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的火焰

（这是由罗岗提议的讨论内容，三个人在一起聊了一阵，然后就分头写作，最后大概是由罗岗剪接组装成这个面貌。时为1994年11月。文章先是刊登在广东佛山一家刊物上，后来刊登在《文艺争鸣》1996年1期。）
第四辑 杂论天下
从知识分子说到作家素质
 一、关于知识分子
  1、您对20世纪的印象是什么?
1999年初，北京一家文学杂志约请一些作者写作“世纪留言”。我写了几句话，正好100字，叫做《新世纪的祈祷》，发表在当年第五期上。据说同期发表的一位南方作家谈论五四问题的长文很有点犯忌。这期杂志刚印好，有人通知说不许发行。不久以后收到的第五期杂志是临时编辑印刷的，上面已经没有那篇长文，我写的那几句话也作为殉葬者一并消失了。此前我曾经托当时的责任编辑设法给我弄一本。她说一大堆杂志堆在办公室里，也许是等着销毁。单位里一个年长的头头负责看守而且寸步不离，她去转悠两次想寻找机会帮我偷一本，却无从下手，头头还警惕地问她想干什么。直到半年之后，我才有机会得到一本这期被查封的杂志。两年过去了，那几句话一直没有机会跟读者见面。今天的问卷上又出现了相关问题，于是把那几句话抄在这里，算是一个回答。
全文如下：“对于中国人来说，20世纪是一个不得好死的世纪，多少人战死，饿死，病死，还有武斗中打死，政治迫害中枪杀而死……对于即将来临的21世纪，我所想说的话只有一句：希望在新的世纪里中国人都能自然死亡。算是一个祈祷。”
  2、您认为知识分子精神存在吗?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您怎样理解?
    参见第5题的回答。
  3、在您看来，中国20世纪知识分子承担的最大责任是什么?
  参见第5题的回答。
    4、您最心仪哪一种类型的知识分子?
    1989年冬天，我在经过极其严重的挫败感之后，认真总结自己的生活道路，思考未来的走向。当时我郑重写道：除了做一个萨特、马克思式的知识分子，还能有什么别的选择呢？  在后来的生活中，所遇的挫折似乎更大，所见的困难似乎更加难于克服。命运将我逼迫到了不得不最真切地认识人性、审察人欲的境地。我无可逃避地体察人是什么，人性是什么。我所见到的面貌，跟我以前从西方小说和其他著作中所得到的印象大不一样。我对于人性的美好想象和期待，发生了崩溃性的变化。这个时候，我还能对人、对自己提什么要求呢？既然没法对人提要求，我又凭什么对知识分子群体持有特别的要求呢？
     5、您认为中国20世纪最优秀的知识分子是哪些人?
    我曾经以为，知识分子是应该而且可以为维护社会正义承担责任的，因而真正的知识分子是具有道德含量的。左拉为犹太族法国军官德雷福斯的冤案呼吁，伏尔泰花了四年时间为一个屈死的胡格诺教徒讨回清白，恩格斯去调查伦敦工人卑屈的生活状况，托尔斯泰为遭遇苦难的农民四处奔波，等等等等。还有甘地、马丁·路德·金、德兰修女，他们全都是知识分子，全都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做这样的知识分子，当然是光荣的——如果同时是可能的话。但是，1999年以来，每一个中国知识分子都立时清楚了：如果知识分子不是一个职业称谓而是一种道德形象的话，中国就基本上没有机会使用这个词语。确实如此，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没有左拉、伏尔泰、甘地、托尔斯泰那样的知识分子。也许曾经有过？但至少现在是没有的。
因为深知现在没有，于是对曾经有过也产生了怀疑。我想说我尊敬鲁迅、陈独秀、罗隆基、梁漱溟等等具有血性的读书人。我还想说，我也很尊敬杜亚泉、熊十力、陈寅恪、吴宓等等忠实于自己的文化信念、坚定地恪守精神独立的读书人。站在今天的感受之中，我们不难体会到当代读书人与这些前辈的巨大道德反差。我曾经用前辈圣贤的高贵精神和伟大人格作为标准，批评当代读书人的卑微与猥琐。可是，当我对当今的读书人有了更多的了解，我更愿意从他们极其恶劣的人文环境和生存环境中理解他们的愿望、表现和选择。即使他们为求得生存、为改善生存质量不得不付出全部努力和尊严，我也不觉得自己有资格批评他们。去年春天，我陪一位摄影家去为一位著名学者拍照片，可是那间逼仄幽暗的房子没法为拍照提供最起码的空间和光线。一个学者对于社会文化的贡献与他从社会中所得到的资源是如此不平衡，这种不公平之中包含着巨大的人格侮辱和精神摧残。半个多世纪以来，所有的读书人都在这样的摧残中挣扎，而且，这种精神的挣扎总是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生存的挣扎。面对这样的读书人，我如果不能理解他们努力生存的愿望，而一味要求他们去作道德、道义的承担，我觉得自己就有不道德、不道义的嫌疑。当然，其中有的人还是在道德和道义的层面作出了若干自觉的努力，他们的自我选择会博得我们的格外尊重，但我们是不是有理由要求所有的知识分子一定要这样选择？
