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我这样笨拙地生活

人通常的状态就是很难有东西真正打到你心里或者给你感同身受的感觉，所以我很珍惜好的作品，我很珍惜那些给我感动的人，给我不同生命感受的人，让我以其他的方式看待生活的那些人，无论是对人还是对那些作品我都特别感激，心存感激，而且不遗余力去赞扬它们，希望更多的人看到。
你选择一个题材首先它要与你有关，跟你无关的东西、纯粹技术性的工作你能写，导演也能导，但是我觉得生命有限，没有必要干这样的事。
好的戏无论隔多少年还是好戏，因为人没有变，人这个物种没有变，没有像马克思希望的那样，人有什么飞跃性的变化，外部世界改变了，但人的痛苦跟以前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只要能从中间找到现代人能够感受到的这种东西，戏剧就有生命力，就会有人看。
有趣是不能复制的。比如一个人说笑话，他用他的表情方式来讲这个笑话大家笑得特厉害，我重复一遍表情变了，语气变了，我努力模仿他的语气、表情但是肯定模仿不了，这当中产生的差距可以想象。
技巧都能学习，但是这中间好和不好之间的差别比会和不会之间的差别还要大。
坏的东西其实差不多，都是枯燥、无趣、表达混乱，对人没有新鲜感，或者肤浅，拿无聊当有趣。坏的东西的标准就是这些，但是好的标准很难讲。会有各种各样的，而且就算照着大师列出来的“一、二、三、四、五、六、七”来写也不一定好，艺术这个东西常常是分寸很难拿捏的，拿捏完全靠自己，靠天赋靠领悟力。
我不写作的时候，可能就是看着生活表面的那些色彩斑斓的泡沫一个一个地碎掉，因为实际上大多数的时候，在你周围泛起的是泡沫，我不想花时间和精力去对每一个泡沫都作出反应，我在等着那些泡沫都碎掉。
在我的作品里我比较热衷写两类人，一类是偏执狂，另一类是花花公子，这两种人都令我着迷。
我认为一个创作者最重要的素质就是没有成见，没有规则，需要有你自己的完整的世界观，不要相信这世界上有真理这回事，然后你再有一个自信去发现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
词都是概念，很难用一个词来概括一切。
我不太喜欢写那种一时一地的那种有地域性或者民族性的对人有具体束缚的东西，我更喜欢写那种无论你是谁，在哪儿，在什么状况下都可能会遭遇到的困境，这种困境是摆脱不了的。
作家应该是致力于把自己的脑子写透的人，你对自己的剖析会对别人有用，会让别人看到很多东西，发现自己。我觉得如果写作者有什么用的话就是这个用处，他不是编造出一个谎言或者是一个美丽的东西来让你忘却自己，而是让你更尖锐地面对自己。
创作者肯定不是救世主，也不是先知。他们试图替人找到出路，试图就是一种努力。
如果一个人特别平衡，他一定没什么可说的，他一定没有写作的冲动。一切想写作，真的有话要说的人都是因为他达不到平衡。
不要把创作者神秘化。
作家从本质上都只描写他们自己，所有的书都是自传。他们所有的作品都来源于他们跟这个世界的接触。
编剧首先是一个创造的工作，而“创造”可能是人生里头所能找到的最美好的工作。从第一个字开始，慢慢构造出一个世界；你设想的人物在中间走动，所有的爱恨情仇在里面生发，而且你可以把你喜欢的所有的品质赋予你的男主角，赋予你的女主角；你会创造出你爱的人，和你恨的人；你可以完全充分地表达自己，让他们生，让他们死。
所有的创作者都是雌雄同体的，我并不特别看重女性的身份。
编剧的乐趣就在于把你的幻想呈现出来，然后和所有人一起分享。
我不可能永远站在同一个位置上跟人交流，我也要转换我的方式，转换我的视野。
我从来都不是一个写老少皆宜的戏的人。
我不会为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个地方写任何东西。一个东西有生命力应该是为所有人写的。
被误读是创造者必然的命运。就像博尔赫斯在80岁的时候说的，我不相信任何语言表达，我觉得这是作家的宿命。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度，所谓懂不懂不是什么硬性标准。只要你有所感受，哪怕就是你生命里某一瞬间被激活了，这就叫看懂了。
