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处世之道

既“可用”又“好用”，你才能被“重用”。和珅非常明白，乾隆所需要的不是只会吹拍和庸庸碌碌的无能之辈，而是要有“巧于迎合，且工于显勤”的干练之才。
媚上实战：“你想玩，我出钱”
    乾隆所以特别宠信和珅，原因很多，但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和珅有一套敛财的非凡本领。和珅为了满足乾隆晚年穷奢极侈的生活开支，以及连年征战所消耗的巨额费用，确实费了不少心思。
    乾隆是一位英明的帝王，但到了晚年逐渐糊涂起来。他渐渐喜欢追求泱泱大国的皇家气派和豪华场面，却又要示人以严谨勤俭、爱民如子的明君形象；和珅为乾隆想好许多敛财的办法，他们之间好像形成了默契。乾隆在朝堂上下令不要铺张，和珅便在下面怂恿督促地方官员、各地富商们加紧捐贡。在和珅的主持操办之下，只一年内务府就扭亏为盈，国库中的银子也多了起来。在各种方式中，最重要的是和珅创建了“议罪银”制度，犯有过失的官员，可以纳银赎罪免去处罚，而“议罪银”制度得到的巨额的银两，有85％供皇帝个人挥霍，不入国库。和珅等于是为乾隆个人建造了一个小金库，乾隆怎么能不高兴呢？
    尽管乾隆统治的前半期，国力强盛，国库也较为充裕，但抵不住他中晚年以后的无限制挥霍和穷兵黩武。眼看着国库日见难支，为了满足他好大喜功和粉饰太平的欲望，他非常需要一个善于理财又能广开财路的能人，而和珅正是适应乾隆的要求应运而生的。
    由于阶级和当时社会历史的限制，再加上和珅生性贪婪，决定他不可能从发展社会生产，安定社会秩序着眼去增加收入，广开财源。他首先是把眼睛盯在了地方官吏的腰包里。他千方百计，无休止、无限制地利用各种方法让地方官员们向皇帝贡献。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少不了他的好处，白花花的银子流向了户部银库和内务府广储司，也同时装进了和珅私囊。
    当时，上自清政府各部官员，下至封疆大吏、知府、知县，以及盐商、行商、票商们，每年都要把他们搜刮来的大量钱财和稀世珍宝献给皇上，以讨其欢心。尤其是皇太后、皇上、皇后过生日的时候，借着做寿的机会，更是趁机向各级官员和商人们大搜刮。虽然乾隆也曾几次下谕旨，表示反对贡献，其实这只是官面文章，官员们照送，和珅照收。
    不但国内官员、商人们送，连朝鲜、安南、琉球、吕宋、缅甸及英国等许多国家的朝贡使臣也进贡了大量珍宝。保存至今的清朝传世珍宝，有相当一部分是乾隆时代的，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和珅在不大动用国库库存的情况下，满足了乾隆奢华享用的需要，服侍得他舒舒服服，使其十分高兴。他越发觉得和珅聪明、能干，是他得力的助手，值得他信赖。
    其实这些钱财既不是这些官吏自己生产的，更不是把他们自己的家私拿来贡献给皇上的。他们只有向人民巧取豪夺，加重盘剥才能获得，因此广大人民的生活更加困苦了。
    和珅平日对内务府的管理，对崇文门税关的控制十分严格。他为了能多收入、少开支，确实动了不少脑筋。他对于钱财“精打细算”，“锱铢必较”。为了增加收入，他几乎到了“雁过拔毛”的程度。如，他所掌握的重要进财口——崇文门税关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崇文门税关衙门设在今崇外上三条至四条胡同之间。明朝时，北京内城九门均设有关卡，向过往客商、官员以及进京举子收取课税。到了清朝时，把九门征税，改为崇文门统一征税，另设有几个巡查税口。崇文门税关设有正副监督各一人。本来崇文门税务监督一职应该由内务府包衣出身的官员担任，但到乾隆时期，有时皇上也常把这一进财肥缺委任给他的亲信大臣，因此，和珅为了敛财，兼任了这一职务。据陈康祺在《郎潜纪闻》中记载：“天下榷税之关，以京师崇文门胥吏为最侈且暴。”虽“言官属劾，谕旨屡戒，而积习如故也。”他们对于来往客商行旅、进京官员与赴试士子等一律征税。“凡外吏入都，官职愈尊，则需索愈重。大臣殿觐，亦从无与较者。吴江陆中丞以山东布政使陛见，关吏所索过奢。公实不能与，乃置衣被于外，携一仆前行曰：‘我有身耳，何税为？’既入，从故人借装褥，事竣还之而去。”朝廷命官尚且遭到如此待遇，而一般平民百姓所受敲诈勒索更苦不堪言。按税务规定，凡小商贩携带的箕筐、笤帚、鞋袜、米面、布匹、菜蔬、瓜果、食物等物可免税入城，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照纳不误。据说当时京畿一带的商民、百姓入城时，均在帽沿边上插两文钱，走到城门由税吏自行拿取，彼此并不用搭话，几乎成了制度。如商贩偶不缴钱，税关的营并巡丁就要扣下货物，百姓敢怒而不敢言。《燕都杂咏》中有一首讽刺诗，真实的反映了当时情况：“税榷九门全，权归阉寺专；村氓挑负至，任取鬓边钱。”但并不是全国就这一个崇文门税关索要苛刻，它只不过是户部所属的30个榷关之一。和珅倒台后，核减户部所属税关的赢余数目时，崇文门税关定额为每年17、32万两，在30个税关中乃居第四位，仅次于粤海关、九江关和浒野关。
