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零点时刻

顺利过关，我心里高兴极了。
先生还是个名副其实的老顽童。他经常念叨：“从老庄到李贽，从孟子到王阳明等，赤子之心，天地可鉴。”我时常觉得，搞艺术的人通常会具备一颗童心，常以一种新鲜纯真的心态打量世界，会看到很多日常之外的东西。艺术的真、善、美，无一不是从这种纯真、纯粹、纯净的心灵状态中萃取升华的。先生是一个富有童心而显得童趣十足的人，有时候他就像个老小孩！兴致上来，拉我和他一道演小品，让我扮演范曾，他演一个假画贩子，来向我推销假画。他一个劲儿朝我点头哈腰，把卖假画的那种畏畏缩缩的样子演得惟妙惟肖。“您是范曾大师吧？您看看我这张画。”我就扮起他平时的样子，手握烟斗，略腆着肚子，中气十足：“这张画哪儿来的呀？不真！”“假画贩子”鬼鬼祟祟地环顾了一下四周动静，又獐头鼠目地窜过来：“您再仔细看看……”这样的情景偶尔会在先生家上演，每次都把大家逗得哈哈大笑。
先生常告诫我们，做人要有“四心”。对祖国、对人民和父母，要有感激之心；对宇宙本体、人类文明和经典文化，要有敬畏之心；对社会上的弱势群体，要有恻隐之心；对民族曾经受过的耻辱，要有知耻之心。如果社会全体都有这“四心”，那就可以缔造和谐社会了。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不久，我给先生打了一个电话，把18日台里将举行赈灾义演的事告诉了他。当时他刚刚出国讲学不到一周，听说了这个消息，他不顾身体劳累，第二天就赶了回来。
16日夜里，赈灾晚会的策划会结束后，10点多钟我去了先生家。一见到我，先生就很急切地询问起灾区的现状。我问先生：“您打算捐多少？”先生想了想，让我拨通了师娘的电话，二老几句话就商议完毕，放下电话，先生郑重地告诉我：“朱军我决定了，捐1000万。”我吃了一惊：“1000万？”先生点点头：“捐1000万。”随即引用了鲁迅先生的一段话，“中国自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到这个时候了，我崇拜在灾区一线的脊梁。我老矣，不能亲赴，就只能做力所能及的了。就这么定了，捐1000万！”先生是个人捐款最多的，他不是捐一幅价值千万的画作，而是直接刷了1000万的现金。当时建行终端甚至没有开通那么大额度的刷卡通道，只得临时为他启动了一个。两年之后，玉树地震，先生又捐了1000万。先生出席赈灾晚会时说了一句话：“祖国，我分担你的痛苦和灾难，分享你的光辉与荣耀，因为你的名字叫中国。”
范曾先生有个24字的自评：痴于绘画，能书；偶为辞章，颇抒己怀；好读书史，略通古今之变。有天我跟先生开玩笑：“先生，你这个‘略通古今之变’，看上去很谦虚，实际上相当狂啊！”先生笑了：“看出来了？”事实上他也的确有“狂”的资本。先生祖籍江苏南通，其先祖可上溯到北宋名臣范仲淹，曾祖范伯子先生是李鸿章的幕府西席。南通范家从明末至今十三代，每一代都会出几个著名的诗人，先生父亲子愚公也写得一手好诗书，确实一门煊赫。我曾随先生去过南通故里，那里还有一个范氏诗文陈列馆。不大的一个博物馆里面，陈列着范氏家族十几代人不同时期的文章，世代书香，家学渊源，可谓名不虚传。
跟随先生三四年了，这段光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我从先生那里学到了很多，获得了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这几年无论是国学素养、绘画技巧，还是思想深度，我都有了日益的精进，但是先生的教诲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心灵层面，使我获得了心灵的平静。
2008年奥运会前夕，我累得人仰马翻，一度十分烦躁。有一天上午没什么事，想起好长时间没去看望先生了，就去了他家，我一进门就抱怨：“先生，最近累死了！”先生点头：“是，你们最近肯定特别忙。”“先生，累得我直想骂人！”先生问：“骂谁呀？”我满肚子苦水没处倒，估计全都泼在了脸上：“也不是骂谁，反正就是心里觉得累，就想骂人！”先生大概看出我状态确实很糟糕，又问了句：“真的很累吗？”我用力点点头：“真的很累！”先生抽了口烟，慢条斯理道：“那好办，回去找你们台长，告诉他，我不干了！累了不想干了，那就不干了呗，你把自己累成那样子干什么？就这么定了啊。你要不好意思说，我跟你们台长去说，我徒弟不干了，就跟我专心学画了。”说罢，不复谈话，自顾上楼看书了。
