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的火焰

每个专题研究都将本学科一批最有活力的学者的思考集中起来，相互启发和映照，能真正体现思想的智慧与多元。第二个特点就是抓住当前最优秀最重要的出版物进行评论，阐发其对于目前思想文化界的意义和启示。例如第二期上俞可平对《现代民主政治》的评论，第五期上钱理群、孙郁等人对余杰作品《火与冰》的评论，和余世存对于尚未诞生的《反暴利法》的评论，第八期上余杰对布尔加科夫著作的评论，第九期上钱理群对当年北大右派学生言论集《原上草》的评论，王得后对李敖作品的评论，等等等等，在涉及当下的精神状况、考索我们所可能拥有的思想资源方面，都显出了一定的深度和力度。
  《方法》杂志目前最大的缺陷是版面限制太大，文章篇幅普遍较短。这虽然符合一般书评杂志的要求，可是许多重要的问题也只能点到为止而无法深入，这与思想文化界对它的期待是很不相称的。据说明年要增加一个印张，看来这一矛盾将有望缓解。
  《方法》杂志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社长和主编为李宝恒先生，邮发代号为82-818。
（1998年冬天，《南方都市报》开辟专栏介绍全国著名的人文杂志，《方法》是他们选定的杂志之一。《方法》的助理主编李可先生让我写一篇有关文字交报社发表，我就写了这篇短文。短文发表在1998年11月22日《南方都市报》上，署名杨帆。那时候《方法》杂志正如日中天，在学术界和读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有些人甚至把它看作思想界的一面旗帜。俗话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而况旗帜乎？《方法》杂志很快受到批评。在它最困难的时候，一位读者将一盆鲜花送到编辑部门口，留下一个纸条表达心中的敬意，却没有留下自己的名字。几天以后，编辑部主任冯晓哲等人站在这盆花旁边给我们讲述这个美丽的故事时，依然激动不已。1999年第3期杂志出版以后，开始停刊整顿。许多读者像那位送花的读者一样热切盼望它早日复刊。那时候北京的学人圈一有聚会，就相互询问《方法》最近怎么样了？有一些外地朋友还把电话打到我这里，打听《方法》的情况和命运。两年半过去了，《方法》一直没有复刊。时间过得真快啊，念叨《方法》的人也越来越少了。）
《东方艺术》超群脱俗
   《东方艺术》本是一家艺术批评与宣传类的地方性的杂志。这一类杂志所谈论的通常都是本地方正在上演的某某戏和电影、本地方某某艳丽演员正经受第某次婚姻裂变、本地方某某画家得了个什么全国大奖、本地方的杂技团在某某国受到某某总统亲切接见等等等等。《东方艺术》却基本上回避这一类的话题，从这种氛围中脱颖而出，直奔人文学科的基本问题和前沿话题，使自己成为了一家在知识分子中有较为广泛的影响的既通俗又前沿的人文杂志。
《东方艺术》总的特点可以用一句话概括，那就是请人文学科的各路学人来讨论人文问题。学人们所用的笔法和文体也甚是随便，几乎没有一篇拿腔拿调的论文，而全都是纵笔千里阔、低吟子夜长的随笔。可以说，《东方艺术》的特色就在于它是一家人文随笔杂志。每次开卷，都会感到缕缕文气和书香扑面而来。在那些由远而近的倾诉和由近而远的感叹中，你不难体会到社会与文化的困惑、精神与灵魂的溃败，以及道德的腐化、正义的沦丧。当然，同时你也可以从学人的文字背后，感受到社会批判的激情与热肠、价值重建的焦虑与渴望。从近两年的刊物来看，《东方艺术》的作者群体具有较强的实力。一批目前相当活跃的学人带着他们的思想和激情常常在这里露面。出现的频率比较高的人有李锐、王彬彬、谢泳、孟繁华、李洁非、李皖、丁东、钟鸣、岛子、余杰、张扬、刘士林、邓晓芒、摩罗、瘦马、颜峻等等。偶尔应邀来此亮相的著名作家和学者有牛汉、谢冕、邵燕祥、刘烨园、林贤治、鄢烈山、张宇、海男、赵丽宏、耿占春、刘心武等等。在其《越秀学术讲座》栏目中，更是集中了朱学勤、周国平、陆建东、赵一凡、李辉等近年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的一批学者的演讲记录文字，这些文字体现了思想文化界对当下最敏感的一些问题的思考与反应。
由一家娱乐性杂志变成了一家人文学术的通俗杂志，这在期刊界一定是独一无二的奇迹。此中充分体现了杂志社同人的文化关怀和文化建设的热情。笔者是这家杂志最热心的作者与读者之一，我的两篇略有影响的随笔都是首先通过《东方艺术》与读者见面的，所以在对刊物同人表示敬意的同时，也借此机会表示我个人的谢意。
