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处世之道

    他出生在一个亦耕亦农的寒素家庭，从小养成不媚时俗、不畏权贵的高贵品格。他为官清正廉洁，不贪名利、守困安贫，并惠泽桑梓，为民造福，是封建时代为数不多的刚直不阿的“清官”。他在政治上敢于向贪官污吏等恶势力斗争，特别是他以惊人的勇气和聪明才智与和珅、毕沅、勒尔谨、国泰和于易简等人展开了坚决斗争，并赢得了胜利，其事迹彪炳史册，为后人所称颂。如，乾隆四十六年，甘肃的封疆大吏勒尔谨贪污一案暴露后，勒尔谨等人被处死；为此乾隆又迁怒身为陕西巡抚，并屡署陕甘总督印的毕沅，认为他知情不报，实属有罪，但因怕事情扩大不好收拾，故决定从轻处理，将毕沅含混罚银了事。但钱沣却认为这样处分太轻，于是他挺身而出，上疏严斥毕沅“惟瞻徇前政，畏避怨嫌，明知积弊已深，不欲抉之自我，宁且隐忍以负朝廷，实非大臣居心之道”。钱沣认为毕沅之“罪较之捏结各员，尤觉无减”。因此，他向乾隆建议：应将其“比照议处，益昭宪典之”。但此时乾隆已不再想重兴大狱，只给毕沅暂停俸银和降三品使用的处分。
    乾隆四十七年四月，钱沣上疏弹劾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等人贪纵营私、索贿舞弊等种种罪行，使举朝上下为之震惊。因为在乾隆中期，言官已不敢轻易弹劾大臣，只缘“御史王盖等先后劾大臣获咎，故谏官皆缄默无言，转相戒诲”。对此钱沣深为反感，决心挺身而出，为国除害，申张正义。他曾说：“国家设立谏官，原欲拾遗补阙，今诸臣皆素餐尸位，致使豺狼遍野而上下不知，安用谏官为哉？”鉴于此，他才冒事如不成，必遭打击报复，甚至丢官降职的风险，毅然上疏揭发国泰、于易简狼狈为奸，纵情攫贿的罪行。
    乾隆为了保密，使受查之人不致事前有所防范，而公开发布上谕：“尚书和珅、左都御史刘墉、侍郎诺穆亲驰驿前往琢州、德州，至江(今江苏省)省一带，有查办事件。所有随带司员一并驰驿。御史钱沣并著驰驿前往。”
    乾隆在此上谕中并没有明确指出钦差大使查办何人，所到目的地具体何处。不过，国泰确为和珅私党，史载：“和珅当国，国泰素奔走其门下”。
    对于此案办理之初，在《国朝先正事略》与《清史列传》等著述中，有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即钱沣曾微服私访至京郊良乡，审查和珅家仆人至山东向国泰通风报信之事。
    对于这件事，朱桂昌先生在其新作《钱南园传》中有详细考证，曾予以否定。他写道：“按(《清高宗实录》)记载，四月四日庚午，和珅等一行受命查办事件，即刻驰驿前往，彼等复命称初八日甲戌到山东省府济南，中间只有四天的时间，钱沣何能亲往良乡私自访查并守候和珅之仆人由山东返回？而且钱沣身为监察御史，已受命查办事件，岂容私自行动？再者钱沣微服出访，又有何权力叱止和珅之仆人并搜其身？和珅之仆人又岂能服从？再说钱沣既搜得和珅与国泰交往私书，并上报朝廷，乾隆帝岂能仍派和珅参与此案之查办？故此说当为好事者传言，虽有戏剧性，但与情理不合，实不足凭信。不过在和珅、刘墉、钱沣等一行到达济南之前，国泰确已得知查办之消息。送信者是国泰之弟国霖所派自家家人，其名叫套儿。国霖时在京任头等侍卫，侦知查办其兄之事，于钦差出京之同日，乃急派套儿往山东传递信息，大约在钦差之先不久到达济南，故国泰有所准备。”
    和珅、刘墉和钱沣等一行到山东济南。“和珅已知弥缝”，即国泰、于易简等人已挪用他银补足了库银亏空，故“危言以动先生(即钱沣)”，但钱沣表现得十分冷静、沉着。而刘墉“深知其弊，常与先生(钱沣)密商”。两人巧妙配合，共同对付和珅。当他们到历城县“盘库时，和珅言不用全数弹兑，抽盘数十封，纹银无短。和珅速起回馆。先生请封库，次日彻底拆封，则多系圆丝杂色银，盖借诸商人铺户充数者。诸问库吏得其实。出示召领曰：‘迟来，即封贮入官矣’。于是商贾纷纷具领，库藏一空。复改道易马，往盘他处，皆有短细。案遂定。”真赃实据面前，和珅也不敢再公然包庇国泰等人，只好秉实上报。国泰、于易简革职，后被赐死。新任山东巡抚明兴，奉命继续清查章邱、东平、益都等地银库亏空，结果共查出山东全省库银亏缺二百余万两之多。
    甘肃、山东两大贪污集团的查办，在政治上产生了一定影响，对各省地方官起到了一定威慑作用，使他们贪赃劣行暂时有所收敛。
    和珅对钱沣公正刚直，不屈从自己，不为自己私党，十分忌恨，总想找机会陷害、打击他一下，于是他支使党羽、湖南巡抚浦霖借机参奏“钱沣对生员匿丧冒考，置若罔闻”之罪，使其受到革职留任处分。对于此事叶衍兰和叶恭绰亦有记述：“先生即忤和珅，坤屡媒蘖其短不得，乃授意湘抚浦霖劾先生。”
