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处世之道

密记处工作人员除库使外，还设有若干笔帖式。按着和珅的要求，不管内务府三库是否收到何等银两，也必须按要求，每月均要向密记处呈报在案。
    乾隆后期，议罪银制度一直不间断地实行着，仅从现存的《密记档》统计，在短短13年中，重大的议罪银案件即有68件，平均每年5件。其中，督抚认议罪银为37人次，即平均不到三个督抚中就有一个人认议罪罚银。此外，布政使、盐政、织造与关差等认议罪罚银的有26人次。
    正因为和珅在议罪银制度实施过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关系到各级官员的荣辱和认罚或不认罚的大事，所以不少官僚要向他献媚取宠。正如嘉庆帝所说：“当和珅势焰之时，内而九卿，外而督抚，多有阿附取容者。”这些人中即使有被罚议罪银的，也不敢表现一丝一毫的怨气，反而要感谢他。例如内务府总管西宁，为了交议罪银而变卖了家产，并写信给和珅表示感谢。信中说：“天高地厚深恩于生生世世矣，伏乞中堂(指和珅)代奏，宁不胜悚惧激切之至，谨呈。”
    议罪银就是官员有过失或皇帝(其实是和珅)认为其犯有过失者，均须交钱，“以督折等禄入丰腴，而所获之咎，尚非法所难宥，是以酌量议罪，用示薄惩。”实际上并非如此，只要和珅认为某人有油水可榨，就可以给个罪名叫他出钱；而如果不想严惩某人，既使犯了“法所难宥”的大罪，只要肯多交银子，照样允许“赎罪”。反之，如果和珅想整治你，交多少钱也不行。
    议罪银的形式多是采取官员“自行议罪缴纳”的形式。缴纳的钱数一般也是有规律的，大致以职位的高低和俸禄的多少、官职的肥缺而定。如果臣下想对皇上表示“忠心”，往往就“自愿”从重交银。交议罪银最多的往往是那些负责财政经济方面的官员。据目前保存的《密记档》可知，缴纳议罪银最少的是总管内务府大臣舒某，只交议罪银1550两，其次是原任郎中舒成之子松筠，交议罪银5000两；交议罪银最多的是两淮盐政全德，一次就交纳白银38、4万两。其他多少不等。在当时来说，这些事绝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罪，但和珅想罚你，你就得乖乖拿出钱来。
倾轧实战：不失时机地抖一抖自己的威风
    有了实力和有利的斗争态势，并不一定就能取得胜利，一定要利用有利的机会，抖一抖“虎威”，使别人知道的所拥有的权力的威力，以免被人当成“病猫”，以此来对那些“茅房里的石头”和“墙头草”产生巨大的威慑。
    自古以来，欺善怕恶是人之常理。人们往往要对相对的弱者进行精神和物质的“侵略”，以获得利益或尊严；对强者则以逃避或讨好以免被“侵略”。因此，在官场上，你若不树立自己的权威，反而可能被欺善怕恶之人所轻视，认为你是软弱无力。
    大部分人总是屈从于权威，你越有权威，便越正确，就越崇高；你越没权势，便浑身都是错。权威一方面来自君王，另一方面是自己显示出来的。
    例如，乾隆在世时，一再标榜自己的“文治武功”，尤其是对他在文化领域所取得成就更沾沾自喜。乾隆不但喜欢书画碑帖、文物珍宝的收藏，而且在整理、编纂各种书籍上也雄心勃勃。他不仅要超过其祖父康熙编纂《古今图书集成》的大业，而且要取得超越古今历代帝王编修大书的“功德”。他确实有要在中国文化领域做出点建树的信念，想模仿并超越宋代编修《太平广记》、《太平御览》、《文苑英华》，明代编修《永乐大典》及其祖父康熙编《古今图书集成》的作法，编纂一部《四库全书》。
    《四库全书》是一部规模宏大的官书，它所收集的图书除皇家内府藏书外，并采进、征集了各省民间的大量藏书，全书从乾隆三十八年起编，至乾隆四十七年初步完成，共计10年。收著录书总计3470种，79016卷，36078册。这在世界上可说是屈指可数的。
    《四库全书》开馆时，由大学士于敏中任总裁。此书最早曾得到著名学者朱筠的支持和赞助，但朱筠并没有全力支持于敏中，因为二人矛盾很大。乾隆四十四年底，于敏中病故，一度由大学士英廉接任总裁，但时间不太长。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和珅受命担任正总裁。据清史档案记载：“乾隆四十五年十月十五日，内阁奉上谕，和珅著充四库馆正总裁。钦此”。
