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大传

第二十二章指挥抢救驻沪大员
    一、万墨林下狱
    1940年，锄奸大案一个接着一个，上海滩腥风血雨，风声鹤唳，汪伪汉奸人人自危。继8月张啸林被枪杀，10月傅筱庵被刀砍，11月的一场崩天大案，把这一系列暗杀和对汪伪政权建立的破坏推向了*。
    11月29日，日本正式承认汪精卫伪政权，在南京签订“调整中日关系条约”。为庆祝汪记政府宣告开张，汪精卫一伙在上海邀了大批德、意、日等国驻上海外交官、侨领、使馆人员，以及日军高级军官，在数百名日伪军的保护下，乘“天马号”专列，兴冲冲地赶赴南京参加签字典礼。
    上午9时，“天马号”专列到达京沪铁路线上的李王庙，正在风驰电掣的行驶当中，忽然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天马号”顿时断脰决腹，人仰车翻，一时血流盈野，哀呼惨叫此起彼伏。
    “天马号”专列被炸，日方死了两名大佐、两名日本内阁的庆贺专员，以及多名情报员、德意使节、随车军队，共死伤100多人。爆炸消息传到南京，汪精卫大坍其台，狼狈万分。
    这项爆炸火车任务，由远在重庆的戴笠直接遥控指挥，由上海忠义救国军地下工作人员，配合军统局苏州站联合执行。他们派出警卫，掩护爆破队，在28日夜里潜至苏州城外京沪铁路线上的李王庙，将地雷炸药埋藏在外跨塘附近的铁轨中间，引线长达300米，一直拉到旁边一片茂密的树林之中。而负责按动电钮的是詹宗像与薛尧。这两人胆大心细，按照预定计划顺利完成爆炸任务。但不幸的是，两人完成任务后并没有马上撤退，而是跑出树林想看看“天马号”翻覆后的惨状，结果被日军发现，密集扫射，中弹成仁。
    “天马号”专列被炸的消息传到香港，杜月笙高兴极了，因为配合军统执行任务的忠义救国军的地下工作人员，正是他潜赴在上海的力量。但汪精卫对杜月笙已经恨之入骨，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此前在“高陶事变”发生后，汪精卫曾数次派人潜往香港行刺杜月笙，均未得逞，于是决定从万墨林下手。
    万墨林是杜月笙的心腹管家，更是杜月笙在上海的重要代表，这是尽人皆知的。日伪在两三年之久迟迟没动万墨林，根本原因就在于日本人对杜月笙还抱有幻想。但随着蒋汪矛盾的日趋激化，杜月笙协助军统对汪伪的打击也日趋激烈，令汪精卫忍无可忍。只好转过来从万墨林身上做文章。
    1940年12月，汪精卫集团的机关报《中华日报》发表了一份通缉名单，其中就有万墨林。
    万墨林闻讯后，也加强了防备，从杜美路搬回华格臬路杜公馆，并从法租界巡捕房要了4名安南巡捕，带一部铁甲车，一挺机关枪，日夜守卫在门口。
    汪伪特务要闯进法租界，从戒备森严的杜公馆抓走万墨林也并非易事，他们便利用国民党方面的叛变人员，引万墨林上钩。上海市统一委员会成员之一的吴绍澍手下的情报员朱文龙被日伪收买，他利用手中的秘密电话号码，于12月21日给万墨林连打三次电话，谎称有重要情报要面交。万墨林因为风声太紧不得不谨慎小心，连续推托两次，见朱文龙仍坚持要见，特别是吃不透他手中到底有多重要的情报，只好答应。为谨慎起见，先约下午4时，临时又改晚间8点钟，拣的会晤地点是华灯初上、行人如织的国际大饭店门前，那是大英地界。
    届时，万墨林先乘车到金门饭店门口，见朱文龙果然在国际饭店门前，正四处张望。他见没有什么异常，便走过去，在朱文龙背上轻轻拍了一下。殊不料，就在这时，四名彪形大汉一拥而上，当众将他反剪双手捆了个结实。
    万墨林立刻向附近站岗的美国宪兵大叫：“救命！救命！”
    美国宪兵跑过来干涉，“七十六号”的人掏出英租界准予缉拿许可证，美国宪兵只好放行。四名大汉将万墨林塞进汽车，绝尘而去。
    万墨林先是被送进位于虹口的日本宪兵队，初审之后送进“七十六号”。
    “七十六号”是令上海人谈之色变的杀人魔窟，上海人送给“七十六号”一副恰到好处的对联：“竖着进去，横着出来”，横批是“鬼门关”。这个机构便是汪伪特工部，全称是：汪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由设于沪西极斯斐尔路七十六号而得名。
    “七十六号”是专门用来对付国民党军统和进步人士的，它里面的刑具可以说是集古今中外之大成，特别是来自日本的现代化刑具，足以令人望而生畏，不寒而栗。
    在“七十六号”，首先审讯万墨林的是万里浪、吴四宝、佘爱珍。
