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的火焰

它是引导人们怎样认识世界，认识人类，怎样跟人类有史以来的文化精神文化财富沟通的知识。可是长期以来我们竟然没有哲学课。从小学到大学，一直用“马列”这么一个具体的学派代替哲学。实际上马列也被我们阉割成了纯粹的意识形态话语，而不是什么哲学。站在讲台上讲马列的，可能一千个中也找不到一个是研究马列的学者。他们跟马克思的哲学思想还相距遥遥，跟人类文化精神的最高体现的哲学这门学科就更是遥不可及了。我们这么长时间没有哲学课，这对我们每个人的精神生活，对这个民族的文化想象力和文化发展，都有致命的影响。一个民族怎么能这么久没有哲学、一个民族的教育怎么能这么久没有哲学课呢？我记得在俄罗斯帝国最严峻的时期，即尼古拉一世镇压了十二月党人起义之后，曾经由一个将军来主管教育，停止哲学课达到25年。但是25年之后还是恢复了。可我们失去哲学课已经有半个世纪了，到哪一天才能恢复，目前还是一个遥遥无期的事。
今天我们在精神上常常感到空虚和荒芜，这当然跟半个世纪以来的严酷历史有关，但其中有一个紧密相关的因素就是我们的教育中长期没有哲学课。我们因此对世界缺乏基本的认识，完全被一种自我封闭的意识形态训练所窒息。一旦政治及其相关的意识形态出现某种松动，我们立时就会失去信念，感到动摇和空虚。我们没有别的东西来填补这种空虚，即使企图去找点什么也不知道到哪儿去找，因为没有哲学，没有对外部世界和人类文化的基本认识和理解。如果切断了一个民族与整个世界的精神联系。这样的民族多半是要堕入灾难的深渊。
对于这种危险的精神境遇，我们很难说已经有清楚的认识。但至少有一些人隐隐约约有所感觉。要想对这一现象进行根本的反思，目前在精神上、学术上、政治上都难于做到。
二
教育上的问题分为两层：一是制度的问题，这在目前显然还没办法深入谈下去，这涉及一个靠谁办教育的问题，如北大曾经展开论战，讨论是书记重要还是教授重要。蔡元培的“教授治校”也不一定是最好的，但至少比现在这种方式要好一些。
但有一个问题应该是明确的，几乎无需讨论的，那就是一定要由教育家来办教育，而不能让教育成为行政工作的延伸和补充。教育是一项关系到民族前途和人类命运的巨大文化工程，它理所当然地要由高文化的、有专业知识修养的人来主持其事。在20年代的军阀混战中，一个军阀打下一个地方、稳住了社会局面之后，首先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寻访当地最有文化、最有学问、最有声望的知识分子，请他出面执掌教育大权。一个社会纵使在政治上一片混乱，在文化教育上也不应该无法无天。1949年以来，我们不但没有培养出一个新的教育家，连以前卓有成就的教育家，也全都失去了用武之地。原因就在于教育已经成为一项政治工作，它不再需要教育家的参与。
目前，中国教育的当务之急是，尽快使教育事业成为教育家的事业。如果我们一时没有这样的教育，那就得首先培养出一大批这样的教育家。教育家怎样培养法？当然只能让他们在教育实践中迅速成长起来。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教育逐步成为一项文化事业，而不是让它继续以政治事务的面貌存在下去。
那么，什么是教育家呢？或者说，什么样的人才能成为教育家呢？
首先，教育家必须有文化感。他可能不是任何一门学问的专门家，但他对人类文化有着整体的把握和领会，同时怀着深深的虔敬之心。他知道教育是人类文化和精神生命赖以延续和发展的基础。
其二，教育家必须具有完整的教育理念。他对教育在人类文化中的意义和个人生命中意义有深该的了解和理解。他的教育行为是在他的完整理念指导下渐次展开的、有目标、有秩序的文化行为，而不是不负责的求名求利求官司的行为。
其三，教育家必须对人类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怀有强烈的责任感。他必须是一个具有人文理想的人，必须具有通过教育行为将他的人文理想转化为下一代人的精神财富的巨大热情。
其四，教育家必须对每一个行为主体（包括教师、学生和其他有关人员）怀有深切的爱心。教育的第一层含义就是对每一个生命的无条件的尊重和无条件的慈爱，在此前提下，文化知识的传授才是合情合理的，也才是充分有效的。
其五，教育家必须在教育学、心理学、管理学等等领域具有相当深厚的专业修养，这样才能保证他的教育行为具有足够的学理依据和科学意义。
这样的要求决不是太高，而是起码的要求。中国目前有没有这样的人？肯定有，而且还为数不少。令人伤感的是，一个人并不是具备上述五种素质就能成为教育家。他们能不能成为教育家，最为关键的因素在于他们有没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教育理念去从事教育实践。教育家绝对是从教育中诞生出来。如果他们没有权利从事教育实践，他们永远成为不了教育家。
