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处世之道

    真是一条好计得逞，立即青云直上，和珅也是此中高手，他在朝廷上就特别讲求同皇帝说话的方式。因为他明白“直言直语”的得失，因他看来，直言直语是一把双面利刃，而不是一把可以劈荆斩棘的开山斧。
    其实直言直语是人性中的一种很可爱、很值得大家珍惜的特质，因为也惟有这种直言直语的人，才能让是非得以分明，让人的优缺点得以分明。只是在险恶的人世上，直言直语却是有这种性格的人的致命伤，理由如下：
    喜欢直言直语的人说话时常只看到现象或问题，也常只考虑到自己的不吐不快，而不去考虑旁人的立尝观念、性格。他的话有可能一派胡言，但也有可能鞭辟入里；一派胡言的直言直语对方明知，却又不好发作，只好闷在心里，鞭辟入里的直言直语因为直指核心，让当事人不得不启动自卫系统，若招架不住，恐怕就怀恨在心了。所以，直言直语不论是对人对事，都会让人受不了，于是人际关系就出现了阻碍，别人宁可离你远远的，免得一不小心就要承受你的直言直语；不能离你远远的，那就想办法把你赶得远远的，眼不见为净，耳不听为静。
    喜欢直言直语的人一般都具有正义倾向的性格，言语的爆发力杀伤力也很强，所以有时候这种人也会变成别人利用的对象，鼓励你去揭发某事的不法，去攻击某人的不公。不管成效如何，这种人总要成为牺牲品，因为成效好，鼓励你的人坐享战果，你分享不到多少，成效不好，你必成为别人的眼中钉，是排名第一的报复对象。
    所以，和珅这种老狐狸在对上方面驾驭语言方面是非常讲究的，如：
    对人方面，少直言指陈他人处事的不当，或纠正他人性格上的弱点，这不是爱之深责之切，而是在和他过意不去，而且，你的直言直语也不会产生多少效用，因为每个人都有一个内心堡垒，自我便缩藏在里面，你的直言直语恰好把堡垒攻破，把他从堡垒里揪出来，他当然不会高兴！因此，能不讲就不要讲，要讲就迂回地讲，点到为止地讲，他如果不听，那是他的事！
    对事方面，少去批评其中的不当，事是人计划的、人做的，因此批评事也就批评了人，所谓对事不对人，这只是障耳法。除非你力量大，地位高，否则直言直语只会替自己带来麻烦！如果能改变事实，则这麻烦倒还值得，如果不能，还是闭上嘴巴吧！如果非讲不可，也只能迂回地讲，如果没人要听，那是他们的事！
    尽管“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然而，没有多少人乐意听到逆耳的话语，尤其是像乾隆这样心高气傲，围在身边的都是歌功颂德之徒的一国之君。皇上整日听到的话都是非常委婉动听，偶尔，一句违逆圣意的话，听起来会显得愈发刺耳。因此，和珅对此更是格外小心。
    例如，林爽文在台湾起义之后，前去镇压的常青屡屡受挫，迫于无奈，只得向朝廷如实汇报。知道前方战况后，乾隆心中不禁有些担忧，不知道何年何日才能让天下复归太平。静静地站在一旁的和珅，看出乾隆的心思，就走上前说：“皇上，奴才之见，林爽文之徒不过是一个寻常的贩夫走卒，能有多大的本领，一定是孤注一掷，想拼几个人与他陪葬，朝廷大兵一到，他焉有不败之理，皇上不必过于忧虑了。”乾隆明白和珅所言只不过是宽慰自己的话，可听起来还是感觉舒畅了很多。和珅继续说道：“常青所为也有失体统，林爽文小小的叛匪，不值一提，他怎么能闹得邻近诸省都人心惶惶呢，怎么能派两路提督去惩治这伙小小的匪贼呢，都是奴才平日教导不够，他才如此小题大作，草木皆兵，哪还有一点总督的气度？”官兵“剿匪”屡战屡败，闹得邻近诸省人心思动，惶惶不安，可这样的事实到了和珅口中，竟全都是因为常青个人气度不够，一句话就把前方的困境化于无形之中。乾隆听了，也稍稍放宽了一些，打消了要继续派兵增援的念头。
    不久以后，前方的战况依然不容乐观。乾隆在早朝之时，向群臣询问良策，表示要御驾亲征。和珅一听惊出了一身冷汗，他何尝不知台湾战局的实情，林爽文之徒虽然人数不众，但多骁勇善战，再加上占有地利的优势，几致立于不败之地。乾隆亲征，全国人心必然更加不安，后果不堪设想。然而劝阻乾隆却又不能把实情直说。于是，和珅上前几步说：“万岁爷，此事万不可出此下策，依奴才愚见，台湾战事不佳有其深刻的原因，皇上治国，中正仁和，轻描薄赋，爱民如子，料想台湾的百姓未曾被及圣恩，这才心思造反，责任在于地方官员没能将万岁爷的仁爱之心示之于民，一旦官员警醒，施以仁政，百姓必会人心思归。前方战事，除继续用兵外，奴才以为，还可颁布告示，攻心为上，分化贼匪与普通百姓，从内部攻破，这样一来，外有大兵压境，内有人心背离，贼匪不日可破。”和珅的一番话，既称颂了乾隆的仁政，又指出了破敌的方略，更重要的是指出，破敌并不难，杀鸡焉用牛刀，何须皇上御驾亲征。乾隆被和珅说得飘飘然，也觉得自己有些过虑，遂打消了亲征的念头。
