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零点时刻

用这个概念来量化的话，人还能做什么？一坐一天过去了，真的太渺小了。
人生就像画画写字，是不断地制造矛盾并且解决矛盾的一个动态平衡过程。譬如写字，前一个字碗口大，后面突然写了一个像核桃那么小的字，看起来不平衡，但当你把这一行写完之后，发现它是平衡的，那是巧与拙、得与失、快与慢、大与小各种变化之间找到的一种平衡。人生就是这样。我们在不断地跟矛盾打交道，又在不断地用智慧解决矛盾，也在不断地面对新的矛盾，甚至有意识地制造矛盾。就在这个过程中，人类在不断地完善自己，让自己的生命不断地得到平衡。把人生这行字真正写完的时候，无论巧与拙、得与失，它总体上总是平衡的。虽然这里面可能有很多挣扎，可能套进一个字里转不出来，那边浓浊的一笔转出来，进入清秀的笔法，突然又遭遇浑浊……整体完成之后，回过头去，会发现，我的一生原来是如此的清逸，或者我的这一生怎么那么稚拙，都不要紧，那是你自己的特点，没有优劣之分，人生带上了自己的印记，我认为这就是成功的，就应该感到快乐。重要的是，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找到其中的平衡，所谓干湿浓淡张弛，都在其中。写完画完一看，太空了，就加一笔；多余了，就想点办法，让多余的变成不多余，完成了，挺好。我觉得人生就是这个过程。人生，何尝不是在创造一幅岁月的画图？
让13亿人在同一秒钟发笑的本山大哥
生根于贫瘠的土壤，以其顽强的生命，倔强地破土而出，以其不择地而生的性格孳生蔓延，人间开始出现一片新绿。这片新绿的种子随风披靡遐迩，造成了绿色的世界。春风助其生，野火遏其长，然则它带给人间的喜悦，是毋庸置疑的。这段话是范曾先生专门为赵本山撰文，写出的一段近似于赞美然而不失公允的评价。
反“三俗”的时候，先生给我打电话，问起赵本山的作品。我就把本山早期的小品《小草》，到后来的《卖拐》《红高粱模特队》，以及近几年的“白云黑土”系列，向他系统介绍了一遍。过了两天，去先生家，先生给我看他新写的一篇文章。拿起来一看标题，我忍不住说：“您这个提法可是够高的。”先生道：“怎么，不妥吗？我们自己的艺术家，我们为什么不去捧他？”先生的那篇文章，叫做《赵本山就是东方卓别林》，文章中第一次把赵本山和卓别林相提并论，这两人都是从生活底层跌打滚爬起来的艺术家，用草根艺术反映社会现状，他们都是天才的喜剧演员。
十几年前，农民表演艺术家赵本山从白山黑水间彳亍而来，把满含着黑土清香的东北幽默搬上了春晚舞台，并借助现代电视技术，一夜之间征服了全国电视观众，从此他成为了春晚的常客。他倡导“绿色二人转”，净化了东北的原生态艺术，刘老根大舞台在北国遍地开花。但是很少有人觉得他是“高高在上”的艺术家，更多时候，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是“中国最聪明的农民”。本世纪初以来，赵本山的小品在春晚舞台上的分量日益吃重，赵本山成了春晚的一个标志性人物。
如果让我用一句话评价本山大哥，那很简单：赵本山不算艺术家的话，谁才算是艺术家？本山大哥做客《艺术人生》时，忆及童年坎坷和早年辛酸，他忍不住潸然。他的小品演绎的都是小人物的故事，他扮演起那些善良不失促狭，天真不失狡猾，俚俗不失高尚的农民时，简直信手拈来，因为处处都带有生活的印迹，个个都是他熟悉的母本。他塑造的那些小人物就像堂·吉诃德似的，与生活这架大风车搏斗，屡战屡败，屡败屡战，实在是可笑可叹，可悯可悲。往往初时逗人捧腹，思之使人落泪，在他们身上仿佛也看到了他自己的影子。一路走来，本山都在饱尝艰辛，早年折磨他的是生活的困顿，现在困扰他的是艺术的艰辛。
2009年9月30日，正在上海工作的赵本山突发脑血管动脉瘤出血，被送进医院抢救。那时候我正忙于录制国庆节目，脱不开身，等到10月3日的一台晚会结束以后，我匆匆赶往了上海。那天飞机晚点，抵达上海时已经是10月4日晚上9点多了，于是我就没敢去打扰他。
第二天一大早，我和两个陪同他的朋友去了华山医院。本山住院后，这里每天都驻扎着大批记者，医院把他藏在最靠里边的一间病房。本山那时候状态还行，只是手上扎着输液针。那时候他的左肩刚动过手术，得用支架支撑手臂，见我进了门，他有些费力地从床上坐起来。他看起来非常虚弱，和平时完全判若两人。华山医院的院长给我介绍他的病况时，就说刚送进来的时候挺危险的，晚一点或者如果不是在上海、北京这样医疗条件比较好的大城市，那就真的麻烦了。10月2日是他的生日，当时他刚刚脱离危险，从重症监护室转入了普通病房，那个生日他是在病床上度过的。
