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处世之道

《隋书·杨素传》称“素之贵盛，近古未闻”，并非夸张。
    杨素不仅本人身居高位，而且满门贵显位。“时素贵宠日隆，其弟约，从父文思、弟文纪，及族父异，并尚书列卿。诸子无汗马之劳，位至柱国、刺史”，“亲戚故吏，布列清显”。直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杨素为人又极其奢侈贪财，与和珅一样，这在历史上也罕有。他“家僮数千，后庭妓妾曳绮罗者以千数。第宅华侈，制拟宫禁”。他本来已豪富无比，但仍一味营求不止，“素负冒财货，营求产业，东西二京，居宅侈丽，朝毁夕复，营缮无已，爰及诸方都会处，邸店、水矶并利田宅以千百数”。故“时议以此鄙之”。
    杜光庭所撰《虬髯客传》曾描写了杨素的一个殊色妓女私奔李靖的故事。据此妓女说，杨素晚年诸妓“去者众矣，彼亦不甚逐也”，于此可见其妓妾之多。虽然杜光庭之文属于传奇，此事未必完全属实，但这起码说明杨素之豪侈已为世人所公认，因而由此生出种种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
    随着“宠贵日卤，本来生性傲慢的杨素，到后来愈加骄横。满朝文武，概不放在眼里。尤其是杨广为帝之后，杨素更是飞扬跋扈。他自恃拥立之功，见炀帝多呼为“郎君”。有时侍宴内殿，宫人因不慎覆酒污素之衣，杨素则当着炀帝的面大发雷霆，斥左右将其引下殿堂，加以痛挞。对皇帝尚且如此，其他人更可想而知了。
    早在文帝在世之时，不畏权势的大理卿梁毗“见杨素专权，恐为国患”，曾弹劾杨素说：“窃见左仆射越国公素，幸遇愈重，权势日隆，缙绅之徒，属其视听。忤旨者严霜夏零，阿旨者甘雨冬澍；荣枯由其唇吻，废兴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谠，所进咸是亲戚，子弟布列，兼州连县。”梁毗将杨素比作“卒殄汉纪”的王莽、“终倾晋柞”的桓玄。《资治通鉴》评论杨素说：“既废一太子及一王，威权盛。朝臣有违忤者，或至诛灭；有附会及亲戚，虽无才用，必加进擢；朝廷靡然，莫不畏附。”
    《资治通鉴》上文所提到的“一王”，乃指文帝之子、蜀王杨秀。杨秀“容貌致伟，有胆气，好武艺”。杨广恐秀为后患，“阴令杨素求其罪”，终使杨秀被废为庶人，幽禁于内侍省，并不许与妻子相见。其状很悲惨。
    治书侍御史柳彧，为人刚正不阿。当初，杨素曾因事被遣敕送御史台。杨素仗恃自己地位尊贵，到御史台后坐于柳彧床上。柳彧从外来，端笏整容，严肃地对他说：“奉敕治公之罪！”杨素方急从床上走下。柳彧据案而坐，令杨素立于庭，辨诘事状。杨素因此恨之。及蜀王杨秀被废，杨素便借机报复柳彧，以杨秀曾向柳彧求《治道集》一书为口实，奏劾柳彧以内臣交通诸侯，结果柳彧被除名为民，发配怀远镇。
    太平公史万岁为隋朝名将，屡立战功。后来，大破入侵的突厥。“杨素害其功”，对文帝说：“突厥本降，初不为寇，来塞上畜牧耳。”于是文帝不予论功行赏。史万岁意不平，“数表陈状”，时文帝已废杨勇太子，正在穷纠东宫党羽。文帝问杨素史万岁在何处，准备召见。当时，史万岁实在朝堂，杨素明明知道，可他为了激怒文帝，竟阴险地谎称：“万岁谒东宫矣！”文帝信以为真，勃然变色，令人逮召史万岁。时万岁属下将士因有功不赏而在朝堂称冤者数百人。此时万岁不知已被杨素所谄，见到文帝后，尚“词气愤厉”地抗言“将士有功，为朝廷所抑”，可文帝正在为他“谒东宫”一事发火，哪有心思听这些，结果盛怒之下，“令左右暴杀之”。史万岁实不知自己究竟因何而死，竟连申辩的机会也没有得到。
    杨素就这样很轻松地以一句谎言便要去了一位勋臣的性命，除掉了一个他所嫉妒的人。对史万岁之死，“天下共冤惜之”。
    杨素和和珅他们之所以要对一些实际上地位远不及自己的人下狠手，这正是他们老狐狸狡猾之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大多数人看，使那些尚未归服自己的早下决心，同使那些虽然归服却仍有二心的人死心塌地。
笼络实战：后发制人，抓装辫子”倒打一耙
    正如前述，和珅气焰嚣张之时，许多清廉、正直的官员虽然不敢正面与其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但他们的内心却鄙视他，终生不与其合作，更不屈服于他的淫威。对于这种人老狐狸和珅是区别对待，打击的手法也各不相同。其中，和珅运用最纯熟，也是最狡猾的，还是借皇上之手，排除异己。曹锡宝弹劾和府管家不成反被革职，就是一例。
