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

她说着，看看我有何反应。
  "你的意思是，那些人相信政府的出国护照是可以贩卖的？你可见过那些贩卖护照的人？"我表示对她所听说的话有所怀疑。其实，我对她所说的很感兴趣。有些中国人既敏感又爱讥诮他人。他们喜欢把自己表现得宽容高超，而骨子里却是唯利是图的。
  朱太太慌了，忙改口道："没人说人民政府卖护照呀。""这样说来，就没有人能买到护照了，是吗？"不待她回答，我就进屋了。
  我想朱太太在嫉妒我，因为在她眼里，我已位居于她之上了。
  政协是统战部的一个组织，是争取全国团结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推选出来的政协代表，在政治活动中并无实权。理论上，他们可以进行"协商"，上海的政协会址设在原来属于著名的张家花园①[5]一部分的一幢华屋里。这所房子非同一般，有其特殊的历史意义。一九一一年孙逸仙创立国民政府之前，曾在此召集各方志士仁人举行秘密会议。现今园中的池塘和亭台楼阁都已不见踪影，另外又增建了不少楼房。这所房子底层就成了会议厅，楼上全部是会议室。进入走廊就是"内部"商店，花园另一角就是餐厅。两者都是不计利润，由政府经办，为照顾代表而设立的。
  政府对妇联学习小组的成员，其实并不重视。我们所以能得到一些优惠，是因为市政府要适应当时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统一战线的形势及当前的"开放"政策的需要。我们小组的成员，几乎都有海外关系。政府优待我们，是为了争取我们海外亲友的支援，并想在西方民主世界，树立人民政府宽宏大量的形象。出于这种照顾，我得以享受些微的优惠，即便如此，我的亲戚和朋友，依然对我非常嫉妒。他们直率提出要我在内部商店为他们购买东西，或从餐厅带回特殊的食品等等。不久，我发现我们小组成员都面临这种烦恼。直到我离开上海后，才卸下这副重担，这令我真是舒了口气。
  阿姨对我参加妇联学习十分自豪，她觉得我总算熬到了头，不仅回到了人民的队伍，还被政府选拔至特殊小组去参加学习。学习班举行成立会议那天，她提早为我准备好早餐，并围着我转了老半天的圈子，看我是否穿上她指定的衣服。
  "我看你还是穿那件浅灰色的，你穿上很合适呢。"她建议道。
  "不穿戴青的？"我从衣橱里拿出另一套衣服。
  "不，浅灰的好，穿了更年轻。我看你最好再染一下头发，这样你就显得更年轻了。"我把那套藏青的衣服放回橱里，换上浅灰的。她满意地笑了："明天，把见到的给我说说。"就喜孜孜地回厨房了。
  约有七十位从中年到七十岁左右妇女参加了学习班成立大会。那是一间宽畅整洁的会议室，阳光透过高敞的窗户注入室内，洒满了满满一屋。每人都斟有一杯滚烫的绿茶。妇联一位副主席，首先对我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向我们讲述了四个现代化的计划。这是已故周总理在党的"十大"上提出，经过毛主席批准的。随后她又歌颂了一番英明领袖华国锋打倒"四人帮"，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计划开了路。她与其他党员干部所讲的一样，重复了一番空洞的大道理，所用语气措词几乎与中央首长及共产党决议中的一模一样。
  大家对副主席的发言报以掌声表示同感。此后，一位五十出头的妇女，穿着一身漂亮的黑色套装，起身发言。她主要汇报了一下最近随丈夫，一位原工商业者，去美国旅游探亲的经过。首先，她为她暗哑韵嗓音表示歉意。她解释说自她回国后，到处有人请她讲话，以致她的嗓音都喑哑了。为什么到处都要请她去讲话呢？听了她讲话的内容后就可以明白了。她把美国的生活形容得一文不值；酗酒、吸毒、抢劫、杀人，昂贵的医疗等等。还告诉大家：她的丈夫在美国虽然找到了高薪工作，但仍决心回国，继续在他那已合营上交给国家的工厂里任总工程师。又说她丈夫最大的心愿就是为四个现代化服务。她发言完毕后，大家报之以热烈的掌声。
  这样的发言显然是一种鼓动，而并非对美国的诽谤。政府可能为美国领事馆门前那长龙般的等侯签证的队伍感到羞愧。她的发言，可以对那些想移民出国之众，降点温度。事实上，报纸也报道过赴美企图定居的青年，无论寻职及适应当地社会都颇感困难，他们因此颇觉失望地回国了。让他们感动的是，原单位依旧热情接纳他们，支部书记还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欢迎。此类报道的结尾部分，常常是以这些青年誓言要努力工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献身之语作结束的。
