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坐了我的位子

只有当问题出现，和现实生活有关联时，我们才会去讨论。在加利福尼亚她的家中过感恩节的时候，她和我回忆起我们通过律师考试后一起搞了一次旅游来庆祝。我们用了一天时间游览圣·托马斯大教室。我们穿着相似的全套服装。当我们从一个年轻人身旁走过时，他大声喊叫：“嘿，两个世界的混血儿！”我们俩都气坏了！
  我记得我和这个特别的朋友去法学院参加一个聚会，当聚会大约进行到三分之二时，我问她：“你意识到我是这里唯一的黑人吗？”我以前还从没意识到这一点。
  39岁的哈丽雅特（Harriet）是一位黑人舞蹈教师，和丈夫分居。她的白人朋友比黑人朋友更多。她把这归因于他的职业，因为其中非洲裔美国人很少。她解释说：
  我见得更多的是白人，而不是黑人或拉丁美洲人。由于我是一个几乎完全在白人的环境中工作和生活的非洲裔美国妇女，所以我经常感到有点孤立。我原认为这只是我个人的感觉，但我已经发现，其他非洲裔美国妇女和我有同样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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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伙伴关系与文化差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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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我的白人朋友会谈一些我无法认同的事情。这一点往往会引起争吵。真正可怕的是有很多黑人女性我也无法认同。我们之间根本没有什么共同之处。经济和文化的差异使我很难和其他黑人女性建立友谊。她们简直就不像我周围的人。我皮肤太黑，无法完全融入白人文化，但又因为有太多的白种人的特殊习惯而无法融入黑人文化。然而我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黑人女性。
  宗 教
  35岁的苏珊（Susan）讲述了有关她的宗教的笑话是如何强烈地影响着她，以及她和朋友始于童年时期的友谊。苏珊和一个女孩保持着很亲密的友谊。这个女孩不理解为什么这些笑话会使苏珊不高兴。苏珊解释说：
  这是我所察觉到的很可怕的东西，但很不幸这一点我的朋友以前和现在都没察觉到。我是犹太人。我很不乐意接受关于犹太人的笑话。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曾祖母，她曾被关在集中营。当我还是一个孩子时，我就要对付来自其他孩子的反犹太情绪。我确信那时的他们并不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只不过是从他们的父母那儿学来的。但无论如何我的宗教信仰被拿来开玩笑，我就不能忍受。后来我的朋友因我的宗教而嘲笑我，我也很不高兴。她以前不明白，现在也还不明白，说我把这种事情看作是对个人的攻击。
  来自柏林的维奇（Vikki）有一个儿时的朋友和邻居。从13岁到17岁她和这个朋友一直都很亲密。这个朋友是个土耳其来的穆斯林。“她的父母认为我是个德国女孩，不是他们的女儿的好伙伴。”维奇承认：“他们常常不允许她见到我，所以我们总是秘密会面。”在她的朋友搬到30英里以外的一个小镇以后，她们的友谊之花就凋谢了。
  直至今天，维奇的大多数朋友仍都信同一宗教，尽管她愿意接受信奉各种宗教的朋友。她说：
  我和信奉不同宗教的人做朋友不会有问题，只要他们人好、有礼貌，对他们的信念不武断就行。我总是喜欢和一个信仰犹太教的人做朋友。我总觉得，从我们20世纪所经历的痛苦历史来看，它是很令人着迷的。但我还没有一个德国犹太人朋友，所以对这一点我无法说什么，还是让我们来看看将来会如何。
  卡尔是（Carl）一个53岁的社会科学家。他有两个最好的朋友，一个是儿时一起上主日学（改革后的犹太教）的朋友，另一个是卡尔移居国外时同在一所大学教书的朋友。“他的种族的和宗教背景都和我不同。”卡尔解释说。但这在他们的友谊中从来都不是问题。他们的友谊甚至持续到卡尔迁回到美国以后。
  另类的生活方式
  威廉（William）告诉他母亲，他在18岁时成为一个同性恋者。他从不对工作或生活中遇到的任何人隐瞒这一点。他告诉我，工作伙伴最使他烦恼的是：“人们都认为你是一个同性恋者，这很特别。真烦死人！”
  我和威廉在他的伦敦办事处拐角的一家旅馆的休息室会面时，他说到以下象征着他的挫折的轶事：
  我记得几星期以前，我的朋友布伦达（Brenda）从美国移居到这里工作。她是我几年前认识的。她猜想我是个可笑的女性化的男同性恋者。我无意中听到她对她的朋友说：“这就是我对你说的威尔。”
