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月笙大传

第二十三章戴、杜联手如虎添翼
    一、亲友沦陷香港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杜月笙与戴笠便已经预感到香港有可能沦陷。于是，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6天，杜月笙飞往重庆，与戴笠紧急磋商，一旦香港陷落，如何将接到香港的那些社会名流、各界耆彦转移到重庆。
    商议的内容还包括，杜月笙与戴笠共同运作的港济公司的搬迁，以及搬迁到重庆以后如何开展业务，继续发财。
    1941年12月8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马尼拉、香港、新加坡同时遭到日军袭击，泰国宣告投降。北平、上海、天津的英美驻军全部被日军解除武装，日本军队进驻上海租界。
    这一天，是世界近代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日子。对杜月笙来说，也是重重灾难降临的一天。
    这天中午，杜月笙正在与戴笠紧急磋商应变措施，香港来了急电。戴笠匆匆看过后，交给杜月笙。杜月笙接过去一看，顿时大惊失色。虽然在意料之中，但没想到战火烧得如此之快。
    “香港守军只有英军的两三个营兵力，红头阿三（印度兵）倒是有9个营，可统统都是坐享清福的少爷兵，根本拉不上战场！”杜月笙焦急地对戴笠说，“香港怕是撑不了几日的。”
    “据日本军事专家估计，香港防守超不过三个星期。依我看，最多超不过三天。”戴笠分析说。
    “那才叫糟糕！在香港的许多重要人物，那些名流耆彦、工商人士，以至安福系诸巨头，正是日本人亟欲利用的。像陶希圣、王新衡他们就更不必说，这一些人被敌伪恨之入骨，抓到了非砍头不可！当然，还有……”
    一想到家人亲友、门生弟子，杜月笙一时语塞。由于香港的失陷，上海英、法租界俱被日军侵入，杜月笙在两处地方的家人亲友、门生弟子，毫无疑问全部落入魔掌，生死不明。想当初他离开经营多年的上海滩，无论如何的不舍，但相比之下，上海毕竟还有租界可以让家人亲友、门生弟子栖身，在香港也可以东山再起。如今三四年下来，政治资本大捞特捞，烟土等生意明里暗里也没少做，香港这一根据地也经营得有声有色，尤其对上海的遥控指挥，更使他身价倍增。但转眼间，这一切都将灰飞烟灭，覆巢之下，安有完卵？怎能不令他心急如焚！
    戴笠自然晓得杜月笙此时此刻的心情，但当务之急，头等大事自然是抢救那些接到香港的重要人物，倘若那些重要人物落入日伪之手，会给国民党政府带来意想不到的麻烦。当然，就戴笠本人来说，蒋介石这一关定然也不好过。
    于是，两人当晚通宵未眠，拟定一张紧急营救名单，准备利用日军尚未占领的香港启德机场，救出一些头等重要大员。
    名单拟定，接下来就是找民航机驾驶员。由于日本飞机正在轰炸香港，一般驾驶员都不敢飞香港。就在这时，戴笠的一名好友登门，来意便是请求戴笠拨一架飞机给他，帮助他返回香港。
    戴笠的这个朋友名叫“阿伍”，是香港富商，其百万家资大都存在香港银行，他若赶不回去抢救，其存在香港银行的百万家财必然会被日军劫收。阿伍早年学过航空，驾驶技术十分高明。戴笠灵机一动，何不将两桩事体合在一起，既成全了阿伍照顾了朋友，又可借此机会救出一批紧要人物。
    “我可以设法替你弄一架飞机，由你自家开到香港。”戴笠对阿伍说，“飞机落地，你要把飞机交给中国航空公司，我会让他们派驾驶员飞回重庆。不过，我是要用这架飞机接运香港方面的重要人物。”
    言外之意，阿伍只能乘此飞机回去，却不能再乘此飞机返回重庆，更不用说运送家人了。阿伍此时回家抢救财产心切，尚不知家中情况如何，更无从谈起回渝或携家人返渝。于是一口答应。
    一架飞机，能装载的人数有限。在杜月笙与戴笠拟定的名单中，自然包括杜月笙的家人亲友门人等。尤其九龙柯士甸道杜公馆人又太多，这一架飞机仅杜公馆的人就装不下，何况那些各界重要大员也不在少数。机少人多，两人只好再度裁剪抢救人数。
    杜月笙思量再三，对他本人来说，自是抢救杜公馆的人紧要。但在蒋介石的天平上，杜公馆的人又算得了什么！倘若牺牲了那些重要人物，就算他救出了家人，蒋介石那边也无法摆平。
    “凡是我的人，暂不考虑。”杜月笙终于咬紧牙关，毅然决然地对戴笠说。
    戴笠自然也很为难，论交情他和杜月笙是情同手足的把兄弟，特别从抗战开始杜月笙给予他的支持可以说无与伦比。但是站在工作的角度，作为军统要人，他有责任救出那些重要人物！
    见杜月笙如此说，戴笠抬起头来望了他一会儿，等着他下定最后的决心。
    “写吧，就这样定了！”杜月笙又说一句，面色却是一脸的苍白。
    果真连他最宠爱的四太太姚玉兰都不救了，戴笠心里充满了钦佩和不忍。但他没再说什么，低下头铺开那张原先拟定的名单，两人商量着最后拟定了此次需要救出的人选：陶希圣、颜惠庆、许崇智、陈济棠、李福林、王新衡等人。
    随后，立刻打电报到中国航空公司，请他们分别通知名单中的人，于12月9日中午以前赶到启德机场集合，等阿伍驾驶来的飞机一降落，立刻上飞机马上起飞。
    然而，苦等到9日傍晚飞机安然返回，情况却是大出意外，名单中的人却是一个都不曾接回。尽管运回来的也是必须要营救的重要人物，但凡事都要有个轻重缓急，头等重要的人物没接出来，使戴、杜两人压力陡然大增，两人再度连夜商讨营救方案。
    毫无疑问，那些头等重要的人物已经全部陷敌，陶希圣、李济琛、颜惠庆等下落不明，音信杳然。
    “要在沦陷区搜救这些人，唯有依靠帮会弟兄。”戴笠如是说。
    “对的，对的。”杜月笙立刻表示赞同，“幸好组织了人民行动委员会，遇到这种事体，唯有发动人民委员会的弟兄们才可办到。”
    二、杜太太最后撤退
    所谓“人民行动委员会”是一个成立于1940年夏天的帮会联合组织。该组织由戴笠发起，戴笠见杜月笙的帮会弟子无论在别动队掩护国民党军队撤退，还是在军统的行动小组锄奸，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便想把海内外所有的洪门、青帮、理教、四川袍哥等，全部组织起来，纳入一个最高组织，这个组织后来就定名为“人民行动委员会”。
    戴笠的发起，得到了杜月笙的全力支持，两人共同运作，几经努力，终于将各地各帮会领袖人物，三山五岳四海七洲英雄好汉集中到重庆，推举常务委员7人，分别为杜月笙、杨虎、杨庆山、张树声、向海潜、韦作民、田得胜。
    其中洪门大爷张树声来自华北，张门势力遍及全国；杨庆山为洪门举世无双的“双龙头”大爷；向海潜在军界之中实力雄厚；杨虎则为海员领袖，全球各地的船舶码头均可互通往来；韦作民则是北洋政府交通部里的“不倒翁”，其徒子徒孙自交通界机关职员至工人苦力无所不有；田得胜以“重庆田大爷”闻名天下，凭他一声招呼，便会有全四川乃至西南各地的袍哥弟兄竞相追随。
    “人民行动委员会”由常务委员会集体领导，实际是以杜月笙为“总龙头”。秘书长由戴笠的得力助手，时任重庆卫戍司令部稽察长的赵世瑞担任，并由军统特务徐为彬、金坡，以及杜月笙的学生于松乔担任联络员。会址设在位于重庆香水顺城街37号帮会领袖唐绍武献出的一幢大宅中。
