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零点时刻

他们讨论了一阵，跟我商量，让我在节目开始前托马斯热场的时候，和他见一面。我心想，那还跟他见什么啊？心里堵着一口气，我直接回绝他们：“这样的话就甭见了，我用不着见他。”
节目开始之前，我在现场，托马斯向我走过来。他看起来比我大两三岁，见到他主动向我示意，我也不能没有礼貌，于是两人握了握手。托马斯的主持风格类似程前。节目开场，他先给德国观众和西班牙观众介绍，说这是来自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朱军先生，说我在中国的影响力就相当于他在当地的影响力。当时我心里颇有些不忿，立刻纠正道：“不，不能这么比，我在中国跟你在这儿还不太一样。”
他有些诧异：“怎么不一样？”
“我拥有全世界最多的观众。中国人口基数大，一场晚会有上亿观众看。”
从他当时的反应来看，他大概没想到我会去主动挑战他，显然他有些惊讶。
我笑道：“对，这不是正契合节目的主题吗？”
于是两人相视大笑。
这是我第一次和欧洲同行合作。通过与托马斯团队的沟通与交流，我得以近距离观察一个欧洲职业化的电视团队，他们严谨细腻的工作风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尤其是他们的工作脚本，值得我们借鉴。欧洲节目的工作脚本、主持台本比我们细致得多，厚厚一沓，和日本的脚本形式很像。主持人的机位摆在哪里，某时某刻给主持人近景还是中景，主持人见了观众以后所有的状态、对话，在他们的主持台本上都会一一标明，甚至会精确到在哪个机位讲哪句话，满纸印着诸如“1分30秒3号机中镜，中景”、“10秒钟切1号机全景，结束以后换鱼眼，下接小全景”之类的视听技术词汇，类似电影脚本，非常职业化。但是也有一个问题，国外的台本一旦固定下来就要严格执行，说一是一，没有任何灵活性。其实我当时心里有些好奇，他们前期的台本设计得这么精密完善，如果现场有突发事件，只要打乱一个小小的细节，势必殃及全盘，那他们的应急预案该是什么样的？不过那台节目前期都经过工作人员严格的排练和认证，环环相扣严丝合缝，所以节目现场一切都照计划走，没有发生任何意外，也就无缘得见他们的应急措施。
有了这次经历，我总结出国内外两套不同的综艺娱乐节目制作理念。我们国内注重提高各工种的应变能力和协调能力，保留一切临场发挥的可能，不排斥奇迹；西方则注重前期策划，力求把失误率降到最低，安全至上。我觉得这两种不同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方式，跟东西方人的思维习惯、文化传统有关。我们中国人是写意的，注重整体感，有随意性，也有灵活性。西方人强调逻辑思维，注重条理分析，严密论证，行事经常会“一根筋”。但是跟他们合作时，他们高度的职业化、精密化的工作特点给人的感觉良好，整个节目在国内播出的时候效果也不错。
在玛尤卡岛，我之所以敢于挑战托马斯·高萨克，一方面是由于庞大的观众基数赋予了我这份自信，更重要的是，我来自一个日益强大、不断崛起的国家。这几年跟国外的媒体打交道，我真正体会到了国家实力和国际地位的重要性。出了国门，有几个外国人看过《艺术人生》，看过春晚？别人之所以尊重朱军，礼遇朱军，至少在合作时保证双方地位平等，是因为他们看到了我身后的中国。随着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我个人的亲身经历就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
我的前辈倪萍在她的自传《日子》里提到，1992年她主持一台纪念中日邦交正常化二十周年的“中日友好歌会”时，两国主持人待遇悬殊。日本主持人能在中国的太庙内辟一处宫殿作为休息室，倪萍却只能跑到小树林里去更换服装；日本主持人身边围着5个人端茶跑腿，倪萍一个人提5个塑料袋，自己给自己服务，最后她是淌着眼泪背台词，饿着肚子上台主持的。直播的时候，她尽最大的毅力稳定住个人情绪，把日本人写的“亲爱的日本朋友，你们好，首先我代表中国人民在这里给你们鞠躬……”那种屈辱台词换成“亲爱的观众朋友，晚上好，请允许我向远方的日本朋友问候”，努力维护祖国的尊严，凭借着出色的职业技能和个人素质，她赢得了两国观众和中外同行的敬意。很多人通过这件事盛赞倪萍立场坚定，应对得体，品德高尚。这些固然不错，但是人们往往忽略了一个事实，尽管她挽回了祖国的荣誉，但是那次主持经历留给她的心灵创伤恐怕无法弥合。每一个公民都和他的国家血脉相连，媒体工作者和国家的关系更为直观，他们在传达国家意志的同时，也代表国家的形象。正如倪萍事后所说，我流泪不是为了个人，我是代表中国人来的，就应该有相应的位置。从某种程度上看，不同国家主持人之间的竞合，其实也是国家之间的较量。
