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的火焰

我觉得她的这个出版选题很不错，提问内容也丰富，肯定是一本成功的书。对于我没有回答的提问，也保留在文中，因为我觉得这些问题就是提问者的作品，我有义务保留其完整性，没有权利随意删削肢解。）
答《凤凰周刊》杂志问
     1，问：对于你和余杰的文字，一直都有两种看法，一种当然是赞不绝口，一种则认为激情有余理性不足，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答：对我们的称赞和批评都有各自的理由和依据。“赞不绝口”的当然是激情有余，“认为激情有余理性不足”的似乎也有点理性不足。一种事物的面貌就是它自己的面貌，比如一只狗就是一只狗，一只猫就是一只猫。当我们说一只狗狗性有余猫性不足或者说一只猫猫性有余狗性不足时，实际上就是既没有激情也没有理性的说法。我们可以喜欢狗，也可以不喜欢狗。可以喜欢猫，也可以不喜欢猫。千万不要像化学实验员一样刻意调配狗性和猫性的比例。
>     2，朱大可在形容余秋雨的时候，用了文化口红和媒体英雄这样的字眼，你认为你是
文化口红和媒体英雄吗？
答：我认为记者提问应该讲点礼貌，一般不应该像华莱士那样戏弄采访对象。如果你瞧不起这个人，就不要去采访这个人。
>     3，王朔在《美人赠我蒙汗药》中对你和余杰有相当尖刻的批评。甚至有"我觉得我这人脸皮已经很厚了，也是个人精儿了，没想到还有比我脸皮更厚，更精于算计的后生。真他妈的是后生可畏"这样的话，你怎么看待这样的批评？
答：美国有一句格言：书是一面镜子，蠢驴决不会从中瞧出天使来。
>     4，近年来，一批30岁上下的青年学人，比如余杰、孔庆东、伊沙还有骆爽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闯入社会文化批评界，对沉闷已久的文化界造成很大震动，你能不能分别评价一下上述这些人的作品和表现？
答：我喜欢文化界真诚一点、多元一点、热闹一点。大家都能够真诚，说自己的真心话，自然就多元，自然就热闹。“真诚”之中必定包含了真诚的批评。我希望有更多的人对这个世界的缺陷进行批评。目前的批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不是太重，而是由于种种限制而太避重就轻。我们生活中的丑恶已经严重到了危及继续生存下去的程度，如果连文化层面的批评都不痛不痒，都不许痛不许痒，那么，等待我们的将是批评主体与批评对象的共同灭亡（当然，真正真诚的批评主体肯定是将自己包含在批评对象之中的。）
    我认为，即使明天就是末日，今天也还是应该按照理想的标准，批评现实的丑陋、文化的疾患、精神的堕落。所以，每当看见一个具有批评勇气的人出来说话，我总是体验到一种近乎幸灾乐祸的快感。
顺便说一句，批评丑恶的人，也是在丑恶的环境中成长的，他们自身也不会尽善尽美。批评者必须保持这么一份清醒。
>     5，对目前的文化界有什么评价？
答：这个问题好象大了些，不知从何说起。还是请您捎句话吧：好女别唱歌，好男别当主持人。我看见许多叫人砰然心动的女性，一唱起肮脏的歌来，就显得那么丑陋那么叫人“砰然恶心”。还有许多本来十分英俊潇洒的小伙子，一搞起直播、主持和采访来，就显出一脸的弱智和无知，好可惜呀。
>     6，最近你常再《读书》上发表一些百余字的随感，你是出于何种写作动机发表这样的文字？
答：这个问题有点怪。写几则读书笔记，然后发表它们，这还需要什么特殊的动机吗？具体情况是：《读书》的一位编辑向我约稿，可我很长时间都没写出一篇与其风格一致的文章。后来我想，这些意旨和气质相关的短小文字串缀起来，比较活泼好读，也许可以为杂志减少一些沉闷气息。编辑收到稿件后，表示要把它们拆开来用作补白。我开始觉得不符合我的初衷，有点犹豫。现在看来，这样用出来似乎更好地为杂志减少了一些沉闷，增添了一些活泼和轻松。
顺便说一句，今年的《读书》杂志实在太沉闷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沉闷。
以上的话说得有点偏离，还是说我自己吧。很多朋友注意到，这些短小的文字与我以前的文字气质和色彩都不一样。的确如此。我写这些文字，首先是为了排解我内心深处的沉闷和阴暗。我以寻找温暖和光明的种种努力，挽救我自己精神的覆亡。我极力强调我对甘地、托尔斯泰、马丁·路德·金、耶稣、德兰修女、释迦牟尼等等人物的理解和认同，放大我对人性中崇高因素的体验和信任。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把自己从一种无力承受的状态和无法面对的境遇中解救出来。