    万里浪原是国民党军统特务，上海沦陷后任军统上海区第四行动队副队长，后投降汪伪，任汪伪敌工总部第一处处长。吴四宝早年是杜月笙手下“小八股党”之一高鑫宝的司机，后拜青帮“通”字辈季云卿为师，是青帮“悟”字辈弟子。他的妻子佘爱珍则认季云卿做了干爹，混迹于黑社会中。
    此三人与万墨林原本都是一个道上的人，彼此熟悉得很。所以佘爱珍见到万墨林，用带着嘲讽的口吻说：“万先生，你也来啦？”
    吴四宝见到万墨林，则不无威胁：“万先生，你是高来高去的人物，不过今朝到了这里，怕是插翅也飞不出去了。这个地方想必你也晓得，进来容易出去难。所以我劝你还是识相点，免得多吃了许多皮肉之苦。”
    万墨林很清楚杜月笙与日汪的关系，只要他包住杜月笙关照他不要讲出去的事情，杜月笙一准有办法救他出去。倘若他受不了皮肉之苦泄了密，那只有死路一条。因此，几个人轮番审讯下来，他说出的情报都是大路货，没有一点对汪伪有用。
    吴四宝一看，不上刑是不解决问题的，于是命令道：
    “喊几个人上来，把万先生请下去，关照他们好好‘做’，不要辜负了万先生的好身胚。”
    万墨林晓得，“做”就是上刑，只要眼一闭，听天由命。接着，万墨林被架进刑房，剥光了衣服吊起来。万墨林身体肥胖，寒冬腊月几桶冷水浇下去，身上便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但这是刑房里最轻的刑罚，接下来的灌辣椒水、拷雪里红（雪中拷打，鲜血四溅）、坐老虎凳，那才叫生不如死。
    最难熬的时候，万墨林都会去想一件事，那就是按照一般情报员的配备，像他这样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交通联络人员，牙齿缝里必会嵌进一个小毒药瓶，一旦被捉立刻咬破自杀。但他是个奉了“爷叔”差遣的情报票友，军统里那些头头脑脑包括戴笠，哪个都不便请他装上这个。他自然也不愿意装，也就一直装糊涂。这会儿倒想起那个小药瓶了，如若有，他必会一咬牙了断一切痛苦。
    有一日坐老虎凳，万墨林实在扛不住了，正巧看见原先在“忠义救国军”里当过什么“司令”后来投降日本人在“七十六号”任行动总队队长的林之江走进刑房，立刻大呼小叫起来：
    “哎呦！林司令，帮帮忙！”
    这位林司令果然给面子，立刻命令行刑的人把万墨林从老虎凳上解下来，又吩咐两个当差的：
    “去，扶万先生在花园里转几圈，活动活动筋骨，免得落下毛病。”
    对犯人如此“仁慈”，在杀人如麻的“七十六号”，恐怕这是破天荒的头一次。
    二、对得起爷叔
    万墨林被抓的第二天，即1940年12月22日，杜月笙在重庆与戴笠组织“人民行动委员会”，正忙得不可开交，渝沪间的秘密电台，突然传来这个惊天动地的坏消息：万墨林被抓进“七十六号”，施以酷刑，能否撑住，大有疑问。
    聊聊数语，对杜月笙来说，如五雷轰顶。杜月笙担心的，不仅仅是万墨林的性命，更重要的，是整个上海滩的地下组织！万墨林等于重庆地下工作者在上海滩的总交通，倘使他一屈服，如实招供，重庆在上海的各机构，便会被汪伪一举摧毁。
    当时正值上海地下工作的最*时期，中央派有三位大员常驻上海，中央常务委员蒋伯诚是中央的代表，吴开先以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上海工作统一委员会常委的身份负责实际领导责任，中央青年团的吴绍澍也在上海另设单位搜集情报。万墨林奉杜月笙之命，对这三位大员都要设法掩护，尽力协助。三位大员也都倚畀万墨林为左右手，起码在“交通、联络”方面非万墨林不可。除此之外万墨林更重要的任务，便是负责接受发放上海地下工作人员的全部经费。所有经费都是由戴笠假杜月笙之手拨给万墨林的，上海的地下工作者无论哪个需要经费，都要事先知会一声，然后过来领取。经费不足的时候也是常有的，万墨林会自家想办法调头寸。因此，万墨林在上海整个地下工作中，起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这不能不令杜月笙焦急万分。
    杜月笙当即电告吴开先等人，从速迁移住处，变更联络方式。随后告知恒社在沪同人，竭尽一切努力设法营救万墨林，尤其电嘱徐采丞，要他从东洋人方面下手，压迫“七十六号”放人。
    随后，杜月笙匆匆返港，安排设法营救万林。但杜月笙与“七十六号”的一号人物李士群并无交情，于是决定直接找南京汪伪政府的第三号人物周佛海斡旋。
    但杜月笙和周佛海交情不深，因此不能直接找周佛海，他找的是周作民的下属李北涛。
