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处世之道

第36章


这就是说刘全靠主人和珅,积蓄点钱财,盖几十间房子,是人之常情,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不仅和珅如此,全国的官吏,特别是管理各税关的人员,不也都与和珅一样吗?接着乾隆便把矛头指向了曹锡宝,怀疑他弹劾刘全动机不纯。他说:“若伊(指刘全)倚借主势,实有招摇撞骗,或于额税之外,擅自加增,以肥私囊,或如富礼善殴毙人命顶凶备情节亦未可知,应令曹锡宝逐条指实。如有以上情节,即一面从严审办,一面据实具奏。或曹锡宝及伊亲友有应过税之物,全儿多索税银,或挟伊不肯免税之嫌,架词耸听,尚为情理所有。若曹锡宝竟无指实,不过摭拾浮博建白之名,亦难以无根之谈,处世罪之理。况曹锡宝与和珅之家人何能熟识,伊于何处得知详细,亦应详问实在,方成信谳。”乾隆以咄咄逼人的口气,叫曹锡宝把刘全的问题“逐条指实”。他不是支持御史行使监察职能,而是庇护刘全。他认为曹锡宝弹劾刘全是由于曹锡宝或其亲友因挟带行李、货物被刘全苛以重税;或曹要求免税而未得到满足,因此心怀不满,所以才弹劾刘全。乾隆甚至还怀疑这是曹锡宝受纪昀的挑唆和支使所为。乾隆怀疑曹锡宝的最终目的是要搞垮和珅,“故以家人为由,隐约其词,旁敲侧击,以为将一波及地步”因此,他决定要教训一下曹锡宝。
    乾隆表面上要将刘全一案查个水落石出,而实际上是使曹锡宝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
    他命令“著将原折发交留京王大臣,除伍弥泰系和珅至亲应行回避外,著添派绵恩及都察院堂官佥派后严行访察。如全儿果有借端撞骗情事,即据实参奏从严办理,不可因和珅稍存回护也”。于是留京王大臣、署步军统领定郡王绵恩、都察院堂官大学士梁国治、董浩等人偕曹锡宝一起至刘全家查验、审视,因为刘全家早已按和珅指示,把一切逾制的物件拆毁、隐匿起来,处理的十分妥当,不露丝毫马脚,故查验结果一无所获。以绵恩为首的留京王大臣们得出的结论是刘全没什么大问题。这时刘全也理直气壮地说:“我从不敢招摇滋事,交接官员。即所谓房屋宽敞、器具完美,容或有之,亦非可挟以外出之物。我与曹锡宝御史名姓素未闻知,彼又何从进宅目睹?”曹锡宝在这种上下威逼之下,处境十分尴尬,因“不能指出实据”,只好承认自己是道听途说,贸然行事。他说:“我与和珅家人全儿向来不认识,即伊在崇文门管理税务,我亦并不知道。”他还说:“我见和珅家人全儿房屋整齐,恐有借主人名目招摇撞骗之事。又伏读谕旨,以大臣中受家人之累者不少,仰体皇上保全臣下之意,原要和珅先行约束,杜渐防微,庶将来不致受家人之累。至我皇上用人行政一秉大公至正,凡杜渐防微之处,无事不周,实无可以仰稗高深。再全儿并无劣迹可以指实,我实见浅少,见其所住房屋整齐,未免过分,所以具奏嗣奉。谕旨派员带同亲往各大臣家人住居间看,始知家人住房五六十间者系常有之事,是以蒙皇上垂询时,即面奏全儿没有十分不是之语。
    总是我冒昧糊涂,措词失当,咎无可道。”乾隆认为“杜渐防微”一词亦不得当,命令军机大臣、大学士梁国治复审,结果还是什么也没查出来。在这种强力的压迫下,曹锡宝又不得不承认言语失当,请求治罪。
    当年六月二十三日,乾隆把曹锡宝召到热河避暑山庄,当面狠狠申斥了他。严厉指出,曹锡宝参劾刘全,其实本意欲参劾和珅,使的是旁敲侧击战术。或者是受人支使,公报私仇;或者是因刘全向其索要关税较重,而心怀怨恨,总之全不出于公心,而是图谋报复。接着他又说:我不能因“一虚言而欲治和珅,更非欲为和珅开脱”。这样,曹锡宝不但没有触动刘全、和珅一根毫毛,反而惹下大祸。最后乾隆裁决:“锡宝未察虚实,以书生拘迂之见,记为正言陈奏。姑宽其罚,改革职留任。”就这样,一个铮铮之臣,秉公执法的御史,在和珅不可一世之时,“举朝无一人敢于纠劾,而锡宝独能抗辞执奏”。最后却落个“革职留任”的处分。此后他一直闷闷不乐,心情忧郁,在乾隆五十七年含冤而死。
    在和珅当政时,很少有人敢公开弹劾他,曹锡宝敢公开劾奏和珅大管家刘全已实属勇敢之举。这正如嘉庆帝的老师朱珪在给曹锡宝撰写的墓志铭中所言:此时“和(珅)当路已十余年,中外无一人敢投鼠者,闻公(指曹)此举,皆咋舌,哄不能吐气。一二有心人,仰屋窃叹而已,亦未敢言公贤”。
笼络实战:发动“亲信”去痛击异己
    和珅另一个打击异己的高明手法就是借助亲信之手,自己不出面。“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广泛培植亲信,就是为了发挥他们的作用。就像曹锡宝打算弹劾刘全时,当吴省钦知道后,马上就会去讨好主子。