    杜月笙与戴笠连夜商量出一套救援方案，即利用“人民行动委员会”所属的帮会关系，将自重庆，经贵阳、桂林、韶关、龙川、沙鱼涌、大埔，到香港，迢遥数千里路上的帮会首脑、绿林侠盗动员起来，开辟一条通衢大道。通过这条通衢大道，将那批急需营救的重要人物，由香港护送到重庆。
    但仅有这一条通衢大道还不够，倘若需要营救的那些重要人物被日本人扣留，或者无法取得联系，这条大道便失去了作用。为此，杜月笙提出一个无比大胆的设想——与虎谋皮。由于日本人一直没有放弃争取杜月笙的幻想，杜月笙便想利用这一点，让徐采丞同上海的日本特务机关接洽，要求日本有关方面同意徐采丞替他在上海租一艘船，赴香港将他的朋友接回上海。
    听起来这个计划像天方夜谭，但不是没有可行性。其一，日本方面有那么一批人，对于杜月笙的幻想一直未曾破灭；其二，徐采丞和“梅机关”首脑分子川本之流私交弥笃，而徐采丞向来善于利用日本统治当局的矛盾分歧；其三，日本人晓得杜月笙的这些“朋友”皆非等闲之辈，特别是那些金融巨子、工商大鳄，是他们求之不得的“财富”，而杜月笙把这些人接回上海，他们岂有不欢迎的道理。
    “不妨一试。”听完杜月笙的分析，戴笠表示赞成。
    第二天，杜月笙一封密电发给了徐采丞，叫他火速斡旋。
    果然如杜月笙所料，经徐采丞的巧妙运作，这一大胆计划竟然得到日本特务“梅”机关的暗中支持，徐采丞在上海顺利地租到一艘轮船，并借到一架日本军机。1942年2月3日，轮船启航赴港的同时，徐采丞携巨款乘飞机直飞沦陷的香港，代表杜月笙分访杜月笙的“朋友”，通知他们作好准备，待上海包租的轮船一到，马上离港，并对其中生活有困难的给予经济上的援助。
    结果，这一船载了足足300人，其中包括颜惠庆、陈友仁、曾毓隽、李思浩、唐寿民、林康侯、刘放园、潘仰尧等一干耆宿名流，以及杜门亲友和苏浙同乡。
    杜月笙的家人随轮船返回上海的，只有他的长子杜维藩的两个儿子。杜维藩自家不敢回上海，只好把两个儿子交给徐采丞带走。他的太太一直在华格臬路杜公馆当家主事，不曾来香港。
    这300人乘船返回上海后，余下的成百上千的人大都是在香港沦陷时走散一时无法联络上的，当然也有因故暂时不能离开的，这些人最后逃离香港，大多是经过杜月笙开辟的“通衢大道”前往重庆，但一路上可谓吃尽了苦头。
    这些人便包括最最重要的人物陶希圣、王新衡、蒋伯诚，以及陈策、顾嘉棠、芮庆荣、杨克天、姚玉兰、杜维藩、胡叙五等人。
    香港沦陷的时候，陶希圣一家搬到了弥登道黄医生家后楼的一间房里，蒋伯诚则躲进了九龙饭店，所以中国航空公司无法联络到他们，以至于错过了杜、戴的飞机救援。王新衡是日军最大的目标之一，航空公司没联络到他，他却在随后遇到了从重庆驾机返港的阿伍，得到阿伍的帮助。阿伍有一个弟弟在香港政府管渔民，王新衡便化装渡海，躲避在永安保险公司做事的一位郭姓人家，直到后来走脱，一直由香港渔民掩护。
    杜月笙的四太太姚玉兰原本可以在香港沦陷前乘最后一班飞机前往重庆的，当时她的闺中密友打电话告诉她，说特地给她留了一个位子，要她赶快赶往启德机场。姚玉兰何曾不想走，但是她不能这么早离开。
    “我现在还不能走。”姚玉兰苦笑一下，对她的闺中密友说，“杜先生交代了我不少事情，譬如说陶希圣不曾脱险，我就不能走。”
    杜月笙在赴重庆前曾特地交代过姚玉兰：“一旦香港沦陷，你只能最后一个离开九龙柯士甸道。倘若不是如此，全香港的杜门中人，以及和杜门相关的人物便全部无法通信联络，重庆方面的救援也便无法实施了。”
    姚玉兰晓得九龙柯士甸道对杜门亲友的重要性，便决心死守大本营。好在有杨虎夫人陈华前来联络时，得知了姚玉兰的情况。
    “让我留下了和你做伴，纵是有天大的事体，两个人总比一个人有主意。”陈华对姚玉兰说。
    “好！好！”姚玉兰感动得热泪盈眶，“从今以后咱们俩命运相连，但愿我们在一起，能够死得不冤。”
    “留下来不等于就会死。”陈华满乐观地说，“我料想不会到那一步。”
    幸亏姚玉兰、陈华死守柯士甸道，东躲西藏的杜门中人方始有了联络中心。徐采丞的专轮驶来，以及稍后一批批的相关人物陆续逃离香港，辗转抵达重庆，都是由杜公馆居间联络，分别知会的。倘若不是如此，杜月笙、戴笠、徐采丞等人在渝沪两地无论怎样费尽心机，无论怎样开辟“通衢大道”，落难的人终究也是无法逃出去的。
    随着一拨一拨的人撤离香港，辗转重庆，姚玉兰和陈华也带了随从佣妇，在洪门弟兄暗中保护之下起程。
    滞港落难亲友络绎不绝地到达重庆，杜月笙每见一位便多添一份欢喜。他假重庆交通银行开起流水席，分批宴请归来的朋友，其中有生活尚未安顿，窘况犹未解除的，杜月笙便在掌心之中暗贴一纸支票，借着握手的机会传递过去，一面施眼色阻止退还或道谢，使受之者无不感激万分。
    有人代他暗中留意，私下统计，杜月笙为了打好“急救香港亲友”这一仗，前后花费约法币两百万元之巨。
    三、筹集经费贩烟土
    杜月笙从1938年11月离沪抵港，到1941年12月2日自香港飞往重庆，再延续到1942年春天香港千里大救援，乃至此后对驻沪大员的搭救，杜月笙个人究竟搭进去了多少钱，莫说他人拿不准，就是杜月笙自家，也怕是很难算得清。
    香港开源书局1955年5月出版的瑜亮先生所著《孔祥熙》一书，对于杜月笙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馈赠朋友川资一事，曾有如下叙述：
    “海上闻人杜月笙离开上海之后，孔（祥熙）也发表他一个‘赈济委员’的名义，至于杜在上海的潜势力，孔也竭力的予以协助。为了支持那里的地下工作人员（抗战前后这个阶段，主持敌后工作的戴笠，是后期财政部的缉私署署长），和资助抗日爱国分子安全返回内地，孔就由二十八年（1939年）起，每月拨给他（杜月笙）一批数字很大的款项，叫他斟酌实际情形，灵活运用。在三十年终（1941年末）香港沦陷时，成千上万流落香港的爱国志士，获得杜月笙的帮助回到内地来，从事抗战工作。这里面属于杜月笙私人帮助者当然不少，但是大多数都是孔的授意拿钱而由杜出面做下来的成绩。”
    “记得民国三十一年秋，杜月笙以‘考察西北实业’名义旅行陕西，大公报驻西安记者汪松年曾在报端着文替他捧场，说当时香港沦陷时，杜馈送朋友们的川资，就达港币二百万元之巨。杜虽然以慷慨任侠著称，但他也不会那样的大事施舍。除了局内人以外，又有几个人知道，这是孔为了争取爱国志士转回内地来，而替国家安置下的一着棋子呢？”
    书中提起孔杜之间的渊源，又说：
    中国、交通这两家银行，过去一向和政府合作得不密切，当廿四年经政府增资改组时，孔（祥熙）把杜月笙、钱新之这些人拉进去，使中交两行和国家行局打成一片。这样一来，一方面，中交两行就成为国家有力的支柱了。一方面，杜月笙、钱新之这些人也的确是长袖善舞，把事情做得成绩斐然。
    “即以杜钱这些人来说，不论当年的抗战，或者后来的战乱，都能把自己的事业和财产抛开不要，一定要跟着国民政府当局的国策走，他们本身的民族意识和识大体固有以致之，而孔能‘知人善任’，处处藉重他们，使他们乐于为国家效力，也当然有着很大的原因。”
    那么，孔祥熙的支助是全部？大部？抑或一小部分？外间人自是难以说清。但孔祥熙对于杜月笙的“知人善任”，诸多鼓励与帮助，这一点杜月笙的后人亦不时流露其感激之忱，杜月笙的长子杜维藩曾多次说过：
    “家父曾经一再告诫我们：‘孔祥熙先生对于我的恩惠，你们永远不可忘记。’”
    而杜月笙在抗战期间确实做了不少大事，诚然有如刘航琛所说的“从上海杜月笙变成中国杜月笙了”，但以他个人的力量，对如此庞杂重大的事件实在是难以达成，除了他的亲朋好友、门人学生出钱出力尽量协助外，还有两股起决定性作用的巨大力量在支持着他，此两大力量便是戴笠与孔祥熙。
