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的火焰

摩  罗  这种暴力书写已经日复一日地延续了几十年。第一代暴力写手沉溺在战争暴力之中。第二代暴力写手竭尽一切努力歌颂着政治暴力。第三代暴力写手则较集中地描写性暴力。这三代暴力写手共处文坛，或者说正是他们构成了当代文学的基本面貌。他们虽然年龄不同，文学修养不同，话语环境不同，但在书写暴力上却表现出同样的贪婪。可以说这是一种无耻的贪婪。
人文主义的超越：超越暴力压迫与暴力
反抗的轮回，超越暴力刺激与暴力反应的循环
罗  岗  在我的印象中，将革命“暴力”以苦难的形式彻底显示出来的，是张炜的《古船》。正如我的一位朋友所说，开始读《古船》时，觉得作者如一匹受伤的狼在低低嗥叫，同时有一种血色的浓稠液体向你涌来。由此可以想同“暴力”场景的触目惊心。张炜在对“暴力”的渲染中，试图质疑权威历史话语制造出来的“革命”神话，但他又摆脱不了“革命”神话带来的原罪意识。抱朴沉湎于对后母之死的惨痛记忆中，同时不断地忏悔：我是老隋家有罪的人，正体现出张炜内心的惶惑。一方面是个体的毁灭，轮回的苦难，循环的仇恨，集聚着让人把握不定的宿命感；另一方面又分明昭示着历史演进的艰难，个体的悲剧正是历史前进必将付出的代价。难以克服的矛盾使他无法控制住文本中的“暴力”，反而可能使它泛滥成灾。细读《古船》，不难发现行文中语句的凝滞，段落间象征的混乱，以及通篇的神秘晦暗，这些似乎都暗示着作者也有一定的书写“暴力”的企图，他好象在这里难于自拔。
摩  罗  要从这种暴力书写中振拔起来，需要非同一般的精神力量。中国社会暴力压迫与暴力反抗构成的历史轮回，使我们要么处于压迫者的征服快感和对复仇者的恐惧中，要么处于反抗者的战斗激情和复仇快感中，反抗者与压迫者在精神意识上的同质同构决定了我们难于实现对暴力的批判与超越。如果一种暴力仅仅因为被命名为“红色”就获得了合法性，那么它的血腥和惨无人道必定也要同时获得合法性，这就只能走上压迫者的老路，造成轮回做庄的轮回格局，而没有任何进步可言。作家以什么姿态面对这样的文化现实，几乎成了一种考验。
罗  岗  “暴力”以及由“暴力”造成的精神创伤，是当代中国作家极为惨痛的记忆，同时又是最可宝贵的经验。如何在文学中整合经验、重启记忆、治愈创伤、祛除暴力，至今仍然悬而末决。譬如余华，他的小说一开始便着迷于死亡，甚至可以说他的小说唯一可以确认的被叙事件就是死亡与关于死亡的记忆。不需要在此复述他那些在劫难逃、令人发指的死亡描写，光看他在《一九八六》中重现似乎早已沉没、不复可考的古刑罚，他的叙述充满着令人毛骨耸然的身体性语词，似乎在能指的弥散与碎裂中传递着肉碎骨裂的语音形象，就可以想象余华用轻飘飘的“活着”将自己从无边的“黑色暴力”中拯救出来。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或许可以借此卸下心灵的重荷，但他却要付出丧失作品份量的代价。与此相反，让我想到诗人穆旦，二十三岁时他便在败走野人山的战役中，亲身感受到死亡的滋味。可他只说过自己对于大地的惧怕，原始的雨，森林里奇异的，看了使人害病的草木怒长，而在繁茂的绿叶之间却是那些走在他前面的人的骷髅，也许就是他的朋友们的。王佐良说穆旦的叙述“没有一种虚假的英雄主义的坏趣味”。战争与死亡的阴影反而使穆旦体验到“丰富的痛苦”，不是简单地拒斥，或是一味地逃避，而是钻得更深，看得更远，身体的毁灭变成了心灵的死亡：“然而这不值得挂念，我知道/一个更紧的死亡追在后头，/因为我听见了洪水，随着巨风，/从远而近，在我们的心里拍打，/吞蚀着古旧的血液和骨肉！”革命与战争所带来的“暴力”，不会因诗人的歌咏而消失，但我希望，人们面对暴力的时候，能像诗人那样从容咏吟：“对着漆黑的枪口，你们会看见/从历史的扭转的弹道里，/我是得到了二次的诞生。”