    和珅出身于文生员，从小就喜爱文墨，对诗词歌赋都略有涉猎，又加之多年伴随乾隆左右，耳濡目染，颇受熏陶。因此，他掌管文化教育方面事务，并不是外行。于是，他开始利用手中的权力，建立的威严，对别人的文字、著述往往百般挑剔。据清人笔记所载：“乾隆间故相和珅屡奉派文字之役，在高宗意不过欲其追从儒臣练习文采耳。而珅忮刻特甚，凡得卷非其属意者，先视其笔误斡补处抉去之。其无笔误则妄摘疵瑕，以指甲深画之。南巡召试，数与梁文定、朱文正、董文恭诸公同阅试卷，或取或舍，珅辄专决，其谬妄可想，其气焰亦可想。”又，在和珅当国之时，著名学者孙星衍，于乾隆五十二年考中进士，任编修。
    但此人性“耿介自持，不随流俗”，素不喜倾倒权贵。当时许多“英俊之士，多屈收和门”，但孙星衍却从不与和珅往来，因此，和珅素衔恨星衍，有机会就陷害他。有一次，孙星衍散馆试《厉志赋》，用《史记》《鲁世家》中的几个章句。和珅看到后，不认识其中一些字，反倒认为星衍写了错别字，严加指责，并把星衍“抑置二等，以部员(部主事)改用”。此时和珅正兼管翰林院，他曾几次邀请孙星衍面谈，但均被孙拒绝，并说：“天子命何官不可为，某男子不受人惠也，卒不往。”和珅对此非常生气，借此机把孙降为刑部直隶司主事。
    按着清朝制度规定，大学士照例要担当编纂各种官书的总裁官。该职并不是挂名的虚衔，而是要负实际责任，也就是说有职有权。论学问，和珅比起他同时代的几位大学士，一般说来是略逊一筹。但由于他聪慧机灵、谋略多端并狡诈善变，干起来也还得心应手。同时他为了显示自己的“才干”，倒也实心实意地去做。和珅一生除了充当《四库全书》正总裁外，还充任过许多官书的总裁。他在任编纂这些官书正总裁和总裁时，经常翻阅书稿，并组织亲信查找书稿的讹误之处、错别字和编撰不当的地方，然后呈给乾隆阅看，借机打击不愿与他合作或他所衔恨的编撰者。如为了编修《四库全书》，纪昀(晓岚)、陆费墀等曾多次受到斥责、降级或赔款，而陆费墀等人几乎被弄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由此可见，和珅在主编官书中挑剔、倾轧、陷害之一斑。
倾轧实战：既为“天敌”，就绝不能手下留情
    对于“骑墙派”可以显示威风，威而服之。因此，对于老狐狸来说，这些人并不可怕，他们还不是自己的“天敌”，最可怕的那些与自己作对的“死硬分子”，他们是天生的对手，真正的“天敌”。因此，对于这些与自己作对的“死硬分子”，和珅从不手下留情，只要一有机会，就要一个一个地打垮他们，让他们永远没有机会与自己竞争。
    比如，云贵总督李侍尧自恃“年老位高，平日睨视和珅，和珅衔之”。于是，和珅抓住海宁弹劾李侍尧索贿受贿的机会，请旨亲自赴云南查办李侍尧。最后乾隆下诏钦定李侍尧“斩监候”。
    军机处首辅阿桂，系出名门，屡立战功，深得乾隆宠幸，乃乾隆朝股肱之臣。因此，和珅要巩固自己地位，总想剪除阿桂。此时，和珅与阿桂的争斗正如同南宋时期秦桧与左相赵鼎之间的关系。
    正如阿桂对和珅还有提携之恩一样，秦桧也是通过阿谀奉承新上任的宰相赵鼎，才得以重新掌权，实际上是为自己重新篡相夺权踢开绊脚石，铺平道路。绍兴八年高宗果然把秦桧从枢密使升迁为右相。秦桧的下一步，就是排挤和他同居相位的左相赵鼎了。
    赵鼎复相之后，对抗金不太积极，支持高宗的求和政策，因而助长了投降派。虽然如此，他也主张在议和时要加强防守，这样才能保住和巩固偏安的南宋政权。这和以秦桧为一方的投降派还是有区别的。当时高宗、秦桧以厚礼接待金使，命宰执大臣和金使议事于都堂。
    金使乌陵思谋更是威风，“欲宰相就馆中计议”。赵鼎坚决反对，乌陵思谋无奈，只好到都堂相见。相见时，乌陵思谋又想以“客官见辅臣，鼎抑之，如见从官之礼”。这些，都是由于赵鼎能够坚持原则，才把金使的骄横气焰压了下去，迫使“思谋气稍夺”。再者，王伦要出使金朝，临行前曾向赵鼎请示关于“议和后礼数”。赵鼎认为，高宗登位已久，“君臣之分已定”，不能“更议礼数”。关于宋金议和的地界划分问题，前次乌陵思谋来见赵鼎时，曾蛮横他说：“地不可求，听大金所与。”因此，赵鼎又指示王伦：应当依照钦宗时旧约，以旧河为界(黄河旧道自山东滨县南入海)，不能以新河为界(黄河改道后，自江苏清河县入淮)。同时认为：上述这两件事最为要紧，如果金朝不答应，“此议当绝”。赵鼎能够坚持这些主张，可见他与高宗、秦桧的不惜屈膝称臣、不顾地界划分的乞和态度，是有明显的不同之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