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的火焰

郑家建 我把这条线索的延续归结为审美意识的自律性。解构主义有个重要的概念“差异”，即认为不可能进行确定的意义交流，就如德里达所说：“没有一个所指逃脱得了……构成语言的能指的游戏。”但解构主义者不得不承认审美领域是不可分解，因为审美不仅依靠语言的经验和生活经验，更重要的是依靠形式化、想象性的体验，而这种形式化、想象性的体验由于承诸美学传统“冗余信息量”，而成为某种能跨越或弥合历史断裂的可靠的交流媒介。所以，在我看来，20世纪中国文学存在着审美经验累积性的历史过程。事实上，有少数理论家表现出自觉的审美意识，并试图以此抵抗不良的文学风气。如20年代周作人不遗余力地提倡民谣、童话、神话、小诗，我想他是企图以这种壮健自然的审美情趣为纠正当时不断高涨的革命浪漫主义文风。
摩  罗 周作人还写过《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将新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联系起来，这表明他意识到了新文学失去美学传统无家可归的恐慌，因而极力寻找着文学认同。他的这种认同的努力还在对岸废名的奖掖与推崇中表现出来。
郑家建 是的。30年代京派作家群大多数表现出这样的审美意识的自觉。京派文学的理论重镇朱光潜在《文学杂志》的创刊词中提出“自由生发，自由讨论”口号，主张文艺与生活保持“距离”，提倡“冷静超脱”，推崇“静穆”，这是直接针对当时文艺界存在的“无病呻吟”“党同伐异”“道学冬烘”的创作态度。   
摩  罗 到此，我们好象已经找到了立场、方法，从而对新的文学史形态作某种勾勒了。照我想来，一部文学史应该有一实一虚两条线，实线是由经典作家作品构成的，虚线则由艺术哲学发展演变构成。我们可以站在审美立场上，从我们切实的研究出发，认真地描述这两条线。在这条实线上，串连着鲁迅、沈从文、肖红、废名、施蛰存等等这些人，在这条虚线上，则串连着王国维、周作人、朱光潜等等这些人。这两条线一旦描出，首先被吓得一跳的是我们自己。第一，那些历来在文学史中享有专章专节的大多数显赫名字忽然无踪无影了。第二，我们还发现，这条实线是如此细小单薄，不成气象，这条虚线更是缥缥缈缈，几近虚无。我们不禁要问，这就是20世纪中国文学么？这个文学史竟然就是这个样子么？然而，既然我们已经把文学史从思想史文化史那里剥离出来了，就再也不能送回去。我们的立场是必须坚持的。也许可以从原先的文学史那里借鉴某个方法，他们曾经在思想文化的背景上放大了一些人的文学成就，如鲁迅、巴金，又在政治背景上放大了另一些人的文学成就，如郭沫若、茅盾、曹禺、赵树理等，今天 ，我们也许可以在文学之虚无的背景上，有意描述文学史带来某种方便，也就是说，并不是因为沈从文、废名等人已经多么了不起，而是因为此外别无他人。当然，实际上无需将他们放大，我们应该有勇气面对他们的“不伟大”，有勇气忍受20世纪在文学上的贫乏。也许20世纪命中注定就是审美意识淡化、审美文化衰弱的世纪，我们只能把它看作未来文学繁荣的准备期、积累期。
郑家建 对，不能要求每个短的历史时期都有曹雪芹式的大家出现，而应该拉开更加广阔的历史长度来考察历史。我所说的审美意识的自律性往往不是连续的，而多半是中断的、跳跃的。把历史理解为一浪推一浪、一代胜一代的连续链，那只是一种历史幻觉。当代人不同程度地染上了历史时间的焦虑症，一方面把历史时段划分得越来越短，越来越密，另一方面，在每一个限定的时段内，都寻求一种有机论的转换、连续。目前，学术界正在进行所谓近代向现代的创造性转换这一课题的研究，同样存在着这种弊病。我们不能从它们时段相邻接这一特征，就推出其中存在着必然的转换关系。
刘克敌  但历史发展毕竟存在着积累性，这种积累性即是“传统”含义之一。我们至少应该为20世纪中国文学找一个审美传统，这样，未来的中国作家就可以同时面对三种传统：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西方文学的传统、20世纪中国文学的传统。如果谁能创造性地融合这些资源，谁就可能拔地而起，卓然大家了。
摩  罗 如此说来，即使我们只能写出一部“20世纪中国文学衰微史”或“20世纪中国文学虚无史”，也是值得为之努力的，因为我们的本意不在于寻找已有的繁荣，而在于确定一个审美立场，开辟一个审美传统。
（刘克敌和郑家建合住在华东师大博士楼527室，我常常在晚饭之后去找他们聊天。有时候也会聊到文学问题。1995年12月，按照平时聊天所涉现代文学史形态问题时所表述的看法，三个人分别写了一些感想，由我组装拼接成这个面貌。刊于《文艺争鸣》1996年4期）
