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生死劫

其他五个被害者家属都出席了公审大会。香港大公报及其他左翼报刊都报道了这次公审的实况，凶手被判处死刑，缓刑两年。
  此时我人已在香港。在一天早晨打开报纸，掠入我眼目的，就是这条新闻。我女儿的名字，也列在被害者的名单之中。此时我方才明白，为什么市公安局有意要让我在对该凶犯公审前批准我离境。他们不希望我参加这次大会。文化广场有着上千个座位，他们邀请各方面代表出席这次公审大会。受害者的家属可以坐在前排，还可上台对判决和处刑发表意见。中国还没有废除死刑。根据中国法律，凡判死刑的杀人犯，必须在宣判后立即执行。公安局有关领导很清楚，要是我在现场的话，一定不会同意死缓的。因为缓期执行意味着两年后即可获得自由①[6]。
  一九七九年，对邓小平和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运用了马克思"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理论，为他的改革打通了道路，改革了中国经济体制。邓小平去美国访问时，受到美国人民的热烈欢迎，推他为当前世界上有卓越才干的领导人之一。他对入中国边境的越南军队，进行了"自卫反击"战争，从而激励了共产党员及广大群众热血沸腾的爱国热情。这样一来，使极大部分的军队领导相信，目前也需要在毛泽东有关人民战争理论的基础上，进行军队现代化的改革。
  邓小平实施的经济体制改革之一，是对外资公司实行开放政策。英国石油公司，是第一个在上海开业的石油公司。后来我在《解放日报》上也读到其他石油公司，包括亚细亚跨国石油公司也被邀参加海上石油勘察。这时我有一种预感，即取得出国护照的希望更大了。我对此信心很足，同时不再教授英语了。不过，到我真的告别上海，这其中还有九个月的时光。
  一九八零年二月，又逢阴历新年。我计划这回要好好热闹一番，因为这可能是我在上海的最后一个春节了。我邀请了我的学生，帮过我忙的年轻人及他们的孩子，与我一起吃了顿西式菜--上海人称之为"大餐"。我和阿姨一起做了三十客汉堡猪排及番茄奶油汤，我再在一家国营西点店定了三只大蛋糕作饭后甜点。那天我这里挤了一屋的客人，床也让我给拆了，大家团团席地而坐。饭后，又涌到花园里去大放鞭炮。我的客人们，特别是孩子们，十分尽兴地在那儿热闹了两个小时。噼噼啪啪的爆竹声响彻四方，五光十色，绚丽多姿的火光和焰火，映得夜空一片辉煌灿烂。惹得包括朱家的在内的邻人们都启开窗户或倚在阳台上观望。但是或许有人对此有意见了。因为两天后，我在路上遇见老李，他问我：以那晚你们怎么了？那样吵吵闹闹的。""放焰火欢度春节呀。"我告诉他。
  "有必要放这么多焰火吗？""哦，我们那是庆祝双喜临门。除了欢度春节外，还庆贺我们在越南打了胜仗。"这时，我身边逐有一位青年朋友。待老李走了，她就问我；"你有没有听到人们对越南战争的议论？""没有。他们都说了些什么？"""她们说邓小平命令打越南，是为美国过去在越南的失败而报复。早在他访美时，就与卡特总统作好秘密交易了。"她轻声对我说。
  "这像是"四人帮"残余分子散布谣言，别信他们，也别传播。"我跟她说。事实上打那时起直到现在，邓小平依旧在承受党内反对者散布的各种谣言及压力。
  我的年轻朋友说："你说得对，上海确实还遗留不少"四人帮"的爪牙。但人心所向，都归邓小平。你看过《甲午战争》这部电影吗？""没有。它讲些什么？""当影片里那位海军司令邓世昌出现在银幕上时，大家都拍手欢呼。这是在微妙地表示对邓小平的拥护。"她说。
  我听了后，感到好生奇怪。过几天，我就去附近的一家电影院里观看这部影片。果然，正如她所说的，当那位海军司令在银幕上出现时，观众们都大声欢呼着。那位海军司令的部下，都称他为"邓大人"。
  那年春节前夕，我收到一张来自市革委会的烫金请帖，邀请我去上海展览馆参加春节联欢会。每张请帖准许两人进场，所以我让那位年轻朋友陪我去。那天天气很好，为着节假日期间的公共汽车特别拥挤，我们宁可冒着零下的气温徒步而去。
  我们来到了展览馆，一辆辆轿车，打我们身边嗖嗖而过，屁股后扬起的阵阵尘埃，落了我们一头一脸。大厦外的停车场里，停满了由专人驾驶的轿车。但多数来宾与我们一样，是步行进入会场的。看来，似是上海的头面人物，都应邀而来了。我猜想我的名额，可能是由妇联报上去的。因为在人丛中我看见小组里有好几个人都来了。