    此外，崇文门税关，除了收税外，还承担着一些其他任务。如代替宫廷变卖被抄没的王公大臣等人的家奴和财产等。它虽然名义上也与其它税关一样列于户部，而实际上却是直属于朝廷控制的机构。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肥缺。
    正因为崇文门税关每年的收入可观，故和珅长期把持不放，后来由于乾隆的干预，他虽辞去了崇文门税务监督一职，但接替他的却是其子丰绅殷德，而真正负责此事的人其实并没有变，这个人就是和家的大管家刘全。
    和珅由于天资聪颖，勤敏练达，善于理财，又能源源不断地供给乾隆大量金银财宝，供其消费挥霍，所以乾隆对他非常满意，用起来也十分得心应手，故越到“晚年依毗益笃”。当时国家的财政大权由和珅一人把持。他先后任户部侍郎、户部尚书、管理户部三库、内务府大臣等多年。虽曾一度由于兼职太多，乾隆曾让他辞去户部事务，“敕令伊管理吏部、刑部事务”。但没隔多久，湖南、贵州苗民起义，接着又发生了川陕楚等省白莲教大起义，需要大量军费，“嗣因军需销算伊是熟手，是以又谕令兼理户部题奏报销事件。伊竟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由此可见，和珅在财政事务上独断专行到了极点。
    和珅利用各种方法聚敛钱财，每年从各级官员和商人手中搜刮到大量银两和珍宝，充分显示出他是一个招财进宝的能手。他所管辖的内务府，负责内廷的会计、服御、物饰、宫御和武装守备等各方面的事务，皇帝的一切开销都要由内务府筹措。和珅担任内务府大臣以前，“本府进项不敷用时，檄取户部库银以为接济”。可是，和珅接手后，还不到几年就“岁为盈积，反充外府之用”，而内务府“凡采办物料”，则“岁支崇文门银两，交各省敬谨采办”。就是说，崇文门税关是内务府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
    乾隆无休止的奢华，没有钱就向和珅要，和珅要将聚敛来的钱财用来满足乾隆的需求。正如邓之诚先生在《中华二千年史》中所说：“乾隆的军旅之费、土木游观，与其不出正供之费，岁无虑亿万，悉索之和珅，和珅索之督抚，督抚索之州县。”州县又索之广大的劳动人民。
    乾隆五十五年，乾隆80大寿，和珅理所当然是操办庆典的主要负责人。他为了讨得皇帝欢心，肆意虚张，借机大捞一把，来个“一举两得”。“皇帝虽令节省，而群下奉行，务极侈大，内外宫殿，大小仪物，无不新办。自燕京至圆明园，楼台饰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设寺院、人物，动其机括，则门窗开阖，人物活动。营办之资无虑屡万，而一毫不费官帑，外而列省三品以上大员，俱有进献，内而各部院堂官悉捐米俸，又以两淮盐院所纳四百万金助之，方自南京营造，及其输致云。”
    嘉庆十九年五月，即和珅伏法后15年时，嘉庆帝曾对和珅得宠有一个概括的评论：“和珅在乾隆年间，由侍卫擢大学士，晋封公爵，精明敏捷，原有微劳足录，是以皇考高宗纯皇帝加以厚恩。”这说明乾隆对和珅的敛财术是非常欣赏的，也是支持的。
    总之，乾隆与和珅在财务上的关系是，乾隆把和珅看成是招财进宝有方的财神爷，缺钱、用钱就向他要；和珅则打着乾隆的旗号，发号施令，改革成法，尽量捞，满足了皇上的欲望，也肥了自家。
媚上实战：最让主子烦心的事我来办
    和珅不仅是善于理财，聚敛财富的能手，同时还是善于处理国内少数民族事务的行家，而且也可以说是颇有才干的外交家。这方面，乾隆皇帝也不得不依靠他，这也是他老狐狸媚上术的一个重要方向。
    和珅从乾隆四十五年起就开始兼任理藩院尚书，凭借着掌握满、汉、蒙古以及藏等多种民族语言，处理过各种各样的民族问题。乾隆晚年，可以说他就是皇上的左膀右臂，两人关系非常密切，不管乾隆到什么地方，他几乎都陪同前往。御道只有皇上和他的大轿能够通行，其余的文武百官只能走御道旁边的另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