    周作民是以“金城银行”起家的金融巨子，抗战爆发后，被任命为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主任委员。上海沦陷后，周作民留在上海，一方面与重庆保持联系，一方面与日汪也有联系，特别是与周佛海往来密切。同时，徐采丞与重庆联络的秘密电台便设在周作民位于开森路的住宅里。而李北涛跟随周作民多年，与周佛海私交甚笃。
    李北涛接受杜月笙的委托后，携带一份贵重礼物，专程到南京拜访周佛海。他请周佛海看在旧日交情分上，保全万墨林，并且予以“优待”。李北涛既是以朋友的口气和他说话，又是软中透硬。
    “你晓得万墨林是杜先生的亲戚，这件事体摆不平，必然会影响将来的见面之情。无论如何杜先生在上海的势力仍是很大，与人方便自家方便嘛，事体办得落槛一点大家都好。”
    周佛海很清楚李北涛话中的含义，而且周佛海一生只忠于他自己，利害得失一概只顾到自家为止。他原先是共产党，被国民党抓住以后叛变，往后在南京做官，迷上了上海的花花世界，经常到上海吃喝玩乐，少不得与杜月笙打交道，也曾身为杜门座上客。杜月笙的势力和潜力，他一向摸得很清楚。又经李北涛如此一说，便打定主意放弃从万墨林身上找线索。摧破重庆地下工作者这桩大功劳宁可不要，杜月笙的面子他不能不买。这甚至关系到他自家的身家性命，他自然不能不顾及。
    当下，周佛海命令给“七十六号”拍去一封电报，电文为：
    “万墨林性命保全，并予优待。”
    随即，万墨林在“七十六号”不再受刑。三天后，从阴风凄凄的“七十六号”被送到四马路公共租界总巡捕房关押。总巡捕房的督察长刘绍奎，不但与杜门过从甚密，尤其归戴笠直接指挥。对万墨林自是优礼有加，让万墨林住在特别囚室，亲友可以随时探视，吃的、喝的、穿的、用的一批批送进来。万墨林在牢房里，就像进了疗养院。
    不久，周佛海命“七十六号”把万墨林送到南京，亲自接见了万墨林，开门见山地说：
    “万先生，你所做的事情我们大家都明白，‘七十六号’的大门是进去容易出来难，你能从那里走出来，已经很不简单。杜先生的面子我不能不买，所以请你耐心等待，只要打通关节，自会放你。”
    从此，万墨林便在南京关一阵，上海押一晌，却是从来不拷，不打，不“做”，不给他吃苦头。
    但是周佛海在等什么呢？需要打通什么关节呢？原来，抓万墨林是“七十六号”奉了汪精卫的命令，汪精卫不发话，周佛海作为三号人物尚不敢自作主张。
    消息传到香港，杜月笙觉得，这个能打通关节的人，只能是日本人，除此之外，没有人能压得住汪精卫。1941年5月，杜月笙终于找到了打开这个关节的人——东北籍国会议员金鼎勋，跟日本人渊源甚深。杜月笙立刻发电报通知徐采丞，徐采丞随即邀同顾南群与朱东山，一同前往恳请金鼎勋斡旋。金鼎勋一口答应帮忙。
    金鼎勋与日本“兴亚院”高等参谋冈田，和一位相关巨商坂田往来密切，因此决定走日本决策机构“兴亚院”这条高级路线，他对冈田和坂田说：
    “中国有杜月笙，日本有头山满。杜月笙与头山满都是大亨，在各自地盘上的势力和影响其他人都无法代替。将来中日战争和平解决，皇军要彻底统治上海，杜月笙有不可估计之利用价值。这个万墨林是杜月笙的亲戚、总管、驻沪代表，杀了他于皇军并无多大意义。何不放掉他，做个顺水人情，将来打起交道，自是近了一层。”
    冈田听了金鼎勋的话，深以为然，他随即指使日本军方：“皇军如需彻底统治上海，杜月笙有无法估计之利用价值，汪政府特工羁押其亲戚暨亲信万墨林，实为极其不智之举。”
    在“兴亚院”和日本军方的重大压力之下，关节打通，万墨林终于获得开释。
    万墨林出狱之后，蒋介石、朱家骅分别送了他5000元和2000元的“慰问金”。杜月笙总算松了一口气，接连给万墨林发去三封电报，称赞他“你对得起我”、“劳苦功高”。
    三、制止银行血案
    1940年4月，汪伪政权组织了一个“中央储备银行筹备委员会”，准备统一管理沦陷区的金融，发行伪钞，抵制和取代国民党政府在沦陷区流动的法币。1940年底，重庆方面探知汪伪不久将成立“中央储备银行”，发行新币，便几次三番申令上海的四大银行和上海银行业钱业同业公会拒收伪币，否则以汉奸论处。
    1941年1月4日，汪伪政府“中央储备银行”在南京成立，由伪中央财政部部长周佛海兼任中储银行总裁。“中央储备银行”开始发行“中央储备券”。“中储券”又称“宁钞”，是汪伪政权试图在沦陷区发行的货币。
    元月20日，设在上海外滩华俄道胜利银行旧址的伪中央储备银行上海分行开张，但无人光顾。上海市民对“中储券”持蔑视态度，上海银行钱业公会一致决议，坚决不与“中储券”往来。全市大小商店拒绝使用“中储券”，汪伪集团甚为尴尬。
