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蒋经国

王升将军如果真的像所谓《党外杂志》                             所谓的，曾经犯了大错，当局应该公布他的过失，让人们更了解王升将军。如果王升将军没有犯错，或者所犯的错误没有像《党外杂志》所传播的那么严重，当局亦应发表声明，斥责那些公然诉诸文字的谣言和人身攻击，还王升将军以清白。”
  很显然，文章作者表面上指责中共与“台独”，实则将矛头对准蒋经国，认为王的清白受污蔑、中伤，是当局没有“发表声明”，予以斥责之故。
  斥责归斥责，调遣归调遣，再有怨气，王升也不敢抗旨不遵。1983年9月，王升在难兄难弟的欢送下，被蒋经国逼到地球的另一端，任职台湾当局驻巴拉圭“大使”期间，仍恶习不改，为所欲为，后于1987年初受到16名巴拉圭华侨联名控告。当年5月，台湾“监察院”决定受理此案，审查王升。
  王升倒台后，蒋彦土成为国民党内的实权派人物。
  蒋彦士，这位三届“总统”任内走红的人物，出生在浙江杭州一个有名的绸缎商家中。1936年毕业于南京金陵大学农学院，后赴美留学，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农学硕士与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出任联合国粮农组织中国代表团顾问。返国后任中央农业实验所杂粮特作组主任。1947年被南京大学聘为教授。1948年出任中国农村复兴联合委员会行政官。随国民党退台后，出任“农复会秘书长”、“中国农业协会会长”、“国家安全会议科学发展委员会主任”、“行政院秘书长”、“教育部长”等职。
  本来，蒋是农经系统的负责人，但由于蒋彦士适逢机缘，见重于层峰，先后担任“行政院秘书长”与“教育部长”等要职。蒋经国当选“总统”后，蒋彦士又出任“总统府秘书长”和“外交部长”等要职，由于蒋彦士观念开明，还具有相当程度的行政领导能力，又有良好的学历，外语熟练，再加之蒋经国想借助蒋彦士靠紧美国，使蒋彦士与学成归台的“洋务派”相结合，成为王升倒台后国民党内的主流派。1979年底，蒋彦士又继张宝树之后出任国民党中央秘书长一职，真可谓权倾一时。
  蒋彦士虽受宠于蒋经国，但他对蒋经国精心设计的传子部署始终表示消极。据港台一些人士分析，蒋彦士是国民党开明派代表人物，与美国关系甚深，美国不赞成台湾出现“蒋三世”政权，蒋彦士态度可能反映美国方面的看法，故而不愿替蒋孝武抬轿子。据悉，1984年5-6月，国民党党政人事大改组，蒋孝武有意让他的拜把兄弟张豫生接替梁孝煌出掌组工会，以便控制党的系统，蒋经国表示同意此项意见，并下条子交蒋彦士办理。蒋彦士则以张豫生能力、威望不足，“不能担任辅选重任”为由，力言不可。并联合宋时选、梁孝煌联手抵制蒋孝武在党部系统抢滩。蒋经国只好收回成命，改委宋时选任组工会主任，但对此事极为不快。后来江南事件发生后，蒋经国要蒋彦士运用其影响，去化解美国朝野因江南命案所产生的对台湾的不信任和对蒋孝武的疑虑。然而蒋彦士对蒋经国的暗示毫无反应，不去替蒋家挑担子，故使蒋经国一怒之下将他踢出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当蒋彦士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通知：“你的辞职已被主席接受”时，一阵惊愕，不知所措。自己被辞退还不知其原因，遂匆忙撰拟辞呈。第二天，直到国民党中常会开会前的几分钟，蒋经国接见他和倪文亚时，他才将“辞呈”递上去。
  蒋经国撤换蒋彦士，不仅蒋彦士本人没有思想准备，就是其他国民党中常委也不知情，按照国民党组织条例，中央委员会秘书长要“由本党主席提经中央委员会任命之”。国民党中央全会每年举行一次。蒋经国不惜违反国民党的条例，在中常会通过中央党部秘书长的任免，表明他已急不可待地要踢走阻碍“蒋三世”登基的蒋彦士。
  蒋彦士被踢出权力中枢之后，被聘为“总统府国策顾问”，1988年又被聘为“总统府资政”。李登辉当上第八届“总统”之后，又聘蒋彦士为“总统府秘书长”，再度进入权力中枢。对于蒋、李关系外界传说颇多。有人说早在台湾“农复会”共事时，二人关系甚密。蒋经国“组阁”时，由蒋彦士等人推荐李登辉出任“行政院政务委员”。李登辉“登基”后，为报知遇之恩，加以蒋也的确从政经验丰富，遂再度得宠于新“总统”。还有人说，在1990年“总统”选举战中，国民党高层内部派系争斗激烈，李登辉为摆脱困境，便委托黄少谷、谢东闵、蒋彦士等大佬，奔走各方，从中斡旋协调。因蒋彦士出力甚多，终于帮助李登辉顺利当选。论功行赏，也该蒋彦士走红运。