    事实上，孔祥熙在拨款的同时，给予杜月笙更大支持的，是为杜月笙做生意大开绿灯，而其中主要是烟土生意。早在孔祥熙调解刘航琛与王缵绪恩怨的时候，让刘航琛捎信给杜月笙，赴重庆接一桩烟土生意，那是中央迁川以后查获的一批已经完过税的烟土。杜月笙在此前与南京政府多有烟土生意的合作，双方配合默契，大发“禁烟”之财。中央迁渝以后，烟自然还是要“禁”的，为“禁烟”所查获的烟土，仍然交给杜月笙贩卖销售，仍然是双双发财。
    为此，杜月笙找戴笠商议，决定成立一家专门经销烟土的“港济公司”，在香港和重庆分别设立办事机构，由顾嘉棠出面负责。
    当时有个十分便利的条件，即抗战开始后，蒋介石把监督战场运输的任务交给军统负责。杜月笙到港之初，便协助戴笠成立了“西南运输处”，把江西的钨砂等战略物资及土特产品运到香港出口，再把内地急需的医药等用品运送进来。此一进一出，获利颇丰，戴笠以此弥补军统经费的不足，杜月笙也自有分肥。杜月笙以次的杜门中人也多有参加，当时广州尚未沦陷，韶关是一个关口，杜月笙派顾嘉棠给戴笠在韶关把口。
    如此便利条件，运输上有绝对保障，港济公司成立之初，香港的几大鸦片商便争相找杜月笙洽谈鸦片生意，纷纷向杜月笙订货。这些人都相信杜月笙，认为他做鸦片生意是“通了天”的。事实也确是如此，杜月笙的每一票生意都做得落门落槛，讲求信誉，各方共同发财。
    但有一票费了周折，1940年法币还没有大贬值时，杜月笙接洽了一大票生意，收了3000多万元的定款。但由于戴笠一时耽搁，这大宗烟土准备好了却没有及时发运，事情拖了下来。不久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沦陷，杜月笙远走重庆。很多人后悔莫及，以为那票生意的定款就此打了水漂。
    但杜月笙并没有因为香港沦陷就不讲信誉了，到重庆后，还是极力催促戴笠把货发运出去。
    “发货简单，只是原来的运输通道被切断，需要改换交货地点。”戴笠提出面临的新难题。
    “可否改在中越边境交货？”杜月笙提议。
    “不妨一试。”戴笠略一沉思，表示同意，“应该没问题，我需要落实一下。”
    后来联络好改在中越交界处交货。
    “万事俱备了，还差一点东风。”戴笠对杜月笙说。
    “哦？”杜月笙一怔，“这点东风需要哪个去吹？”
    “当然是你杜老兄！”
    “好，你不妨说说看，我倒是找哪个去吹？”
    “3000万定金的生意，是一票大生意，中央规定出口大宗毒品，必须有财政部发的证明文件才能通行。”戴笠说，“眼下这个证件还没有拿到。”
    杜月笙笑了，这对他来说，小事一桩。
    “你等我话，我就去办理。”
    当时的财政部长是孔祥熙，戴笠和孔祥熙的关系一向不好，所以戴笠一直没弄到这张通行证。
    杜月笙刚到重庆时住在打铜街交通银行招待所二楼，他打电话喊来范绍增，把这一切对范绍增讲了一遍，然后拿出一张支票。
    “这个，你去交给孔部长。”杜月笙说着，把支票递给范绍增。
    范绍增接过一看，是一张500万的支票。
    那时孔祥熙正住在范绍增范庄的大宅子里，两人每天都能够相见。范绍增回家后，去见了孔祥熙。他照着杜月笙交代的，和孔祥熙谈了事情经过，只是绝口不提戴笠。谈完后把支票交给了孔祥熙。
    孔祥熙接过支票一看，笑着说：“太多了，太多了！”却一边说一边塞进口袋。
    杜月笙关照过范绍增，只要孔祥熙收下支票，什么也不必再说，回去给他打个电话知会一声便可。范绍增回到自家屋里，立刻打电话给杜月笙。
    “他收下了。”
    “好！”杜月笙满心欢喜，随即转拨戴笠电话，戴老弟，事成，货物马上准备起运。
    第二天一大早，杜月笙就给孔祥熙打了个电话，孔祥熙关照他派人去财政部取回“特别通行证”。
    当晚，戴笠派了一个排的武装特务，押着几十卡车烟土，急速地驶出重庆。第三天夜里，车队安全抵达广西镇南关，顺利办妥交货手续。
    香港烟土商见杜月笙办事落门落槛，随即付清剩余款项。范绍增经了一下手，分到红利100万元。当时黄金几百元一两，这笔数目相当可观。钱新之、顾嘉棠、叶焯山等人都分到十来万元，其余就被杜月笙和戴笠平分了。
    四、中华贸易开张
    杜月笙在重庆朋友很多，川帮财经领袖人物如刘航琛，康心如、康心之兄弟，四川将领凡是掌过权得过势的，均与杜月笙有交情。范哈儿范绍增自抗战爆发即已率部出川，被编在第三战区长官顾祝同的麾下，转战浙西赣北一带，1941年解甲还乡，恰好赶上迎接生死之交杜月笙。
    杜月笙抵渝之初，四川的阔朋友们争相迎接，都想当一当杜月笙的东道主。尤以刘航琛、范绍增表现得最为热烈。
    “杜兄，我的住宅除了范庄，其他你可以任意挑选。”范绍增拍着胸脯，一再告诉杜月笙说，“重庆城里我的好房子多得很，我陪你去看，你欢喜哪幢便住哪幢，好不好？”
    范绍增之所以说除了范庄，是因为范庄已经借给孔祥熙，成为了行政院长的官邸。范庄是全重庆最大的一幢住宅，座落在国府路上，整座住宅为花园式建筑，内有小洋楼三幢，每幢均为三层。从高到低，横向排列。最上一幢，一楼设男女客厅、舞厅、饭厅，二三层各有住房十套，设计新颖，装修华丽。花园亭台楼榭，怪石奇葩，绿树掩映，美轮美奂。由于这幢官邸太大，时任中央监察委员的杨啸天（虎）也住在里面。
    杜月笙当时住在交通银行招待所。他是交通银行常务董事，交通银行重庆分行就在打铜街，那里是重庆的闹市区、银行街，所以杜月笙婉拒了范绍增的盛情邀请。
    “绍增兄的盛情我领了，我看我还是住交通银行二楼的招待所，比较方便一点。”
    杜月笙为了工作方便，范绍增也没办法。倒是顾嘉棠和范哈儿脾味相投，关系尤其密切。他本人又极好热闹，特别喜欢来龙巷范绍增公馆的车水马龙，门庭若市。因此当范绍增殷殷相邀时，他便兴冲冲地住进了来龙巷的范公馆。
    于是，来龙巷范公馆又成了杜月笙旅渝期间每天必到之处，一方面他和顾嘉棠有公事需要经常联络，另一方面则由于来龙巷天天有场面，可以赌赌钱。杜月笙平时好玩、好谈、好赌，在范绍增的公馆里，这三大嗜好随时可以得到满足。
    除了范绍增的公馆，杜月笙常去的便是刘航琛的汪山别墅。刘航琛在汪山建有两幢别墅，两幢之间相距不过一二百步。与范绍增公馆的热闹景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里清幽静雅，别有一番情致。
    当姚玉兰、杜维藩等家人相继逃出香港，来到重庆后，交通银行招待所不便于住家，刘航琛便将杜月笙及家人接到汪山别墅，他自家也陪伴在侧，与杜月笙在乡间比邻而居。杜月笙喜欢到刘家打麻将，玩挖花。尤其喜欢那个玩牌的环境：松涛、鸟语、泉吟、风啸，令寄情摴蒱的赌友心旷神怡，流连忘返。
    而来龙巷范公馆则称得上大重庆最豪华最热闹的高级俱乐部，范绍增一生最爱朋友，非“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莫欢，自家有的是钞票，爱赌爱谈也爱玩。赌法以唆哈、牌九为主，麻将、挖花为副，其他种种赌的名堂除了轮盘以外，也是应有尽有。
    嘉宾自政府高层军政要员、刘航琛等财经巨子、工商大亨，至自范绍增的基本赌友、杜月笙的一系列人物，以及从前方返渝述职的军政首要，囊括了陪都重庆所有达官贵人与阔佬大亨，赌桌上一掷万金，了无吝色，比之华格臬路杜公馆的豪情胜慨，唯有过之而无不及。至于供帐之奢华，享用之奢靡，尤其出没于其间聊助赌兴的妖冶美女，堪与“一八一号”大赌窟相媲美。