我愣了半天神，回过头来上楼找他：“先生，我想通了。”他问：“怎么想通了？你不是累吗？累就不要干了。”我摇头：“我还得干。想通了，真想通了。”他就是用这种激将法让我慢慢冷却，等我恢复理智。先生告诉我：“要干你就不要那么埋怨，那么埋怨你也干不好，你自己心里还不舒畅。这个事你又不能不干，真让你选择干与不干，你肯定不会选择不干。既然是这样，你又何必不愉快地去干？你非要这么累得好像你受了多大委屈似的。没有人让你受委屈，你要不愿意干就算了。”一连串绕口令似的话，把我急功近利的心态敲掉了，也把我给“绕”明白了：人就应该这样，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踏踏实实地面对所有的事情，一点点解决。把自己弄得苦哈哈的，见谁都是敌人，多苦啊。
从那以后，我明显感到自己的生活状态进入了一种良性循环，不躁了，心静了。原来和朋友出去喝酒聊天的时候多，现在在家里看书、写字、画画的时候多。梅梅也看在眼里，乐在心里。有天和朋友聊天时，她甚至不无自豪地告诉他们，一看到我沉浸在书画的世界，她就感到幸运和幸福。先生也说：“谭梅可说了，你拜了我以后，她最高兴。”我在工作上的心态也改变了许多，这两年站在春晚的舞台上，我才真正有了一种从容不迫、应对自如的感觉。
每年的春晚，先生都很关注。对于春晚，先生的意见特别鲜明，他说春晚不可能让每一个人都满意。因为人与人的要求都不一样，你不可能让60岁的人跟20岁的人欣赏一样的节目，所以要有自己的主心骨，干出自己的特色来，把春晚打造成一种经典的文化品牌，着力强化它的娱乐感。在这个舞台上，只需要集合中国最好的艺术家，拿出他们最好的作品就行了。
我深以为然。给春晚提意见的人很多，无论怎么做，都有人说不行。听了那么多意见，除了束缚住思想，捆绑住手脚，再没其他的了。舌头底下压死人的事常有，真要干成点事，只好抱着“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的信念踽踽前行，因为实在没办法面面俱到。倾心打造春晚，是为了给人们带来愉悦，给人们带来精神享受，传达的就是一种享受的概念，享受春晚，享受人生。既然尽了心，尽了力，不负自己的良知，那么笑骂毁誉皆无所谓，乐享其中就好。
书画对我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我想，那大概是一个心灵的跑马场，是一片精神的大草原，是一个自由的理想国。我没有什么绘画基础，从技术层面而言，我必须脚踏实地，从造型能力到笔墨的运用到结构的安排，一点一点地练。抛开技艺而言，有时候抡起大笔挥几下，未尝不起到一种心理疏导的作用，为自己的心情找一个释放的出口，直接用纸和笔与世界对话，却不必影响到任何人。当我情绪郁结无处发泄时，我会把心灵释放到宣纸上；当我心情舒畅的时候，可能画出来的鸟都是活泼的。
面对一张空白的画纸，每个人都有表达自我的权利和自由。有时候，我会在一张很大很大的纸上，只留下两片枯叶、一缕残阳。别人一看，说：“没画完吧？”我说画完了，只是现在让它空着，没题写文字而已。两片落叶、一缕残阳，那就是我当时的心情，我知道自己为什么这么画。在这个时候、这个位置，不能说、不想说、不敢说的东西，都可以记录在这张纸上，等到能说、敢说、想说的时候再说给别人听。若干年后，当我在上面写下注解的时候，愿意读懂我的人就能够读懂我当时的心境。
因为主持《艺术人生》，所以总被人问到一个关于人生和艺术的问题：两种人生方式，一种是把人生当做艺术来体验，还有一种是把艺术当做全部的人生，你选哪种？
说实话，二者我都不赞同。艺术有太多的构思、技巧和臆想在其中，但是人生就是人生，人生是不可逆的。我会认真体验人生的全过程。活到这个岁数，因为意识到了自己的渺小，才明白为什么要对自然怀有敬畏之心。人只有先认识到自己的渺小，然后再去强大的时候，才是真实的强大。一开始就把自己想得特别强大，实际上是一种渺小的垂死，就像弥留之际的回光返照。人生的滋味在于，人们可以尽情享受人生过程中的每一个不可预测，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无论是喜还是忧。
我的画室里放着一块恐龙化石，这个东西距今已经一亿五千万年了，我经常对着它发呆。一亿五千万年以前和一亿五千万年以后，我们人类在干什么呢？我们消失的时候，它一定还在。和那条恐龙曾经有过的生命比起来，人类真的太渺小、太脆弱了。人生短促如朝露，少则几十年多则上百年，掐头去尾，人活着顶多两万多天，刨掉不懂事的时候，刨掉老年的时候，刨掉吃饭睡觉的时候，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清醒的时候只有一万多天，真正做事情也就只有一万多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