四缓过神来，破口大骂。
    林怀部立刻反唇相讥，两人越骂越凶，越吵声音越高。
    吵闹声惊动了楼上的张啸林，张啸林从窗口探出头来，冲着楼下破口大骂：
    “妈×个×！吵什么吵？吃饱了撑得没事干，还要在我这里吵吵闹闹，简直不成体统！老子好多叫些东洋宪兵来，你们一个个把枪给我缴了，统统滚蛋！老子……”
    正骂得起劲，林怀部抬手就是一枪，“砰！”子弹不偏不倚，正从张啸林张着的嘴巴里射入，穿颈而出，张啸林的脑袋登时垂挂在窗前，一命呜呼。
    吴静观见状，当即拿起电话，想叫日本宪兵救命。林怀部身手矫捷，枪声响过立刻冲进客厅，三步并作两步，一眨眼便到了三楼，冲进屋的时候吴静观刚拨完号码，还不曾通话，林怀部扬手一枪击中吴静观的后脑，“咚”的一声吴静观的身子扑倒在地上。
    林怀部连杀两名汉奸，从三楼一路欢呼着跑下来：“我杀了大汉奸！我杀了大汉奸！”
    天井里集中了公馆里28名保镖，个个带枪，没有一个想到要惩罚林怀部的。
    “老林，好汉做事好汉当！”终于有保镖站出来说话，意思是不要牵连大家。
    “当然！”林怀部一拍胸脯，大声说，“放心，我林怀部绝对不逃！”
    随即，法租界巡捕房的安南巡捕在第一时间赶到。林怀部主动将枪交出，束手就擒，痛痛快快跟着安南巡捕走了。
    而在张公馆门外执勤的日本便衣宪兵先是不晓得怎么办，等接到命令，林怀部已经被安南巡捕带走。事后，土肥原贤二的“梅机关”要求引渡“凶手”，法租界以林怀部犯罪在法租界理应由法租界处理为由，予以拒绝。林怀部在监狱里待了一阵子被释放，很快在日本人的眼皮底下溜出了上海。
    张啸林一命呜呼的时候，杜月笙正在香港告罗士打酒店八层楼咖啡座上，与王新衡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聊天，倏忽之间，发现一条人影幽灵般飘过，正向他们这边徐徐而来。杜月笙惊了一下，抬头看时，见是翁左青。
    翁左青脸色惨白，泪眼婆娑，脚步踉踉跄跄地来到杜月笙面前，伸出哆嗦哆嗦的手，递给杜月笙一份刚刚收到的急电。
    翁左青原本是张啸林的手下，他在当警察巡官的时候救过张啸林的命，然后弃官跟着张啸林出走，又联合了另一个朋友程效沂，从杭州打天下，一路打到黄浦滩。由于黄、杜、张不分家，翁左青从张家踱到隔壁头杜家，替杜月笙掌管机密16年。
    杜月笙惊疑不定地望他一眼，伸手接过电报，略一浏览，立刻泪水纷飞。当时茶座上众目睽睽，杜月笙不管不顾，只是双手掩面，吞声饮泣。
    王新衡不晓得出了什么事，拿起那份电报一看，晓得张啸林出事了，心中也不免一阵凄凉。
    “大帅走错了路，也是没法子的事体。”王新衡安慰道。“人死不能复生，杜先生你还是节哀顺变。”
    王新衡越是安慰，杜月笙心里越是难受。自从他和戴笠演出那场双簧之后，张啸林变本加厉，杜月笙便晓得杀掉张啸林是迟早的事，尽管张啸林防范严密，陈默他们终究还是会寻到机会的。虽然杜月笙从不向陈默询问这件事的进展，但其中所有细节，杜月笙都一清二楚。那是因为戴笠会随时与他沟通，万墨林会随时向他汇报。只是，如今人真的去了，心里依然是伤感、伤痛……
    “新衡兄，你晓得我和啸林哥曾经一道出生入死，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怎料得如今阴阳两隔，更要紧的是……”杜月笙诺诺道，“我心里明白，这一定是陈默他们交代林怀部干的。由我的徒弟杀了我老兄弟，论江湖义气，我实在站不住道理！”