    在1941年12月杜月笙初到重庆时，几乎每晚都到来龙巷范公馆赌一赌。经常在一起玩的有刘航琛，范绍增，吴启鼎，康心如，康心之兄弟等。当时范公馆的赌规是每人每天带赌本5万元。约合60位上将的全部薪津，或者是2230余名二等兵的薪饷、副食费和草鞋费。
    那段时间，杜月笙尚住在交通银行招待所，每晚必到来龙巷。所有赌友，不管怎么忙，都是准时到达。唯有一天杜月笙迟到了一小时，使赌友们为之不解。刘航琛是细心人，他仔细看看杜月笙，发现他双眉紧皱，面色略带尴尬。
    “月笙兄，你今天来晚了，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趁尚未入局，刘航琛将杜月笙拉到一边去，悄悄问。
    “照理说没什么，”杜月笙与刘航琛向为知己，他拍拍腰袋，苦笑着说，“就为了这5万块本票，我中午开支票叫人到楼下去换本票，结果说我户头里的钱不够了，一定要董事长加盖一个图章才能兑换。偏偏新之兄回了歌乐山，只好派人去歌乐山，这一去一回辰光就过了。”
    “这个没有道理。你是交通银行的常务董事，人就住在交行楼上，临时办个透支，何至于非要跑一趟歌乐山找钱新之盖章？”刘航琛有些打抱不平，但转念一想，便改口说，“交行手续太麻烦，银行我也有几家，只是不如交行那么大，你不如跟我的川康银行打个来往。”
    “我想还是不要给你老兄添这个麻烦了。”杜月笙摇摇头说，“依我目前的境况，怕是有来无往。眼看手下弟兄来渝的越来越多，一时都没有事体可做，整个就是坐吃山空。”
    “月笙兄，你说这话未免太见外了。你来重庆，本来就是我刘航琛的客，照说应该凡事都由我招待。”刘航琛正色道，“现在我请你跟川康打来往，有来无往也好，有往无来也罢，朋友原有通财之义，你没有理由推却。”
    杜月笙思忖一下，说：“那么，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好！”刘航琛很高兴，欢声说，“朋友本该这样不分彼此！”
    随后双双入局推牌九，照样是嘻嘻哈哈，谈笑风生。其间，刘航琛抽个空出去，给川康银行经理打了个电话。旋不久，外面有人找刘航琛，他出去打个转又回到牌桌。
    当夜散场后，刘航琛送杜月笙回交行招待所，在汽车上，他把一本川康银行空白本票交给杜月笙。
    “这么快？”杜月笙接过去一看，无不惊讶。
    “给你老兄办事，自是快些好。”刘航琛转过脸，凑近杜月笙，不无调侃地说，“我晓得你老兄手头出钱的速度，说不定明天一早就要给人开票子。”
    如此一说，两个人同时哈哈大笑。
    “知我者航琛兄也。”杜月笙笑过之后，又问，“我们先小人后君子，你给我的这些票子，可以开多少数目？”
    “川康银行每天预备提存的现金是150万。”刘航琛爽朗地说，“150万之内你老兄随意开。150外之外，麻烦你事先给我个电话。”
    得到刘航琛这个话，杜月笙心里有了底。早在赴渝之前，杜月笙便已想到杜门中人以及恒社子弟在后方的数不在少，这许多人不能长期赋闲，必须找点事给他们做做。如今香港陷落，香港那边的人过来，杜门中人赋闲在这里的就更多了，因此他有意开设一爿“中华贸易信托公司”。但由于全力以赴施救于香港的落难亲友，手头一时调不开头寸。如今有了刘航琛在经济上的奥援，这爿公司便可着手创办。
    他找来陆京士、杨管北、骆清华、沈楚宝等人，酝酿出一个大体方案。回过头又去找刘航琛商议——他想开出一张最高额本票150万。尽管刘航琛说过，150万以内他可以随意开，但这毕竟不是一个小数，他要经过刘航琛当面点头之后，才可用于投资。
    “航琛兄，记得当初我问你，我支用钱的最高限额是多少，你老兄说是150万，对不对？”杜月笙进门一落座，便开门见山地问。
    “对的。”刘航琛一脸茫然，不晓得杜月笙为什么突然登门问这个。
    “今天我是来跟你商量，向你老兄借一次最高额。”
    “你就为这个来的？”刘航琛听后爽声大笑，“多此一举嘛！早就说好150万之内你随意打支票。你又没超过这个数，用不着知会我。”
    “航琛兄，你不问我支这许多钱做什么用途？”
    “你老兄给别人调头寸也这么婆婆妈妈的？”
    如此一句反问，两人同时朗声大笑。
    随后，杜月笙花50多万元在重庆闹市区林森路49号买了一幢三层楼的房子，一、二两层做办公地点，三楼分隔许多小房间，作为公司相关人员的招待所。杜月笙亲任董事长，总经理一职原想叫陆京士担任，但此时陆京士已官拜“社会部组训司长”，于是便命他为常务董事，叫他自家拿一万块钱做股本。由杨管北出任总经理，骆清华、沈楚宝出任副总经理。刘航琛、钱新之等人与陆京士同任常务理事，顾嘉棠、边定远、唐缵之等人任董事。
    杜月笙开出一张川康银行最高额本票150万元，提现后作为公司资本金，投入公司。1942年3月底，“中华贸易信托公司”正式开张。
    该公司主要业务是从衡阳等地抢购从沦陷区运出的物资。当时由于车辆不好搞到，运输上难度大，加上法币不断贬值，衡阳与重庆间的物价差很大，货物只要运到重庆，即可发财。而重庆的对外交通，便掌握在军统手里，戴笠身兼财政部缉私署署长、战时货运管理局局长、军事委员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处长数职。而军统内又多有杜门弟子，因此，中华贸易信托公司在筹措车辆，以及运输等事宜上，便一路畅通。无论运什么货，都没人敢查。
    中华贸易信托公司成立不久，杜月笙便大发其财，分肥者中自然也少不得戴笠的一份。
    中华贸易信托公司运转自如之后，杜月笙又密锣紧鼓地开始筹办银行。
    杜月笙一直是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他在重庆道门口买了一幢房子，作为中国通商银行重庆分行的办公地点，随后从中国通商银行上海总行拨了一笔款到重庆，自己再凑上一笔数目作为中国通商银行重庆分行的资本金。
    杜月笙仍自任董事长，将开业前需要筹备的一应事体交给他的爱徒陆京士打理，由他的“绍兴师爷”骆清华为协理，庞安民为襄理，顾嘉棠为监察。开业前一应具体筹备事宜，皆交给这班手下去打理。
    刘航琛对杜月笙在重庆的事业非常关心，第一爿中华贸易信托公司自是办得不错，但杜月笙将办银行的事体交给陆京士打理，刘航琛颇不以为然。在他看来陆京士是书生辈，做官的人，办事业未必在行。但他随后发现，陆京士竟然把银行的事体处理得有条有理，相当出色，于是他不禁赞叹：强将手下无弱兵。
    通商渝行开业典礼那天，重庆道门口车水马龙，颇有一番盛况，尤其各方人士——军政界、工商金融界人士纷纷自动捧场，客户纷至沓来，其中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农业银行、国民党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以及刘航琛的川盐、川康银行纷纷堆花以示庆贺，银行存款直线上升。
    搞工商必须先开银行，开银行则以人情、人缘、各方关系为资本，这已成为杜月笙求生存、打天下的不二法门。通商渝行一开，存户钞票滚滚而来，塞满了保险库。为了给这些钞票谋出路，杜月笙又陆续在西北各地开设中国通商银行分行，包括成都分行、西安分行、兰州分行等。
