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零点时刻

这个会议是最核心最重要的，主要是评估并解决领导和观众代表提出的意见，制定具体的解决方案，督促相关人员执行。每次开完这轮策划会，所有的修改和调整几乎都要在一夜之间迅速完成，如是反复六次，越是临近春晚，大家的工作强度和心理压力就越大。
导演组作为春晚班子的核心成员，是真正操刀的人，他们不像其他演职人员，只要照顾好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对观众、台里和自己负责就行。在春晚筹备过程中，导演们除了统筹整台晚会的节目，还要跟各路人马打交道，承受来自社会各界方方面面的压力。
中国人喜欢对一件事物附加多种功能，还总要往意识形态方面靠拢。拿春晚来说，多年来形成了这么一种惯性思维：春晚是一道年夜大餐，这道年夜大餐要吃不好的话，这个年就过不好，年过不好，人心就不安定，社会就不稳定。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另说，但是当我们把春晚拔高到这样的程度，并且在许多人已经接受并达成共识的情况下，它显然已经不再是一台单纯的晚会了，它成了一种符号，被负载了太多的政治任务和宣教功能。在我心里，晚会就是晚会，让它承载那么多东西，那也未免太过“抬举”它了。导演们为了让春晚承载外延功能，最后只好忍痛割爱，减损乃至放弃其他一些东西。
这些年，人们对于挖掘春晚“背后”的兴趣远远大于关注节目本身，本着破译达芬奇密码般的热情，到处寻找蛛丝马迹，试图剖析春晚的“台前”“幕后”。有些媒体也推波助澜，热衷于给春晚制造个“规模经济体”，或者编排个“谱系权力榜”，忙得不亦乐乎，最后再掷个响雷：“你们所不知道的春晚！”直奔“揭秘”剧情，掀起一轮又一轮把春晚妖魔化的“生化危机”。看着导演们百忙之余，时不时还要应付外界的各种发问，去澄清一些没影的事，我觉得剧组实在可以考虑设立一支外宣小分队，专门处理春晚的对外宣传和危机公关。再转念一想，其实许多客观事实就摆在那里，只是大家立场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不同，得出的结论自然也是五花八门，说的权利在别人，听的权利在我们，也没必要做太多解释。
春晚养活整个剧组，给央视创收，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进行，从法理上讲无可非议。要说春晚真的存在什么产业附加值隐性利益，那么最大的受益者恰恰是以研究春晚为业的媒体从业人员和科研工作者，狗仔窥探、娱乐八卦、新闻炒作、名人访谈、社会批评、学术研究等等，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从低端到高端，从上游到下游，应有尽有，所炮制的社会效应和经济收益也是巨大的。此外，在这条产业链上，一些所谓的“圈内人”由于角度另类，观点犀利，骂声嘹亮，批得春晚一无是处，驳得春晚体无完肤，而顺利出位，在得到一些关注的同时，也取得了一定的社会话语权。开句玩笑，春晚在丰富娱乐了人们精神世界的同时，对于国家严峻的就业形势也作出了小小的贡献。那些因批驳春晚而名声大噪的人士，下次动笔之前，请先向春晚鸣谢致敬吧。
说到底，春晚是一台面向全民的国家级晚会，它本身就是一笔公共财富，从它开始筹备的那一天起（甚至更早），它的价值和资源就是对社会开放的，供社会成员无偿开发使用，夸它，骂它，还是把它当做研究对象，那是每个人的权利。况且大家都要养家糊口，行有行规，人各有志，我无权也无力去干涉、扭转、统一别人的思想。在这本书里，我只想表达自己最真实的想法。
说了这么多，并非指东打西有意混淆视听。这台晚会之所以能引起那么多的关注和争议，因为它的的确确存在着巨大的利益诱惑，这一点我无意隐瞒。对于已然成名的艺术家来讲，这些年春晚的吸引力恐怕不再像以前那么强烈，市场是如此的开放，社会上各种晚会多如牛毛，春晚和名人最多是互惠关系。但对即将成名或渴望成名的人而言，上春晚依旧是一条终南捷径，而且是最保险的通途。参加比赛还有马失前蹄的时候，而春晚不同，登上这个舞台，就意味着得到了一张进入中国艺术界第一阵营的通行证，就预示着未来将名利双收。中国是一个人情社会，所以每年临近春晚，也确实常有托关系说项的找到我：“能不能跟春晚剧组联系一下？我们企业想赞助。或者，能不能给春晚总导演说说，哪怕让我去唱个联唱，哪怕给某某当个伴唱，哪怕跳一小段领舞都行？”摊上这类事，我不知道导演们是如何处理的，反正对我而言很好办，我会明确地告诉他们：“别来找我，我没那个能耐，这事不是由我说了算，春晚剧组，甚至春晚剧组总导演说了都不算。”这个时候举国关注，压力如山，头大如斗，就算有心舞弊，也是爱莫能助。