    “论江湖义气，”王新衡接口说，“大帅就不该去当汉奸，杜先生你一再劝他拦他，也做到仁至义尽了，不要再自责了。”
    “我是几次三番地拉他，实在是他自家有主张，哪个劝他都会挨骂，曼云、墨林他们都没少给他骂。”提到这些杜月笙就来气，“骂便骂了，都晓得大帅的脾气，哪个都不会计较，可就是拉不动他！”
    五、一刀砍死傅筱庵
    杜月笙这一番当众哭张啸林其实并不是为了“表演”，但却起到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以致他的亲朋好友、门生弟子都认为除掉张啸林与他毫无关系，他既没参与也不知情。
    但随后除掉傅筱庵，与杜月笙有着直接的关系，杜月笙似乎也没必要刻意回避。
    杜月笙跻身金融工商业，得到过傅筱庵的不少支持与关照。后来傅筱庵落难被通缉逃往大连，杜月笙仗义帮忙把他请回上海，虽然保证了他的人身安全，但傅筱庵的中国通商银行却被塞进了官股，总经理一职也被官方拿走，而董事长却落到了杜月笙手里。傅筱庵大权旁落之后才明白，杜月笙和宋子文、孔祥熙等官方银行合演了一场双簧。
    为此，傅筱庵对杜月笙一直耿耿于怀，可又抗不过杜月笙的“人气逼人”，只好忍气吞声。后来全面抗战开始，杜月笙避往香港，傅筱庵终于有了翻身的机会。此前他一直和日本人做生意，所以抗战一起，他认为发财的机会来了，不肯跟随国民党政府搬迁。
    东洋人占领上海，将租界以外的市区改为“大道市”，意出《礼记·礼运》篇中“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似乎还真想把个上海滩变成“王道乐土”。但当时的上海人暗中称呼这个“大道市”为“大盗市”，倒也名实相符。
    日本人一直在物色有身份有实力的头面人物出来“维持秩序”，傅筱庵在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统治下一直郁闷不得志，现在就自然落水当汉奸，俨然成了这个“大盗市”的首任市长。上任伊始，气焰不可一世。
    有一日，傅筱庵的一位公子在中国通商银行的楼道里遇见杜月笙的一位手下杨渔笙，这位公子哥立刻喊住杨渔笙，阴狠狠地说：
    “姓杨的，你晓得今朝黄浦滩是谁家的天下吗？”
    杨渔笙只是冷眼看着他，并不言语。
    “我劝你还是识相点，夹紧尾巴，小心被日本人抓住丢了小命！”
    傅公子说完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但杜月笙听到这些话，晓得傅筱庵要和他算账了。如今上海是日本人的天下，杜月笙的势力一贯都是在租界里的，而日本人占领上海华界后，公共租界和法租界当局对日本也是畏之如虎。当时白种洋人经过日本占领区的时候，日本军人迫使他们鞠躬，稍有不从便打耳光，这在往日，这些白种洋人早已经暴跳如雷，动枪动炮了。如今欧洲一场大战将英、法两个老牌帝国打得奄奄一息，对日本这个新晋帝国只好低眉顺眼。洋人都怕了日本人，杜月笙对傅筱庵这个落水汉奸也就不得不防了。
    不过，傅筱庵得意得太早了，想动杜月笙在上海的基业，远没那么容易。傅筱庵的落水，一方面给蒋介石争取上海金融工商界人士带来一定的麻烦，令蒋介石忍无可忍，一方面他在上海帮助汪伪破坏军统的地下组织，令军统恨之入骨。而杜月笙的门人弟子，也远非等闲之辈。几方面原因凑在一起，都决定了傅筱庵的死期已为时不远。