    但是苦了鞍前马后一通忙活的陆京士。陆京士在国民党政府身居要职，通商渝行揭幕前后，诸项繁杂事务皆由他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打理，但渝行大功告成利润滚滚而来之后，他却无法担任任何职务。当时杨管北在昆明忙他自己怡泰公司，杜月笙只好一反惯例，以董事长自兼总经理，而命骆清华以副总经理名义代为主持渝行。后来分行开得多了，骆清华要统筹全盘大计，渝行经理一职，乃由上海中汇银行副理陈国华出任。自此陈国华成了重庆杜公馆的账房兼总务。
    有了通商渝行这股活水，杜月笙的事业越做越大。在组团考察西北之后，一连串开了好几爿工厂，其中包括重庆面粉厂、昆明造纸厂、西北毛纺厂等。杜月笙在西北工商界、金融界开始成为了显赫的人物。
    五、通济与虎谋皮
    1942年10月，杜月笙为响应国民政府“开发大西北”的号召，以考察实业建设工商为名，做了一次长达3个月之久的川陕之游。
    此次川陕之游可谓兴师动众，仅随行的杜门中人便有杨管北、骆清华、唐缵之、胡叙五，以及新华银行总经理王志莘等，另带有医师一名，随行保镖侍役若干。而一路上所到之处，都有杜月笙的新朋旧友——或驻军要人，或地方首脑，或四川袍哥，大事欢迎与接待。其欢迎之热烈、之隆重，接待之奢靡、之豪华，可谓空前绝后，无与伦比。一路上前呼后拥，歌台舞榭，钟鸣鼎食，令杜月笙风光无限。
    此一番“考察”，虽说穷尽享乐，却也使杜月笙亲眼所见西南、西北大后方由于棉产不丰，亿万军民穿衣问题空前严重。尤其在西北作战的军队，几年不曾发过新军装。严冬季节缺乏冬衣，有司到处搜购罗掘，却是杯水车薪，与实际需求相距十万八千里。而此时市面棉布价格已经暴涨多倍，各地民众无不叫苦连天。
    此时大后方对外交通几乎全部断绝，即使在沦陷区搜购了棉纱棉布，运输问题也难以解决。不过，这桩事体却触动了杜月笙，使他陡地生出一个无与伦比的大胆设想。即从上海采购几千件棉纱，远到大后方，以解抗战之需。
    当时日本军阀实施“以战养战”的经济侵略。在其占领地区，大量利用中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补充日本天然资源的不足。因此在沦陷区里，日军莫不多方压榨，搜刮物资，从森林煤矿到老百姓家里的五金用品，一口破锅一只铁钉，都在强迫征收之列。
    由于战区物资易于资敌，为对付日本侵略军“以战养战”的策略，在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施政要领中，“吸收战区物资，促进后方生产”，向为重要项目之一，并由政府责成贸易委员会，委托地方银行、外商行号等，利用省钞在战区竞购物资设法输出。
    因此，1943年元月中旬杜月笙一回到重庆，便致电远在上海的徐彩丞，请他探寻了解一下运作这桩事体的可行性。巧的是，徐彩丞正有此意，他和吴开先已经就此事酝酿多次，就等杜月笙西南之旅返回重庆后联络呢！
    这时重庆已于1943年1月15日实施限价政策，但纱布上涨幅度之高，傲视一应生活必需品。当时白米每石520元，猪肉一斤14块，头等旅馆客房租金60元一天，一般工资500到1000元一个月，但是一匹阴丹士林布，限价亦达2450元之巨。
    由此可见，棉纱之紧缺，已经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杜月笙立刻找戴笠商议。
    “为后方解决棉纱自然是好事，可这件事看起来可行性太低。”戴笠听了杜月笙的设想，觉得与虎谋皮，这个设想太大胆太狂妄。
    “可行性低不等于没有可行性。”
    杜月笙随后给戴笠分析了运作这桩事体的可行性：
    一、日本军部的作风，一向是东拉西扯，勾勾搭搭，什么“梅机关”、“松机关”、“竹机关”等等，不但派系林立，而且相互嫉视，个个都想表演两手耍耍噱头。也就是说，其间大有空隙好钻。而徐采丞便善于把握日本人的心理，善于利用日本人各派系之间的矛盾，有把握将东洋人耍得团团转。
    二、有戴笠这一战时货运管理局局长、军事委员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处长和他的军统特务保驾护航，有杜月笙自家的帮会弟子，交通运输不成问题。
    “既是这样，容我向有关部门请示一下。”
    戴笠随即就此事向国民政府当局作了报告。最后，由蒋介石亲自指示戴笠设法“切实办理”，并由政府当局给出如下几点意见：
    一、争取敌伪物资，打击敌人“以战养战”的阴谋，同时又削弱敌伪的力量。这是对日经济作战的基本策略之一。杜月笙要做，当然可以。
    二、交换物资等于资敌，不管是什么物资或用何种方式，都不可以。
    三、因此之故，要做，必须按照中央既定方针，也就是孔院长所说的，用钞票去买。
    四、棉纱运到前线，有关方面自会设法，尽量协助其顺利内运。
    看了这四点意见，杜月笙觉得“不谈交换”只用省钞价购，怕是东洋人不会答应。当时徐彩丞提出的是“物物交换”。不料，杜月笙将上列四点原则电复徐采丞后，徐彩丞则表示不妨可以根据此原则运作一下试试，只要把6000件棉纱运出来，一应后果，事到临头再说。
    徐采丞选中的合作对象是日本的“松机关”，他首先向“松机关”的头脑下说词：
    “重庆方面本来抗战意志坚强，现在愿意和日方做生意，就表明有缓和的意愿。日方应该就此作出让步，也就是说，第一次生意日方应该吃亏一点，以表诚意。所以第一次应该允许重庆方面以钞票购买。”
    当时日本方面急于与蒋介石集团讲和，徐彩丞提出的条件虽说有些过分，但日本人为了动摇蒋介石集团抗战的意志，并非没有商量余地。徐彩丞又加紧攻势，暗示“松机关”首脑：
    “倘使你们不搭我这条线，重庆方面自会有另外的门路。”
    言外之意，彷佛还有别的什么机关正在和重庆方面联络此项事体。
    贪功心切，嫉妒心重，“松机关”的人就此便被徐采丞一记套牢。谈判结果，日本人不但同意重庆方面在沦陷区采购棉纱，同时愿意提供车辆和军队，将货物送出沦陷区，在双方交界地交货。
    当谈判完成，6000件棉纱不日可以搜购启运的急电拍到重庆，放到了杜月笙的案头上。
    “采丞兄真了不起！”
    杜月笙不禁一声欢呼，一跃而起，急步出门，立刻乘车前往军统机关，找戴笠商量具体事宜。
    做这一票生意，以当时的差价而言，倘若站在做生意的角度以私人来做的话，赚个千八百万的毫无问题。但杜月笙不愿沾上发国难财的恶名，他和戴笠商量后，又征得徐采丞的同意，向有关当局郑重声明，这6000件棉纱内运，他和门下诸人一概自尽义务，决不拿它当生意买卖做。甚至表示搜购棉纱的本钱，他都可以垫付，等棉纱运到后再由中央照价付款归垫。至于棉纱运到后的分配及用途，全凭当局做主。后来经戴笠与各相关单位协调，决定将这6000件棉纱全部移作军用，为前方将士换装。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所谓东风，便是这6000件棉纱从采购到运抵重庆的运作机构。这个机构可以叫做公司，但这个公司不设股东，不收股本，只有转运开销，没有盈利收入。公司职员一律不拿薪水。于是，公司名称定为“通济公司”，取“通达接济”之义。随后在当局相关部门备案。
    通济公司设董事长一名，由杜月笙担任，总经理由杨管北担任，副总经理由徐子为担任。
    收购棉布的资金来源，由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爿国家银行共同负担。因此四大国家银行也分别派员参加通济公司的工作。