《东方艺术》是河南省艺术研究所主办的杂志，社长王玉筝，主编姚金成，邮发代号为36-18。电话为0371-3936671。通讯地址为河南省郑州市健康路143号，邮政编码为450053。      
（我早就想向读书界介绍《东方艺术》杂志，却无缘下笔。当我奉命介绍《方法》时，乃趁机为《东方艺术》写了这篇文字，发表在1998年 11月30日的《岭南文化时报》上。令人遗憾的是，文章发表不久，《东方艺术》全面改刊了，自然面目全非，《岭南文化时报》则奉命停刊了。
我对《东方艺术》的感情明显掺杂了个人因素。它是最早发表我的随笔的杂志。1995年春天我刚刚有意识地写作文化批评随笔时，首先写出的作品是《描述耻辱》。当时得到一些朋友的充分肯定，却苦于无处可以发表。几个月后，我突然收到1995年第4期《东方艺术》，上面刊登了我的《疯狂与自虐》。此文正是《描述耻辱》中的三篇短文之一。此后我与责任编辑许晖的联系越来越多。他在信中称我为兄长，不断地向我要稿子。截至1999年初，《东方艺术》几年之间为我发表了大约十来篇文章，是迄今为止发表我随笔篇数最多的杂志。那篇后来引起较多读者注意的《巨人何以成为巨人》就是首先刊发在《东方艺术》1997年第2期的。后来由于张炜和刘烨园的努力，《山东文学》和《天涯》同时转载了这篇文章，才使它拥有了更多的读者。许晖曾经一度离开《东方艺术》，不久以后又重返杂志。这有点像著名编辑萧夏林曾经离开《中华读书报》又一度返回报社一样。然而，他们的返回都是“一度”。1998年，萧夏林由于批评了某个文坛权贵而被迫再次离开《中华读书报》；1999年，许晖终于长久离开了《东方艺术》。在我的心目中，《东方艺术》只是许晖的《东方艺术》。他走了之后，我依然长期得到该刊的赠阅，但一次也没有给该刊投稿。这一方面因为该刊已经改变了办刊方针，我的文章不再适合于他们的风格，另一方面我心里多少有一点“与许晖共存亡”的意思。
有人说，1999年是编辑遭到重创的一年。就我的交往而言，此言不虚。《山东文学》编辑刘烨园、《百花洲》（江西）编辑洪亮、《东方艺术》（河南）编辑许晖，都是在这一年下岗的。《方法》和《岭南文化时报》的一批编辑则因为停刊而全部失去了岗位。他们个个都是很优秀很敬业的编辑。其中刘烨园的下岗跟我还有点干系。他转载过我的《巨人何以成为巨人》成为那些整他的人列举的罪状之一。整他的人说，他转载的文章被美国之音广播过三次，这还不能说明问题吗？有人调查证实，美国之音是通过《天涯》而不是通过《山东文学》读到这篇文章的，可是于事无补，刘烨园还是被迫离开了编辑岗位。许晖的下岗没听说过是哪一篇具体的作品引起的，也许是因为他的办刊倾向吧。
我与许晖见面特别晚。2001年5月，许晖来北京为朗毛《传说中的痛苦》一书张罗宣传活动，我才在书评会上第一次见到许晖。这个矮个头长头发爱旅游爱喝酒的小伙子完全是一个疯疯癫癫的诗人——早在1996年他就寄过油印诗集给我看。吃饭的时候，我问他6年前他是从哪里得到《疯狂与自虐》文稿的，他指了指坐在餐桌对面的萧夏林说：“是他转给我的”。我与萧夏林相识4年，从来没有谈到过这事。与许晖相反，萧夏林的诗人气质常常是以沉默寡言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在朋友们的集会中，他除了偶尔与人争论问题几乎什么别的也不说。我没有继续追问他是从哪里得到我那篇文稿的。留一个小小的秘密给自己，也许日后的回味更多一些。——20010913日，记于北京黄村。）
教育问题漫议
一
半个世纪以来，教育方面所遗留的问题太多了，这些问题太值得我们关注和研究院。1949年以后许多大的失误是比较容易弥补的，但有两个大的失误是很难解决的。一个失误是人口问题，这使人们现在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口毫无办法；其次就是教育问题。而最近这20年来最大的失误就是教育问题。教育方面所造成的恶果短期内是看不出来的。教育的问题用一句流行的话来说也可以分为“软件”和“硬件”两方面。而软件上的失误更是一时看不出来的。越是一时看不出来，积累下来的问题就会越多，隐藏着的恶果也就必定越大。
恶果之一体现在课程设置上。几十年来，我们实际上已经取消哲学课。在人类的教育体系中，哲学本来是一个最基本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