我肯定是充满缺憾的，如果我认为自己是完满的，我就不会不断地写作，肯定有很多问题，我不能给自己答案，所有的作家都是如此，一个完满的人，其实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先锋是别人说的，我没有对自己使用过这个词。任何词都是一个标签。你以一个教条的方式看待它的时候，你就理解不了真实的东西。我也不反对这个标签，因为它能供人识别，起码贴上它，你至少可以知道它不是既定的传统的模样。
写作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期望它是一个游戏，但它不是，对我来说，它还是很重要的，它是我生活的一个出口，因为它我得以平衡，如果不写作也许我会陷入疯狂。
写什么和具体生活状态无关。
电影介入了两个不可逆转的东西以后就非常难办了，一个是政治，一个是金钱，这两个东西都是有权势的，它们一定要干涉你的，无论从任何角度。话剧它不需要那么多的资金，不会产生那么大的利益，它不会成为一个那么大的产业，所以它相对保持了一种自由的空间，说话的空间、表达的空间。
“不高兴”这东西其实是很容易得到共鸣的，因为“不高兴”是好沟通好描述的，把痛苦，把不高兴写得淋漓尽致，同时还得保持尊严。在生活面前，那些敏感的，有梦想有追求的艺术家，或者文艺青年，选择“不高兴”比“高兴”要容易得多。我曾经也是这样“不高兴”的典型，“不高兴”的终极表达者。的确，在这样的人生面前，选择“高兴”是非常困难的，也很难被理解的。特别是，选择“高兴”这是需要非凡力量的，比选择“不高兴”更多的力量。
实际上，你的意思要表达清楚是不可能的，表达只能无限地接近你的意思。
你的表达方式就代表内容了，美感，惊奇也算是一种内容。有些当代艺术，假模假式有内容，其实没有内容。好的形式本身就具有内容。
世界观不同，形式感也就不同。
艺术是什么呢？你看琥珀是什么，琥珀就是松树上留下来的汁液，软的，完全不成形的，黏糊糊的，从树上流下，什么都不是，但是经过几亿年，它被封存在地壳里，经过了风吹雨打，岁月变迁，最终变成了晶莹的琥珀。对于我来说，生活就是那些松树上流下来的软的，不成形的，什么都不是的松脂。它们只有经过艺术家的心以及我们所有的努力——就像那些漫长的岁月一样——把它变成一块宝石。
如果一个作者诚实，他的作品就都一定是自我的坦露。不必具体谈论自己的生活，对人和世界的看法决定了你的描述，这种坦露是掩盖不住的。
一个东西如果适合年纪大的，小的，胖的，瘦的，乐观的，悲观的，智商高的，智商低的，那它一定是一个平淡无味的东西，没有任何特色。戏剧不需要这样的东西。
《柔软》这出戏是从本质的问题出发来构造的一个故事。它讲的不是世俗的生活技巧，或者某种简单的情绪情怀、一个起承转合的爱情故事，都不是，它只是关于人的。我想通过进入禁忌来试图探讨真相，试图找到真相。《柔软》是进入禁忌去寻找真相，我没法用几句话解释我想说的，那我就去写一个戏，营造一个故事，设置看起来很怪异的人物——不是平常的人，他们处在一个很极端的、不同寻常的氛围里面，他们所做的事儿也是非同寻常的。我想用这么一个故事把你带入我想表达的情境。
《柔软》中有完整的一段关于变性的描述。其实我想说的是，你认为男人和女人很神秘，或者说他们非常不同，那我现在告诉你，他们没有那么不同。从物理的角度，我告诉你一个凸是怎么变成凹的，这是人类完全可以像上帝的手一样，用手术刀做到的，它既不可怕也不神秘，而且有很多人在这样做，你不要把它看成是事物的本质。
冷嘲热讽也是关心社会理想的一种方式吧。
《恋爱的犀牛》并非在探讨世俗爱情，它不想具体说明一个人和另一个人合适与否，它要说的是人怎样追求自己的梦想，怎样在世界面前保持自己的尊严。每个人获得尊严的方式不同，对马路来说，坚持到底就是一种尊严，是一种对生命的信仰，坚持会产生奇迹。
第二部分 她写（经典台词）
1．悲观主义的花朵
引子：生命不息，恋爱不止
廖一梅
去年冬天的时候，我在中山公园音乐厅听刘索拉的音乐会。中间有一首曲子叫着《飞影》，是索拉的人声和杨静的琵琶相和。我从未听到过那么性感，激情，充满内在力量的声音，一阴一阳，相随相抗，相恋相缠，互相依傍互相攀升，直听得我毛孔张开，脸生潮红，那是爱，或者说两性的高潮，是人的生命力所在。
索拉说过个故事，她在美国的时候和非洲原始教派的主教相熟，有一次她跟那位主教闲聊，说自己有一阵子没恋爱了。那主教不以为然地批评她说：“你怎么能这么不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