    徐彩丞在上海立即效仿，在上海成立了专门搜购棉布的民华公司，抬出金融巨子周作民担任董事长，徐采丞则自任总经理。
    1943年春节前夕，通济公司以林森路49号为地址，在“中华实业信托公司”门口挂出“通济公司”招牌，办公间便设在中华实业信托公司楼上。
    双方公司一经成立，立即投入运营。上海方面紧锣密鼓，3000件棉纱很快搜购到位，作为第一批货物于春节期间，由杨志雄与华格臬路杜公馆的账房先生*等人在日本军队的保护下，由上海向界首集武装押运。
    按事先约定，货到界首集，日本军队卸货便走，不管点交。重庆方面必须事先到达交货地点，等候接货。
    杜月笙派出杨管北、徐子为、朱惠清三人前去接货。
    此时春节将到，杜月笙的汪山别墅洋溢着节日的喜庆气氛。杨管北前来辞行。
    “我们准备年初一动身，先飞宝鸡，然后转西安，赴洛阳。”
    “大年初一？”杜月笙有点于心不忍，“能不能推延几天？”
    “横竖是要去的，还是早一点动身好。”杨管北态度坚决，“万一路上生出点意外，也好有时间处理。”
    到年初一派人到机场为杨管北、徐子为一行人送行的时候，听说秦岭一带正遇暴风雪。飞机起飞之后，杜月笙的一颗心便悬了起来，生怕发生一点意外。直到第二天飞机冲过大风雪，一行人平安抵达宝鸡，杜月笙这边收到回电，一颗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此前，自接货地点界首，以至洛阳、西安，到重庆，这一路上所需要经过的关卡要道，杜月笙和戴笠全部作了知会、关照、打点和安排。幸好这一路上的军政界要人杜月笙全部熟悉，甚至为至交。当时的陕西省主席祝绍周是杜月笙的老朋友，陇海铁路局副局长周啸潮曾任上海警备司令杨虎的参谋长，杜月笙与他熟悉得不得了。洛阳到西安一段要走陇海铁路，自然便有了照应。洛阳以东到界首，是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的辖区，杜月笙与蒋鼎文也是老朋友。界首当地驻军将领是十五集团军总司令何柱国，何柱国是少帅张学良的旧部。凭杜月笙当年为张学良的居停主，自是闲话一句。
    但是，从界首到亳州正南的十尖河，有一片三不管的真空地带，这片真空地带延绵50多公里，是土匪、江洋大盗、亡命之徒出没的地方。护送日军撤走后，很难说他们不会趁机捞一票。杜月笙修书一封，拜托威镇豫皖鄂三省的洪门大爷明德明，请他在这片真空地带派保镖护驾。
    杨管北几人一到界首集上，便欣喜地发现，当地已经设好了通济公司界首办事处。杜月笙派王宝康为办事处主任，已于此前走马上任，界首当地等一应事务，已然作好接洽。
    紧接着，另一个好消息不期而遇，杨管北三人抵达界首的第二天，军统局长戴笠从天而降，意外出现在通济公司界首办事处，办事处里所有人无不欢呼雀跃。戴笠此行，一方面专程为鼓励大家而来，同时要具体看看接运工作的准备情况。
    就在一班人满心欢喜的时候，日本军队押运棉纱的车队抵达日本人占领的亳州城。由于日本人不敢越过真空地带到界首交货，双方又约定改在日本人占领的亳州城外最前线的无人地带交货。
    东洋兵押运棉纱的卡车一出亳州城，便立即卸货，一件件棉纱在地上推成小山。货一卸完，东洋兵便风驰电掣般逃回亳州城里。盘踞亳州城的是伪军*举部，已有国民党将领与*举打通关节，所以*举躲在亳州城里按兵不动，由杨管北等人组织大批人力，用架子车将3000件棉纱从亳州经过真空地带运到界首。
    就在杨管北等人忙着指挥雇来的大批人马往界首运送棉纱的时候，从东洋兵卸下的棉纱堆里，忽然跳出四个人来，令现场所有人都大吃一惊。首先是杨管北发出一声惊呼，原来四个人中，有两位是他的至亲——他的父亲和从未见过面的儿子。另两位是交涉代表杨志雄和华格臬路杜公馆的账房*。
    3000件棉纱运抵界首后迅即装上卡车，首尾相衔地驶向洛阳，然后调拨车皮经西安运抵重庆。
    第一批棉纱总算安全运到，顺利转交当局有关部门，各方皆大欢喜。但这票生意6000件棉纱只成交了一半，另外3000件货已购齐，等候发货。偏偏就在这时，洛阳失陷，消息传到重庆和上海，杜月笙、戴笙、徐采丞个个心急如焚。
    在这种情况下，杜月笙和戴笠经过多方考察，多次商议，只好放弃原来的路线，改走浙江淳安，将3000件棉纱运到重庆。
    这一次，杜月笙派他的恒社子弟朱品三，陪同通济公司副总经理徐子为，到浙江淳安成立办事处，然后通过真空地带和封锁线，潜入上海，跟徐采丞接头，把待运的3000件棉纱，全部运到后方。
    但这一次却没有前次那么幸运，尽管货到“国统区”一路上都有杜月笙的朋友，但无论政界军界见了这大宗的棉纱个个都眼红，个个都想雁过拔毛，从中分肥，甚至闹出被扣押、被绑架的大事体，险些丢了徐子为、朱品三等好几个人的性命。好在历尽艰险，有惊无险，历时7个月之久才将第二批3000件棉纱运抵重庆，这3000件棉纱也全部成为了国军的军装。
    六、杜月笙陷入舞弊案
    杜月笙自从1927年追随蒋介石后，到香港策划高陶反正、协助军统上海锄奸，是他备受蒋介石恩宠、炙手可热的阶段。到重庆之后，蒋介石对杜月笙开始渐渐冷淡，有几件事情杜月笙做得让蒋介石大为不满，其中一件便是轰动重庆的“黄金案”。
    当时国民政府深受通货膨胀之苦，为缓和通胀，发行了一种黄金储蓄券，以6个月为一期公开发行。特意说明购买这种黄金储券，意在储蓄保值，不受物价波动的影响，将来本利都以黄金计付。当时黄金牌价每两法币2万元，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政府为缓解财政压力，决定将黄金提价。1945年3月下旬，当时的财政部长俞鸿钧召集了几个机要部门商议，决定从第二天即3月29日，将黄金牌价从每两2万元提高到3.5万元。
    财政部总务司长王绍斋，便是参加密商的少数人之一。他是杜月笙的得意门生，抗战爆发后一直追随杜月笙左右。在香港时曾被杜月笙派往吴铁城的“荣记行”当总务处长，作为吴、杜之间的桥梁。如今晓得了这样的发财机会，王绍斋第一个就想到了他的先生杜月笙。
    但王绍斋当天中午参加了一个午宴应酬，借着几杯酒力，无意间走漏了口风。宴会结束后，他驱车前往林森路中华贸易信托公司，来到杜月笙的董事长办公室。
    “先生，你手上的黄金储蓄券不少吧？”
    “不多。”杜月笙答道，“有限得很。”
    “黄金储蓄卷是保值债券，先生何不多买进些？”
    “你问我这个做啥？”杜月笙一怔，觉得王绍斋话里有话。
    “假使先生黄金储蓄券多，或许会发一笔小财。”王绍斋神秘地一笑说。
    “哦？”杜月笙何其精明，他马上反口问，“黄金牌价一直是2万，不会有变吧？”
    “先生你说对了。”王绍斋凑近杜月笙说，“黄金涨价，储蓄券岂不是水涨船高。”
    “什么时候涨？”
    “明天。”
    “这么突然。”杜月笙略一沉思，马上叮嘱王绍斋，“兹事体大，你不要再对别人讲。”
    “哦……”杜月笙一提醒，王绍斋这才意识到的确是兹事体大，猛然想起午宴上漏了口风。
    “怎么回事？”杜月笙注意到王绍斋神色陡然变化。
    “没什么，我走了。”王绍斋赶紧告辞，嘀嘀咕咕地走出去。
    杜月笙这一声叮咛只不过晚了一个多时辰，可就这一个多时辰，已经覆水难收，王绍斋当众说出去的话没法再收回。后来“黄金案”事发，王绍斋泄密证据确凿，因而吃了官司被判刑入狱。
    杜月笙叮嘱王绍斋莫走漏口风，是站在王绍斋公职的角度，他晓得泄密便是很严重的事体。但多买公债、储蓄券是政府提倡的，而且会受到政府奖励，买多少都不会出毛病。此前他常受人之托代买美金储蓄券，买进卖出，如今已经是轻车熟路。
