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

我现在最关心的是那些对我女儿的死亡负有直接责任之辈，仍逍遥法外。"我说。
  "你要相信政府和公安局。"那位公安局干部说。
  "我们今天的目的，主要是讨论你个人的平反问题。"韩局长说，"我们查阅过你在第一看守所的审讯记录。你敢于为已故的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辩护，这即便是有的共产党老干部也不敢的。现在，你会感到很高兴了，因为不久中央将作出决定，要全面恢复刘少奇的名誉。""很高兴我们国家终于又回到毛主席的路线上了。"我用外交辞令回答着。
  那位公安干部从他挎包里拿出一张纸摊在桌上，说："这是你平反结论的草稿，我们在公布前，先要征得你的同意。"那上面书写着我的姓名、年龄。然后说明我予一九六六年九月甘七日的被捕拘留是非法的。复查委员会经过调查，证实我无任何罪行。因此按照政府的政策，必须对我进行平反。我告诉他们，我对该文的措词是满意的。
  这个结论将公布于众，并送往居委会，还必须在会上公开宣读。"韩局长说。
  "不久负责落实存款的委员会会通知你，你的存款连同利息，将会全部发还给你。"那位公安局干部又说。
  "我只要收回本金好了。国家经济困难，我想我就放弃利息了。"我跟他们说。
  "你一定得收下，这是国家的政策。，l韩局长说着，笑着就把话题扯开了，"我在牢里关了三年，你知道，那里的伙食待遇，不及你在第一看守所的。你那已是特殊待遇了。
  "我早就说过了，我对这一切并不总是耿耿于怀。在第一看守所的六年半时间里，我有充分的时间可以读书和思考。我学到了许多东西。但公安局没有全力以赴地追究杀死我女儿的凶手，这令我十分失望。"我坦率地向韩局长直述己见，但他回避与我一起讨论我女儿的案子。他只是接着自己的话题往下说："你知道吗？你在看守所可以得到特别的待遇，特别的伙食及医疗……假如你在监外，说不准命也保不住呢。"莫名其妙！我想韩局长大约还要我为被关进监狱而感恩戴德呢。所有的官僚们都希望听好话，哪怕是违心之言。假如我耍一下外交手腕，可以顺着他的心思敷衍几句。但我受到的文革创伤实在太深了，女儿的死亡，已深深地伤了我的心，我不能这样做。我只能对此保持缄默不语。
  他似乎还在等着弱讲几句好话。我们尴尬地冷场了一阵，他们就告辞了。
  我把他们送到门口，再次向他们道了谢，希望他们能早日公布我的平反，并将对我女儿之死负有直接责任的歹徒，给以应有的惩罚。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离我帔捕已有十一年零二个月，我才正式得以平反。我被宣布属于非法逮捕。这个平反结论是在居委会的会上正式宣读的，然后，又将我的存款也发还了。不久，上影厂为廿九位被迫害致死的职工举行了一系列的追悼会。我的女儿也是其中之一，其他各位，多为三十年代与江青相识的老一辈艺术家。那时候，江青是混迹于上海滩的一个女明星。受害者之中，既有未让江青任女主角而遭了殃的电影导演，也有比江青才艺高超的女演员及与她有过恋爱关系的男演员。
  曼萍的追悼会，在龙华火葬场举行。参加者中有她的朋友和同事，还有市文化局及电影局的代表，约总共两百来人。这两个单位都以组织及局长本人的名义送了花圈。孔及其他同学布置会场。虽然鲜花是最近才开始在郊区种植，但他们设法弄到许多鲜花，足够摆满大半个会场。正中是曼萍的遗像。会场其余空间摆满纸制的冬青和花圈。
  仪式是简单而肃穆的。曼萍的老师、制片厂的副厂长夫人致的悼词。她回顾了曼萍短短廿四年生涯，列举了她在工作上的成绩以及所得到的表扬。这位副厂长夫人的发言声泪俱下，让大家都淌下了眼泪。整个追悼会上，哭声不绝，有时甚至连哀乐声都给淹没了。悼词完了后，由单位领导带头，向曼萍遗像鞠躬行礼，并一一与我握手，表示对曼萍之死感到遗憾。
  追悼会结束了，孔坐着小汽车陪我回家。我们还未及离开，另一个单位，已在卡车上御花圈了，他们是下一场借这礼堂举行追悼会的。孔告诉我，所有火葬场的礼堂，已预订到一九八零年了。为了每天能接纳更多的人举行追悼会，每次借用礼堂的时间限制为两小时。为了让更多的冤案得以乎反，在第二年有些单位将几个人的追悼会合在一起举行。
  孔把曼萍的照片送到房里就告辞了。阿姨给我送来一杯茶。我想一个人单独呆一会，就打发她回去了。
