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

"你意思是，个别给他们辅导？""是的。""我怕我们学校无这种先例。你不来学校授课，我们怎么给你支付薪水呢？""我可以不计报酬，义务教学。正如你所说的，为人民服务嘛。"他沉吟了一下，说："我把你的意见带回去与学校讨论一下，决定后再与你联系。"他告辞了。
  从此再也没有声息了。我给他出了个难题，令他手足无措，却也顾全了他的体面。这样不是我回绝了他，而是他回绝了我。这是对付某些"老子说了算"的人的唯一妙策。
  新恢复的美国领事馆，位于淮海路，离开我每天练太极拳的小花园很近。每天清晨我往返公园路过此地时，总看到领事馆外，站着长长的队列，人们极有耐心地等待着出国签证。我的学生们，也常会带来一些有关他们的亲友领取护照的各种情况。这时，青年人已不再议论关心江青有多少情夫，文革中到底死难多少人，而是议论某个领导人在交换留学生计划中，把自己的子女送到美国去了。现在中国欢迎海外来人的访问。来自各国的华侨，潮水一般涌回大陆省亲访友。他们带回许多消费品来馈赠亲友，并帮助文革中失学的亲属子女出国深造，特别去美国。这一着，已成为举国老少迫切的愿望，生活中的头等大事。
  一九七九年，中国的政治形势一片大好。虽然华国锋仍任党和政府的首席领导，但邓小平的地位已日渐巩固。许多"四人帮"的爪牙已从各级领导机关里清除出去了，空气日渐轻松，广大老百姓对前途表示乐观。人们企待着，能重现五十年代中期开展反右以前的那种局势。
  我计划在政策可能再度收缩以前，将出国护照拿到手。问题是我将以什么理由申请，这理由一定要恰当并且要保证能得到批准。因为如果一旦遭到拒绝，这一决定将记载在我的档案内，那会影响以后的申请了。
  一天晚上，在我收听"美国之音"的新闻时，得知中国在向美国申请要求获得最惠国资格。这以前，我曾在报刊上读到过一条新闻，说美国国会曾通过一项法令，阐明最惠国称号，不能授给那些阻止家庭骨肉团聚的国家。那时指的是苏联。因为俄国境内有一大批犹太人，在等待去以色列。我料到，中国共产党也会得悉这个讯息的。因此当我关掉收音机时，不禁暗道一声：感谢上帝，赐给我机会，及时得悉这个重要新闻。看来，这个讯息估计不会在中国报刊上出现的。
  我在美国有两个妹妹，上海解放时，她们都在美国求学，以后就在美国结婚定居了。一九三五年我去美国时，小妹妹还是个小女孩。我们已有四十多年未曾见面了。海伦，我的另一个妹妹，曾在两年前，伴随着她丈夫回上海，进行一次短期旅行。此后，我俩就经常通信了。我立即给我妹妹去了封信，要她给我发一封邀请书，请我去和她们一起"家人团聚"。海伦似乎对这一切十分了解，很快就给我回了一封措词恰当，并具有她俩亲笔签字的邀请书。
  三月初，当太平洋的暖流姗姗来临时，湿润的春风也唤醒了路侧一度被冻僵了的大枫树。我满怀希望来到徐汇区公安局的护照及国际旅游证件签发处。待我到了那儿，我才发现，自己已迟了一个钟头。
  虽然办公室要到八点正才开始接待，而当时只有六点四十五分，但大门外已排起一条长龙了。到了七点三十分，铁门拉开了，我发现自己在这漫长的队列里的位置，正居三分之一之处。我们随着这条长龙缓慢地往前移动着，鱼贯进入接待室。
  我紧挨着一个女孩子的肩后进了门。其他的仍旧留在队列里，在院子里静候着。宽敞的接待室里已人满为患。有的紧挨着挤坐在长凳上，有的就在走廊里排成队列，个个都表现得文雅礼貌。八时正，办公室的门开启了，人们一个个秩序井然地逐个依次入内。凡拿到一张空白登记表的，出来时都笑逐颜开。而那些空着手出来的，神情就显得有点沮丧了。排在我前面的那个姑娘，已占到了一个座位，我就挨着她坐下。
  "你想出去吗？"她轻声问我。
  我点点头。
  "去哪国？"她问。
  "美国。"我哑着声说。
  她双目一亮，眉开眼笑地说："我也去那里，去会我那从来不曾见过面的父亲。一九四九年他离开上海时，我还未出生昵。""是他邀请你去的吗？""是的。他在那里开了个餐厅。他说过如果我愿意，他可让我在那里就业。""你在上海有工作吗？""没有，我在待业。文革中我们遭了许多难，因为我母亲没有与我父亲离婚。红卫兵们说我妈妈是美国派遣特务，她在五七干校里丧了命。最近才给她平了反。"她红着眼睛说。
  "希望你去美国后过得快乐。"我说。