    当时是下午两点半钟，杜月笙看看时间还来得及，便叫人开出一张中国通商银行法币1000万元的即期支票，随后赶到中央信托局，托朋友代他买进黄金储蓄券500两，价款1000万元，当场交割清楚。
    这是杜月笙从事金融工商事业以来，第一次没有和心腹智囊商量，自家做主做的一票不大不小的生意。这主要因为时间紧来不及，同时他还是有点警觉，担心走漏风声大家一窝蜂购进，闹出事端。
    笫二天翻开报纸一看，果然一条好消息见诸报端：黄金官价提高为每两3.5万元，黄金储蓄券每两加价1万元。杜月笙兴高采烈，当晚在汪山别墅大会客厅里，面对他的家人朋友、亲信弟子，朗声宣布：
    “本人于昨天下午做了一票不大不小的生意，一夜之间进账500万元！”
    众人一听都觉得不可思议。
    “什么生意进账这么快？”
    “黄金储蓄券。”杜月笙说着，拿出报纸往众人面前一抛。
    众人一看，免不得一阵埋怨，如此天大的一桩好事不想着自家人！
    岂料，不几日，晴天一个霹雳，把杜月笙打得晕头转向——当时杜月笙正在中华信托公司董事长室办公，王绍斋敲了一下门后，无声地走进来。如此之静让杜月笙蓦然一惊。
    “出了什么事体？”杜月笙一眼看出王绍斋脸色不对。
    王绍斋把一张报纸放到杜月笙面前的办公桌上。报上白纸黑字赫然醒目：
    “黄金储蓄券一向销路低迷，突然一日之内掀起抢购之风，销路创空前未有之高峰！监察院对财政部严肃纠举……”
    杜月笙的头嗡地响了一声，他第一个想到的是——泄密。纠察，毫无疑问是纠察泄密人。
    “财政部会有很多人泄密吗？”他茫然地问。
    “要是这么多人买，泄密的应当不少。”王绍斋一脸的沮丧。
    “既然不少，那就不用理它。”杜月笙安慰道，“没有人能证明你泄密。”
    “只怕有……”
    “你还告诉了别人？”
    王绍斋无可奈何地点点头。
    “一般说来，得了实惠的人不会站出来指证你。”
    “可我……”
    王绍斋吭哧了半天，总算把他酒后失言的事说了出来，令杜月笙顿足叹息。这时候他担心的是王绍斋万一出事，自家会受牵连。他当时还没记起，购买黄金储蓄券采用的是实名制，都有哪个抢购，一查便知。
    这一桩公案很快成为各大报纸的头条新闻，许多报纸纷纷要求公布当日购进黄金储蓄券的名单及数量。若干报章评论指称，黄金储蓄券事件是为不法官吏与豪门巨贾勾结的铁证，使得“黄金案”成为天下人共讨之，共罚之头等大案。
    风云变幻之迅猛异常，震撼得杜月笙如惊弓之鸟，欲死欲绝。他向来爱惜羽毛，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便以爱国人士的面目出现，支持抗战的事体做了不少，为支持抗战自家洋钿更是垫付不少，如今为这区区250两尚未领到手的黄金抹一脸黑，实在让他后悔莫及，痛不欲生。
    正如他的心腹知己、智囊门人所为之痛惜的，倘若他把这件事和大家商议，最简单的一点可以保证，那便是人人都晓得黄金储蓄券的购买者用实名制，杜月笙改用他的徒子徒孙、甚至门房司机的名义又何妨？储蓄券上记的是别人的名字，这一桩公案炒下大天来，又与他杜月笙有何关系！
    4月23日，抢购黄金储蓄券的名单果然见诸报端，“杜月笙”三个大字赫然在榜！
    看到这三个字的时候，经历了十几天度日如年的折磨，杜月笙已经麻木了。他不再去中华贸易信托公司，而是把自家关在汪山别墅里，一个人慢慢地消化这一场尴尬。
    亲朋好友、门生弟子纷纷上门劝说、开导，宽慰自是不少，杜月笙只是一味地苦笑，最后一声长叹，说：
    “各位说的固然都有道理，不过我自家肚里明白，出道三四十年的一点虚名声，这下通通完了。熬了三四十年好不容易鲤鱼跳过了龙门，如今又跌回河滨里去哉！”
    “黄金案”开庭之前，有消息说法院公审时将传杜月笙到庭质询。杜月笙闻讯更为恐慌，倘若真的站到法庭上，这辈子塌台算是塌到祖坟上去了！能帮他消灾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好朋友孔祥熙，一个是他的把兄弟戴笠。
    在杜月笙尚未出面的时候，戴笠已经找了蒋介石。戴笠有足够的理由说服蒋介石，即使蒋介石不看上海锄奸杜月笙出了多大力，就算将来回上海，杜月笙的实力也还是可资利用的。
    杜月笙总算没有被传到法庭上，一场轩然大波在戴笠的斡旋下就此风平浪静，尽管杜月笙塌了不小的面子，终究平安过关。
    七、戴笠救援有惊无险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蒋介石开始厌恶杜月笙，杜月笙也开始对蒋介石怀着戒心了。
    在“黄金案”结束之前的4月中旬的一天，孔祥熙在重庆国府路范庄设家宴，邀杜月笙、范绍曾和杨虎三人赴宴。
    此时的孔祥熙也正在走背字。1944年秋，由于多年抗战的巨大消耗和通货膨胀的愈演愈烈，大后方的社会经济险象环生，民众生活困苦到了极点。长期掌管国民政府行政和财政大权的孔祥熙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遭到朝野上下的一致抨击。
    与此同时，孔祥熙及家人利用权位贪污敛财的丑闻也不断被披露，而美国总统罗斯福则以孔祥熙政治声誉不佳为由，要求蒋介石更换财政部长。在这种情况下，孔祥熙于1944年11月辞去财政部长职务。在随后的1945年5月和7月，又相继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中央银行总裁的职务。从此和蒋介石在政治上的亲密合作关系宣告完结，而其政治生命也基本结束。
    晚宴上，孔祥熙透露了蒋介石的一些想法。
    “蒋主席认为四川帮会势力太大，准备拿几个首领开刀。”
    听了这句话，在座的三人都大吃一惊。
    “要杀哪个？”范绍增反应最强烈，四川帮会尤以四川袍哥影响最大。
    “我对他说，别人又没有反对你，还拥护你，给你卖力，你为什么要杀他们？”
    “是的，这些年我们哪个不给他卖命。”杜月笙压抑着心中的不平，这对他来说反差实在太大，打击更是不言而喻。
    “他怎么说？”范绍增急不可待地问。
    “他不再讲话了。可是前不久，他还是枪毙了一个四川袍哥。”
    “毙的哪个？”范绍增急急地问。
    “兵役署署长、四川袍哥首领程泽润。”
    “就因为他是四川袍哥？”
    “那倒不是，蒋主席看到死在机房街罗汉寺的新兵，认为新兵还没上战场就死了，是因为扣军饷饿死的，此事万万难以接受。”
    “哪个都晓得时下克扣军饷成风，不是一个兵役署署长管得了的。”杨虎也愤愤不平。
    “不管怎样，这是个信号。”孔祥熙推心置腹地对在座各位说，“眼看抗战就要胜利，大概帮会没什么作用了吧？”
    孔祥熙这句话的言外之意，便是“鸟尽弓藏，兔死狗烹”的意思。
    杜月笙听完孔祥熙这一席交心之谈，当时隐忍不发，但所受刺激之深，在他离开孔家之后就显现了出来。
    “我们一向拥护他，今天成功了就要杀我们，以后大家都得小心些了。”
    走在路上，杜月笙对范绍曾和杨虎说。他估计蒋介石一时还不会杀到他的头上来，但对蒋介石这种翻脸无情的作风，已经感到寒心了。
    然而，事隔没几天，蒋介石突然召见杜月笙。当时，“黄金案”正炒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这个特殊时刻的召见，令杜月笙实在惴惴不安。