  那晚，我辗转不能成眠。在夜的空寂之中，我静静地躺着，回忆着那已逝去了的岁月。我的女儿，在我眼皮下渐渐长大了，由澳大利亚堪培拉一个胖呼呼的圆脸婴儿，成为一位风姿绰约的上海姑娘。我终究未能为她彻底平反，我为自己无法冲破种种阻力而失望！我为在一九四九年把她从香港带到上海而自责。我责问自己，怎么看了那么多有关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的书，却还看不到个人崇拜之国的本质？
  第二天，有关电影厂的追悼会见报。曼萍的名字，也在这些已亡故的艺术家之中。另外，我本人得以平反的消息也传开了。从第二年元月直到春节期间，许多人来探望我。在以往那阴郁的日子里，要与我保持距离或回避我们母女俩的亲友，现在表示出我是他们最亲热最接近的人了。他们喋蝶术休地表示为我担忧，为曼萍的早逝丽流泪，有些人想搬过来与我同住，以便可以照顾我。也有人提出，要把他们的孩子过继给我。但没有一个人企图向我解释，为什么在我最需要他们之时，没有人给我一丁点的同情和帮助。不过他们对此毫无羞愧之意。一是因为当时他们自己也陷入困境之中，二是因为这些人和其他成千上万中国人一样，生活在极左派的阴影里。他们想，我对此是能够理解的。
  银行归还我的钱钞，即便不算抄走的现金，我也花用不完。在居委会支部书记处，我得悉文革中被红卫兵破坏的托儿所幼儿园，将计划重建。我向支部书记捐献了六万元人民币（按一九七八年的汇率，约合四万美金）。我还将现金作为礼物，送给我和丈夫的亲戚，还有曾经帮过我忙的青年、我的老佣人，及亚细亚老职员的遗属。她们的丈夫们，已在文革中去世了。政府为了吸收落实政策时发出的货币，在市场上投放了许多家用电器，如日本进口的电视机、电冰箱等，还组织旅游社开展风景区的游览。投放的商品价格昂贵，如日立牌二十英寸彩电，定价在两千元人民币以上。但上海市民对消费品的需求，已如饥似渴，因此大家都急着要抢购。
  一九七九年新春，中美正式建交了。这种外交关系的发展，解除了人们从前学英语时所持的-种本能的恐惧。当我每天清早，去公园参加太极拳训练班时，可以看到在长椅上、走廊里、亭楼间，到处都是在大声朗读英语单词的青年。"美国之音"广播的英语课，也极受人欢迎。青年们都敢于购置高灵敏度的收音机以便收听外语广播。事实上，除了英语课，他们也收听英语新闻广播，这是毫无疑义的。因为政府并不采取措施以阻止这种倾向，即便不学习英语的人，也可以公开收听"美国之音"。过去在中国，一贯禁止收听短波，那些秘密收听的人，也绝不敢把听得的内容四下扩散传播。
  现在大家不但自己听，还要公开议论。学校里英语被作为第一外语，就是只有七、八岁的稚童，也在学习英语。如今，每每碰到当年称我为"特务及帝国主义走狗"的小学生们，我也以"good morning"和"good afternoon"与他们招呼。
  新年过后，上海外语学院英语系党支部书记，来登门邀请我任他们的英语教师。
  "我是专程来聘任你参加我们的英语教学工作的。现在我们迫切需要培养外语人才，尤其是英语方面。我们英语系正在筹划扩充人员，拟招聘一批新教师。"他多少带点矜持地笑着说了一通，为当前掀起的英语热而感到欣然。
  我已听说过，过去亚细亚公司有一位医生，也被上海外语学院聘去当英语教师。但我却不愿受聘，因为这会影响我出国的。无职业，是我可以取得出国护照的有利条件。因为如是，当局就不可能再以"工作需要"而来留难我的申请了。但我必须委婉地推辞掉，不致惹得他们不高兴。
  "你们的登门拜访让我感到非常荣幸。"我说："你是系的书记，担子很重，却仍在百忙中抽时间来聘任我，我真觉得十分光荣。但我想我恐怕心有余而力不足。我过去曾有过一段十分不愉快的经历，而且我还动过一次大手术。""这些我都了解。"他说，"我已和公安周联系过了。""既然你已经与公安局联系过了，那你也一定知道，我是最近才获平反。我需要时间处理一些个人的私事。"我对他说。
  "你愿意为人民服务吗？""为人民服务"是共产党的著名口号。这是从一九四四年毛泽东追悼共产党员张恩德之死的一篇文章里摘录出来的名言。每当共产党对人们提出任务而不被对方所接受时，就会用"你愿为人民服务吗？"来质问对方。
  自然我不能对他说我不愿为人民服务，因此只得想个两全其美的法子来权且应付一下。
  "你能同意让我在家里收教学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