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处世之道

贪赃枉法较之建功立业，更需要把局面做大。功业不成，至多落得抱憾一生，丧志而毁，而贪赃倘稍有不慎就会身首异处。所以，古来的贪官大贤全都投注大量精力、财力编织“关系网”。
笼络实战：“结网”的奥妙：“拉大旗，找保护。”
    北宋王安石变法，尽管王安石雄材大略，变法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仍以失败告终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因用人不当，没有形成精诚团结的良好局面，变法中人各个心怀二意，以变法为名，成一己之私，才使得诸多出于善意的法令变成百姓不堪重负的苛政。
    善于将局面做大，以此为基础成就大业的，则首推清朝的曾国藩。曾国藩在他的《杂著居业》一条中说道：“古代英雄的事业必定有其坚实的基础，如汉高祖刘邦在关中，光武帝在河内，魏在兖州，唐在晋阳，都是先占据根据地，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所以，做事一定要有基矗曾国藩起兵之时，局面尚未打开，所以，尽管他盛情相邀，仍然是应者寥寥，及至他第二次出山，先向朝廷求得实权，对稍有才能的人便保奏、举荐，使得忠心于曾氏的人，在朝中越来越多，所以才有：“群雄蔚起，会合景从，如龙得云，如鱼得水”的局面，四方豪杰之士，纷纷前来投靠，曾国藩才成其经世之业。
    曾国藩的例子充分说明，要想编织起“关系网”，你手头得先有一定的“资本”，否则，别人凭什么会聚集到你的大旗之下，听你调遣。所以，想建立“关系网”的人有很多，但真正建立起来的却没有多少。
    和珅狡猾之外在于他深入了解人的心理，他懂得属下愿意为他效命的原因不过是“拉大旗，找保护杀，他正是靠着人们这种心理，建立起他的“关系网”。
    其实，和珅自己又何尝不是在“拉大旗，找保护杀呢？和珅本人深知，他所以平步青云，飞黄腾达，乃至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二皇帝”，不是因为别的，而主要靠的是乾隆皇帝，靠的是他与乾隆之间的“特殊关系”。乾隆是一把保护伞，他就是伞下被保护的人。某种意义上讲，和珅也正是从他与乾隆之间的关系上，悟出了编织“关系网”的奥妙：他对乾隆的心态，正是属下对他的心态。而且，乾隆这棵大树，是别人看重他、依附他，使他可以结成“大网”的真正资本和优势所在。
    乾隆自己认为他执政久、成就大、影响深，且身历四朝，眼通七代，亲见曾玄，是历史上少有的君主，因此十分自信。这就给和珅以他为靠山提供了机会。
    和珅正是借着他的绝对权威，“擅弄威福，大开赂门”，贪污中饱，营私舞弊，为所欲为的。
    和珅也深知，正是由于乾隆的宠信和庇护，他才能飞扬跋扈，为所欲为，“掌握着全国的实权”。如果离开了这棵大树，失去了这座靠山，他就会寸步难行，顷刻倒台。因此，他千方百计地博得乾隆对他的欢心和宠信，得到实权。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假帝命，以令众臣”。
    事实也正是如此，前述和珅当政时期，对清朝前期一些成法、制度的变革，都是打着乾隆的旗号，由皇上出面进行的。诸如“议罪银制度”的实施；大臣奏章一式二份，一份直送皇上，一份(副本)送军机处；军机章京不设具体定额，而由军机大臣自己选用，不必向皇帝引见和关白；规定御史出缺，一律提名60岁以上的老臣充当等。这一系列变革和措施，都是在为和珅建立“关系网”，以便于巩固和珅的特殊地位，钳制舆论服务的。
    和珅在乾隆这把大伞的保护下，控制了官吏的诠眩据朝鲜来华使臣记载：“阁老和珅，用事将二十年，威福由己，贪黩日甚，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
    纳赂谄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