    晋见蒋介石，意外地得到一项重要使命——“接应盟军登陆，配合国军反攻”。
    这项使命，令杜月笙受宠若惊。同时也给杜月笙造成一种错觉，蒋介石对他依然信任；老蒋虽然想拿帮会开刀，但还是离不开帮会。
    关于这项使命的具体内容，梅乐斯在以后发表的回忆录《另一种战争》中披露说：
    “对日战争胜利前夕，我们获得情报，日本人拟在撤退前破坏上海，于是，戴笠将军和我赶往上海附近，设法保卫上海的公共设施，戴笠将军请能力卓越的杜月笙，协助此工作。”
    “我们计划在浙江省西部淳安以北的安徽屯溪雄村，开设一个训练班，训练上海各界重要分子150名。我们的总部设立在淳安西庙，在戴笠将军和我还不曾到达淳安之前，已有一部分杜月笙的部下从上海抵达。”
    “胜利前夕，*准备夺取重要城市，我们则计划保卫京沪。我们虽然缺乏时间训练必需的干部和人员，但是忠义救国军、海盗、杜月笙的部下，仍能保护上海的一切公共设施，诸如电厂、码头、自来水及道路桥梁、邮电交通，等等。”
    事实上，在这一项秘密行动中，蒋介石对杜月笙的任命是戴笠提出的。在八年抗战中，戴、杜精诚合作，不分彼此，戴笠执行如此重大任务，当然需要杜月笙的助力。但若在平时，他只需直接找杜月笙便可，并不需要官方出面。而今次不同，戴笠认为事关国民党政府占领京沪的大事体，理应由国家征调，以示重视。另一方面则因为杜月笙正被“黄金舞弊案”折磨得焦头烂额，倘若留在重庆被带上公堂，俯首就鞫，岂不是要了他的老命！悄悄出征又似有开溜之嫌，只有请出最高当局任命，方能使杜月笙精神为之一振，就此摆脱万般烦恼。
    果然，杜月笙领命之后，多日积聚在心头的阴霾一扫而光，满面春风地开始了准备工作。
    此次任务的行动主持人是军统局长戴笠，美方人员则由中美合作社主任梅乐斯中将率领，杜月笙的任务是发动上海至东南一带的民众力量，并负责行动方面与第三战区之间的联系协调事项。由于汪伪组织中有不少杜月笙的旧日友好，尤其他的几位弟子汪曼云、黄香谷、张克昌等，都在汪伪“位居要津”，抗战期间也曾通过杜月笙为重庆方面出过力，如今更是一支可利用的力量。
    一连几日，杜月笙和陆京士接触频繁，扃室密议。杜门亲友都被蒙在鼓里，不晓得杜月笙究竟接受了何种特殊任务。好在他已经不在意“黄金舞弊案”如何沸沸扬扬，一身轻松满面春风地忙碌，让亲友总算松了一口气。
    后来，徐子为、朱品三被请进汪山别墅，这两人接运第二批3000件棉纱历时7个多月，回到重庆刚刚一个多月，此时便被派了新任务，但究竟是什么任务，杜月笙仍是守口如瓶。
    “你们刚从那边回来，本该让你们歇息一段时日。但是任务紧急，你们老马识途，只好辛苦你们打前站了。”
    徐、朱二人这才晓得，老夫子守口如瓶的秘密在淳安。
    6月26日下午，东南行的先头人员18人从重庆直飞湖南芷江。18人中除王景文和陆惠林是从重庆菊庐军委会调查统计局派来随同工作的外，其他皆为杜门弟子，以陆京士、曹沛滋为首，徐子为、朱品三也在其中。
    陆京士在上海一直从事工运工作，他以军委会少将工运特派员的名义，将在京沪线上发动劳工力量，计划将京沪一带的工运同志，接到安徽屯溪雄村分批训练，然后再一批批地送回沦陷区，等盟军登陆开始，马上起而响应，共同打击敌伪，收复失地。
    陆京士率领的18人飞抵芷江后，又辗转抵达福建长汀，等候与戴笠、杜月笙、梅乐斯会合，然后续往东飞，戴笠、杜月笙和梅乐斯三位“统帅”，以杜月笙动身最早。他乘坐自家小轿车自重庆对岸的海棠溪南下，随行人员一共6位，顾嘉棠、叶焯山担任保镖，机要秘书胡叙五代笔译电，还有名医师庞京周，随时为杜月笙的健康保驾护航，贴身随从徐道生，捶背敲腿，专为夜晚侍杜月笙入睡而来。另一位便是司机钟阿三，负责驾驶这辆专车。
    车抵贵阳，戴笠已翩然而到，美国人梅乐斯和他的两名侍从也早已等候在贵阳机场候机楼里。
    三方会合，搭乘美军C46型运输机飞芷江。但机舱里乘坐条件则不容乐观，两排帆布坐椅沿机身靠壁而设，中间是一条宽敞的过道，乘客必须面对面坐在两边。当时飞机已经启动，轰鸣声震耳欲聋，机舱内空气沉浊。杜月笙一进机舱便双眉紧皱，踯躅不前。这个乘机环境极易引发他的气喘病。
    杜月笙的神情变化，迅即被戴笠发现。戴笠立刻跃身下了飞机，命人从贵阳机场办公厅里搬来一把藤椅，放在机舱正当中，也就是那条宽敞的过道中间，戴笠又细心地把椅子向前挪到合适的位置，让杜月笙坐下。
    杜月笙十分感激，但是飞机上有戴笠，有梅乐斯，还有自家老兄弟，他不好意思享受这个特殊待遇，所以一再谦让，坚持要坐紧靠墙壁的帆布椅，戴笠高声说：
    “月笙兄，你害的是气喘重症，跟我们大家不同！”
    戴笠的话给了杜月笙一个台阶，他这才坐进那把藤椅。以后凡乘坐军用飞机，过道上都要放一张面向前的藤椅，杜月笙坐上藤椅，由顾嘉棠、叶焯山在两边牢牢掌住。以免飞机攀升俯冲转弯滑落时发生意外。往后杜月笙每每对家人亲友谈起，都一再说：
    “要是没那把藤椅，我看我是绝对吃不消的。”
    但他忽略了顾嘉棠与叶焯山的作用，要让那把椅子稳固在过道上，他们实在费尽了力气。
    靠着这把藤椅的特殊待遇，杜月笙总算一路平安抵达芷江，再由芷江到福建长汀，与陆京士等18人会合。然后又兵分两路乘长途汽车于7月15日抵达浙江淳安。戴笠的军统局55号站和忠义救国军总部便设在淳安市郊西庙。
    西庙庭院阔达，杂植花木，殿宇重重，清静幽深。杜月笙一到，便和他的6名随从人员住进了西庙。住在这里的还有戴笠、梅乐斯。
    杜月笙如此长途跋涉到淳安，一方面固然是想讨好蒋介石，另一方面更有他自家的打算。离开上海八年，虽然其间多有联络，但几经战乱，原来“闲话一句”便可为之赴汤蹈火的那班人马，已是离的离，散的散，有的改换门庭，有的投敌落水，有的出走他方，也有的入了鬼门关。当初淞沪别动队成立，从总司令到各级干部，除了他的把兄弟、老朋友，便是他的门生弟子。尤其是其中若干单位，几乎全部班底为杜门中人。而今改组后的忠义救国军，怕是很多人都不晓得杜月笙何许人也了。因此，杜月笙急需借此机会，拉起自家的一干人马，以便重新驰骋上海滩。
    一到西庙住下来，杜月笙便开始利用电台与上海方面联系。他首先联络了两路人马，一路是当年大小八股党中，宝刀未老仍掌握相当势力的，如马祥生、顺铨、朱景芳等人。由他们以现有班底为基础，迅速联络青帮弟兄，扩大队伍。另一路是他当了伪军的门生马柏生和徐朴诚，策反他们弃暗投明趁机立功。
    杜月笙亲自指挥调度这两路人马，一旦盟军登陆，或者国军反攻，只要战事接近上海，这两路人马立即行动，协助国民党在上海抢占地盘。
    就在杜月笙遥控指挥着他远在上海的两路人马，干得有声有色的时候，1945年8月15日，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全国人民一片欢呼声中，杜月笙有些怅然若失。因为没等来盟军登陆，也未等到国军反攻，他的一切计划都未曾实施。也就是说，他还没准备好，还没把掌控大上海的那张网抓在手中，日本侵略者已经投降了。
    戴笠宣布陆京士立刻回上海维持秩序，并授予“相机处事”的大权。杜月笙通知准备前来参加中美合作所训练班的弟子中止行程，留沪控制局势。戴、杜分别安排军统特务和和杜月笙的两路人马，配合蒋介石的其他部署，抢占江浙沪宁。
    8月29日，杜月笙带着随从人员乘坐“健飞十七号”轮船，踏上了取道杭州重返上海的旅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