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年蒋经国

  当国民党欲准备开放大陆探亲之际，民进党又于9月23日拟定了该党“大陆政策”基本方案。该方案共分四部分：
  第一部分：该党“大陆政策”的基本点。基本点强调两项立场：一是“整个中国是所有中国人的中国，并非中国共产党拥有的，也不等于中共，其主体应该是居住其上大陆同胞”；二是“台湾为台湾全体住民之台湾，并不是国民党的私产，国民党也不等于台湾，而台湾的主体则是台湾全体住民”。
  第二部分：该党“大陆政策”原则，其内容是人道、平等、和平与自决。
  第三部分：该党“大陆政策”策略，民进党主张，国民党目前“三不政策”并不能解决问题，而应实施“三要原则”，即要谈判、要接触、要妥协。
  第四部分：该党“大陆政策”施行阶段，即分三阶段：一是交流竞赛阶段，它须解决的是所有非政治性的议题，包括经济、学术、体育、比赛、观光、文化等方面的交流，预计在5～10年内完成；二是协商谈判阶段，它要解决政治层次上的问题；三是人民自决阶段，“自决的结果可能统一，也可能是独立，其结果完全遵照台湾住民自己的选择”。郭宏治、陈敏凤：《五个小组，两次会议，一个方案》，载台湾《新新闻》周刊1987年10月4日。
  由上可见，民进党的“大陆政策”既有反对国民党的色彩，要求两岸接触谈判，如以“三要原则”对抗国民党的“三不政策”，又有分离色彩的“台湾住民自决”的主张。
  返乡省亲运动的持续发展，使两岸探亲问题成为台湾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台湾各界人士及一般民众认为，国民党当局“近40年来的大陆政策一直未能改弦更张”，以致“实行至今，无论在情、理、‘法’各方面均有其矛盾不合理之处，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也有人认为，台湾今日社会问题丛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能妥善处理与大陆的关系，“而这一问题的解决线索，首在改变‘三不政策’”。因此，台湾民众强烈要求蒋经国正视现实，寻求两岸关系的共同点，在两岸关系上采取突破性的做法。
  上述形势表明：“台湾社会要求与大陆交流的力量，如万马奔腾，沛然莫不能御。”1987年9月21日纽约《申报》。在民进党的挑战与岛内舆论巨大压力下，促使蒋经国提前将开放两岸民众探亲问题摆到议事日程上来。
  其三，台湾《自立晚报》抢先大陆行促使蒋经国加快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案的实施。
  解除“戒严”后，当台湾各界对开放民众赴大陆探亲议论纷纷之际，《自立晚报》社社长吴丰山毅然决定派记者李永得与徐璐二人抢先进入大陆采访。《自立晚报》的行动，给变数剧繁的台湾社会投下了一块巨石，激起了千层浪。《自立晚报》何以敢开新闻禁令之先拔得头筹?它给国民党决策机构带来怎样的震撼呢?据港报载：1987年7-8月间，随着解除“戒严”、“党禁”开放，岛内政治气氛十分活跃。新闻界不惜重金收罗人才，扩充设备，试图在开放“报禁”之前，稳住自己的阵脚以立足于竞争之林。而几十年来在国民党控制下，岛内新闻界对大陆的报道却一片空白，形成了新闻的盲点，任由当局文宣部门输送歪曲的大陆新闻。在当局传出将开放大陆探亲的讯号后，多家报纸计划派记者赴大陆采访。《联合报》与《中国时报》两大报系，早就收集资料，一旦条件成熟即成行，只因两报老板均为国民党中常委，不敢贸然行动。
  正当各路人马都在观望等待之际，《自立晚报》断然决定冲开“报禁”抢头筹。9月11日，吴丰山派李永得、徐璐悄悄赴日本，翌日立即宣布该报已派记者赴大陆进行民间采访。由于事前保密工作做得好，消息一披露，主管当局大吃一惊，更使那些早已调兵遣将、筹划一旦宣布开放探亲即率先进入大陆的报社，无不深感痛失良机。《自立晚报》乘胜进击，利用自己的版面大肆渲染，一时间使它在海内外知名度骤升，订户急增。
                             