先生范曾
小时候，我学过一阵子素描，虽无甚根基，却种下了兴趣，偶尔信手信誉第一鸦。但毕竟先天不足，这棵兴趣之树苦于高墙曲径，始终不得其门而入。辗转多年后，机缘巧合认识了范曾先生，枝桠总算入了门，开了花。
2007年的一个春日，姜昆老师找到了我：“朱军你最近忙不忙？”我说还好，他说：“有个事想请你帮忙。范曾老先生七十大寿，想搞一个朋友的party，你能不能帮忙策划策划？”我一口答应了。
那时候，我只是久仰范曾大名，完全不认识先生本人。不久以后，我随姜昆伉俪第一次登门拜访先生。先生肖虎，虽然年近古稀，但精神矍铄，声如洪钟，走路虎虎生风，到哪儿都握着烟斗，看上去显得很年轻。
初次见面时，先生很健谈。聊了大概半小时，先生把我叫到小书房，一边聊着，还一边给我讲古典学说，我心想：“这位老者太神了，大脑袋里装着多少东西啊！而且都是信手拈来，简直如数家珍。”我对他的学识很是敬佩，一不留神听他聊了两个多小时。
头一回上先生家，就蹭了一顿饭，吃完饭总不能一抹嘴就走，看他兴致很高，就再陪他聊了会儿天。晚上七点钟，先生的两个博士生来了，大家就一起玩游戏。那个游戏叫“诗钟”，大家互相出题，随便说两样无关的东西作为题目，比如“矿泉水”和“猴子”，然后遣词造一组对联，七言、五言、四言都可以，每句分别对应一个题眼，让人一听就知道所指的是“矿泉水”或“猴子”，但是句中不能出现题目中的字，上下两句还得讲究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存在意义上的关联。我是头一回听说这种玩法，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没敢参与。回家以后琢磨了一阵，觉得这个游戏挺好玩的，还可以听先生传授那么多古典文化，后来也加入了他们的阵营。曾经有人以“范曾”和“朱军”出了一题。先生三下五除二就写好了：“楠莉有情方理纸，董卿无意却同台”。
和先生认识之初，我曾经用行草写了一幅字“风正一帆悬”，拿到先生那里请他过目，先生一看，说写得不错。临走，我要收走那张字，先生问：“你干吗？”我说把字拿走。“拿走干什么？这张字就送给我了！”我有些傻了：“先生，别开玩笑了，我请您来指点指点，哪敢给您送字啊？”老人淡淡一笑，说：“回去好好练，三年后再拿这张字回去自己点评。”
第二次，我画了一幅荷花翠鸟，送去请先生指导，先生一看，伸手一指翠鸟，“这哪是翠鸟啊？见过翠鸟没有？”我说家里有个翠鸟的标本。他说：“翠鸟多大啊？荷花叶子画得那么大，翠鸟你给我画这么小，这哪是翠鸟啊？分明是蝉。去，弄点墨来。”那时候我常去拜访先生，他渐渐地就不拿我当外人了。我就去研了点墨，用小推车推过来。先生拿着笔，口授指点我构图，举手间就把我的那只小翠鸟用墨点盖了，在此基础上改成了一只大翠鸟：“你看看，是不是不一样了？”我一看，确实，翠鸟一下子就成画的主体了，整幅画有了一个中心，比原来鲜活生动许多。先生站在稍远处端详了一阵，点点头道：“不过还不错，第一次能画成这样，不错了。过来，我给你把字题了。”说罢，就提笔在上面题字：“朱军来舍，携此画求指教，禽过小，遂改之。朱军写，范曾题。”搁下毛笔，他又说道：“那里有章，自己盖去。”我就盖上了先生的印。
当时心生感动。在这之前，我也画过画，也写过字，也找过一些所谓名家给看过，但大多言不及义。而到了先生这里，先生不但主动帮我改画指点，还慷慨题字，我顿时觉得这老先生实在是太可爱了！从那天起，我想更多地关注他，试图走进他的世界，希望能和他对上话，于是看起了他的一些著作，比如《范曾散文三十三篇》《老庄心解》等，我越看越心生钦佩。国学大师季羡林曾说，认识范曾有一个三步曲：第一步认为他只是个画家，第二步认为他是一个国学家，第三步认为他是一个思想家。在这三个方面，他都有精湛深邃的造诣。走近先生，才发现的确如此。
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的回廊上悬挂着先生作于2008年的一幅巨幛《唐人诗意图》，那幅画长14.6米，高2.7米，可容纳二三十人并排平躺。当时听说他要画那么大的画，我觉得机会十分难得，把那几天的工作统统排开，赶去观看。由于纸张面积太大，先生把画室挪到了一个礼堂，画幅挂在滑轮吊杆上，上下移动。先生作画的那几天，从起笔到落笔，我一直在边上陪着，中途帮他递笔送颜料，看他从无到有，一笔不落地创作出那幅巨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