    在南京的周佛海闻讯，立即密令汪伪上海特工总部主任李士群，派出大批特务手持“中储券”，到全市各大公司、商店购物，持枪逼迫对方接收“中储券”。一旦对方拒绝接收，立刻拔枪相向。这些公司、商店只好忍气吞声。汪伪特工总部还给上海较大的银行、钱庄发送恐吓信，扬言若不接受“中储券”，将会受到最严厉的惩罚。汪伪政府依靠这些特工的流氓手段，使“中储券”在上海市面逐渐开始流通。
    与此同时，为保持法币在沦陷区的地位，重庆方面紧急密谋对策，密令军统局上海行动小组严厉打击“中储行”，阻止“中储券”的发行和流通。上海军统特务上海行动小组立刻行动起来，在忠义救国军潜伏人员的配合下，从制裁“中央储备银行”工作人员开始，以求达到恐吓，使对方知难而退的目的。于是，针对“中储行”的一系列暗杀活动在上海展开，一时间，上海滩狼烟骤起，血雨腥风，弥漫了整个黄浦滩头。
    1941年1月30日上午，军统特务首先拿伪中储上海分行专员兼驻沪推销主任季翔卿开刀，两名特务事先隐藏在法租界凯自尔路芝兰坊7号寓所旁边，乘季翔卿吃完早饭准备登上自家汽车外出时，对准季翔卿连开数枪。季翔卿连中两枪，当场倒地身亡，成为银行血案的第一个牺牲品。
    接着，军统特务又在2月20日上午袭击了伪中储上海分行。三名军统特务着便衣先后进入“中储行”上海分行，分别从一楼、二楼同时向屋内抛掷手榴弹，并在撤离时开枪打死一名迎面相遇的保镖，三人随后趁乱逃走。当大批日本宪兵和租界巡捕赶到时，看到的只有尸横满地的现场。
    一个月后的3月21日，又有伪中储上海分行设计科长楼侗被枪杀。随后，又有“中储行”上海分行职员王汉臣、庶务科长潘旭东、帮办总会计卢杰、财政部科员冯德培、稽核课主任厉鼎模等人先后被暗杀。
    这一系列的铁血行动，死亡制裁，吓得“中储行”上海分行的职员宁可丢掉饭碗，也不肯去上班，使本来就业务不佳的“中储行”濒于关门打烊的危险。
    周佛海闻讯，气得七窍生烟，立刻以汪伪特务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名义，命令上海汪伪特工总部立刻实施报复，以牙还牙。
    他们要报复的自然不是军统特务，而是国民党政府所属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国家银行以及其他发行法币的银行职员。就在楼侗被杀的当天晚上和次日凌晨，“七十六号”在上海制造了两起骇人听闻的血案。
    3月21日深夜，“七十六号”大批特务携带手提机关枪，分乘两部汽车，来到霞飞路1411号弄堂口，将汽车横梗在路口，架起机枪。然后冲进该弄10号江苏农民银行上海分行宿舍门口，狂摇电铃，茶房以为是租界巡捕，便拉开铁门。特务们一拥而入，用盒子枪逼迫茶房引路，将宿舍楼上正在熟睡的11名银行职员拉出房门，强迫他们在二楼前外走廊排好队，有三名特务用机关枪对准他们扫射。顿时鲜血四溅，11名银行职员霎时倒地殒命。然后，特务们爬上汽车，扬长而去。
    次日凌晨，吴四宝、杨杰、万里浪等人带领大批特务分乘两辆汽车来到极斯菲尔路96号上海中国银行职员宿舍，先将宿舍包围，然后破门而入，将睡梦中的128名银行职员从床上拖起来，每两人合锁一副手铐，押上汽车，开往“七十六号”。
    同一天，汪伪政府发表讲话，声称：此举系因重庆分子杀害“中储行”职员以及政府官员而起，往后若再有此类事件发生，重庆方面在沪所有银行职员都将受到同样处罚。
    第二天，“七十六号”又在极斯菲尔路绑架了中国、交通、农民银行数人。后来，上海各界名人出面斡旋，中国等银行花了不少钱，费了很大周折才将所有被抓人员保释出来。
    制造数起大案之后，“七十六号”犹嫌不够，又于3月24日袭击了中央银行留沪机构。上海沦陷后，中央银行分两处设立了办事处。一处设在法租界亚尔培路逸园跑狗场，一处设在公共租界白克路一家汽车行里。银行负责人见上述灾难均发生在公共租界以外的地方，便将法租界办事处的人员调到位于公共租界的办事处，银行业务也全部并到此处，原处只留少数人员照料留存物品、转存邮件。
    不料，4月24日这天，两处都收到一个肥皂箱大小的邮件，上面均盖有香港邮戳。法租界的办事处收到邮包后，即放在收发处。待“邮差”走后不久，邮包爆炸，“轰”一声巨响，当场炸死8人。送到公共租界的办事处的邮包，银行人员当时便觉得可疑，立刻将邮包拿到厅堂之外，同时打电话通知巡捕房来查验。不料，巡捕房人员赶来正在查验时，邮包突然爆炸，当场炸死1人，重伤8人，轻伤30多人。
