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处世之道

这就是说刘全靠主人和珅，积蓄点钱财，盖几十间房子，是人之常情，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不仅和珅如此，全国的官吏，特别是管理各税关的人员，不也都与和珅一样吗？接着乾隆便把矛头指向了曹锡宝，怀疑他弹劾刘全动机不纯。他说：“若伊(指刘全)倚借主势，实有招摇撞骗，或于额税之外，擅自加增，以肥私囊，或如富礼善殴毙人命顶凶备情节亦未可知，应令曹锡宝逐条指实。如有以上情节，即一面从严审办，一面据实具奏。或曹锡宝及伊亲友有应过税之物，全儿多索税银，或挟伊不肯免税之嫌，架词耸听，尚为情理所有。若曹锡宝竟无指实，不过摭拾浮博建白之名，亦难以无根之谈，处世罪之理。况曹锡宝与和珅之家人何能熟识，伊于何处得知详细，亦应详问实在，方成信谳。”乾隆以咄咄逼人的口气，叫曹锡宝把刘全的问题“逐条指实”。他不是支持御史行使监察职能，而是庇护刘全。他认为曹锡宝弹劾刘全是由于曹锡宝或其亲友因挟带行李、货物被刘全苛以重税；或曹要求免税而未得到满足，因此心怀不满，所以才弹劾刘全。乾隆甚至还怀疑这是曹锡宝受纪昀的挑唆和支使所为。乾隆怀疑曹锡宝的最终目的是要搞垮和珅，“故以家人为由，隐约其词，旁敲侧击，以为将一波及地步”因此，他决定要教训一下曹锡宝。
    乾隆表面上要将刘全一案查个水落石出，而实际上是使曹锡宝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他命令“著将原折发交留京王大臣，除伍弥泰系和珅至亲应行回避外，著添派绵恩及都察院堂官佥派后严行访察。如全儿果有借端撞骗情事，即据实参奏从严办理，不可因和珅稍存回护也”。于是留京王大臣、署步军统领定郡王绵恩、都察院堂官大学士梁国治、董浩等人偕曹锡宝一起至刘全家查验、审视，因为刘全家早已按和珅指示，把一切逾制的物件拆毁、隐匿起来，处理的十分妥当，不露丝毫马脚，故查验结果一无所获。以绵恩为首的留京王大臣们得出的结论是刘全没什么大问题。这时刘全也理直气壮地说：“我从不敢招摇滋事，交接官员。即所谓房屋宽敞、器具完美，容或有之，亦非可挟以外出之物。我与曹锡宝御史名姓素未闻知，彼又何从进宅目睹？”曹锡宝在这种上下威逼之下，处境十分尴尬，因“不能指出实据”，只好承认自己是道听途说，贸然行事。他说：“我与和珅家人全儿向来不认识，即伊在崇文门管理税务，我亦并不知道。”他还说：“我见和珅家人全儿房屋整齐，恐有借主人名目招摇撞骗之事。又伏读谕旨，以大臣中受家人之累者不少，仰体皇上保全臣下之意，原要和珅先行约束，杜渐防微，庶将来不致受家人之累。至我皇上用人行政一秉大公至正，凡杜渐防微之处，无事不周，实无可以仰稗高深。再全儿并无劣迹可以指实，我实见浅少，见其所住房屋整齐，未免过分，所以具奏嗣奉。谕旨派员带同亲往各大臣家人住居间看，始知家人住房五六十间者系常有之事，是以蒙皇上垂询时，即面奏全儿没有十分不是之语。
    总是我冒昧糊涂，措词失当，咎无可道。”乾隆认为“杜渐防微”一词亦不得当，命令军机大臣、大学士梁国治复审，结果还是什么也没查出来。在这种强力的压迫下，曹锡宝又不得不承认言语失当，请求治罪。
    当年六月二十三日，乾隆把曹锡宝召到热河避暑山庄，当面狠狠申斥了他。严厉指出，曹锡宝参劾刘全，其实本意欲参劾和珅，使的是旁敲侧击战术。或者是受人支使，公报私仇；或者是因刘全向其索要关税较重，而心怀怨恨，总之全不出于公心，而是图谋报复。接着他又说：我不能因“一虚言而欲治和珅，更非欲为和珅开脱”。这样，曹锡宝不但没有触动刘全、和珅一根毫毛，反而惹下大祸。最后乾隆裁决：“锡宝未察虚实，以书生拘迂之见，记为正言陈奏。姑宽其罚，改革职留任。”就这样，一个铮铮之臣，秉公执法的御史，在和珅不可一世之时，“举朝无一人敢于纠劾，而锡宝独能抗辞执奏”。最后却落个“革职留任”的处分。此后他一直闷闷不乐，心情忧郁，在乾隆五十七年含冤而死。
    在和珅当政时，很少有人敢公开弹劾他，曹锡宝敢公开劾奏和珅大管家刘全已实属勇敢之举。这正如嘉庆帝的老师朱珪在给曹锡宝撰写的墓志铭中所言：此时“和(珅)当路已十余年，中外无一人敢投鼠者，闻公(指曹)此举，皆咋舌，哄不能吐气。一二有心人，仰屋窃叹而已，亦未敢言公贤”。
笼络实战：发动“亲信”去痛击异己
    和珅另一个打击异己的高明手法就是借助亲信之手，自己不出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广泛培植亲信，就是为了发挥他们的作用。就像曹锡宝打算弹劾刘全时，当吴省钦知道后，马上就会去讨好主子。