  我在这个小组参加活动，前后约有一年多时间。我们学习各类文件及首长讲话，与政协委员一起听有关文化工作及国际形势的报告，我还约束控制自己去内部商店及餐厅购物进餐，以致不滥用国家照顾的优惠来谋私利。
  我们组里共有三十二位组员，平均年龄不超过六十岁。小组长是七十高龄的副市长夫人。何同志是指导学习的两位党员同志之一，她们分别担任记录和引导启发学习的工作。副市长夫人是位经验丰富的组长。我们这些小组成员，也十分知趣乖巧，大家都懂得怎样鉴貌辨色，因此每次学习都是十分自觉，从没有使何同志她们难堪过。
  我在里弄的小组里是从不发言的，但在这个学习小组，每次都要讲上几句了。一般是由一位约五十左右的最年轻的学员，先读一遍要讨论的文件，随后大家就进行讨论。发言很热烈。如果每次都不发言，会被认为是政治觉悟不高的表现。但第一个发言的人，可能容易说错话；而最后发言的，便可以重复别人讲过的并已验证为正确无误的观点了。
  每次读完文件后，就是几分钟的冷场，大家都怔怔地盯着自己跟前的笔记本，好像在思索文件的内容。随后，小组长，副市长夫人，便作了一番解释，启发大家如何开展讨论。再经过一段冷场后，总会有一位比较胆大的，先呷口茶，接着就开始抬头发言了，这以后，其他组员才相继开始发言。我往往在讨论进行到一半时才发表一些泛泛之谈。但有时却还是不行，想要装聋作哑混过去。这时，何同志或另一位干部，总要转向我："你的看法呢？"这样，我就只能想一点话出来说说了。小组会发言，也是一种艺术。自然是不能彻底暴露思想的，但要想把同一观点，以不同的语句来重复多次，那可也不容易。因此我们往往宁可发言让人腻厌，也不愿敞露什么标新立异的不同观点。
  以后我对何同志熟悉一点后，发现她倒不像其他党员领导那样，对我们这种人持什么偏见，因此我就要求她帮助我，将谋害曼萍的凶手绳之以法。她十分同情我，并把我介绍给统战部书记处的一位女干部。一天晚上，何同志将那位马同志带到我家里来。
  我将女儿被害的情况向她详细叙述了一番，马同志同意将此案全面向上级汇报讨论。几天后，她又与何同志一起来我家：
  "领导让我来跟你说一声，你女儿的案件，不久将重新审理。上海有许多这种不明不白的死亡案，很多家属都要求政府重新复查。比如说我们的前任妇联主席，也说是自杀身亡的，现在她的家属也提出疑点和证据，证明她是被谋杀的。好多年前的案子，是很雉查个水落石出的。即便你能证明这是非自杀身亡，也必须得有人能指出真正的凶手。谁会有这个勇气来举手指责另一个可能仍和他在同一单位工作的人，就是杀人凶手呢？即便有人出来揭发了，我们又凭什么可以相信他昵？""这问题确是很棘手的。"我承认，"但是只要政府有决心，我想抓出真正的凶手也不是不可能的。""你要稿信党，相信政府。不久的将来，对文化革命，会有真正公正的评价的。这一来，我们这些清查遗留工作，就容易开展了。"马同志对我说。从她的话语中，我听出当时对文化革命还未全盘否定。那些犯罪的造反派还逍遥法外，因为他们正是借助文化大革命无法无天。马同志虽然没有明说，但老百姓也明白，许多造反派都入了党，当了官。要想与这些党内领导交锋，较之与普通老百姓打交道困难多了。
  她们告辞了，我将她们一直送到大门口。我对她们的诚意十分感谢，我答应她们，我会耐心等待的。
  冷不防这时发现朱太太，原来她一直伫立在黑黝黝的院子里。待我关上大门后，她便走过来招呼我："你们在谈论你女儿的事吧？"她问我。
  "是的。"我说。
  因为我常在政协的内部商店为朱太太购买高级香烟，因此我们之间的关系已有所改善了。
  "我儿子告诉我，谋害你女儿的那人已给抓起来了。他好像还牵涉到其他一些人命案呢。""你儿子怎么知道的？""好像是他们民兵队里的人告诉他的。"朱太太的消息让我十分震惊。为了证实一下，我请她儿子上我这儿来一下。
  晚上他来了。但他似不大愿意提这件事，而且绝口否认他曾与母亲谈及过此事。"我妈弄错了，她极本把情况搞糊涂了。"他说。
  我也不太相信朱太太的话，只权且当它是长舌妇的无稽之谈。我想要是那凶手已进了监狱的话，公安局一定会通知我的，而马同志也一定会了解的。但事实说明，朱太太儿子的消息却是正确的。在我离开上海一个礼拜之后，市政府对那个凶犯，在文化广场召开了公审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