    原来，“七十六号”奉了李士群之命，将两个特制的烈性定时炸弹装进邮包，由两名特务分别送到中央银行的两个办事处，同时制造了两起爆炸案。
    周佛海听说中央银行被炸，非常高兴，当即给“七十六号”发赏银3万元。岂料李士群并不买账，对手下抱怨说：“区区三万块钱，还不够我两颗定时炸弹的成本费呢！”
    面对“七十六号”连下毒手，军统反戈一击。他们侦知伪“中储行”上海分行的会计科主任张永纲正在大华医院接受治疗，随即派出三名特务，携带利斧混入大华医院，将张永纲一斧劈死。
    “七十六号”闻讯后，再次进入中国银行职员宿舍，抓走一些高级职员，李士群下令从中挑出三人枪毙，以“一命抵三命”进行报复。
    蒋、汪特务围绕“中储券”展开的这一场厮杀，杀得难解难分，杀得双方银行纷纷关门。“七十六号”的残酷报复，惹恼了军统特务杜门弟兄陈默和于松乔。两人改变方针，擒贼擒王，抛开银行职员，专杀日本军官和汪伪情报人员。为此接连殒命的有：
    日军大佐森贞一郎、伪行动队中队长王荣；
    伪工运执行委员胡兆麟；
    伪上海情报处长兼日海军司令部情报主任朱建功；
    伪上海印花税局长卢志印；
    日本交易所经理谢克昌；
    上海日军军部情报队长周鸿业；
    伪上海青年团长周宝大、团副余清廷；
    日特务部情报员尾村及其助手许富荣；
    日新编第四旅团少将旅团长福本；
    万里浪的助手徐国权。
    尤其当时令“七十六号”胆战心惊的是，其督察长华刚被刺殒命的第9天，继任督察长秦人杰又被枪毙于白利南路同一出事地点。
    陈默、于松乔杀敌锄奸，雷厉风行，“七十六号”李士群、吴四宝望犹不及，仍以“中中交农”四行职员为报复对象，手段更趋残酷。
    火并到后来，伪“中储行”固然门可罗雀，连职员都不敢上班，而中国、中央、交通、农业四行又何尝不是如此？这样的后果，绝非有关当局所愿见。一团混战，杀得难分难解，必须有个了结。尤其“七十六号”有日本人做靠山，战场又是在沦陷了的上海，他们尽可明火执仗地干，而军统只能在暗中冒险出动，再斗下去，唯恐重庆方面的银行也难以在沪立足。因此，戴笠当机立断，决定结束这场争斗。
    但是，双方的争斗并不是一方决定休战就可以休战的。好在，天大的事体压给杜月笙，他无论如何都要做好，特别是事关重庆政府的利益，困难再大他都只有想办法克服。
    杜月笙接此请托后，自是煞费踌躇，因为他既要完成使命，又要不失自家面子。而需要交涉的对象，偏偏是个上不得台面的小角色吴四宝。抗战前吴四宝连杜公馆大门都进不去，如今要杜月笙跟他“讲斤头”，岂不大跌身价？
    吴四宝南人北相，是足有200斤重的大块头。他不识字，从未读书。抗战以前，他的履历只是给杜月笙的“小八股党”之一高鑫宝开过汽车，后来成为青帮“通”字辈大亨季云卿的司机。
    吴四宝的太太佘爱珍，是富商佘铭三的千金，启秀女中毕业，因曾遇人不淑，后嫁吴四宝。吴四宝不识字，佘爱珍能读能写，口才又好，且手持双枪，敢于冲锋杀人，成为吴四宝的得力助手。吴四宝给季云卿开车的时候，她便喊季云卿的夫人为“娘”，甜言蜜语哄得季夫人团团转。季夫人便吹枕边风，让季云卿收吴四宝为徒，自此吴四宝成为了青帮“悟”字辈弟子。
    李士群也是季云卿的弟子，凭着同参弟兄的关系，李士群把吴四宝拉进了“七十六号”。吴四宝手下有一批学生子，这帮人抗战开始时都参加了忠义救国军，人人手里有枪，个个都是狠角色。吴四宝一进“七十六号”，这帮人立刻跟进，成为“七十六号”警卫大队的主力。
    但若与吴四宝“讲斤斗”，不仅杜月笙心里大觉塌台，就连顾嘉棠、芮庆荣、高鑫宝等杜月笙的老弟兄，也是个个持反对意见，大家担心一个弄不好，会使老杜塌台，徒使吴四宝竖子成名。
    杜月笙左思右想除此之外无计可施，为顾全大局只好冒险一试。他发了一封电报到上海，请来了他的一位狠角色门徒“花会大王”高兰生。让高兰生给吴四宝带话，希望吴四宝能从中斡旋使双方休战。
    事情却出乎意料的顺利，当高兰生找到吴四宝，如此这般一说，吴四宝受宠若惊，顿觉身价百倍，立刻派一名高级代表专程赴港，登门拜访杜月笙。
    “吴四宝对杜先生的吩咐焉敢不遵！结果如何，请杜先生拭目以待。倘若吴四宝不能奉行杜先生的使命，宁可退出七十六号。”吴四宝的高级代表转达了吴四宝的原话。
    吴四宝一是崇拜杜月笙，二是不敢把事情做绝，再说争斗下去自是两败俱伤的事体，乐得做个顺水人情。而李士群自然也有打算，他看到日汪的命运并不像他自家希望的那样美妙，也愿意与重庆方面重修旧好，给自家留条后路，吴四宝一说，也就顺水推舟接受了杜月笙的“调停”。
    于是，双方停火，一场以银行职员为靶子的恶战宣告结束。
