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蒋经国

  在内外压力下，国民党中央社于4月3日报道，蒋孝武答复美国《洛杉矶时报》记者越洋电话访问时称，他“从未在‘国家’安全事务机关任何机构中担任过任何工作或职务，也不认识陈启礼，外界有关他的报道，纯系恶意捏造的谣言”。这种论调立即遭到岛内党外势力与海外舆论的抨击。对此蒋经国被迫于12月25日公开宣布：蒋家人“不能也不会竞选下届‘总统’”，1985年12月26日《中央日报》。与此同时，蒋经国还将蒋孝武外放新加坡，任台湾当局驻新加坡商务代表团副代表。对于蒋经国的声明，国民党中央社大肆报道，声称蒋经国讲话表现了“大公无私的恢弘气概”，“将获全民拥戴”；同时还声称，这一讲话能驱逐疑虑，安定民心。《自立晚报》等报刊则强调疑虑普遍存在并有根据。一种意见认为，蒋经国“只说下一位‘总统’不能也不会由经国家人竞选，并未说未来的‘总统’不能由蒋孝武或蒋纬国竞选啊”!康宁祥等一些人则要求国民党作出进一步保证。一位台大教授认为，在台湾，“政权权位并不一定要结合的”，例如，“当年严家淦担任‘总统’时，蒋经国先生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仍然发挥最高决策者的角色”。对于蒋孝武外放新加坡，有议论说，此番颇近于王升当日之流放。王升当年因为准备接班的传言，随即先贬后放，远离了权力中心。而今蒋孝武也是在岛内外推测他可能接棒之后，被外放担任一个名分犹在地下“大使”之下的商务副代表。也有议论认为，蒋经国对王升是罢黜，对蒋孝武是培植，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事实上，蒋经国外放蒋孝武，一方面是在巨大压力下以解内外疑虑；另一方面是企图让蒋孝武在新加坡“建功”，使其形象有所改变。
  第二，江南命案使蒋经国标榜的所谓“维护人权，保障民主自由”的面具被戳穿。《自立晚报》发表社论说：“台湾如果连起码的自由与人权也跟着粉碎，还谈什么民主宪权?更高喊什么‘三民主义统一中国’?”就连国民党中常委王惕吾主办的《联合报》也发表社论说，国民党派人杀害江南“是背离常理的事”，“不可思议”；谋杀一个作家的“事实本身已对‘政府’形象利益构成严重的伤害”。
  第三，江南命案也使台美关系受到影响。当江南命案真相暴露之初，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龙伯格在例行记者会上宣称：台湾情报机构人员参与谋杀江南，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1月18日，美国民主党议员、众议院亚太事务小组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索拉兹就台湾当局谋杀江南案发表声明说：他表示愤慨，绝不能容忍。他还声称，他想召开听证会以判定这个残暴行为，如果属实，将终止美国售台武器。2月7日，该事务小组委员会就江南命案举行听证会，会议一致通过将杀害江南的罪犯移交美国审判的提案。但由于美国当局总是企图利用此案控制国民党与维护在台利益，并未做出停止售台武器的决定。不过，由于此案的发生，使美台关系一度出现了阴影。1985年初，国民党当局指派海外工作会副主任专程赴美，了解江南命案所带来的后果。此人返台后，就此发表文章说：“他对江南事件影响台美关系之深，危害‘国家’之大。知之甚详，感到非常痛心。”驻美国的一位台湾工作人员说，“对美工作的成果，好不容易点点滴滴累积起来，江南命案发生，却让人给整个一大桶倒掉，糟糕透了”。就连蒋经国在召见郝柏村时，也不得已而慨叹台美关系“经过数年来努力所获得的进展与成就，将因刘宜良被杀案受到严重伤害”。《郝总长日记中的经国先生晚年》第214页。
  在传子部署已经不可能实施的情况下，蒋经国在接班人问题上开始筹划新的对策。如不改变初衷，国民党内的革新派就不会拥护他，这一点蒋经国看得很清楚，他深深知道：革新派之所以崇拜他，拥护他，就是因为他比其父开明。革新派都反对家天下统治，也看不起蒋孝武。假如蒋孝武承继父业，开明派中有人会因高官厚禄而投靠他，但绝大多数人会因蒋经国的不明智之举而对他产生怀疑心理，从而进一步产生离心倾向，最后弃蒋而去。再者，如果蒋经国传位于子，还会促使蒋家势力同地方反对派的矛盾有所发展。以康宁祥为首的革新                             保台派，寄希望于蒋经国实施开明政策，实行民主改革，所以才同国民党合作。高雄事件后，地方反对派发生分化，一部分转向激进，而康宁祥等人仍坚持同国民党合作的温和路线。如果蒋经国坚持传位于子，会使持温和路线的地方反对派对蒋经国的幻想破灭。