>     7，对目前已经发表的这些文字有什么自我评价？
答：《耻辱者手记》刚出版时，我感到了与读者沟通的快感。可是现在，遇到朋友称赞它时，我多少有点惭愧，觉得里面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东西。我深知到目前为止，我在文化上学术上以及文学上什么事情也没做出来。我老觉得从明天起我应该从零开始。
     8，你觉得自己目前最大的不足在哪里？
答：长期不读书不读报造成的无知和谦虚。
（这份答题是2000年9月26日写的。刊于《凤凰周刊》哪一期已经忘了。我没有收到样刊也没有收到稿费，催要过两次依然没有得到。只是在朋友家里见到过那期杂志。有些报纸杂志的编辑比较粗心，给作者寄样刊样报和稿费的事情有时不怎么放在心上。有一位摄影家朋友经常向我抱怨说，北京的报刊发表他的摄影作品时，绝大多数作品没有署上他的名字，稿费则几乎没有收到过。《凤凰周刊》那一期发表了好几张他的作品[我的照片就是他拍摄的]，他也像我一样一直没有收到样刊和稿费。他问我为什么这样，我说我也不知道。我没有收到稿费的情况少一些，没有收到样刊样报的情况多一些。凡是不寄稿费的地方，一定不会寄样刊样报。我将这种情况理解为有预谋的侵权。有些地方寄上稿费，但没有寄上样刊样报，这多半是粗心所至。但是也有特殊情况，我有一位朋友在一家地方报纸做编辑，他发表我的文章大多不寄样报。我推荐去的文章发表以后，作者也老是收不到样报，他们常常要我出面交涉。我每次见面都对他严加声讨，可是下次依然如故。他被逼急了，理直气壮地反问道：这鬼破报纸，你要他干吗？——以上补记是上个月写的，昨天晚上，那位摄影家朋友来电话说，由于某个特殊的缘分，大约他的一位从事电影业的朋友向《凤凰周刊》谈到此一问题，他终于收到该刊稿费，并嘱他将其中一部分转交给我。20011013日补记）
《方法》杂志正在崛起
  一位学者在构想一家思想文化杂志的改版计划时说，他想把北京《方法》和香港《二十一世纪》两家的长处结合起来。可见在思想文化界和出版界，《方法》已经树立起了自己独特的形象，已经被认为是一家富于特色并具有代表性的期刊。
《方法》的特色究竟是什么？该怎样认识它在当前学术界、思想文化界和期刊界的位置？它是在什么时候、因为什么话题而引人注目的？这些问题要追究起来还真是有点好玩。我们还是绕着点随便点说吧，免得文章一开篇就显得特正经特累人。
有人说九十年代初是思想淡出、学术凸显的年代。那时候文化人的创伤感很强，不得不回避一些令人伤怀令人绝望的问题。这样一路猛跑跑了那么几年之后，人们受伤的灵魂渐渐有点苏醒过来，渐渐觉得有一些问题需要面对，有一些问题需要研究，有一些问题需要用灵魂、用血性、用理性去关注。也许是《方法》杂志社的诸同人意识到了文化界的这种需要，也许他们并没有这么明敏的观察与反应，而只是本着他们作为一个文化人、作为一个编辑的热情与良知，不自觉地关注这些问题，并愿意用自己的刊物的版面提出这些问题，研究这些问题。于是，这家刊物自然而然地就具有了一种凝聚力，于是，文化界就自然而然的出现了一种具有向心力的集结运动。那些最具有现实关怀力的文章纷纷汇集到这里，那些最敏感最犀利的思想者也随之纷纷来到北京市学院南路86号东楼五层那间有点凌乱有点拥挤的编辑部里，与别的思想者握手晤谈。它在读者中产生较大影响，使得读书界言必称《方法》，大约始于去年秋冬时节。也就是说，它在办刊人员、办刊方针、刊物定位等等方面作好了足够的准备以后，只花了很短的时间就崛起于世了。到今天，无论是就思想的敏感与深切而言，还是就其拥有的作者群体和读者群体而言，《方法》都无愧于与早几年崛起的《天涯》南北对峙，双峰并立。“南有《天涯》，北有《方法》”，这是目前最活跃的知识分子们常常说到的一句话。
  我觉得《方法》的崛起，有赖于它的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就目前最重要最敏感的问题做专题研究。今年的每一期刊物都有一个中心话题。第一期是张存浩等人的“科学在中国的命运”，第三期是张西明、雷颐、刘军宁、徐友渔、秦晖等人的新闻自由与政治民主问题，第七期是陶东风、李政涛等人的哈耶克自由主义思想问题，第八期是秦晖、孙津等人的农民问题，第十期是沈国舫、杨东平、金辉等人对今年洪水灾害和生态问题的反思，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