    双方停战之后，吴四宝派出的高级代表声言他任务已了，不想再回上海，尤其想借此因缘拜杜月笙为师。杜月笙一时高兴，便收了这位弟子。又特地转请重庆派他为上海中央银行副理，前往上海赴任。
    四、驻沪大员被抓
    在重庆派驻上海的各大员中，杜月笙最担心的是吴开先。这主要是因为吴开先肩负的责任最为重要。
    万墨林被抓期间，他担心万墨林扛不住重刑泄密，如此将会导致重庆驻沪大员被汪伪集团一网打尽。万墨林平安出狱后，杜月笙总算松了一口气。随后吴开先赴渝述职，休养一个月，1941年秋再度赴沪，形势已更趋严峻，上海英法租界慑于日本人的气焰，已无法保障重庆驻沪人员的安全，杜月笙为此约在港的“上海统一工作委员会”委员俞鸿钧、钱新之、王新衡等诸位，与吴开先一起共同商议驻沪人员的诸项工作的开展与安全问题。
    当时日汪已在香港设立特务机关，专门监视国民党政府及其他方面来往于沪港的人。为确保吴开先安全抵沪，杜月笙劝吴开先绕道菲律宾，由菲律宾乘船赴沪。为此，杜月笙致电给在菲律宾交通银行任职的王正廷，国民党驻菲律宾总领事杨光甡、副总领事朱少屏，要他们安排好吴开先的中转事宜。
    临行时，杜月笙已预感凶多吉少，反复叮嘱吴开先：“此一去风险极大，而日伪更是嚣张。但愿吉人天相。如有缓急当尽力帮助，赴沪请与徐采丞先生多多接洽。”
    此番叮咛，犹显得与以往不同，充满了沉重与担忧，仿佛有了些生离死别的味道。两人分手之际，不禁黯然泪下。
    果然不出所料，几个月后，惊天噩耗一个跟着一个，当时，重庆派驻上海的三员大将，分别是中央常务委员蒋伯诚，组织部副部长吴开先，三青团代表吴绍澍，其中吴开先是三人之中最重要的一个。而最先被抓的就是吴开先，紧接着蒋伯诚被抓、吴绍澍落网，驻沪三大员整个被一窝端！
    但出乎意料的是，万墨林竟然第二次落入日伪掌心，连蒋伯诚的另一位联络员王先青，也一同被抓走。
    一个接一个的坏消息打得杜月笙晕头转向。当时香港沦陷，杜月笙已迁居重庆。他一次次和戴笠以及上海统一委员会的其他成员紧急磋商，不惜一切代价予以营救。
    本来，吴开先第二次赴沪已经十分谨慎。杜月笙吩咐他与徐采丞联络，也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一方面万墨林已经暴露，怕有敌伪特务跟踪。另一方面，由徐采丞照料吴开先，一应事体，应该比万墨林要周详一些。
    此次吴开先只身再入虎穴，风险自是比以往要大得很。船到吴淞口，仍是由万墨林秘密接走，然后由万墨林陪他去找徐采丞。
    吴开先与徐采丞系第一次见面，寒暄过后，不待吴开先开口，徐采丞便开门见山接洽这桩事体。
    “我已经接到杜先生的密函，杜先生叫我协助吴先生，我一准照办。不过，眼下上海的情形跟前些时大不相同，吴先生必须格外谨慎，要改变工作方式，不能再像以前那么冒险。”
    “好，我会注意。”吴开先当场表示赞同他的意见。
    “如今国际形势瞬息万变，依我看来，日本、美国迟早会付之一战。到那时，日本一定会占领租界，重庆驻沪人员如不紧急撤退，风险极大。租界的地盘有多大，就算挨家挨户查一遍，会用多少个时辰？”
    “对的！”徐采丞的话吴开先深表赞同，但又说，“只是，越到这个时候，上海这边需要做得工作越多，不到万不得已，可能不会考虑撤退。”
    “好，安全的事体我会尽全力安排。”
    真挚诚恳，审察周详，吴开先对徐采丞的第一印象极好。
    接下来，吴开先和他的工作人员见过之后，旋即决定了当前的工作重心，即分访上海金融工商界人士，劝他们从速离开上海投奔到重庆。他们这项工作做得很有成就，抗战胜利后出任上海市议会第一任议长的徐寄庼，便是首先听从吴开先的劝告，邀集了一群朋友，经香港而由杜月笙接待安排，赶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前抵达重庆的。
    至于吴开先他们自己，经全体工作人员讨论一致决定：局势虽然危险，但是非到无能为力的时候，驻沪人员一律不撤退。
    情势紧急，吴开先他们的工作却开展得有声有色，他们在抢时间。而吴开先新的办公地点、机构设置，以及他本人的住所，全部由徐采丞张罗办理。徐采丞费尽周折觅得一处较为隐蔽的房子，然后从杜月笙在杜美路的住宅中搬来一应家具器皿。这满堂家具用品一概是先前新置办的，尤其名贵精美，所费不赀，但杜月笙却是看都不曾看到过。
    这幢新装点好的房子，便成为了吴开先的办事机构与个人住所。后来吴开先被捕，办事机构被日本人查封，里面的全套精美家具器皿全部被日本人搬去用了。
