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零点时刻

写了长长的一段，搁下笔，天已大亮。我凝视着那幅画，觉得胸臆还没完全抒解，整个人还沉浸在情绪中无法自拔，于是拿起一管大笔，饱蘸朱砂，从上到下甩了好多道红色到纸上，像血一样，缓缓地流淌下，晕开，濡红了纸上的废墟，仿佛黑暗中洒下无数的血雨、血泪，触目惊心。画完了，把笔一扔，觉得憋屈在心里的那口气总算疏泄了出去。
5月21日，我驾车行驶在三环路上，下午14点28分，所有的车辆全部停靠到了路边，几乎所有人都自发地从车里下来，一手按着喇叭，一边低下头去默哀。三分钟的鸣笛，响彻天宇。那一刻，我被周围的环境动容了，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整个中华民族的那股凝聚力。在这场大灾难的面前，人人都抱成一团，路上所有人，包括路边的小商贩，甚至连乞丐都起身为灾区同胞默哀。那一刻，我突然了悟，何谓民族，何谓同胞，我们不分年龄，不分性别，不分阶层，在灾难面前，几乎所有人都是一体的，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中国人。
6月27日，台里选了几个大家比较熟悉的主持人去参加少儿频道录制的一台晚会——“2008抗震救灾英雄少年”颁奖晚会，交给我们两重使命：到了台上，集体表演一个诗朗诵节目《感动》，为灾区来的儿童加油打气，鼓励人们重振信心、重建家园；在台下，和灾区孩子们进行交流，开导他们，疏解他们的心理阴影。到了这个时候，救援工作差不多接近了尾声，北川、汶川等重灾区已经全县封闭，人们开始从营救伤员阶段过渡到心理抚慰阶段，一部分心理医生也已开赴灾区，为受灾同胞进行心理创伤理疗。
孩子们在地震中失去了许多，有的失去了伙伴和老师，有的成了残疾儿童，有的沦为孤儿，但是最令我担心的，还是这场灾难对他们心灵造成的伤害。也许经历过这场磨难，他们的童年将一去不复返，他们将要提早面对这个世界苦难、无奈、酸楚的一面，肩负起原本不该他们承受的担子。这个时候，多和孩子们交流，陪他们聊聊天，鼓励他们，甚至于拥抱他们，给他们一些肢体上的爱抚，对他们而言，这些比什么都重要。我们这些主持人中有不少都做了父母，比如我，比如李瑞英，看到灾区来的那群孩子，会自然而然生出一种父母之心、同情之爱。以前没有孩子的时候，看见一个挂着鼻涕泡的孩子，心里可能会嘀咕，这小孩怎么这么脏啊。但自从有了孩子，心态就完全不同了，即便那个孩子跟我非亲非故，只要看见他流鼻涕，下意识地就会掏出张纸巾帮他擤鼻涕擦脸。对于为人父母的来说，孩子在我们心中所占的分量太重了。
直播那天，我特意早早地赶到1000平方米演播厅，并特意带了礼物给孩子们。那天来参加节目的孩子大部分都很年幼，天真烂漫，真的都是一群可爱的小精灵和小天使。然而在地震发生的时候，他们就像绝壁处的小草，虽然弱小，但决不孱弱，他们挣扎着求生，一旦寻找到一线阳光，就迸发出了惊人的生命力：个头矮小的林浩，在废墟中背出了一个又一个的同学；“可乐男孩”薛枭被救出后的第一个愿望就是“要喝可乐”，汶川地震使他失去了右手，但是这个折翼的小天使非常坚强，聊天的时候，他悄悄告诉我，他打算以后还是一样地面对生活。他们用自己的言行努力消解着命运的无常和严酷，那种稚子之心、稚子之言所表达出的对生命的热忱和珍爱，思之令人潸然。跟他们接触的时候，我几次产生掉泪的冲动，偏偏又被他们一个搞怪的表情、一句童言给逗得逼退了眼泪。
林浩简直是一个小精豆子，聪明得不得了，一看到我，就跑过来和我打招呼：“朱军叔叔好！”我说你好，拍拍大腿招呼他：“来，坐！”他就一屁股坐上来，兴致勃勃地和我聊天。他的头部在地震时受了伤，一块头皮受损，当时他有一个愿望，希望头发尽快长出来。趁他不注意，我悄悄扳过他的脑袋看了一眼，头发已经长得很浓密，几乎看不出疤痕了。但愿他小小的心灵也和他的头皮恢复得一样康健。
第一次见到“敬礼娃娃”郎铮的时候，他还很小。少儿晚会结束后不久，他又出现在“向祖国报告”的晚会中。彩排的时候，他的军礼敬得可标准了，一副煞有介事的小军人模样。到第二天直播时，他大概厌烦做重复动作了，就没好好敬礼，松松垮垮地敷衍了事，到底还是个孩子，那副惫懒的表情把我们都给逗乐了。一晃三年过去，我以为他认不出我了，没想到那孩子噔噔噔地朝我跑来，亲昵地唤道：“朱军大大！”可能当时他年龄小不记事，感觉那场灾难没给这孩子留下阴影，他现在活泼极了，还跟三年前一样有意思。我摸摸他的脑袋：“你长高了！”他点点头：“长高了。”“现在敬礼不敬礼了？”“不敬了。”“为什么不敬礼了？”他很认真地想了想，最后调皮地吐吐舌头：“忘了。”