2006年，我去奥地利主持“大地飞歌——中奥萨尔茨堡之夜”晚会时，又是另一番光景。奥地利主办方专门在舞台附近给我搭了一个白棚子作为休息区，工作人员把我领到那里，告诉我说：“朱老师，这是专门为您准备的，请使用。”举目四顾，我发现那里只有这一间棚子，与我搭档的奥地利女主持人则一直站在外面。进去休息没多久，一个歌手进来跟我商量：“先生你好，能不能麻烦你，借用一分钟你的地方让我换件衣服？”我说没问题你换吧，就出去了，看到那个主持人还在外面站着。等歌手换好衣服，我说：“你把女主持人也叫进来吧，外面蚊子挺多的。”他连说不敢，说这个棚子花了好几千美金，是专门为我准备的。我说：“没关系，就说我请她进来。”后来歌手就把女主持人也请进棚子里。她对我的邀请十分感谢，大赞中国人善良，我们双方的合作也非常愉快。
别人敬我一尺，我敬别人一丈，这是我做人的原则。保持谦恭，更能彰显礼仪之邦男人的气度。有时候气度也需要物质来打底，2006年、2007年的时候，去欧洲主持节目，外国人可能穿阿玛尼，我也会身着爱马仕，不是为了炫富，而是让对方知道，中国人也越来越讲究了。
新加坡每年会举办一次国家级的文艺颁奖晚会，叫“新加坡国家红星奖”。我主持《想挑战吗？——走进新加坡》之后隔了两三年，新加坡邀请我去颁“红星奖”的“最佳综艺节目主持人大奖”。候场的时候才发现，我们中国的节目在当地非常有影响，因为新加坡90%的居民都是华人。我走向演播厅的时候，当地的舞蹈演员和群众演员站在通道两侧看着我，他们一开始还有点愣，估计心里琢磨着，他怎么在这儿呢？过了一会儿，人群中一个声音高喊：“这是中国的朱军！”大家一下子反应过来了，呼啦一下围上来要跟我合影签名。
在国外的华人世界，有些地区春节的“年味儿”可能比国内更足，春晚的影响力也更大，很多华人华侨本着一种仪式化的心态在收看春晚，而且每年必定从头看到尾，数年不辍。这几年春节期间，我跟随中国曲艺家协会和其他社会组织去国外慰问华人华侨时，很能感受到春晚在国外华人圈的影响力。每次出国，基本从下了飞机开始，各路侨领就排队请吃饭，一直到最后回国，真的有点“亲不亲故乡人”的意思。中国人凭着智慧的头脑和勤劳的双手，在国外往往都能有一番作为，但是脚踩着他人的土地，其中的艰难心酸也倍于常人，在国外见到祖国来的人，尤其是春节联欢晚会的主持人，聚在一起吃个饭，聊聊国内的近况，是件挺高兴的事。饭桌上，春晚就是最好的话题，大家一起讨论当年春晚哪个节目精彩，哪个节目有意思，哪个节目差强人意，简直如数家珍。一圈聊下来，彼此熟络了，就都成了朋友。
2011年春节期间，我去意大利主持“江南绿·中国红——吕薇2011米兰新春公益音乐会”，初一凌晨坐上飞往意大利的航班，十个小时以后下了飞机，当地时间还是初一早上8点多。因为时差的关系，当地观众比我们晚7个小时看到春晚。好些华侨见了我以后特别惊讶：“朱先生，昨天晚上还在电视上看到你，怎么现在就到这儿了？！”他们的惊喜，总是给我别样的温暖。到达米兰当天，我和演唱会总导演杨东升、策划朱海等一行人便和当地华侨们小聚了一番。在一片觥筹交错中，大家互道着新春的祝福，谈笑风生，好不热闹。我调侃道：“刚才朱海说他是杭州人，而在座的各位多为温州人。呵呵，我来自兰州，大家的家乡都带一个‘州’字，都是老乡！”众人皆笑，我不失时机地端起酒杯，向席上各位同胞表达了新年的祝福：“祝愿生活在意大利的同胞们，在新的一年生活顺意，生意兴隆，一切给力！我们在国内顶你们！”
不管身在何方，黑头发、黄皮肤的身份标识都一路随行。随着中国的崛起，走在异国他乡街头的中国人更加扬眉吐气了，有日益强大的祖国作后盾，我们底气十足。吕薇的这场音乐会定于北京时间2011年2月6日（辛卯年春节大年初四）凌晨4点半，意大利米兰时间当晚9点半在新斯卡拉大剧院举行，对于这么隆重的音乐会而言，我们的时间显得相当紧迫。和我搭档主持的是意大利米兰电视台的女主持人玛琳琪拉·皮拉。演出前一天，我们俩开始对稿子，由于语言不通，只能靠翻译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