    这一招历史上也曾有人运用过。东汉大臣梁商在临终之前，把大将军之职交给了并无德才的儿子梁冀。像梁商这样小心谨慎的人，为什么会犯这么大的错误呢？是他来不及做出安排吗？原来是梁冀捷足先登，他在很长的时间里，为了蒙骗父亲，耍了许多手段，用谎言和假象掩盖了自己的劣迹。青年时期的梁冀受到父祖的荫庇，仕途一直十分顺当。他由黄门侍郎开始，先后做到侍中、虎贲中郎将、越骑步兵校尉、执金吾将军。永和元年(136年)，又出任河南府尹。这期间梁商已拜为大将军，父与女在内，子在外，梁氏一门，声威赫赫，炙手可热。梁冀与父亲的为人正好相反，“居职暴恣，多非法”。他用卑鄙的手段塞人之口，因此他所做的许多害人勾当，梁商知之甚少。梁商有一幕友，名叫吕放，任洛阳令。吕放曾多次向梁商说起梁冀的过错，梁商据此责问梁冀，梁冀矢口否认，派人将吕放刺死，许多人都明白吕放的死因，只瞒着梁商一人。梁冀为了骗过父亲，决定嫁祸于人。他声言吕放被仇人所杀，向朝廷请求由吕放的弟弟吕禹接任洛阳令，以表示对殉难大臣的优恤，然后授意吕禹捕杀凶手。吕禹对梁冀感恩不尽，毫不怀疑梁冀的用心，加上为兄报仇心切，结果使与吕放有仇怨的人及其宗族、亲朋一百多无辜者惨遭屠戮。
    梁商还以为儿子秉直无私，以德报怨、提携吕禹，一心为吕放雪冤，此后即使有人委婉透露一点儿梁冀的恶行，他也绝不相信了。史书中说梁商“性慎弱无威断”，以他的性格，溺爱偏信在所难免。梁冀正是看准了父亲的弱点，肆意为非作歹，事后巧加掩饰，以致越来越无所忌惮。梁冀凭着家族的声望和他本人的阴险，爬上了公卿的显位。梁商刚死，“未及葬，顺帝乃拜冀为大将军”，其弟侍中梁不颖接替了河南府尹的职务，梁氏一路威风依旧。
    这种方法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方面就以借杀人除去对手，另一方面可以使上司对自己更加信任，对不利自己的话再也不会相信。和珅运用这招最有代表性的是尹壮图一案。
    尹壮图，字楚珍，云南昆明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授庶吉士，历任京畿道监察御史、内阁学士、太仆寺少卿、礼部主事、郎中和侍郎等职。他为官正直，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
    和珅当政时，利用乾隆晚年爱听顺耳、歌功颂德的话，听不得微词、意见，压制舆论，大多数官员不敢上书言事，而尹壮图竟冒触犯龙颜之险，大胆地陈述己见。如，他对“议罪银制度”提出了异议。他指出，这种制度是纵容地方官吏贪污中饱的措施，如果长期实行下去，只会使政府的经济恶性循环，从而加重人民的负担，破坏社会的安定。乾隆听后却不以为然，反而强迫尹壮图拿出真凭实据来。乾隆又命他与户部侍郎庆成一起到山西、直隶(今河北)、山东以及江南诸省查核各种仓库。但尹壮图哪里知道，庆成，正白旗汉军人，原姓孙，此人乃系和珅的私人，他这次出差，就是和珅点的名。因此，在和珅的支使下，处处钳制尹壮图，哪里还会认真查库呢！这一行人每到一地，庆成等人“辄游宴数日，乃发仓库校核”。其实在这期间，地方官们早已准备妥当，往往挪用商家银两，充实库存，待核查大员到来，早已不露任何马脚了，结果一点亏空也没查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尹壮图只好“自承虚讹，奏请治罪”。乾隆在这种情况下，多次下谕旨，历数壮图之奏，实乃“希荣卑鄙，饰词谎奏”，还“寄谕壮图，问途中见商氏蹙额兴叹状否。壮图覆奏，言目见商民乐业，绝无蹙额兴叹情事”。表示彻底认罪，回京后，被下刑部狱，判为“比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坐斩决”。最后还是乾掳宽大为怀”，说“壮图逞臆妄言，亦不妨以谤为规，不必遽加重罪，命左授内阁侍读。”尹壮图心里委实不痛快，最后以回乡奉养老母为名，回到云南。直到嘉庆四年初，嘉庆帝亲政，冤案才得以平反。
老狐狸笼络术之三：“拉帮结派，罗织党羽”
    ——“独木难成林”，要把自己的局面做大，仅凭个人的力量是绝难实现的，必须投入大量精力、财力编织“关系网”。
    不要说是建立功业，就算是贪赃枉法，仅凭个人的力量也是绝难实现的。建功立业，改革旧习，要靠一批精明强于的得力助手，上下呼应，尽力而为才有可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