    曹锡宝，字鸿书，一字剑亭，上海(南汇)人。乾隆二十二年进士。历任内阁中书、军机处章京、刑部主事、郎中、监察御史等职。此人生性坦率，刚直不阿。他看到和珅揽权纳贿、贪污腐化、结党营私，十分气愤，总想找机会弹劾和珅。但他深知和珅树大根深，身后有乾隆皇帝这个大保护伞，一时不敢轻易触动他，便想拿和珅的忠实奴仆、大管家刘全开刀，拉开“倒和”的序幕。
    乾隆五十一年六月初，曹锡宝以监察御史的身份，向乾隆呈上一道奏折，弹劾刘全“持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请求严惩刘全。其实曹锡宝的真实用意，并不是仅仅为了惩治刘全，此乃“醉翁之意不在酒”也。实际上曹真要扳倒的人是和珅，因和珅根子太硬，不便直接弹劾，故拿他的家人刘全作个试探。因为刘全逾制的房屋住宅，仅距和珅新宅第尺咫之远，故曹心想，如刘全宅第露馅，那和珅的宅第也就保不住了。
    刘全，绰号刘秃子，又叫“外刘”。他家是和珅家“世仆”，从小为和家赶车，是个车夫出身，他伴随青年的和珅奔走各地，风里来雨里去，吃了许多苦，深得和珅信任。和珅得势后，他便成了和家的大管家，主管和珅一家的外间事务，如代理和珅掌管崇文门税关的税收，以及管理和珅所开的各家店铺等，故人称“外刘”。
    平日他依仗和珅的势力，以和珅代理人的面貌出现，狐假虎威，招摇撞骗，借着工作之便，贪污受贿，侵冒公款，无所不为。不但一般平民、商贩与其交往，甚至不少朝廷官员也与他过从甚密，彼此称兄道弟，结成亲戚。刘全与和珅一样，亦很善于敛财，广置房地产，经营当铺以及其他各种店铺、作坊，没有几年的工夫，家产就成千上万，比一般京官富裕得多。他曾在和珅宅第附近的兴化寺街修建了一座深宅大院，十分阔气。其建筑规模大大超过了一个管家的规格。此外，他家使用的车马、穿戴的衣物也都逾制。曹锡宝就以此为突破点，写好了一道奏折，准备参奏刘全。奏折写好后，他首先拿给同乡吴省钦阅看，想请他谈点自己的意见。不料，吴省钦为了讨好主子和珅，竟不惜出卖朋友，迅速将此事偷偷地通知给身在热河承德避暑山庄的和珅。和珅得知这一消息后，开始精神有些紧张，但不久便平定下来，他立刻派人通知刘全火速来到热河避暑山庄。
    六月十三日，刘全“以因有家务面禀”，匆匆离开京师赴承德，六月十七日，便到了避暑山庄。和珅首先批评刘全不知检点，平日过于招摇，因此叫别人抓住了马脚，险些坏了大事。然后两人经过一番密谋、商议，和珅指令刘全迅速拆掉逾制房屋，毁掉不应配置的车马；隐藏、转移不应穿戴的衣物。刘全马上又布置家人，遵照和珅的旨意，把住宅屋宇该拆的拆，该毁的毁，“皆匿无迹”。一切办置妥当，和珅便给乾隆上了一道奏折，其中假惺惺地说：当他得知曹锡宝弹劾刘全一事，心里十分气愤，马上把刘全叫到承德，进行了审问，但刘全矢口否认曹锡宝所劾的事实，现在把刘全申诉的内容全文呈上，请皇上一阅，但刘全所述的一切乃“系一面之词，难以凭信”。为了尽快把事情弄清楚，现决定把刘全押赴京师，“交留京王大臣收审”，望各位王爷、大臣，秉公执法，严肃审查，刘全如有违法逾制之事，一定要严惩法办。其实这是和珅耍的一个手腕，表面上煞有介事地要秉公办事，严厉执法，实际上他是故作镇静，假作姿态，表示他对自己的奴仆所犯罪行一无所知，当然他自己也就没任何过错了。与此同时，他又在奏折中向乾隆求援，恳求皇帝出面干预此事，以使刘全解脱困境，并进一步使曹锡宝处于被动的境地。
    和珅在奏折中向乾隆表白，刘全“素昔尚为安分朴实，平时管束家人甚严，向来未闻其敢在外间招摇滋事”。此话有两层意思，其一，和珅首先把自己开脱出来，因为他平日对家人、奴仆管教“甚严”，因此，他的家人都是奉公守法的老实人，从未听说他的家人敢在外面招摇撞骗，惹是生非的。其二，给刘全评功摆好，打保票。说他一向安分守己，生活俭朴，为人老实。这样就来了个先入为主，以取得皇上对刘全的好感。为了使乾隆出面说话，也为了掩人耳目，他又对乾隆说：也许由于我跟您“扈从出外，日多无人管教，渐有生事之处，亦未可定？请旨饬派严查重处”乾隆听了这一席话，觉得和珅说得十分中肯，便信以为真，还没有进行认真的调查，就先定下了调子。他在谕旨中说：“和珅家人全儿，久在崇文门代伊主办理税务多年，其例有应得之项，稍有聚蓄亦属事理之常。”“至于盖造房屋数十间居住，亦属人情之常，天下各处关榷其管理之员，不能不派委家人分管税口，自不免皆有羡余，既吏胥等亦藉余润，其服用居室，稍有润饰，亦若事理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