文学期刊与文学创作
罗  岗  前些时候，上海的《新民晚报》“十日谈”专栏的主题是“我与《收获》”，刊登柯灵、苏童、余秋雨、张艺谋和王朔等人的文章。从德高望重的文学老人、风头正健的新潮小说家，到当红的电影导演，走悄的畅销书作家，乃至据说当年误入文学歧途、现今改邪归正在商海中扑腾的某位“爷”……一本发行量据全国之首的大型纯文学杂志，网络住文坛上四面八方的头脸人物，无论是交深言浅，抑或是交浅言深，反正逐一亮相，倒叫人小觑它不得。不敢说《收获》领袖群伦，至少由它这个点，牵扯到许许多多的线，是一幅颇为壮观的文坛形势图。遥想当年《收获》创刊于阴晴不定的1957年，巴金诸公也没有多少雄心壮志，用力之处惟在“老作家的新收获”上，创刊号上便登有老舍的名剧《茶馆》。一眨眼十年工夫，老舍自沉太平湖，春华秋实“收获”的竟是一滩血污。再眨眼20几年，今天人们说到《收获》，津津乐道的是有几部在洋人那儿获奖的影片是从这杂志上的小说改编来的。从老舍的《茶馆》到苏童的《妻妾成群》、余华的《活着》，也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却让人恍若隔世，觉得已是几重山外的事了。但这中间并非没有脉络可寻，一本有影响的文学刊物，它在中国的命运，它对作者和读者的覆盖，乃至它引动的强烈的牵制力量，其实都大有文章可做。
摩  罗  报纸和杂志被称为现代传播媒体，不但因为它们出现在现代，更因为它们面向现代市民社会，而且以公共话语空间和公共话语权力的形成为前提。它们标志宫廷权力专制的瓦解和社会权力多元化结构的形成，中国人在向西方寻找救世良方时，也输入了报纸和杂志。可是中国社会的特殊状态使得它们一开始就处于很尴尬的境地。这样一个极权专制的国家，各个社会单元主要是作为一个权力单元逐级而上地与圣主保持单线联系，州府郡县彼此之间是隔绝的。这是一种国家无限膨胀，社会却人未真正诞生的状态。这种状态中的人只习惯于从圣旨中接受命令而不懂得以别的方式与外界交换信息。所以中国的知识分子表达自己的主要途径就是向官府和朝廷递呈策论。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部分先知型近代知识分子办起了报纸和杂志。可是这些报刊既不可能面对宫廷，又没有一个市民社会可以面对，所以它们一直尴尬了几十年，直到二十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它们的境遇才有了一些变化。
罗  岗  报刊杂志在近代中国的出现，最重要的作用是为知识者提供了可以自由言说的空间。但这个话语空间的出现不是无根无据、突出其来的，它与近代以来知识者在社会中位置的改变密切相关。譬如科举制度的废除，这对读书人来说是惊天动地的大挫动，他们不可避免地成了夹缝中的生存者，演出了许多孔乙己式的精神悲剧。但也正因为生存于夹缝间，反而有了新的精神空间生成的可能，可以时时质疑主流意识，关注边缘缝隙。“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搞教育、办出版、结社团……他们在文化学术领域中的作为，都与这个新空间的出现有关。自然，作为话语空间的报刊杂志是和拥有了新的精神空间的知识者联系一起的。
梁  展  回顾现代期刊漫长的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个严峻的趋势：就各自话语的产生方式与所代表的思想复杂程度而言，现代期刊经历了由一种声音到多种声音，再到一种声音的两次明显的转换。早期刊物如《新青年》、《语丝》、《学衡》、《现代评论》都出于西洋留学生之手，办刊宗旨非常明确。《新青年》高扬“民主”“科学”的旗帜，《语丝》致力于社会及文明批判；《学衡》阐发美国新人文主义思想；《现代评论》则散发着浓郁的欧美自由民主主义的气息。不同的思想倾向和审美趣味把他们分成了一个个群落，但他们对理想的那份虔诚和稳固的立场，使刊物凝聚成一个坚定的声音。在这样一种凝聚过程中，各个杂志的主编或灵魂人物禀有的近代意义上的思想者身份和地位，使他们成为刊物的巨大召唤力量。于是，分散在各个角落里的不同声音汇成“众声喧哗”的景象，因此，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早期的刊物无疑是最为华彩的一章。尽管它们所对应的一个个声音有主流与边缘之分，但“二元对立”促成两者间的内在紧张：互不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