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

清单上写着："戒指三只，手镯一只……"但并没注明，这是赝品。当她提出质问，要求归回她的价真货实的金刚钻戒指及翡翠时，他们却要她出具证据，以证明在红卫兵抄家时，她是确实拥有这些名贵首饰。
  看来，文革中被抄走的首饰没有很好地保管好。在十年动乱中，许多抄家物资已被人拿走了。现在国家下令要发还抄家物资，有关部门也就只能敷衍一下，因此就设立了这个局来专门处理发还工作。当一些不值钱的物品归还原主后，当局就要求接受者签署收据，也就表示发还工作胜利完成了。
  我并不指望能拿回什么贵重财物，但总也不能把政府机关的公函置之不理呀。因此我还是在他们预约的日期去了那里。
  一位女同志接待了我。她问我要不要去仓库找一下抄走的书籍和唱片。
  "我可以肯定，我的书本一定已全部烧光了。至于唱片，那倒可能还会留一些。但我也不想再拿回去了，我写张自愿上缴书算了。"我说。
  "我这里还有个你的好消息。"她说着，特别加重了好消息和"你的"几个字。
  她从书桌的公文夹里摸索了一下，从中拿出一张批条："你的一些装置在盒里的古玩及瓷器已找到了，上面标着你的名字。这些古董原先全放在仓库里，但上海博物馆对它们很感兴趣，想向你收购其中的十五件。因此那十五件现在已在博物馆里了。你凭这张证明，就可去仓库领回你的古董。"那证明上写着：那些装在盒里标着我名字的古董，是属我所有的。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三日红卫兵来抄家时，我那些没有装入盒内而陈列在外的古董，它们还在吗？"我问。
  "如果那文件上没有提到，那就难说了。""我的那些白玉珍品，它们还在吗？"我又问。
  "它们与首饰归为一类，我们是在尽力打听它们的下落。"她多少显得有点不耐烦。
  我向她打听其他那些东西的下落，惹她不高兴了。可能她认为，既然我已找回了那些古董瓷器，就该心满意足了。
  "我只是想查询一下，因为我还有一些置放在盒里的古董，盒上也标有我名字的。"我解释着。
  "你可以找回几件。"她答道。
  谢谢你为我找回这些资器古董，这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工作。"我对她说。
  "那是上海博物馆帮忙找的，他们想向你收购一部分古董。"我的瓷器古董大难不死，实在让我高兴。回家后我立即给小方拨了个电话，请他帮忙把这些古董给取回来。一九六六年红卫兵来抄家时，我为了保存这些瓷器，曾奋起与他们据理力争，总算那番努力没有白花。
  几天后，小方开着一辆他单位电力公司的卡车，和我一起来到市内某地一地下仓库。我把那张抄家物资管理局开具的介绍信交给门卫后，我们就准予进入那灰尘蒙蒙的、黑黝黝的洞穴似的仓库内，里面影影绰绰已有不少人了。那负责同志，让我在一张满布灰尘的长桌边等着，桌子上方，直垂着一盏幽幽的电灯。已有不少人聚在那儿了。人们满怀期待地等在那儿，不安地在让人闷得透不过气的房里来回踱着步。
  工作人员将一大堆东西往桌上一搁，让我们自己来认领。
  这里面有画轴、折扇，用绳子捆扎着的大小不一的盒子。每样物件上，都蒙着一层乌乌的尘垢。这是上海不计其数的冒黑烟的烟囱的功绩。其中一位男士，认领了他自个的一把出自明代著名艺术家手笔的名贵折扇，待当发现它已霉烂变质了，他长长地叹了口气，带着哭腔叫了起来。他身边的一位妇人，可能是他太太，轻声劝他将那把已失却价值的扇子丢掉算了，但他仍旧小心翼翼地将它包好带回去。
  我们回到家里，小方帮我把盒子送到楼上我房里就走了。这些盒子散发着一股触鼻的霉气。我将它们打开，取出里面的古董后，就把它们丢在凉台上。有些花瓶、碗及碟子，已有疤瑕和裂缝了；有些是已破碎了，只是用胶水粘着。每件器皿上都有编号，有些还能辨认出些许模糊的字迹。造反派为了表示对有钱人的仇视，竟在一只明代的大青花瓷盆上写着"收藏者是吸血鬼"的字样。看到这些美奂美沧的文物给糟蹋到这般地步，我十分心疼。倘若没人命令把它们藏在仓库的地下室内，那连这些也都会尸骨不留的。