中国教育的当务之急是，改变目前过于单一的教育体制，使得那些有希望成为教育家的热心人有从事教育实践的机会和权利。
三
在大学里面，培养目标应该有两个层面：一个是作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培养要求；一个是作为专门知识分子的培养要求。现代知识分子应有三大基础知识：第一是哲学；第二是数学；第三是语言，包括中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看一个时期最热的学科是什么，一定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社会发展的某种特点。“五四”时期提出哲学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哲学应是解决对世界的根本性看法的，某种程度上也是解决人的信仰、信念、终极目标和终极关怀的问题的。蔡元培在担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时，热衷于对中国传统教育进行改革。在全国第一次教育讨论会上，蔡元培明确提出新的教育方针，提出“五育并举”的思想。一是军国民主义教育，大概指今天所说的体育；二是智力教育；三是道德教育。他认为这三者是属于教育现象学的问题，明确提出这三者是服从于政治的，或用今天的话说是服从于建立现代民主国家的。与此同时，必须还有一个超越性的、关于彼岸世界的教育，为此他提出了世界观教育。他认为这有两层意义：一是消极意义上如何看待物质世界，他告诉学生不要拒绝，不要逃避，也不要执迷于此。二是积极意义上要追求对人格的培养，对彼岸世界的关怀，培养学生超越政治和科学的东西，培养起宗教层面的东西。但他对宗教的作用有所保留，认为宗教容易形成独尊，这与自由理念抵触，故此他提倡美育，认为美育是从现实世界向彼岸世界过渡的东西。美育既有普通性又有超越性，因而美育可代替宗教。他提出前三个教育目标，在有关会议上很快得到认可，并被会议所通过。第四个关于世界观的教育没有人赞成，它跟德国教育有关，别人根本不懂，自然就否定掉了。第五个目标即“美育”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开始是完全被否定掉了，后来有人提出不把美育作为全国教育的方针，而把它作为中小学教育的方针。再后来，美育被人们缩小成我们今天所讲的音乐、美术。我们今天的教育，实际上是“半截子教育”。蔡元培认为“五育”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此间既强调了长远的根本性培养，又考虑了现实性需要。因为教育在现实的层面还有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任务。这一思想跟鲁迅的“立人”思想相衔接。一方面要建立民族国家，要求每个公民“德智体”发展；另一方面“立人”，应立具有独立意志和自由精神的人。“德智体”是下半截，世界观是上半截。两相衔接才构成一个完整的教育。而我们目前的教育处于被拦腰斩断的状态，上半截的教育被斩下来丢掉了。这世界观的教育从蔡元培提出一直延续到现在都没有得到落实，它一直遭到怀疑和否定。今天更加变本加厉，以前强调政治功利目的，现在加上商业功利目的，这双重的功利性把教育压得残缺不全。
当前研究起来比较复杂的是毛泽东教育思想。毛泽东明确提出教育的根本的目的是转变人的思想，马列课最初的目的也是世界观教育。毛泽东在人们心中是圣人形象。他把伟人分为贤人和圣人。贤人具有具体事功意味，比如秦始皇汉武帝之类。他在《沁园春》词中列举了他们这一类人在事功意义上的成功，并提出要超越这种事功的贤人，要求自己做一个“圣人”。他认为圣人是要影响和改造人的灵魂的，因此他的目标不仅是改造物质世界，更要改造人，要向人性挑战。他在这方面遭受到了失败。他把全国变成一所大学校，以转变人的思想为根本，而不局限于“德智体”的那一套。他要改造人的灵魂，这本身就带有专制性。蔡元培提出的要开发人本身所具有的美好的东西，这不是要外加一个什么东西，而是要把一个人内在潜伏着的美好东西开发出来，并跟这个世界建立一种更加广泛的联系。人一出生时什么也不懂，意识也很弱，但人的灵魂美好是生而有的。一个好的导师最大的本事是能把一个学生本身潜在的创造性想象力诱发出来，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教育与被教育者相互诱发创造性想像力，最后是双方都得到升华，我认为这就是比较理想的教育状态。而毛泽东的教育设计带有很大的强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