    同时，傅筱庵还做了一件使蒋介石大为恼火的事，这件事的发生，直接加速了他的死亡。
    当时，汪精卫投敌后，戴笠曾根据蒋介石的旨意密谋行刺汪精卫。但汪精卫防范严密，无从下手。军统局书记长吴赓恕的父亲有个朋友叫许天民，当时担任开滦煤矿公司上海办事处经理，与傅筱庵私交甚好。戴笠决定通过吴赓恕做通许天民的工作，再由许天民劝傅筱庵协助暗杀汪精卫。
    其实这是戴笠判断上的一大失误，傅筱庵既是对蒋介石的国民党政府耿耿于怀，心甘情愿落水，怎么会协助蒋介石刺杀同样落水的汪精卫呢？
    事实正是如此，当许天民把刺汪的计划告诉傅筱庵时，傅筱庵当面表示同意，答应按计划以上海大道市长的身份安排宴请汪精卫，然后由军统特务在宴席上行刺汪精卫。岂料，傅筱庵答应之后，一转脸便向汪精卫告了密，许天民因此被捕，原蒋介石第四战区高参，后接受蒋介石秘密使命佯投汪伪的戴星炳，也因参与此事暴露身份，被汪伪特务抓获处死。
    蒋介石闻讯后打动肝火，立刻命令军统，不惜一切代价杀掉傅筱庵！
    杜月笙闻讯，立刻密传万墨林，积极配合军统完成这个任务，需要多少经费都没得说。
    傅筱庵的公馆地处日本控制区虹口，戒备森严，五步一哨，十步一岗，一般人无法接近，暗杀行动十分困难。因此，杜月笙指示采取“迂回战术”，命令万墨林等人施巧计使傅筱庵祸起萧墙，腋下生变。万墨林终于找到这样一个机会。
    杜月笙有一个山东保镖，姓张，脑瓜活络。杜月笙赴港后，这位保镖留下来归万墨林指挥。万墨林和杜门中一些人打过招呼后不久，有一天这位保镖找到万墨林，神秘地说：
    “万先生，生意来了！”
    “哪一桩？”
    “当然是戴老板十万火急的那一桩！”
    “傅筱庵？”
    “对极了！”
    原来，傅筱庵家有个老佣人叫朱升源，自幼父母双亡，刚开始到傅筱庵家当佣人的时候，专门服侍傅筱庵的父亲。由于为人可靠，手脚勤快，很得傅筱庵的父亲信任。傅筱庵的父亲临终时，特地嘱咐朱升源好好服侍傅筱庵。朱升源不负所托，一直随侍傅筱庵30多年，对傅筱庵尽心尽力。傅筱庵当了汉奸后，整天担心被杀，疑心疑鬼，连自己的老婆都不敢相信，唯独信任朱升源。朱升源在去傅筱庵家做佣人之前，在日本人的工厂里做过童工，受尽日本资本家的欺负，对日本人非常反感。他曾劝傅筱庵辞去大道市市长职务，免得遭人暗算，但傅筱庵听不进去，朱升源因此对傅筱庵日渐不满。
    张姓保镖把这些情况告诉万墨林后，万墨林从杜公馆的工作费中拿出两万大洋交给他，让他去策反朱升源。
    1940年10月9日晚，傅筱庵乘坐装甲汽车去参加日本人举行的宴会，凌晨3点左右，喝得大醉而归，进屋便一头倒在床上，呼呼睡去。
    朱升源见时机一到，将事先准备好的菜刀藏到短袄衣襟里，蹑手蹑脚地进了傅筱庵的房间。见傅筱庵仰面朝天，鼾声如雷，便抡起菜刀，照着傅筱庵的脖子猛砍下去。傅筱庵没来得及哼一声，便已命赴黄泉。
    随后，朱升源骑上早已备好的自行车，逃到法租界，由万墨林安排躲藏起来，后由军统局沪一区安排，经浙江金华逃往重庆。朱升源到重庆后，与杜月笙接上了关系，杜月笙转告知戴笠后，戴笠给朱升源发了5万元奖金。朱升源靠这笔钱，在重庆张家花园开了一家小型手工卷烟厂，从此以此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