  从江南被刺案到1987年之间，国民党高层不断进行人事调整，部署集体接班。国民党十二届三中全会前，蒋经国先是免去亲美代表人物蒋彦士的秘书长职务，起用无班底、长期在外、又靠蒋家起家的马树礼任中央委员秘书长。三中全会重新起用李焕，将他纳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1987年7月，蒋经国毅然破例地任命他为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接掌党务大权。
  为何李焕有此殊荣，并深得蒋经国赏识与重用呢?了解李焕的人都知道，李焕同蒋经国之间的关系，远远比不上王升同蒋经国之间的关系。李焕是湖北人，早年入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学习，肄业后入中央大学学习。由美返国后，出任《沈阳日报》社社长职务，后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政治部秘书、沈阳市政府外事处副处长、三青团大连支部书记。从30多岁起，开始从事党务工作，曾任职国民党中央青年部组训处长、国民党中央部第一组第一室总干事，随后擢升为台湾省党部主委。曾与蒋经国一起筹组“青年反共救国团”，历任该组织秘书长、副主任、主任，“行政院青年辅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深得蒋经国赏识。1972年起出任国民党中央组工会主任兼“革命实践研究院主任”等要职，协助蒋经国大力推行“行政革新”。1977年主持地方公职选举时，因发生中坜事件，遭到张宝树、王升等人责难被二人联手推下台。他一度十分窘迫，幸得蒋经国给他一线生机，后由他筹建“中山大学”，次年出任首届校长。1984年因政绩斐然，终在王升倒台后入俞国华“内阁”，出掌“教育部”。
  李焕为国民党党务专家，擅长组织、协调，被誉为“组织天才”。台湾及海外舆论普遍认为，李焕的“阅历丰富”，“素享人望”，是国民党力主本土化、年轻化政策的重要人物。蒋经国重新起用他的目的，就是将他作为集体接班的主要班底成员，同时也为他晚年推行的革新路线服务。
  在重新起用李焕的同时，蒋经国还任命其弟蒋纬国出任“国家安全会议秘书长”，掌握军特实权。对于蒋经国同其弟的关系，社会传闻颇多。蒋纬国的经历不似蒋经国那样艰辛，他早年毕业于东吴大学物理系，入德国慕尼黑军校，后又入美国军校深造。返国后曾在胡宗南部下服务。1948年升任装甲兵上校参谋长，后升任少将副司令，去台后升任中将司令。按蒋介石的愿望，希望他掌握军队，所以任命他为三军联合大学校长。因为他自己是靠黄埔军校起家的，也希望陆海空三军将领皆为蒋纬国的学生。但蒋纬国在三军大学校长任内，竟将5岁的儿子蒋孝刚带到校长室，并将他放在自己头上拍了一张照片，然后交台北《联合日报》登在报上。此照片一发，有人就向“监察院”检举，称校长办公室是庄严之地，怎么可以把自己儿子带到办公室并让其放到头顶照相，还见诸报端。此事被媒体曝光迫使蒋纬国赶紧请辞三军大学校长职。
  有舆论称：蒋纬国自任装甲兵中将司令，历经20载未受提拔，其因在于蒋经国的压制。此说有一定道理，但也不尽然。蒋纬国自己称：对于哥哥，从大陆时期开始，他就既敬且畏。他觉得“哥哥的心志坚定，处事平稳，富正义感，具备领导‘国家’的才干，所以敬之”；另一方面，他也感到“哥哥城府很深，对于自己又有所算计，且掌控了情治网，所以畏之”。他同蒋经国几十年来的相处方式，就是避免起冲突，哥哥说什么就是什么。包括湖口事件在内，他自己觉得有什么来自哥哥的委屈，是从来不向父亲提起的。据蒋纬国称：1948年蒋经国奉父命回溪口和族人重修蒋氏宗谱。蒋经国意欲将蒋纬国自宗谱中排除，因族长等人反对未果。蒋经国当时可能对蒋纬国身世有相当了解，故而从血缘方面作了考虑，否则无法解释。
  也有舆论称：蒋纬国才思敏捷，语言风趣幽默，智慧过人，他能够在群众中引吭高歌，也能滔滔不绝地阐述他的军事观念与战略思想。就他的性格而言，与蒋经国迥然不同，哥哥认为弟弟不够严肃，话太多，谈不上谨言慎行，交往又复杂，不宜赋予重任。此说确有一定道理。但真正使蒋纬国升迁受阻的因素，还是来自于“湖口兵变”事件与《蒋纬国报道》一书的影响。
  所谓“湖口兵变”是指60年代中期装甲兵部队发生的一起对台湾现实不满所爆发的偶然事件。“湖口兵变”至今已近40年，台湾当局仍对此讳莫如深，只字不提，事件主角赵志华本人已病逝，他在狱中所写的《湖口兵变真相》手稿也下落不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