  我不知道你是否看过情景喜剧《威尔和格雷丝》（WillandGrace），我们这儿现在正在播映。我看了大约10分钟，对我来说它毫无吸引力。“我并不是你讨厌的威尔。”我真的很厌烦但事实上我并不想小题大做。我生日的时候，她给我买了一顶装饰着蓝绿宝石的帽子和一本有关一个男影星的书作为我生日的礼物。
  这些东西我都不喜欢！为什么同性恋者在人们的头脑中都有一种既定的形象呢？女性对我特别关注，为的是了解同性恋的那种事。她们觉得那就是你想要谈的。这正是人们尽量要发现的共同内容。但你不能因为这就认为别人不好。那些东西应该暂且放在一旁，直到你了解别人，知道人家实际上对什么感兴趣。
  我的大多数朋友都是直率的。我只进普通的酒吧。
  我不会花很多时间在同性恋者特定的地方进行社交活动。我也要靠自己过日子。
  一个30岁的妇女谈到她的一段伙伴关系，不论她的朋友是异性恋者还是同性恋者，这段友谊都强调了一个普遍的主题，这就是友谊是互惠的吗？她的朋友斯图尔特（Stuart）也是她的雇员。一年多来，她为她和斯图尔特的热烈友情一直进行思想斗争。斯图尔特也是如此：
  在友谊的初始阶段，我的朋友和我有一种很热烈的关系。几乎就像十来岁的姑娘，我们一天至少在电话上聊上两次。我们总是合用所有的东西。我们常住在一起。我没有一个温暖体贴的家庭。由于某种原因，我从来没有和男性有爱情关系，尽管我已二十好几。所以，对我来说，和一个男性的这种友谊是很新鲜的。
  在公司里我给他创造好机会，给他提创新的建议。我把他带进我的朋友圈，给他写推荐信，以便他能得到更多的自由撰稿的工作。我给了他这么多是因为我想让他喜欢我。还真管用……至少有一段时间是这样。
  当这样做不起作用时，我当然感到受到伤害，认为他完全是忘恩负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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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势伙伴关系与文化差异(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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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极为艰难地把我的感情、我自己和我们的工作关系分开了。
  由于对这种工作中的友谊感到神经过度紧张，又老想弄明白为什么她过去从未有过长久的浪漫关系，她着手进行心理诊治。经过治疗，她开始明白她和那个同性恋男雇员发展起来的亲密友情后面的动力。她觉得她逐渐看清了为什么她对那个朋友会如此神魂颠倒。经过几个月的思考，她正视他们友谊中似乎已遭受的挫折，这一点实际上帮助她排除了对他的迷恋。
  我们之间有误解。我寄给他一封电子邮件，而他感到受到了伤害。当我们不得不一起出席一个会议时，我们紧挨着坐了两个小时，一句话也没说。
  幸运的是，会议结束后，我们终于说上话了。然而在前30分钟，我们彼此都在向对方发牢骚，之后我们才开始比较理性地交谈。谈话总共持续了3个小时！
  他告诉我，这么多年，我的电子邮件和信函给了他极大的伤害，他不想回，回了有失他的尊严。
  正是从这里开始，我们有了第一次误解：我总以为他没有认真对待我。我就是这样看待他的沉默的……这3小时的谈话极为艰难，也极为重要。我说：“你知道，毕竟两年来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写的都写了，但你仍然在恨我。”他回答说：“你太小看我的肚量了。”
  国际文化差异
  如今有这么多国际间的业务要处理，你可能发现你自己比以前拥有更多机会，因为有了可以和来自世界各地的男性和女性建立关系的因特网，而不必局限在你的部门或公司。当然，信件和电话长期以来一直都是进行国际联络的方法，但因特网能更加快捷地发展和保持国际间的伙伴关系和友谊，花费也不大。
  要牢记，不同国家对工作关系的看法是有文化差异的。应该花时间来了解这些相似点和差异。
  有一权威教授，他在法国长大，20世纪60年代搬到美国，但每年都要返回法国住上两个月。他仔细考虑了两国在工作和友谊上所呈现的差异。对他来说，这些差异是一种分歧同时也是互补的。
  根据我在美国的经验，很多友谊是在办公室里开始的，法国则不同，友谊更多源自家庭。在法国有一种固有的文化观念，它把美国人描绘为工作时交朋友，失去工作也就失去朋友。
  在法国和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仍然还在我生活中占据很大部分。而在美国虽然我很少四处旅行，但除了我妻子以外，好像已经没有什么青年时代延续下来的友谊令我印象深刻了。
  家住柏林的安妮特·穆斯（AnetteMoos），为一家提供德国旅游服务的美国公司当旅游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