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的火焰

智量先生为使整部小说具有“报告文学般的真确”，精心设计了“引子”，而将自己置于转述人的位置。故事中那一连串是令人心惊肉跳的事件，从女人为一个馒头而卖身到成百的老人、妇女、儿童被饿死，从李七姑盗尸做饭到李秀秀、秋眉遭到令人发指的性侵害，使人仿佛觉得饥饿时代的历史被还原了，人性在某种特定历史情境中异化为 动物性的事实血淋淋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果仅止于此，却也能使人产生一种事实真实感。然而作者那谙熟于胸中的俄罗斯文学传统却偏偏使他无法在故事面前清静无为。托尔斯泰、屠格涅夫、陀斯妥耶夫斯基式的“心理分析”的笔致，使事实似的故事中的人物竭力地突现出来。于是作者的思想、观念便也时时地站立在字里行间。作为一个经历曲折的知识分子，智量先生保持了知识分子作为文明化身的自信，并相信文明终将战胜野蛮、知识终将战胜蒙昧。这成了一种潜意识、一种支配作者安排情节的前提存在。李秀秀之于李江玉、七姑、秋眉之于王良、两者之间是一种“拯救”的格局。前者对后者是一种肉体的拯救（不仅仅指“性”），而后者对前者则是一种灵魂的拯救。落难知识分子与美人之间救与被救的故事，是中国文学中经常出现的母题。智量先生重又使用了这一“救人”的套路，效果如何呢？如果说李秀秀无私无畏地倾心于李江玉老师，只是表面化地体现出处于浑沌中的女性对于知识的神往，那么七姑、秋眉钟情于王良则深入暴露出作者“蒙昧对文明的本能追求”的潜意识。七姑与秋眉性格迥异、一个泼辣热情，一个柔情似水，但她们对于王良的感受却惊人的相似。虽然作者想尽力写出七姑在肉体上难耐的饥渴，秋眉在精神世界里丰富的渴求，一个侧重于“欲”，一个侧重于“情”，但我们仍不难感到，七姑并非止于欲，秋眉亦非止于情。如果仅为欲，则七姑不一定非要抵扼薛永革；同样，如果仅为情，则秋眉与王良也不会连一次正面的“情感交流”也没有。当我们揭开那蒙在七姑、秋眉身上的“情”与“欲”的感性面纱，我们会看到在一种更为理性化的层面上、在“蒙昧对文明的本能向往”这一理念所在，七姑与秋眉合二为一了。于是整个作品就被置于这样一种矛盾中，一方面，作者竭力想使自己的笔致客观化、以便揭示那历史原生态的残酷；另一方面，作者那过强的理性意识以及反思心态又急迫地去化解那客观现实，而且这种“化解”又并非出于能“入乎其中”而又“出乎其外”的清醒认识。因此整个小说就在这种矛盾的撕扯中，变得不那么和谐了。
    赵敬立   这种不和谐，我把它称之为“事后人心态”。本来，一个作家在写过去的历史时，总难免也理应站在一个更高的视点去完整地把握、透视对象，从而不可避免地打下明显的“当下”的思想烙印，标明写作时所站取的高度。但在具体的艺术处理时则应该把准尺度，尽可能还原到“当时”历史的本真状态中。否则难免造成不和谐感。譬如王良在“放 逐 ”之后进入那个“饥饿的山村”时的心态，显然与他在当时具体历史情境中可能有的心态不相符合。按说，在那个时代，一个知识分子被划成右派，一捋到底，这种政治生命的被剥夺应该是十分痛苦的，甚至是痛不欲生的；或者，他真的认为自己有错、有罪，并真诚痛切地忏悔、改造，乃至与薛永革打成一片以“继续革命”……无论是哪一种态度，总之不大可能会有着那样一份冷静清醒与超然的心态：对自身命运的坦然接受与自嘲，对险恶环境的积极认同与适应以及对薛永革的隔膜、嘲讽与对抗……等等。这些显然属于经过反思与批判后的“当下的事后人”的心态，与“当时当事人”的心态有所分离，从而造成人物塑造的不和谐，而这种不和谐无疑会损害作品本身的历史真实感与厚重感。
    摩罗   你提的这个“事后心态”很有道理，这部小说的不和谐正跟这种事后心态有关。我认为作者除了表达对自己那一段经历所怀的顾影自怜式的眷恋外，最主要的就是表达自己的反思。小说开始写到火车如利剑劈开了荒蛮大地，结尾又写到火车，说明代表着现代文明的火车给这片蒙昧之地带来的东西太少。这在文本结构上表现出了作者的反思企图。故事的发生地是西北的一个穷山沟，着墨最多的人物却是城里来的右派知识分子王良，这种安排使人想起了格列佛来到小人国和鲁滨逊来到荒岛上，同时也使人想起十几年前的中国小说《爬满青藤的木屋》所凸现的文明与愚昧相冲突的母题。《饥饿的山村》正是站在九十年代对以上作品母题的呼应。所不同的是，《饥饿的山村》中代表文明的一方是一个二十世纪中期的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而且是一个被官方打入敌人阵营的所谓“右派知识分子”。按照常理，王良既有深刻的个人体验，又有充分的文化历史意识，应该是最可以对自己的时代和民族深入反思的。但也许正是他的这种特殊处境，给作品的反思设置了障碍。我在读小说之前，心中就有一个老大的担心：小说的主人公，能作好这样的反思吗？