    这一招历史上也曾有人运用过。东汉大臣梁商在临终之前,把大将军之职交给了并无德才的儿子梁冀。像梁商这样小心谨慎的人,为什么会犯这么大的错误呢?是他来不及做出安排吗?原来是梁冀捷足先登,他在很长的时间里,为了蒙骗父亲,耍了许多手段,用谎言和假象掩盖了自己的劣迹。青年时期的梁冀受到父祖的荫庇,仕途一直十分顺当。他由黄门侍郎开始,先后做到侍中、虎贲中郎将、越骑步兵校尉、执金吾将军。永和元年(136年),又出任河南府尹。这期间梁商已拜为大将军,父与女在内,子在外,梁氏一门,声威赫赫,炙手可热。梁冀与父亲的为人正好相反,“居职暴恣,多非法”。他用卑鄙的手段塞人之口,因此他所做的许多害人勾当,梁商知之甚少。梁商有一幕友,名叫吕放,任洛阳令。吕放曾多次向梁商说起梁冀的过错,梁商据此责问梁冀,梁冀矢口否认,派人将吕放刺死,许多人都明白吕放的死因,只瞒着梁商一人。梁冀为了骗过父亲,决定嫁祸于人。他声言吕放被仇人所杀,向朝廷请求由吕放的弟弟吕禹接任洛阳令,以表示对殉难大臣的优恤,然后授意吕禹捕杀凶手。吕禹对梁冀感恩不尽,毫不怀疑梁冀的用心,加上为兄报仇心切,结果使与吕放有仇怨的人及其宗族、亲朋一百多无辜者惨遭屠戮。
    梁商还以为儿子秉直无私,以德报怨、提携吕禹,一心为吕放雪冤,此后即使有人委婉透露一点儿梁冀的恶行,他也绝不相信了。史书中说梁商“性慎弱无威断”,以他的性格,溺爱偏信在所难免。梁冀正是看准了父亲的弱点,肆意为非作歹,事后巧加掩饰,以致越来越无所忌惮。梁冀凭着家族的声望和他本人的阴险,爬上了公卿的显位。梁商刚死,“未及葬,顺帝乃拜冀为大将军”,其弟侍中梁不颖接替了河南府尹的职务,梁氏一路威风依旧。
    这种方法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方面就以借杀人除去对手,另一方面可以使上司对自己更加信任,对不利自己的话再也不会相信。和珅运用这招最有代表性的是尹壮图一案。
    尹壮图,字楚珍,云南昆明人。乾隆三十一年进士,授庶吉士,历任京畿道监察御史、内阁学士、太仆寺少卿、礼部主事、郎中和侍郎等职。他为官正直,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
    和珅当政时,利用乾隆晚年爱听顺耳、歌功颂德的话,听不得微词、意见,压制舆论,大多数官员不敢上书言事,而尹壮图竟冒触犯龙颜之险,大胆地陈述己见。如,他对“议罪银制度”提出了异议。他指出,这种制度是纵容地方官吏贪污中饱的措施,如果长期实行下去,只会使政府的经济恶性循环,从而加重人民的负担,破坏社会的安定。乾隆听后却不以为然,反而强迫尹壮图拿出真凭实据来。乾隆又命他与户部侍郎庆成一起到山西、直隶(今河北)、山东以及江南诸省查核各种仓库。但尹壮图哪里知道,庆成,正白旗汉军人,原姓孙,此人乃系和珅的私人,他这次出差,就是和珅点的名。因此,在和珅的支使下,处处钳制尹壮图,哪里还会认真查库呢!这一行人每到一地,庆成等人“辄游宴数日,乃发仓库校核”。其实在这期间,地方官们早已准备妥当,往往挪用商家银两,充实库存,待核查大员到来,早已不露任何马脚了,结果一点亏空也没查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尹壮图只好“自承虚讹,奏请治罪”。乾隆在这种情况下,多次下谕旨,历数壮图之奏,实乃“希荣卑鄙,饰词谎奏”,还“寄谕壮图,问途中见商氏蹙额兴叹状否。壮图覆奏,言目见商民乐业,绝无蹙额兴叹情事”。表示彻底认罪,回京后,被下刑部狱,判为“比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坐斩决”。最后还是乾掳宽大为怀”,说“壮图逞臆妄言,亦不妨以谤为规,不必遽加重罪,命左授内阁侍读。”尹壮图心里委实不痛快,最后以回乡奉养老母为名,回到云南。直到嘉庆四年初,嘉庆帝亲政,冤案才得以平反。
老狐狸笼络术之三:“拉帮结派,罗织党羽”
    ——“独木难成林”,要把自己的局面做大,仅凭个人的力量是绝难实现的,必须投入大量精力、财力编织“关系网”。
    不要说是建立功业,就算是贪赃枉法,仅凭个人的力量也是绝难实现的。建功立业,改革旧习,要靠一批精明强于的得力助手,上下呼应,尽力而为才有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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