  在入口处我们出示了请帖，就走进大厅。里面开足了暖气，室温很高，反而让人觉得不舒服。因为我们家里都没有取暖设备，所以对此很不习惯。燠热的空气，令我额上都淌起汗来了。我们赶快把棉袄、毛衣及短大衣脱下，让它们高高地堆在存衣处一大垛众人脱下的衣服上。那个年轻朋友急于要去看展览馆里的内部商店，这家商店为上海市民所熟悉却又无权享受。
  她告诉我，她曾向自己的朋友和邻居炫耀过，她将随我来参加这个联欢活动，所以他们都要她趁此机会，替他们购买一些期望已久而在普通商店根本不供应的物品。
  我跟她说我们是来参加联欢活动的，那至少总得各处露露腔敷衍一下，再去内部商店。她很顺从地答应了，颇不耐烦地跟着我勉强在大厅四处兜了一下。人们有的在做游戏，舞台上正在上演文艺节目，自助餐厅供应各式点心。因为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我们就溜出去了，直奔那富有诱惑力的商店。
  令我那小伙伴沮丧不已的，不但因为里面挤得水泄不通，而且工作人员己在限制入场人数了。我们得在外边排队等候。
  待轮到我们被准入内时，货物已有一半售罄了。但我们仍购了价值数千的商品，从开司米大衣到不锈钢有柄锅。我们每人都提着鼓鼓的四提包物件，因此当我们回到入口的存衣处时，已是摇摇晃晃，狼狈不堪。在馆外，根本就叫不到出租车，也没有三轮车。于是，我那小伙伴只好打电话回家，让她两个弟弟骑着自行车来"援助"。我们伫立在外边凛冽朔风之中等着她弟弟，另外也有不少夹着大包小包的，与我们一样索索候在刺骨的寒意之中。唯独那些享有专人驾驶座车的人，却是仪态潇洒，轻松自如，没有大包小包之累。因为，他们自有他们那个级别的内部供应来源。
  春节后两天，我们马路两边的弄堂里，开始筑起临时房屋。它们只是用木杆、竹竿及破砖碎瓦，靠着花园围墙而支起的临时小棚屋。弄堂里的树木，都因地制宜地被圈围起来充当屋柱。不久，树上韵叶子都脱落了，树干也枯萎了。这种小棚屋都一一分配给各个家有数日的住户。里面没有自来水，也没有厕所。起初，居委会要求我们不要将大门关闭，以便可以让他们使用我们花园里的水龙头。但后来，接二连三有住户报告丢失东西，因此才专门在每条弄堂里的尽头安上个水龙头供他们使用。每天清晨有一个清洁管理站的女工，到他们这里来倒马桶，那散发出来的恶臭，实在令人难以忍受。
  朱太太告诉我，在弄堂里搭建临时房屋之事，是由一位在文革中爬上去的区政府干部决定的。她之所以选中我们这条弄堂来安置这些拆迁户，是因为我们这里的住户们--从前的阶级敌人及资本家们，过得太清净太舒服了。因此在我们之中掺进大批无产阶级，对我们大有"好处"。我听了后很为此吃惊，问朱太太为何大家都不吭声，朱太太说："准敢得罪这些新上来的官？苦头还没吃怕？"紧捩着我们大门两侧，都各有一间小棚屋，开始时，尚勉勉强强还留有个走道让我们进出，但渐渐地，连这巴掌大的一块空地，都被他们堆起了杂物，上面还盖上破塑料布及已发臭的草席以遮灰防雨。此时，那过道已被蚕食至只剩两英尺之宽。
  男孩子们在我们门前随地小便，晾衣绳径自横穿我们大门拉出去。从早到晚，这里噪声不绝，还夹杂着收音机播出的不同曲目。我们那"太清净太整洁"的弄堂，当然已不再清静也不整洁了。花园里都没法去，也没这胃口去凉台上伫立一下。但朱家与我都对此心照不宣，敢怒而不敢言。我们都十分清楚，"阶级斗争"这根弦，仍然还潜在，那些受极左哲学思想影响根深蒂固的官员，不可能即刻有所改变的。这已成为他们一种第二本能了，他们根本不可能懂得以其他思想方法来代替那已习惯成自然的思维。所以说，要不是共产党上层领导勇于全面、彻底地摈弃那"左"的一套陈词滥调，那些顽固不化的极左分子根本不可能从他们的官位上给撤下来，以便让新鲜的血液增补进去。这些对此心怀叵测的干部，也就必然一有机会，便要重弹极左老调，以对抗他们认为是背叛了社会主义及毛泽东思想的邓小平的新政策。目前，邓小平的权力较之一九八零年，已大大巩固了，但那些顽固的极左分子，仍是他面临的魂棘手的难题。从另一方面说，只要这个症结不解除，那么一旦邓小平离职后，中国的情况，仍会有突变的可能。
  我与朱家虽说已获平反，但我们在社会上地位尚属不稳，因此我们愿与这些新邻居和平共处，甚或尽可能给予他们各种帮助照顾厩，以提供他们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