  我放了满满一浴缸的温水，撒进一点肥皂粉，再在浴缸底上铺上一条毛巾，然后将这些文物一一放入水里浸泡着。那些业已破碎了的瓷器，在水中渐渐破裂了。我俯身用软布一一为它们拭洗着，待我清洗完毕，已近黄昏了。这些珍品中，完好无损的，还占不到一半。其中包括我那尊提花观音。它上面虽然沾满着龌龊的墨迹，但并没破裂。经洗拭后，它仍和过去一样光彩夺人。我将它端放在写字台上，自己坐着尽情地欣赏着她，好像是在与一位久别的老友重叙旧情。
  我核查了一下博物馆要想收购的那十五件文物，其中包括我最心爱的顺德蓝白花瓶及苹果绿（翡翠制）的永清花瓶。它上面绘着一条凸出的蜥蜴，那立体的线条生动得似乎它就会活蹦蹦地从花瓶上跳出来。上海博物馆还要我的鸡油黄的盆子以及雕有荷花的宋朝瓷鼎。
  我要否接受博物馆的收购，出让这十五件文物，还是拒不答应？在文革前，当我最后决定我的遗嘱定稿时，曾与女儿讨论过我所收藏的这些文物。她建议我写上：全部收藏的古物，都上交献给上海博物馆。但我女儿之死，及文革中出现的摧残破环文物的种种事端，已使我失却了奉献的热忱。然而由于我已决心离开上海了，而这些文物是不能出口的。从这一角度来说，不管我捐献与否，这都是一回事了。我也不愿让那些不识货的官老爷们将它们低价出让，所以我决定，将十五件古物全部捐给博物馆。不过，我也想以此提出一个条件，以了结自己另一个心愿。因为我以前所有的古董的红木座架都已不复存在了，要是我想在离开上海以前再重新欣赏一下我的收藏的话，那就必须用座架把它们陈列起来。因此我想对博物馆提出要求，请他们代我做些座架作为交换条件。因除此以外，我没有其他途径可以办到这事。
  过不多久，博物馆通知我去商讨有关事宜。那位接待人员十分彬彬有礼。他们将我的十五件文物都一一陈列出来，每件都给洗拭得洁净剔透，光彩四溢。它们全给置在用白缎作衬垫的新盒子里。首先，他们请我将它们取出来再全面检查一下，随后大家就像公正的行家般对它们进行鉴定，指出它们不同一般的色彩及图案，再反复端详上面的行纹，直到他们认为已充分显示了他们的业务水平及造诣以后，才开始言归正题。一位态度还比较客观的干部对我说："我们博物馆的经费有限，所以在收购时，我们不得不经过仔细的挑选。你的收藏中有许多漂亮的珍品，但目前，我们决定只向你收购这十五件。""当然，你们尽可以将你们选中的十五件文物收下，它们陈列在博物馆里供大家参观，要比留在我家里的橱里有意义多了。"我说。
  他们都面泛微笑。刚才那位讲话的干部，频频点头表示同意。
  "我想提出一个请求，如果行得通的话，我愿将十五件文物全部作为礼物送给博物馆。""什么请求？"那人问。
  "这对你们博物馆来说，可谓小事一桩，"我说，"我想请博物馆的木工为我制作一些座架，以能把我发还的古董文物可以陈列出来自我欣赏。当然，一切费用由我自己支付。"他们互相间惊异地交换了个眼色，随即哈哈大笑：
  "那好办。我让木工去你家量一下支架的尺寸就定了。你要做几个？是不是你所有发还的古玩文物，都需要架座？"那人问。
  "当然不需要这么多。我想有十到十二个就可以了。"我说。
  "那没问题。"他当.即应诺了。
  "你愿将十五件文物捐赠给博物馆，那是否请你签署一份书面证明？"另一位干部说。
  "当然可以。待那位木工来时，我让他带给你就是了。他明天就能来吗？""我现在就把他叫来，你们自己讲定吧。"那人说着就出去了。
  待他领着那木工进来时，那老师傅一脸不舒畅的样子，因为这要增加他的额外工作量了。
  "我手头正忙着呢。"他咕哝着。
  "让这位老师傅在工作时间内做这些份外事不太妥当，这会影响他在馆内的正常工作。是否请他在工余时间抽空来做这些活计，我自己另外与他结算工资。"我提议。
  "那不行。"那位干部言简意赅地说。显然他不能接受这种建议。由于他已答应为我制这些木架座，所以他就只能用命令的口气让那老木工暂且丢开手头的事为我做活。我们商定，第二天，就让他上门来量古玩的尺寸。
  "下星期我们将举行一次珍品展览，将展出一批最近筹集到的珍品。但凡有珍品在我们博物馆展出的朋友们，都将邀请大家来参加预展，会后还有一场宴请，希望你能光临，"说着他送上一份烫金请帖，上面写着我的名字。这说明，他们早已认准，我会将十五件文物捐送出来的。不过也有一位医生，就是拒不出售他所收藏的一个唐代瓷枕。这是博物馆一个干部不无遗憾又有点气恼地告诉我的。
  那次的预展，是在博物馆底层大厅举行的。到会的除了有捐献珍品的个人收藏者及他们的夫人外，还有不少市府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