    几个月后的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随即占领了上海租界，原以租界为根据地的重庆地下人员，从此失去了保护屏障。而吴开先的被发现，却是因为为他管理杂务的沈守良。沈守良抗战前曾在上海市党部做门卫，吴开先对他甚为信任。
    1942年春节，吴开先为手下亲信干部每个人发了一笔钱。春节期间天气寒冷，大家便凑在吴开先处开庄掷骰。在座的除吴开先的手下亲信外，还有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上海分社主任锋有真、中统负责人徐恩曾的驻沪代表陆鸿勋，以及蒋伯诚夫妇，万墨林等人。抽头所得的钱，由吴开先手下几个亲信分了花用，沈守良分得最多。
    手里有了钱，沈守良便乘闲暇之机到外面吃喝玩乐，寻花问柳，很快被汪伪特务发现并逮捕。
    沈守良失踪，吴开先已有所警觉，但行动慢了一步，在他与徐采丞联络新的办公场所与个人住所的时候，3月18日，“七十六号”特务闯进他的秘密住所，将他抓走。
    徐采丞得到这个消息是在第二天。徐采丞的儿子徐振华，一向奉乃父之命为吴开先跑腿，吴开先被抓的第二天，徐采丞叫他去吴开先寓所传话，结果被埋伏的日军抓走，吃了一场冤枉官司。当时徐采丞见儿子迟迟不归，私下一打听，方晓得出了事体，赶紧与远在重庆的杜月笙联系。
    杜月笙得此噩耗，当即头嗡的一声涨大。吴开先是他最为牵肠挂肚的一个人，在所有驻沪人员中，他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吴开先出事！这不仅由于吴开先责任重大，更由于他与吴开先向来配合默契。
    杜月笙当即复电徐采丞：“不惜一切代价，务尽全力营救。”
    随即，同样的电报拍给了万墨林。
    五、耗资百万救援
    万墨林接到杜月笙的电报，这才晓得吴开先出事了，一时惊慌错愕，赶紧怀揣密电去找徐采丞。一见到徐采丞，便忙不迭地拿出电报。徐采丞摇摇手，叫他不必掏出电报给他看了，因为他晓得电报的内容。
    “徐先生，你看这件事情怎么办呢？”万墨林焦急地问。
    “就照杜先生的嘱咐办，不惜一切代价，务尽全力营救。”徐采丞满是镇静地说，“敌伪那边，我要上上下下的打点，从牢头狱卒以至审案法官，再往上去可能会到相关的军政大员，我要用钞票掼倒他们。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分三步走，第一不能让吴先生在里面吃苦头，第二保全他性命，第三设法营救。”
    “对对对！”万墨林连连点头称赞，“徐先生你真是有办法，你这样做，一定可以把吴先生救出来。”
    “说起来是简单，做起来就晓得难度大了。”徐采丞一声苦笑，语意深长地说。“墨林哥，你要尽快关照蒋伯老和吴绍澍兄，如今不比以往，租界成了日本人的天下，叫他们务必当心一点。进去一位吴先生，事体已经够大，要是东洋人再接再厉，纵然有三头六臂是也无能为力了！”
    “好，好，我马上去知会他们。”万墨林连连答应。
    “墨林哥，”徐采丞笑着连连摇头说，“别忘了还有你自家。”
    “哦？”万墨林略略一惊，然后嘿嘿一笑说，“我会小心。不过，你晓得我有护身符呢！”
    “就你那护身符？”万墨林不说还好，这一说，徐采丞大叫起来，“你快别抱那幻想吧！没事便罢，出了事体那就是一张废纸片！”
    原来，万墨林被释放以后，按说已经暴露，不便再担任重庆方面地下人员的交通员。但他掌握着杜月笙在上海的所有关系，离开他，杜月笙对上海的指挥和控制便有些失灵。所以“爷叔”离不开他，他便继续干下去了。为安全起见，也为了摆脱敌伪特务的纠缠与盯梢，他花了一大笔钱，从日本陆军总部买到一张“特别通行卡”。他以为这张“特别通行卡”便是护身符，自此可以顺利无阻，到处通行，所以就坦然若无其事地照旧接受重庆驻沪三大员的指挥和派遣，毫无避讳，一切活动如故。
    徐采丞如此一说，倒是点醒了万墨林，当下万墨林便加了小心。
    蒋伯诚当时住在福履理路曲园内，是风声紧后万墨林特地给他找的秘密住所。自从搬进去后，蒋伯诚极少外出，除了万墨林有事联络外，专门有一位联络员也是杜月笙的弟子王先青与他联系，倒也风平浪静。
    但是蒋伯诚的妻子杜丽云却耐不住寂寞。杜丽云曾是评剧演员，爱凑热闹，喜欢出风头。没过多久便再也受不了这种与世隔绝的生活，开始会朋友，外出买东西，甚至去戏院影院，乃至在其他公共场合露面。