    赵敬立   关于王良，我有这样一个印象。即他首先是一个“放逐 者”，从政治生活、学术生涯到爱情生活，都被放逐了。而与“放逐者”形象相对应的，在小说的推动与发展中，王良更多的是一个“访问者”，一个“过客”的形象。整部小说即是以他进入山村到离开山村的所见所闻所惑（当然，也有所为）为推动力，其中尤以与秋眉、七姑两个女人的情与欲的纠葛为内在的动力，而不象一个实在的参与者。譬如小说开头王良面对那样一个“饥饿的山村”，他一再推御、“不抓工作”，再譬如面对两个女人的爱情一味被动与退避，都使得王良对于那场灾难、对于灾难中的人人而言，象一个“过客”，或者说是“缺席的在场”。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摩罗   你说得很尖锐，我也有同感。薛永革把王良作为一个工作组干部未给他分配工作时，王良却一再地推辞。王良面对李家沟人的苦难，没有产生足够的投入意识。他只想以体力劳动的方式来消解自己的精神存在，也就是要按照官方的标准来表现自己的驯良和值得信任。他所想的不是山村需要他做的，而是官方认为他应该做的，所以他一到李家沟，就为自己设计了一个老实改造、重新做人的形象。他要把自己置于死地而后生，而这个“死”和“生”的标准不是他自己的，而是外界加给他的，他以一种悔罪的虔诚接受了这个外来的标准。
    这就牵涉到了“右派知识分子”的集体心态问题。据我了解，五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是现代性问题来到中国后，中国所出现的最软弱、最缺乏现代意识的知识分子。他们成长于战火硝烟之中，无从仰承足够的思想资源来培育成自己的文化意识，他们没有对人类文化精神和民族生活的运转方式作过整体的把握和理解，没有把作为个体的自己与作为自己生存环境和母体的社会、民族、人类联系起来作过理性的审思。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实现最起码的文化启蒙和政治哲学的启蒙，就匆匆投身于社会和政治。不幸的是，他们刚探出身子，就受到了一场严酷的政治阉割。这场阉割竞然持续了二十年之久。实际上，除了极少数较为优秀的人之外，当时的大多数右派分子都是没有真正的觉悟和独立意识的。大多数人的政治热情都处于较为原始的状态。也许他们的动力主要就来自对于个人前途的谋求。正因为这样。他们是很容易在精神上被打跨的。王良在李家沟所遭受的肉体和精神的双重饥饿，本来应该促成某种精神的升华，促成他跟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生命融为一体，可他却一直自守过客身份。小说的结尾、当王良离开李家沟，去另一个地方接受改造时，他比来到李家沟时并没有增加什么实质性的东西。李家沟的苦难对他来说只是一掠而过。正如他对于李家沟也只是一掠而过一样。完全丧失现实主义精神，完全消解自己的精神存在，以最大的驯良乞盼着重新受到朝廷的垂青——这就是他成为李家沟的过客的心理原因。当然，这是当时的王良所不可自知的。仲立新所说的作品的不和谐，我看这就是诸般原因中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也许可以把我的意思表达为这样一个句子：作者的反思企图与主人公王良的不能担当反思的任务，造成 作品的不和谐。
    仲立新   王良作为一个过客，一个没有真正溶入生存环境的人，他不但被社会、政治“放逐”，而且处在一种无意识的自我放逐状态。如果王良看透了社会政治生活，读厌了人生，对人的生存境遇有一种深深的悲剧感，因而故意使自我随波逐流，那到不失为一种清醒与超然。而事实上并非如此。王良既没有对自身及民族、国家的命运如何这一基本问题做过深入地追问，也没有对现实的生存态度做仔细地探究，更没有想过未来将怎样。王良是带着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走入民间时所常有的心理优越感来面对现实的。李家沟的现实是这样的惨烈，但在王良的心中除了惊异、愤激和同情之外，并没有激起更为深入的思索。因为在他的潜意识中，他只是暂时地流落民间，他总会有“天降大任于斯人”的一天，所以他只是一个“过客”，一个不可能真正走入生活、走入自我的虚弱的知识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