  台湾“行政院新闻局”与“内政部入出境管理局”于9月11日吴丰山宣布《自立晚报》派记者赴大陆采访当日，分别援用“国家安全法”第十三条与“大众传播事业派遣人员出国、采访审核办法”，要求《自立晚报》社迅即阻止李、徐二人前往大陆。但《自立晚报》总编辑陈国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未有召回记者的计划。第二天，该报社社长吴丰山在接受合众国际社记者访问时称，他绝不会召回两位首次以台湾记者身份前往大陆采访的记者。吴甚至称：“至多二年内不得再出境吧，这些结果我们早已估计在内了。”12日，《自立晚报》刊出了《不会召回两名记者，宁愿受罚突破禁令》的醒目标题。对此，台湾一位“政府高级官员”通过中央社发布消息说：此事“非常不当”，“‘政府’绝对‘依法’处理”。同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以《何必急抢滩》为题发表评论。13日，“新闻局长”邵玉铭称：“新闻局”“依法”指示《自立晚报》停止派记者进入大陆采访之立场，没有任何改变。当晚，台湾亚东关系协会东京办事处负责人前往李永得在日下榻处劝阻。
  李永得、徐璐二人于11日抵东京后直奔中国驻日本大使馆，接待他们的是专门负责台胞签证的二等秘书马连印和一位职员。据李、徐二人后来回忆称：当我们将意图告诉马时，马略露为难之色地告诉我们：“你们的情况非常特殊，我们要和国内的领导同志联系才能作决定。”他又说：“如果你们是以探亲旅游的名义申请入境，我现在就可以发签证给你。”但我们仍然坚持在他给我们的“台胞探亲旅游入境申请表”上写下记者的身份和采访的目的。经过32小时的联系，马连印通知我们：“你们的事已获得国内的批准，而且是非常热烈的欢迎。”
  9月15日凌晨1时10分，李永德、徐璐乘中国民航客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开始了历史性的大陆之行。李、徐二人称这次大陆行是“为了促进台湾人今后访问大陆”。台湾将开放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他们有责任对大陆的现状和接待情况进行采访，以便台湾人在访问大陆前有个思想准备。他们称《自立晚报》的方针“是排除大陆和台湾当局的干涉”。他们曾向大陆要求有“绝对的采访自由”，“这一要求基本上受到尊重”。他们对与中国新闻社的合作感到满意。经过13天的自由采访，李、徐二人于9月27日结束大陆行返抵台湾。
  针对《自立晚报》派记者赴大陆采访一事，官方与媒体反应相差甚远。在9月16日国民党中常会上，《联合报》董事长王惕吾强烈指责《自立晚报》，主张“依法”处理。中央社董事长曹圣棻附和王的说法，要求“严办”。《中国时报》董事长余纪忠则强调对此事“应站在民主前途和‘国家’利害的基础上”，“依法”处理，“个别事件要个别处理，不能因个别事件而阻碍民主政策大方向的脚步”。
  在台湾“立法院”，多位“立委”认为此次采访“并无不当”，要求当局“不必反应过度”，“以免伤害新闻自由和影响国际形象”。但也有部分国民党籍“立委”表示坚决反对，认为此举“有损‘政府’形象”。
  台湾专家学者也纷纷发表谈话，认为此事有突破性意义，当局不应禁止，而应乐观其成。
  台湾当局一再坚持其顽固立场，力主严究《自立晚报》有关人员的责任。9月24日，“新闻局”重申“依法处理”《自立晚报》事件的立场。9月27日，当李永得、徐璐抵台北当日，“新闻局”就发布了处罚《自立晚报》的声明，处理决定共三项：
  (1)由于《自立晚报》及其记者以不实之文书蒙骗本局申请出台；被发现后复拒绝本局取消前往大陆采访之要求，违反“大众传播事业派遣从业人员申请出国审核办法”第十五条(第十五条规定：大众传播事业派遣“出国”及从业人员，在“国外”活动与原申请事由不符时，原派遣事业应遵照主管机关之通知负责促其依限“归国”。“出国”人员未依限“归国”前，主管机关得视实际情形限制该事业再派遣其人员“出国”)及第十六条“大众传播事业及‘出国’人员之申请条件如记载不实、伪造或有前条情事者，除‘依法’办理外，本局决定于2年内停止受理该报及其人员‘出国’之申请”。
  (2)依“国安法”第三条第二项第二款及施行细则第十三条第四款规定，对曾经前往“沦陷区”而“有事实足证认为有妨害‘国家’安全或社会之重大嫌疑者”，得不予许可其再出境，故本局将本案亦移请“内政部人出境管理局”“依法”处理《自立晚报》涉案人员日后出境事宜。
  (3)《自立晚报》社社长吴丰山、记者李永得与徐璐均有触犯“刑法”第二一四条之罪嫌                             ，本局决定将全案有关人员移请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处侦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