    由于杜丽云曾登台演出，熟悉她的人很多，没多久便被汪伪特务跟踪，找到蒋伯诚的住所。当时蒋伯诚53岁，吴开先被捕后，他一着急患了中风瘫在床上。汪伪特务便将蒋伯诚的住所秘密监视起来，准备钓几条大鱼。
    一日蒋伯诚的联络员王先青前往蒋宅，刚刚进屋，汪伪特务便跟进来将王先青抓捕。蒋伯诚因为瘫痪生活不能自理，从此被软禁在住所内。
    蒋伯诚病卧在床，万墨林为他四处奔走，延请医生，不时出入福履理路蒋伯诚寓所，因此再次进入汪伪特务的视线。
    当时万墨林住在蒲石路十八层楼早先姚氏夫人的住处，一天夜里，东洋人搜查到万墨林的住所，万墨林和夫人匆匆起床，接受检查。万墨林拿出那张“特别通行卡”，以为可以蒙混过关。正如徐采丞所言，那不过是一张废纸片，东洋宪兵的小头目接过那张纸片，嘿嘿一声冷笑，三把两把的便撕成了碎片。随后，万墨林和太太一起被带到贝当路日本宪兵队。
    与此同时，吴绍澍也在住所被捕。亦如徐采丞所言，“租界的地盘有多大，就算挨家挨户查一遍，会用多少个时辰？”何况线索总会有的。
    重庆驻上海的地下工作者头脑被东洋人一网打尽，杜月笙在重庆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幸好徐采丞没受到牵连，否则那真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了。如今他在上海可信托倚重之人，唯有徐采丞了，因此把千斤重担放到了徐采丞的肩上。
    徐采丞早已有言在先：“要是东洋人再接再厉，纵然有三头六臂也是无能为力了！”如今东洋人果真再接再厉，而他自家也生不出三头六臂，但事体总归要解决，他只得倾力奔走，自普通狱卒看守到承审人员，以致日方军政要人，大把大把的洋钿往里掼，杜月笙因此耗资在100万元以上。
    这一仗打下来，首先徐采丞的洋钿掼得到位，其次是形势变化出奇地快，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为了从中国战场抽身，加紧了对国民党政府的诱降，对于重庆方面的大员采取了诱惑拉拢的手段。因此，五个重庆分子竟然没有吃苦头。
    而万墨林由于当时身上有伤，不久被送到大华医院疗养，由他的太太陪伴，除了有日本宪兵看守，行动十分自由。此间，日本宪兵队特高科主任花田时常携带礼物到医院探视，万墨林的亲朋好友也带着各种礼物常来常往。
    后来由于来往客人太多太频繁，万墨林的病房俨然成了他的大会客室，花田害怕出乱子，又把万墨林转移到日本管辖的宏思医院特等病房。但特等病房费用太大，万墨林借口自家坐牢调不开头寸，要求搬到西蒲石路郑子嘉家疗养。
    花田哪里相信万墨林调不开头寸，光徐采丞掼到他这里大洋便十分可观。但只要不出事体，他自然会成全。万墨林搬到郑子嘉家后，为了方便照顾蒋伯诚，提出让蒋伯诚搬来一起住，花田也表示同意，随后命人将蒋伯诚抬了来，他的夫人杜丽云也跟着一起搬了过来。
    蒋伯诚搬过来以后，请医生看病方便了许多，生活上也得到了很好的照顾，所有费用一概由万墨林支付。两对夫妇住到这里以后，除了有日本宪兵看守，一切行动自由。白天的时候，万墨林还可以由宪兵陪着外出活动活动。
    到了1942年5月，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由攻势转为守势，紧接着战局急转直下，在8月与美军争夺瓜达耳卡纳耳岛的战役中，日军几乎损失了所有能够调去的陆海空军兵力，从此丧失了作战的主动权。在这种形势下，日本侵略者再次提出“对重庆进行政治工作”，再次加强了对蒋介石集团的诱和活动。
    形势的变化，为杜月笙营救吴开先等人提供了方便。徐采丞又请出一位重要人物——曾以北洋政府国务总理之职代行过总统职权、后出任过国民党政府驻英、苏大使的颜惠庆，颜惠庆交游广阔，与日本军政界许多重要官员有联系。经颜惠庆奔走斡旋之后，吴开先在被关押近7个月的时候，于1942年10月11日率先出狱。紧接着，蒋伯诚、吴绍澍、万墨林、王先青等，相继恢复自由。
    吴开先在《抗战期中我所见的杜月笙先生》一文中，回忆了杜月笙对他的营救：
    “三十一年三月十八日晚间，予突被捕，直至十月十一日经徐采丞先生之多方设法，始得恢复自由。徐采丞先生处已电积尺余，均为月笙先生探询情形，拨款营救，并嘱接济家属之电。采丞先生奉命唯诺，为予奔走（后来又加上了吴绍澍、蒋伯诚与万墨林），达数月之久。一面请颜惠庆先生出面说情，一面向日方军政人员致送厚礼，并对看守狱卒以至承审人员，予以厚赂，闻月笙先生个人耗费在百万元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