    乾隆也有意抬高和珅的身份，如，特意把他家从正红旗抬入正黄旗，使他家列入上三旗成员，与众不同，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乾隆每次出外巡幸、秋狄的旅途中和珅始终伴随皇上而行。据英国副使斯当东记载：和珅总是“随着皇帝御驾后面。当皇帝停下轿子差人走过沟来向特使(指马夏尔尼)慰问的时候，几个官员跳过沟去走到和中堂轿前下跪致敬。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和中堂之外，没有其他大臣和皇室亲人等跟随着皇帝陛下，足见和中堂地位之特殊”。正是由于和珅与乾隆的特殊关系和超乎寻常的特殊地位，以及掌握着实际大权，才使不少官员向他取宠献媚、行贿、逢迎，效忠依附。正如嘉庆帝所说：和珅秉政20多年，“所管衙门本多，由其保举升迁自必不少，而外省官员，奔走和珅门下，逢迎馈赂皆所不免”。他经常挥舞着乾隆皇帝这张王牌对大臣们施淫威，“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或故缓其事，以俟上怒之累。大僚恃为奥援，剥削其下以供所欲”。其实这些以他为“奥援”的大臣们向他献媚、行贿，是否是心甘情愿，姑且不论，但他们知道在和珅身后有一个乾隆存在，而人们又知道乾隆就是权力的象征。只要乾隆在，和珅就会掌握大权。人们要拜倒在权力之下，拜倒在乾隆脚下，必然要屈服于和珅。
    这是这部分官员与和珅建立起庞大“关系网”的逻辑。
    就这样，上至乾隆皇帝，封建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下至各地州县的官吏，政府政策的基层贯彻者，和珅全都建立了深厚密切的关联。在中央政府中的各个要害部门，和珅不是亲自担当要职，就是选派自己的亲信掌权。如任命年老昏庸的苏凌阿掌管吏部任吏部尚书，将朝廷的选官大权操纵在股掌之中。
    这样一来，朝廷上下的大部分官员相互纠结，形成了一个以和珅为中心的紧密相联的网络，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有警讯传出，和珅凭借他众多的耳目，可以得到最及时的报告，然后部署应对之策，立刻就会将危险消溶于无形之中。
    虽然，和珅最终还是落了个悲残的结局，但他通过“结网”来固权的目的还是部分地达到了。比如，由于和珅的局面铺的实在太大，即使嘉庆皇帝有意铲除他，也要考虑再三，因为有太多的人牵连其中，仓促行事，一定会造成朝廷的重大动荡，这是所有的统治者所不愿看到的结果。毕竟不可能对朝廷的官员来一次大换血，毕竟统治还要依靠这些行为不轨的官员，统治者惟有得过且过，抢补漏洞。
笼络实战：利用师生之谊，建立“门生网”
    老狐狸最懂得提纲挈领的要旨，这样可以以最少的代价获得最大的收益，这正是他们行事的准则。老狐狸和珅自己虽然没有通过科举考试，可他并没有因此而看低科举的重要性。他知道，自己要控制官吏，培植心腹，必须要控制科举。因此，和珅通过担任殿试读卷官及兼任廷试武举发策等职务，借机安置自己的亲友、党羽到要害部门，而打击排斥政敌、仇家。发展到后来，整个科举可以仅凭和珅个人的好恶来决定。
    《清史列传》中曾记载：乾隆五十四年，山西举人薛载熙赴京赶考，后脱颖而出进入复试，但在复试时，他却被告知已被除名，无资格参加复试。于是，他忙向众人打听，有人告诉他是和中堂主持复试大局，是不是他得罪了和中堂？薛载熙想来想去，自己也没招惹和珅啊，最多是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去拜访过和珅。这正是问题所在，和珅希望入考的是顺从自己之人，不顺从者一律以各种借口除名，不让其参加考试，当然更不会有金殿会试的资格了。薛载熙只顾自己读书，而且平日里远在山西，哪会懂得其中关窍。因此，和珅上奏道：“此人就其学问而论，尚属可以中取，试卷文理无大疵，惟诗粗率，奏请停科。”若在平时的话，薛载熙就此可以回家了，不过因为此时正值乾隆母亲皇太后八十岁寿诞，乾隆心情颇佳，便在奏折上批复：“尚可加恩宽免，交与和珅与诸考官再行商议。”在讨论中，哪个不听和珅的？和珅道：“以薛载熙试卷复与中卷不符，难保无代请情弊，请追革在案。”复试与中卷不符，本属平常之事，可和珅就以此为借口打发了薛载熙。薛载熙发愤攻读，但他也知道，只要和珅在位一天，此生就无望再中举。于是，他韬光养晦，静候和珅去世或倒台。他每日焚香诅咒和珅。十年后，和珅轰然倒台，薛载熙心想自己的机会来了。于嘉庆六年的一天，嘉庆出游，薛载熙拦驾哭诉冤枉，嘉庆也曾听说过这件事，并且认为“薛载熙斥革本非皇考之意，和珅办理此事，实属从刻。”于是，嘉庆帝“命试以诗”，薛载熙十年磨一剑，果然非同凡响，嘉庆听了薛载熙的诗句之后，以为“诗句较前稍胜，著加恩赏还举人”。就这样，总算给薛载熙平了反。
    清人沈祥年《借巢笔记》中也曾记载一段类似的故事：沈祥年的祖父本来在乾隆五十二年科春闱中，已进入殿试前十名。和珅见此人文才飞扬，便想拉拢他，沈祥年之祖父早已听说过和珅之恶名，心想自己已入殿试前十，凭自己本事当可谋得一官半职，而且他讨厌和珅人品，所以当和珅请他到家中叙谈时，沈祥年之祖父借故推辞。和珅一看此生竟不给自己面子，于是又向乾隆启奏，乾隆同意让沈祥年祖父“抑置归班”，这样沈氏的殿试就不明不白地被取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