  蒋经国临终前，为使“蒋三世”接班，也不惜采取托孤的方式。从他在1984年国民党十二届二中全会至1986年十二届三中全会提拔的党政要员看，都是古稀之年的元老与家人，在人事安排上反映不出交班的意向。这种做法，明眼人一看便知蒋在托孤。因为这些元老与家人均没有自己的班底，类似于当年的严家淦。
  这些元老主要指俞国华、汪道渊、马树礼。例如马树礼，这位日本明治大学的高材生，                             早年虽曾从事办报与教学工作，但也有追随蒋经国的经历。抗战爆发后曾入中央训练团党政班第五期受训，成为蒋经国嫡系三青团干部。随国民党退台之后，这位顾祝同的女婿在台湾岛内素无派系或团体势力，他长期在海外从事文宣工作，当过台湾侨联会秘书长，1962年出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海外侨务组主任，1963年又当选为国民党第九届中央委员。当1972年中日邦交恢复时，马出任亚东关系协会驻日本代表，即台湾驻日“地下大使”。他虽长期脱离台北的党政圈，但同蒋氏的第三代却保持密切的联系，仍兼“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之职。1977年王升提拔蒋孝武为“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是为蒋氏家族插手大陆与海外情报工作之始。马树礼对蒋氏父子的用心非常清楚，故而对蒋孝武曲意逢迎。1980年国民党召开十二大时，马树礼写信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建议应将蒋孝武选人中央委员会。他说，“中国广播公司”、《中央日报》和国民党文工会属同级机构。《中央日报》社长和“中国广播公司总经理”向来都膺任国民党中央委员，蒋孝武自不应例外。蒋经国虽在后来将中委候选名单中蒋孝武的名字划出，但对马树礼产生深刻的印象。
  江南事件发生前，蒋孝武为制造不在场证据，应邀访问日本，此事为马树礼一手安排。马事先向日本政界亲台势力透露蒋经国传子之意，日本政界得悉蒋孝武已内定为接班人，作为政治投资，乃破格接待，据传中曾根曾秘密接见蒋孝武。蒋孝武风头主义心理得到极大满足之余，自然也觉得马树礼善体人意。蒋孝武返台后，极力向其父推荐马树礼“堪当大任”。正是在此种情形下，马树礼接掌了蒋彦士留下的遗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秘书长。
  汪道渊是安徽人，生于1913年，后入上海大厦大学法学院法律系学习。毕业后曾任陆军军官学校教官。后入中央大学研究院深造，担任中央大学副教授。抗战时期入中央训练团党政班受训，结业后返重庆卫戍总部任军法处长。抗战胜利后历任北平警备总严办公室主任、政工处长。1949年底随国民党退台，先后入“革命实践研究院”第10期、“国力军法学院”学习，历任台湾省立行政专科学校教授兼训导主任，中兴大学教授，“考选部”第一、三司司长，“国防部”军法局长、军法复判局长、“国际部”常务次长、“司法行政部长”、“总统府国策顾问”、“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等职。最后又出掌继俞大维、蒋经国亡后的第三位文人“国防部长”之职。
  汪道渊一再升迁，除了他本人具有一定的能力之外，很显然，他还具有一些做大官的窍门与秘诀。据了解汪道渊个性的人士分析说，汪最大的长处是：上级机关对他的任何安排他都毫不在意，要他干他就干下去，要他下台他也会欣然离开，不会有半点抱怨。蒋经国最欣赏这一点。例如他干“司法行政部长”仅两年半就被调职为“国策顾问”。本来以为这只是一个不顾不问可享清福的差使，谁知刚交下“司法行政部”的担子，就接到蒋经国的电话，要他到“总统府”上班，以备随时垂询。汪道渊在“国策顾问”任期内,是每天到“总统府”上班的三位“国策顾问”之一(另两位是沈之岳与魏景蒙)。
  汪道渊的另一特点是深体蒋经国的心意。1983年底，国民党当局同意“国民大会”召开第七次大会而成立了“法律顾问小组”，研究是否修正临时条款问题，汪道渊经蒋经国圈定列为此小组的成员。小组开会时，汪道渊深知蒋经国的心愿，所以在会中力排众议，认为暂不修改临时条款为宜，将多数人士修改临时条款之议搁置下来。此中做法深得蒋经国嘉许。
  从以上三人的情况可以看出，蒋经国就是任命那些既无个人班底又对蒋家绝对忠诚的人出掌权柄，以使蒋家香火得以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