我对知识分子的了解促成我更加倾向于从世俗的角度观察问题，从人情物理的角度理解具体的个人。伏尔泰、托尔斯泰他们确实对着世界的黑暗愤怒地咆哮过，可是无论在财产上还是在社会地位上，甚至在为民众了解和拥戴上，他们都是具有特殊身份的人，是业已被自己的社会接受的“精神国王”。他们不是仅仅凭着正义感和道德勇气，同时也是凭着财富、地位和声誉，与黑暗的“权力国王”相对峙。也就是说，他们的豪情、气魄和道德力量，始终得到了业已拥有的财富、地位和声誉的支持。即使是从事慈善事业，也常常需要这样的高贵背景。建立现代护士制度的南丁·格尔是豪门千金，从事儿童事业的宋庆龄享有国母之尊，关怀爱滋病患者命运的戴安娜是英国王室贵妃，刚刚大学毕业就执意要到贫穷国家去提供文化援助的日本姑娘良枝子是巨富名媛。即使是贫民出身而且终生贫穷的德兰修女，在贫困落后的加尔各达市民心中，她作为专门为贵族子女服务的教会学校的教师和修女，就像神仙和天使一样高贵而又遥远。在19世纪的俄罗斯，首先关注底层人卑屈命运的民粹派知识分子，无一例外地全是出身贵族之家。就说我们的鲁迅吧，从家族背景上说，他也堪称贵胄后裔，从个人境遇来说，他是先后住在独家小院和三层公寓中发出呐喊的。如果他一家老小拥挤在筒子楼里，如果他天天黄昏在幽暗的走廊跟邻居争夺放置煤油炉的地盘，如果他天天追着单位领导要他报销医药费，他还有能力关心阿Q的屈辱、祥林嫂的痛苦吗？我们怎么能要求一个乞丐给另一个乞丐布施呢？能够关心一下乞丐的，大都是安居乐业的人吧。一个人的生存质量上不去，社会地位上不去，声誉上不去，他的豪情和气魄还能上得去吗？我们是不是有充分的理由要求他去拯救世界苦难承担世界责任呢？
今天的中国，确实需要知识分子承担一点什么，可是他们太缺乏承担责任的胸怀和能力。甚至也没有相应的现实环境。如果一个人呼吁一下正义就要付出倾家荡产的代价（何况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无家可荡无产可倾），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要求任何别人去呼吁正义（自己愿意呼吁那是另一回事）呢？。如果一个人抗议一下邪恶就要被抓进监狱，我们还有什么理由要求任何别人去抗议邪恶（自己愿意抗议那是另一回事）呢？。所以，我觉得在当代中国谈论知识分子的责任是非常困难的。无论是对于猥琐的人还是对于豪情万丈的人，最好少从道义的角度评价，多从世俗的角度理解。即使是对于鲁迅托尔斯泰这样深受我景仰的人物，我也更愿意从心理的角度关注他们而不是从道德的角度仰视他们。
我这样回答问题并不是我真的放弃了对于知识分子的要求，而是因为我希望通过社会结构的调整，尽可能改变知识分子自古以来“以知识求俸禄”、“以言说谋稻粮”的命运和境遇。近代以来，知识分子长于以空谈出风头、怯于实践自己言说的任何美好理念的风气一代比一代盛行。知与行、言说与修为完全脱节的现象越来越严重。与其整整一代人都热中于鼓噪着自己永远不打算实行的空话，不如抿着耻辱的嘴唇默不作声。
二、关于人生和个人体验
  1、您最痛苦和耻辱的体验是什么?讲一件苦恼的事。
    从个人生活而言，我最感耻辱的是自己太愚蠢。我愚蠢到只要某个人觉得可以从任何一个角度欺骗我利用我，他就必定可以获得完全的成功。我因此而深深自卑，实在不敢在这里讲出具体的事情来，免得让提问的人受惊。
  2、您最挚爱的对象是什么?(国家、事业、朋友、孩子、爱人、大自然、文艺、科学还有别的什么?)
女性美。
阳光。
与奴役、暴力、欺骗和下流相反的东西。
  3、您对两性感情领域的自由和责任是怎样理解的?
    人类如果能够讲清两性感情问题，也就能够讲清与自己有关的一切问题。我相信，人类即使能够解决一切问题，也会留下两个永远无法解决的问题，那就是生死问题和两性感情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