记得那台晚会上，我在朗诵诗歌《感动》时有这么一句话：“可爱的孩子，把可爱的中国生动地矗立在大灾面前，废墟之上。”从那天起，可爱的少年中国的形象，长久地留存在了我的脑海中。我相信，因为这些可爱的孩子，我们这个民族将会永远迎着明媚的阳光前行。
可爱的不独是孩子，还有投身到抗震救灾中的那些“最可爱的人”。两天以后，即2008年6月30日，另一台《向祖国报告》——迎“七一”暨抗震救灾文艺晚会也在中央电视台一号演播大厅拉开了序幕，参与这套晚会的主持和幕后工作的依旧是春晚的班底。
这台晚会被赋予一种情绪翻牌的功能。地震发生以来，全国人民都心系灾区，举国同悲。到了7月1日，距离8月8日奥运会开幕式只剩一个多月的时候，有必要振奋社会情绪，将其从一种大悲大恸的氛围中引出，导入中华民族百年圆梦，喜迎北京奥运会的期盼当中，所以整台晚会的基调是积极昂扬的。在演出过程中，以报告的形式从各个方面展现了抗震救灾的阶段性成果：军队、消防、公安、国家救援队抗震救灾成果报告，教育战线抗震救灾成果报告，灾区重建报告等。
《向祖国报告》这台晚会将很大的篇幅给予了我曾经的战友们——那些最可爱的人——人民子弟兵。灾难降临的时候，真正的主角就是他们，无论作出多大的牺牲，他们永远迎着灾难走，冲在最前线，出现在国家和人民最需要他们的地方。
我虽然离开部队多年，但实际上现在这个岗位和在部队里有许多相通之处，直播时如同冲锋陷阵，没有退路；在演播室里，工作就和在部队严格训练一样，一旦发生变故，就得冲在第一线，效力于国家电视台，就要以个体服从大局的态度思考和处理问题。主持人就像军人一样，我代表的不是个体，而是整个集体。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脱离在部队养成的思考方式和处事习惯。主持这台晚会的时候，千丝万缕的情思一瞬间迸发，在我内心里涌动。人民子弟兵的种种事迹带给我的共鸣和感动恐怕要超越一般观众。
北川县公安局副局长李跃进的母亲和妻子在地震中全部丧生，同样是警察的儿子李宇航也在救援时捐躯。当他看到儿子遗体的时候，他做了两件事：打开一瓶矿泉水，给儿子洗了把脸；摘下儿子胸前的警号，别在自己身上，又迅速地奔赴抗灾第一线。那个时候，这个老警察肩负起了两代警察对人民的神圣承诺。李跃进的家在地震中被夷为平地，他儿子生前所有的照片都被埋在了地底下。晚会的编导经过一番周折，才在李宇航所在公安局的档案室里找到了他仅存的一张证件照。那天晚上，当李跃进看到大屏幕上爱子唯一的照片时，他竭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哭出来。当时他背对着观众，大家看不到他的面部，但我看到了他隐忍的表情，忍不住过去拥抱了他。时间不允许我用语言表达更多，而且我觉得无论用什么语言都无法清晰、准确地表达出自己当时的感受，两条汉子之间的一个拥抱，或许能够表达相互间的一种敬意，让对方感觉到我们对他的尊重之情、敬佩之心、同胞之爱。
有评论者总爱以“人文”为借口，抨击电视晚会善于制造廉价的感动，赈灾晚会让灾区的人们登台发言是在揭人心灵的伤疤。作为一名普通的中国人，从小我便知“国家”二字的分量。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那种特殊的时刻，需要有一种大爱，超越个人情感，将整个民族凝聚起来。媒体人的职责，就是要激发乃至放大这种民族大爱。以春晚班底打造一系列大晚会，表达的是一个国家的诚意。一个国家的诚意，表现在空降兵明知是死亡也要跳下去救援；一个国家的诚意，表现在不计代价地第一时间挽救公民于水火；一个国家的诚意，表现在用强大的国力支撑着你精神层面的尊严。
这样的大感情绝不是空泛的口号，而是对每一个公民从生命到心灵的实实在在的全方位救赎。
奥运，有我一棒
2008年六七月间，我内心的过山车冲到了至高的一段轨道，一阵俯冲，又一阵腾跃，激荡起伏。刚忙完《向祖国汇报》的晚会，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了甘肃省体育局副局长石生泰的电话：“朱军啊，跟你说个事儿。你当第一棒火炬手恐怕是不行了。”我心下一惊：“怎么了？”“省里临时决定，第一棒由抗震救灾英雄传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