摩  罗  余华的变化令人遗憾。在目前引人注目的小说家中，他是对暴力最为敏感的一人，而且他的暴力描写中能见出一点人文气息。看他目前的变化好象有点坚持不下去。也许我们应该更多地关注外国同行，从那里多吸取一些滋养。雨果《九三年》是写政治暴力的，可他始终伴有对暴力的思考，我把这称为知识分子立场。海勒《第二十二条军规》是写战争暴力的，可作者的着眼点是战争所造成的巨大精神创伤，是生命对于战争的恐惧和控诉，我把这称为艺术家的立场。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是写谋杀暴力的，可主人公拉斯科尔尼柯夫在施暴以后深陷在惶恐和反思中，最后走向血淋淋的忏悔，表现出对生命的敬畏与悲悯，我把这称为上帝的立场。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展示暴力的非人性质，着力于对暴力的批判与超越，他们都是人文主义者。即使如此，也不能认为他们已经做得足够了。二十世纪的欧美国家也象中国一样出现了那么多的暴行，单是六百万无辜的犹太死难者就足够叫我们世世代代难于安眠。正如一位西方哲人所说，大屠杀使以往大约三十个世纪通过知识获得的一切都产生了疑问，一切都须重新审视。可是我们的中国作家，既没有“疑问”，更无须“审视”，而是义无反顾地唱起了暴力颂歌，表现出十足的无赖气。在他们笔下，连中国所曾有过的司马迁式的生命意识和武侠小说式的道义意识也没有了，连《三国演义》式的冷静和超然也没有了，他们完全抽空了人文气息，以“文艺战士”的名义，堕落成了御用文人。一个民族的作家集团，出现这样的整体性的堕落，真是世间少有的悲剧。这个悲剧本身就证明了暴力主义对我们民族的戕害是多么深重。
应该早一天出现民族反省。作家应该首先做到这一点。因为文学的立场永远是肯定生命，暴力却永远是对生命的否定，他们之间有着根本的对立。作家作为精神生产者，不应该沦为环境的被动产物，而应表现出强大的精神主体性，从而最有力量从刺激反应模式中挣脱出来。不仅如此，作家还应该主动给生活发出非暴力的刺激，以此遏止、化解一切暴力，改造人类的生活，因为作家不只是现实生活的描述者，而永远是理想生活的创造者。
1995年6月，上海
（本文刊于《上海文学》1995年9期，题目更改为《记忆与遗忘——对文学中的“暴力”的思索》。那阵子跟罗岗聊天时谈到文学中的暴力问题，看法很相近，于是就有了这次合作。他曾经告诉我说他写过一篇文章讨论“革命历史题材文学作品”中的红色暴力问题，发表在《文学评论》杂志上，但好像没有给我看过。我来北京工作以后，有一次偶尔发现人大复印资料转载了他那篇文章，认真读过，觉得文中论述很中肯。在这篇对话之前，他对此已有较为成熟的思考。另外，我们的对话发表不久，我发现早几年的《上海文学》曾经发表过陈思和的一篇长文，讨论战争文化对于意识形态和文学创作的影响。当时复印下来认真研读，觉得真是精彩。要是早点读到陈先生的大作，我们的对话一定可以深入一些。那时候我对暴力问题比较关注。这次对话以后，我为余华的小说《一九八六年》写过长达4万字的论文——正好与小说原文一样长。那篇小说的暴力描写非常令人震惊，我的评论也都是围绕暴力问题说话的。）
艰难的反思
    赵敬立  今天，我们就智量先生的长篇小说《饥饿的山村》进行一次座谈。首先，我想我们应该对这样一位著名学者、翻译家，在近古稀之年创作这部处女作的巨大勇气和对艺术的执着追求，表达我们深深的敬意。其次，我觉得智量先生创作《饥饿的山村》这件事本身也说明了这样两点：第一，他作为一个从来没有写过小说的学者而创作这部小说，那一定是他亲身经历的那段生活对他本人造成的震动与影响之巨大、产生的审美感受之强烈，难以割舍无法释怀，无法用张爱玲常用的“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轻易抹去。这多少验证了生活对于创作的先决作用。第二，作家之所以创作这部小说，除了审美感受强烈所使然外，可能还源自他力求真实地反应那段历史、表达自己对历史的审视、反思与批判的意图，即“给一个说法”。而这一点正表明了作家自觉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现实人生的深切关怀。对此，我们同样应给予深深的敬意。并且，这也将成为我们谈论这部作品的一个契口。
    仲立新   读罢这部小说，有种说不清、道不明、剪不断、理还乱的感觉。我们既会为小说所呈现的阴惨与悲凉的历史真实所震慑，又会为被置于不时闪现的作者的理念引导下而感到沉重与疲惫。真实、具体的历史之悲怆与抽象、和理念的活跃奇异地相交织，而原始的本真的生活则为悸动不安的心灵之力所化解。这种矛盾的令人惊奇的组合，使整部小说有种不和谐感。
    作为一个经历坎坷的人，作者有丰富的生活阅历，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文学研究家，作者也不缺少文学经验，但作为一个小说创作的新手，作者是谨慎的、“老老实实去写的”，并不存丝毫的戏弄与赏玩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