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的火焰

王良这种心理状态，实际上体现了作家的某种心理认知现实。
    摩罗   说到这里，我想再发挥两句。早在战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就反反复复地说，天下有道，就应该出来做官，尽心尽职地扶助君王，天下无道，就应该退隐，而绝不能同流合污。站在今天的立场看，这种态度也许是应该受到批判的。如果用西方的拯救意识和悲剧意识来看，这种精神更是不可取的。但是，中国古人入世也有入世的热忱，出世有出世的清高。而且在这个入世出世的选择背后，鲜明地挺立着他们对当朝社会政治的态度评价和当朝君王的是非判断。比如他们把君王分为明君和昏君，把世道分为清浊二类。这都表现了古人在人格上和智慧上的自信。可是王良对自己的时代是缺乏清醒和判断的。他不是思考得深浅的问题，而是没有这样思考的意识。连折磨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的出世入世的矛盾心理，在王良这里也没有了。他不但从“五·四”新一代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后退了万里之遥，连古代知识分子曾经坚守过的阵地，他也没法守住了。
    仲立新    王良之所以成为这样一种令人尴尬的形象，这与作者本身的认识深度不足有很大关系。作者想实现他那反思的企图，无奈心灵深处那触目的生活表象和愤激之情却在暗中阻碍了他。如果我们由文本来推知作家心理，我们会发现，理智之乏与情感之烈，认识之浅与记忆之深同样是不和谐的。这种心灵世界的不和谐自然大大地影响了文本。我们从作品中人物与情节的关系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这需要联系当前的小说创作的总体态势来加以说明。走进历史，再度虚构，成为九十年代长篇小说创作的时尚。这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过于陈忠实的《白鹿原》、刘震云的《故乡天下黄花》。而对那埋葬在民族心灵深处的在以往岁月中曾经不断显形的历史原生态，陈忠实、刘震云保持了足够的冷静。他们只想把自己摆在历史见证人的位置上，而并不想充当历史的反思者、历史的裁判。他们那客观化的叙写，反而使历史本身的悲剧意味、滑稽感、偶然性得到了自然的显现。当然，陈忠实的历史构架过于庞杂，也过于琐碎，以致如有的评论家所说的“故事本身压垮了作者”，而刘震云的笔则显得轻灵得多。相比较而言，智量在驾驭故事方面、把握情节与人物的关系上，都显得缺乏经验。智量是以现实主义传统笔法来描述他的故事的，即以人物相互之间的关系为纽带来推动情节、展开故事。这就要求，人物必须保持某种统一性。只有这样，情节才能显得合乎情理，故事才能显得真实可信。《饥饿的山村》中，王良作为连缀故事的核心人物，他能在秋眉饿昏时毫不迟疑地背她回家，能在李明贵对秋眉施虏时而加以阻止，也能在薛永革打秋眉主意时机智而理直气壮地保护她。而且事后也有股“得意劲”。然而当他在李家沟百姓心中已经站稳了脚跟的时候，面对处在危险中的秋眉的主动求救，却突然地变得胆怯了，以致秋眉落难。也许作者故意如此安排，以衬托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熟不知，这样一来，人物反而变得模糊而无法认识了，以王良为中心而展开的情节也变得不那么合乎情理了。人没有“立”起来，性格无法实现、情节的不和谐也就势在必然了。
摩罗   王良在秋眉嫂求救面前“变得胆怯”，正表现了他的自私心和自恋癖。作为一个生命整体的王良，在受到政治阉割、失去了向社会生活发展自身的可能性之后，他就只有向情感世界延伸自己的生命触须。泼辣而又性感的李七姑和文静而又柔媚的秋眉嫂是一对互补的形象。正是她们对于王良的承认和倾慕，帮助深受精神创伤的王良重新获得自信。这种英雄落难美女搭救的文学母题，在中国绵延了一千余年。这从一个侧面表现了中国社会生活的严酷和中国文化的无情，同时也从一个特定的角度，勾勒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心态史。在这一类故事中，既风清月朗，柔情似水，又波折叠起，惨剧横生，因为中国知识分子最为重视的是自己的政治生命，一旦圣主清明，朝纲整饧，使他们的前途有了转机，他们就会毅然挣脱温柔之乡的羁绊，去开拓自己的社会生活，并按照这种开拓的需要，来重组自己的感情世界。