  "我还有些害怕，不知道我那继母会不会喜欢我。你说政府会批准我去吗？"她无把握地问着我，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噢，会的。我看你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你去过美国吗？""去过，那可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你看，假如我要去那儿定居，首先得作些什么准备？""你得找个老师辅导一下英语。""我现在正在用功学英语。"她颔首说。
  在我们轻声聊天时，已渐渐挪近门口了。再稍稍过一会，那女孩子先进去了。不多功夫她就脸带笑容地出来了。她俯身就着我耳边说："我拿到了。"说着，就把手中的申请表扬了一下。
  "下一个。"房里叫着，我就进去了。
  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位体态臃肿肥胖的中年妇人。桌子对面置着一张空椅子。桌上除一本空白的拍纸簿、一支铅笔外，别无他有。整个房间空旷得很，无其他陈设。看上去，她的表情恹恹的。也难怪，整整的一个上午，她轮番接见了一大群以各种借口要想离开中国的来访者，这可能是件很败人胃口的差使。
  "你呢？"她时我大声嚷嚷着。
  我在她对面坐下，说："我想申请去美国探望我的两个妹妹。有个妹妹，我们已有整整四十四年没有见过面了。""你为什么要去探望她们？""家庭团聚嘛。我们已有多年没有见面了，希望能骨肉团聚。""她们不可以来上海看你吗？许多人都从美国回来探望的。"她说。
  "我有个妹妹曾经和她丈夫来上海探过亲，但还有个妹妹实在太忙了，她抽不出时间来看我。""你在哪个单位？"她问。
  "我没有单位。"我说，"我现在不工作。""从前你在哪个单位？""文革以前，我在一家外资公司工作。""你叫什么？在哪一家外资公司？"我将详情一一禀告了，她把这一切全记录在那本拍纸簿里。
  "文革中，我曾被非法逮捕过，但现在已平反了。"我说。
  她紧蹙着双眉上下打量了我一番，我知道她有点感到棘手了。当然她这是怕自己犯错误。我怕她不肯接受我的申请，忙忙开口说："公安局的上级领导我都认得，韩局长及其他领导都来过我家。你可否先让我填好申请书，然后再由他们按政策范围来决定？"她考虑了一下，说："好吧，给你申请表格。待填好后，连同所有指定的必要证件一起交上来。""我有两个妹妹的邀请信。"我告诉她。
  "另外，还要带上你的平反书和户口簿。"她边说边继续打量着我。自我把韩局长搬出来后，她的态度显然要和气多丁。
  我想，她一定在恩忖着，我是怎么会认识公安局的这些领导的。同时她或许也在思忖，她刚才的态度是否太生硬粗鲁一点了。她的目光仍在我脸上滞留着，一边随手打开抽屉，拿出一份申请表给我。
  我对她道谢后就走了。在外边接待室里候着的人都很关心我有否领到表格。后来，一位与我颇有同感的学生，告诉我这些人之所以如此关心我有无领到表格，是因为公安局每天发出的申请表是有限额的。从办公室里出来的人领到的表格越多，那么留给还在外边候着的人的额子就越少了。
  待我回到家里，却即刻大吃一惊，原来那个胖女人出了差错了，她发给我的是赴港的旅游申请书。我得再去跑一趟，向她换回来。我匆匆再赶去那里，向还候在那儿的人说明情由后，他们倒也通情达理，提前放我进去了。
  我跟那胖女人说她弄错了，她就给我换了份表格，也没跟我道歉。
  次日，我将仔细填好的表格及其他一些必要文件一并交到公安局。我估计起码要一年之后才可能给我答复。在一九七七年，凡申请出国的护照一般都要这些时候。但我知道，文革前申请去港的许可证，往往要等上几年，然而不管怎么说，我的运气还是颇不错的。因为那个胖女人好歹接受了我的申请。她在公安局的职务虽然不算高，但她的权力却是骇人的。
  第十八章别了，上海
在我将申请表送上后没几天，阿姨拿给我一封来自"抄家物资管理局"的信件，是通知我去与他们联系。朱先生夫妇也收到这类通知。他们发还给朱太太几件赝品首饰，朱先生则自己动手在布满尘埃的书堆里寻觅被抄的书籍，密不透风的仓库已封闭了十多年，闷在里面的书籍都已发霉变质了。因此一经碰触，它们就风化成碎片，并散发出一股强烈的霉尘味，结果他只得两手空空地回到抄家物资管理局，虽然同意在保证书上签名，表示愿意不再追究全部抄家物资。朱太太收到了发还她、的赝晶首饰后，也签署了收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