    钱沣看到由于和珅专横跋扈，军机处分成以阿桂与和珅为首的两派，以至不能同在军机处办公。为此，钱沣在乾隆五十九年底向乾隆上了《请复军机旧规疏》，其主要目的就是针对和珅对军机处的种种“改革”。奏疏中写道：
    “为请复军机旧规事：臣伏睹我朝设立军机处，向来大臣与其职者，人皆萃止于中，用以集思广益，仰赞高深。地一则势无所分，居同则情可共见，即各司咨事画稿，亦得有定所而无殊歧，诚尽善不易之法也。乃现近日惟大学士阿桂一人，每日入止军机处。大学士和珅或入止于内右门内旧许大臣暂止之庐，或入止于隆宗门外近造办外之庐。大学士王杰则入止于南书房，尚书董浩同之。尚书福长安则止造办处。每日仅蒙召见时，联行而入，退即各还所处。虽亦有时暂至军机处，而事过辄起，一切咨事画稿司员，未免趋走多歧。以我皇上乾行之健，离照之明，大小臣工戴德怀刑，泱于肌髓，决不致因此道启角立朋党之萌。然行之万世而无弊，实莫过于率由旧章。盖自世宗宪皇帝以来，及皇上御极之久，军机大臣萃止无涣，未尝纤芥有他。由前可以律后，不应更其轻更。况内右门之内，切近禁寝，向来因有养心殿带领引见事，须先一两刻预备，恩加大臣，不令与各官露立，是以设庐许得暂止。不应于未辨色之先，一大臣人止，而随从军机司员亦更入更出。为日既久，不能不与内监等狎熟，万一有无知如从前高云从者，虽立正刑辟，而所诖已多，杜渐自宜及早。至南书房以备几暇顾问，俟军机事件既毕之后，入未为迟。何必于未辨色之先遽入，致诸弗便。若隆宗门外直庐及造办处，则各色应差皆得觇听于外，大臣于中办事，亦属过亵。敢请皇上敕饬诸大臣，仍照旧规，同止军机处。庶匪懈之忧，各申五夜，协共之雅，共励一堂。其圆明园办事，亦同一体。近日和珅、福长安止如意门外南顺墙东向之庐，王杰、董浩止于南书房之处，并请敕饬改正。臣愚无任区区，伏祈睿鉴训示。谨奏。”
    表面上看，这份奏疏只是钱沣就军机大臣值庐地点问题，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建议仍按旧制，所有军机大臣，均应至军机处办公地点共同办公。而实际上是钱沣就和珅对军机处所作的一系列变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涉及到朝廷大政的核心问题。但因问题重大，不敢明言，故还不能更深入全面的揭发和珅犯罪的种种内幕，只是以此为试探而已。这正如朱桂昌教授所言：“由此可见，钱沣具有何等巨大勇气，他不顾个人安危，敢于挺身而出，敢于向大权奸和珅射出一支利箭，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举世并无第二人。故姚鼐说：“若夫立愉侃然，能讼言其失于章奏者，侍御一人而已。”由于这份奏疏既照顾了乾隆的情绪，又指出了军机处所存在的问题，故乾隆很欣赏，遂命钱沣稽察军机处。这样和珅对他更加不满，故对其“阴忌之，且直诘之，咄咄逼人，欲穷以难处之事，卒不能屈，转资商榷”。钱沣既不附靠权相和珅，又不为和珅的淫威所吓倒，勇敢地搜集和珅种种不法罪行，准备着对其作进一步的斗争。但不幸的是，就在此时，钱沣由于和珅平日打击报复，“凡遇劳苦事多委之”。积劳成疾，医治无效，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十八日与世长辞，终年55岁。对于钱沣之死，还有另一种说法，即有人怀疑和珅得知他要弹劾自己，故将其害死。
    这种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在钱沣逝世之时，有人发现他写的一份弹劾和珅的奏折草稿，其中列举和珅罪行二十多款。据钱沣儿子钱嘉枣记载：“乙卯九月，大渐后，分达视殓，于枕底得未成遗折，已数千言，列劾和相二十余款，诚使当日有俾先伯兄乘凶递上，效古人尸谏遗意，是先大夫未完之臣志得以毕伸，或为天心所嘉纳。即使不上，存原折亦可垂为家乘，乃竟有窃而火之者，先大夫九泉以不能无遗憾云。”由此可见，钱沣与和珅的斗争，势不两立，钱沣下决心要扳倒权臣和珅。遗憾的是，他还没来得及上奏就先和珅而去了。他生前写的奏折开列和珅罪行二十余款，一定是他经过多年搜集、调查的“重型炮弹”，可能是和珅探知后，派人偷去毁掉了。既然可以毁折，又有何不可杀人。
    “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结党营私，排除异己，这是一切权臣的共同特点，隋朝大臣杨素因屡立战功，再加上他为人强悍阴险，有一套强化自己权势的手段，因而能长期作为最显贵的权臣而左有朝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