王良在七姑面前的一再退避，证明他能战胜肉欲的诱惑，主宰自己的意志。他所需要的正是看到这种精神生命的存在——一个惨遭精神阉割的人正需要以此自欺。此外，他还以这种退避显示了自己的清高——一个被残酷的现实打得斯文扫地的人，只有贪图这份虚假的清高来平衡心态。而温婉柔弱的秋眉嫂，正可以让王良获得作为一个保护者的崇高感和英雄体验。王良一退再退，说明他连作一个这样的保护者的能力都没有。他当然不愿意承认自己这样无能。他一面拒绝他们，一面又走向他们，这正符合他的心理需要。对于一个落难的男人来说，一个女人的承认可以代替整个世界的承认，一个女人的温情可以代替整个世界的温情。但这只是“代替”而不是实在。因为人类的每个生命个体都有与更广阔的世界取得沟通和交流的本能欲望，知识分子尤其如此。所以，这种单调的代替终究是暂时的，有时甚至是虚幻的。由于王良并没有认为当时的世道是“浊世”、当时的君王是“昏君”，所以他不打算保持疏世独立的清高，也就是说，他时时期待着早一天应召回朝去经天纬地安邦定国。这样，他就不可能愿意将自己的生命与蒙昧的李家沟人联系得太深，即使在这荒野之地幸遇绝代美女，他也必须为自己的未来受尽坐怀不乱的压抑，而不敢稍有放纵。在这个意义上，王良一点也不自欺，似乎对这份情爱的虚幻性早就看透，所以显得如此理智、如此残酷。无论是对李七姑秋眉嫂，还是对他自己，都太残酷了。
我总觉得，在中国，太需要声讨和控诉这种残酷了。在这份残酷的背后，不但表现出他的自私和自恋，而且表现出他对于社会政治面和人生的天真态度。而对如此严酷的现实，他竟然没有在幻灭感和绝望感中驻足过哪怕一分钟。他那种略带自嘲意味的过客姿态就证明了这一点。一个人真正深刻的反思，只能从幻灭感和绝望感中产生，而一个没有足够的文化理想和价值指向的人，是永远也不会幻灭和绝望的。他只能以自嘲的姿态来表达自己浅薄的不痪症，早就无力担当现实的严酷。只能一面在女人面前徘徊不定若即若离、一面天真地盼望命运的转机。
    他的这种精神缺陷决定了他担当不起反思的任务，这样，小说作者的反思企图就失败了一半。那另一半怎么样呢？另一半只能在作品的结构、人物关系的设置、叙述的语调、整体气韵等等方面表现出来。然而，作者虽然在这些方面作出了努力，却只是完成了诸如文明与愚昧相冲突这样一般法的反思，只是重复了这样一个久已存在的文学母题，而没有就二十世纪中期中国大地上的那场特定灾难作出更具时代气息和人文气息、更具精神穿透力的反思。我无意于苛求《饥饿的山村》的作者。实际上，在浩如烟海的中国文学作品中，有哪一部作品能说是反思得深刻呢？即使对于文革、对于如此深重的苦难和耻辱，我们又何曾有过真正的反思？经过文革磨难而成长起来的一代知识分子，在精神力量上远胜于五十年代那一代人，可他们仍然没有写出一部与那种大耻辱相称的大作品。也许时代条件还不成熟，真正的反思尚无法开始？也许我们本来就是一个反应迟钝的群体，只习惯于将错就错、浑浑噩噩地这样过下去？这些问题简直就是血淋淋的问题，叫人不敢多想。然而，真正的反思也许就是从这些血淋淋的问题开始的。
    赵敬立  你谈得很犀利，也很深刻。你从思想史的角度指出了真正的反思的沉重与艰难，而且将问题直接指向我们自身，即在当今中国社会大转型的时刻，我们如何对自身的知识结构和思想资源作出认真的清理和有力的反思？当然，这是一个更大的也更为紧迫的话题了。
（本文写于1994年，刊登于《伊犁师范学院学报》社科版1995年2期。王智量是华东师大中文系的教授，著名的俄罗斯文学专家，也是我在上海一家医院住院治病时结识的病友。我在认识他之前就对他的文章深怀敬意。他1957年被命名为右派分子之后，在社会底层历经坎坷、饱受磨难。认识他时他正在写小说。读过《饥饿的山村》之后，觉得小说的深度与他所经历的苦难存在着相当的距离，于是我们几位同学就用对话的方式提出了批评。我把这篇对话送给王先生过目时，十分忐忑不安，生怕因此伤害他。可是下一回见面时，他那么高兴地对我们的意见表示感谢，并说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意见对小说进行修改。我们听了深受感动。）
重建文学史形态：必要与可能
郑家建 我们所处的时代正日益逼进世纪末，“世纪末”的说法在当代学术界日渐频繁。我们从上世纪末欧洲文化中借来这一概念，与其说是一种精神历史的知识论，不如说是一种思维向度。“世纪末”在当代学术的理论表达中被充分体现出“反思性”、“建构性”的矢量，也只有在这样的精神背景下，我们才有可能获得反思20世纪中国文学的勇气。
刘 克 敌  如何把握与评价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