见到他的时候，我心里挺难受的。“大哥，没事吧？挺好的吧？”他和我说话一贯是简而又简：“好了，好了，看见你特别高兴。”聊天过程中，他一直不断地重复：“好好儿的，弟弟。好好儿的，弟弟。”这个“好好儿的”意味太深长了，这可能是他病后想得最多的：要好好儿地保重身体，要好好儿地工作，对家庭对朋友对社会也都要好好儿的……看他这模样，我心里有些发酸，一个劲儿地点头宽慰他。
我怕打扰他，坐了大约半个小时，便起身告辞：“哥，你休息吧，我不打扰您，我走了。”本山到了那个时候还不忘关心我：“你怎么着？”我说：“我中午在外面吃饭，下午坐飞机就回去了。”接着他又问：“你啥时候来的？”我说：“昨天晚上。”他一拍床沿：“那你昨天晚上咋不来呢？”我说：“我怕你见了我，一激动，咱俩再聊高兴了，你晚上睡不着觉。”
我跟本山的关系很有意思，我们俩是不打不相识，属于打出来的兄弟。一开始他有点反感我，见了我总是一副爱搭不理的表情。有一次我忍不住问他：“你什么意思？我又没得罪过你，你怎么见我老这样？”他很直接：“我不喜欢你。”我很奇怪：“为什么？”他朝我翻了个白眼，吐出俩字：“你假。”我俩之前几乎没怎么接触过，他说这话我就更莫名其妙了：“什么事觉得我假？”他三个字直接把我撂倒：“不知道。”我当时心里颇有些不平，你又不了解我，凭什么说我假？太没道理了，和我相处过的人还觉得我真呢！真诚是我做人做事的信条和原则，因为真，我更交来了一大群真朋友。于丹就很认同我的行为方式：“哥，你这个人做不了假。”有一次于丹还给我发来一条短信：哥，你是文艺圈里最不像文艺人的文艺人，这也许就是你所向披靡最大的法宝，你没有那么在意自己，你没有那么矫情，你真诚。
以我的脾气，你对我爱搭不理，我也懒得理你。很长一段时间，我和本山都形同陌路，直到有一天，在白岩松家迎来了“破冰之旅”。
那次白岩松老家的人给他带来了一只羊，小白就喊我到他们家吃羊肉。一进门，我发现本山大哥也在小白家，当时我俩都愣了。小白分别约的我们，我不知道他在，他也不知道我要去。那天除了本山，还有王义夫、大连实德的徐明等人。在人家家里做客，又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总不能把气氛搅尴尬了，我就跟本山大哥打了声招呼：“赵老师在呢。”然后大家坐下吃饭。席间敬酒，小白拉着我说：“哥，咱们俩一块儿敬本山大哥一个。哥，咱们俩一块儿敬义夫兄一个。”本山看小白对我左一个哥右一个哥地喊着，感到奇怪，他实在忍不住了，就问：“我说小白，你们俩这啥关系呀？”小白指指我，神情自然地介绍：“这是我哥。”
由于分属两个部门，我和白岩松平时没有太多交集。有一年，“心连心”艺术团到内蒙古赤峰慰问演出，归程的火车上，我和小白被安排到同一节车厢，这算是工作之余的首次接触。那天两人聊了一路，交流了各自的经历和对一些事物的看法，他对于社会时事的独到见解令我心生佩服。聊着聊着，小白突然问我：“我记得有一回演出，你换外套时，衬衫袖子上还戴着黑纱，那是怎么一回事？”我告诉他，那天下午四点多我母亲去世了，接到这个噩耗一时赶不回去，因为晚上七点半有一台晚会，当时换人断然来不及了，我只得咬牙硬着头皮上台。我把黑纱别在衬衣上，外面套着西装主持了那台晚会。小白听了，神情端肃，端起一杯酒，道：“哥，我敬你。”我一愣：“你叫我什么？”他有些动情：“哥，我很少管人叫哥，但今天，你这个哥我认了！”这大概是一个爆发点，我们很惊喜地发现，实际上我们两人都对彼此有诸多的认同。从那以后，我们以兄弟相称。
显然赵本山对白岩松是激赏有加，他就更摸不着头脑了，一个他不甚喜欢的人，一个他那么欣赏的人，他们俩居然关系那么好。可能从那时候起，本山才对我另眼相待，我们两个人的友情也进入发展的正轨。
一来二往，通过几次相处共事后，本山对我说：“兄弟，哥哥原来对你有误解。你真是我的好兄弟！行了，以后有啥事就跟大哥说，大哥能帮你忙一定会帮你忙。”我没问他当初对我有什么误解，但他既然这么说，可见他对我的成见消除了，我心里也挺高兴：“大哥，没什么事我也不会麻烦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