    可见，和珅能在皇帝面前翻云覆雨是与他善于溜须拍马分不开的。
媚上实战：事事超前，做主子肚子里的“蛔虫”
    正如前面所言，能够明白主子的意图，然后投其所好加以奉迎，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可是，事事都想到主子的前面就更困难了，这需要高超的媚上功夫。老狐狸和珅就能做到。
    例如，乾隆一生中曾因多次南巡，尽管他喜好畅游山水，可是，如果说乾隆南巡只是为了领略江南的湖光山色，倒也有失偏颇。江南各地素以物产富饶、人文鼎盛而名满天下。经宋、明以来，朝廷屡次衣官南渡，中国的文化命脉得以在江南一隅延续不衰。清军入关以后所向披靡，惟有在江南受到了以书生文人为首的义军的顽强抗争。因此，才有了诸如“扬州十日”等惨不忍睹的屠城事件。清王朝的统治者们实是对江南的文人们伤透了脑筋，再加上清王朝自认秉承了传统华夏文化，对人文鼎盛的江南也未免心存忌惮，希望能够安抚士人。所以，乾隆南巡一个重要目的，是借机笼络人才和地方的豪强大户，消弭反清情绪，营造满汉一体的民族感情氛围。
    另外，民谣曰：“苏杭熟，天下足。”自宋明以来，江浙一带加上南巡必经的直隶、山东等省，全都是物产丰富的地方，是整个国家的命脉所在。因此，乾隆要趁南巡的机会省视河道，摒除水患，发展农业。
    这些道理，乾隆只是放在心中，并未向外人道及，和珅却早已了然于胸了，所以他总是力排众议，屡屡劝乾隆南巡。每次南巡，乾隆最担心的是银子。他前四次南下，每次都花去了大约四十万两白银，所以当他又准备下江南的时候，就有一些官员出来力阻，理由就是国库空虚。于是，和珅就发挥他特有的作用，从财政上大力支持，这使乾隆感到非常满意。乾隆四十四年正月十二日，当乾隆以“观民省方，勤求治理”的名义，开始第五次南巡的时候。和珅马上表示，内务府只需要出御驾的日常费用，其他的绝大部分开销全交由他一人筹措。和珅立刻传令各省的督抚、盐政、河督，命他们建造修葺行宫，抓紧时间建造龙舟。很快水路旱道俱已疏通，行宫园林也都建好了，各地的龙舟摆满了运河，达到几千艘。老狐狸和珅自己未出一分一文，就将一切置办妥当，使乾隆龙心大悦，赞赏和珅精明能干。
    这次南巡中，所到之处，和珅与乾隆形影相随，御驾经过的地方，各地官员全都跪拜接驾，和珅站在乾隆的身边，显得更加威风凛凛，和珅又借此向地方官展示了自己在乾隆面前非比寻常的地位。
    古人称扬州为“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自古就是繁华烟花之地。
    乾隆每次
    南巡，扬州都是必经之地，扬州的慧国寺、倚虹园、致佳楼、恰情堂、法净寺等名胜，都有乾隆御笔亲提的匾额。因此，和珅自然不敢对扬州掉以轻心，他亲自命扬州的官员布置，城里的大街小巷，全都铺上了锦毡，两边挂满了丝绸。圣驾一路经过，美不胜收。乾隆驻跸的行宫也修葺一新，并在行宫内新开凿了两个人工湖，堆了许多用太湖石砌成的假山，极尽江南园林之精美。和珅的付出没有白废，好大喜功的乾隆对和珅的能干大为满意，面对着满园春色，又把和珅好好嘉奖了一番。
    和珅一面借助皇帝的权威，大肆勒索盐商们的大量银两，另一方面，又借盐商们的富有，讨好了乾拢不费吹灰之力，就可左右逢源，和珅真可谓是一只诡计多端足智多谋的老狐狸。
老狐狸媚上术之二：“主子离了我也玩不转”
    ——老狐狸媚上高人一筹之处在于，他们不仅仅靠逢迎拍马、厚颜无耻，或者夸夸其谈、纸上谈兵，他们会拿出真实才干，使主子指使你，依靠你，进而把主子“套牢”。
    很多人都认为像和珅之流的老狐狸们一定是“草包”，其实，这是一种偏见。如果和珅真的才学平平，在一代名君——乾隆面前，他根本没有机会脱隐显扬，也不会平步青云、步步高升。因为，仅仅会拍马屁，也只是让主子认为你“可用”；只有有了真才实学，主子才会认为你“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