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的火焰

现在的学生真是过于懂得现实，过早面对世俗丑恶，过早学会世故，这是很可怕的事。这对于以后的精神发展是一种季节颠倒，我觉得非常可怕。
由于缺乏那样的人文教育，精神上没有打底，在现实的操行中就可以不讲理想，不讲超功利的信念和律令，也就是自己没有要求。当下人们最明显的一个精神特征就是对自己没有要求，没有一个东西可以作为依恃。人们越来越清楚感觉到，我们在精神上一点依赖都没有。没有依赖也就是无赖。一个无赖在精神上是无所畏惧的，在操行上是没有规范也没有边界的，所以我们可以完全沦为现实利益的奴隶。现实利益需要我们怎么操作，我们就无所顾忌地怎么操作。无论要做出怎样恶劣的事情，都不觉得有什么心理障碍。
支配人们操行的，除了现实利益之外，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活命哲学。活命哲学是中国传统文化一个致命的地方，人们常常放弃所有的价值，一心只追求怎样能够活下去。
现实利益和活命哲学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追求现实利益是为了活命，活命本身就是一切利益中最大的现实利益。中国人精神上的这个缺陷实在太大了。
教育本来应该帮助每个个人克服精神上的狭窄、软弱与缺陷，可是目前这种过于功利化工具化的教育，不但无法补救这种缺陷，而且只会强化这种缺陷。就这个意义而言，中国教育的现实状况是极为糟糕的，其中潜伏着巨大的危机和祸患。面对这种日渐功利化工具化的现实，人们既没有清醒的认识，更缺乏回天之力，只有指望少数人从教育的扭曲和窒息中突围出来，思考一点复杂的问题，讲一点具有人文气息的话。但这对于整个社会来说只是杯水车薪。大多数人都只能遵循古老的活命哲学，在各种肮脏缝隙中卑屈地生存。这种恶劣的生存使每个人都受到严重的伤害。人们一边遭受伤害，一边又丧心病狂地伤害别人。这真是一个既极为可怜又极为可怕的悲剧。
（根据1998年12月12日钱理群与摩罗关于教育的对话的部分内容修改补充成文。那次对话的全部内容整理成文后以《语文教育的弊端及其背后的教育理念》为标题，作为《审视中学语文教育》一书的序言首次发表。后来孟繁华兄代《东方文化》杂志约我写教育方面的文章，我一时无法提供文章，乃分别报请钱理群和孟繁华同意，将我和钱理群对话的部分内容补充成这个面貌，发表于《东方文化》1999年4期，署名钱理群、摩罗，文中内容主要是钱理群的言论。发表时编辑在文前加了如下提要：“当代中国教育的恶果之一，就是取消哲学课，使学生无法去认识世界和人类。其次，过于单一的教育体制，使中国几十年来没有培养一个真正的教育家。第三，我们的教育太漠视人类的心灵，同时也忽视人文的教育。”）
中学时代的文学书
前几年我常常到同一师门的韩国师姐家做客。师姐有两个可爱的儿子，当时都在上海的美国学校上小学。大儿子念高年级，小儿子念低年级。大儿子除了电脑和书，别无所好。喊他吃饭他也久久不从书房里出来。他的藏书量跟我这个工作过多年的人差不多，当然都是韩文书和英文书。我曾了解过那些书的内容，觉得他读的都是有文化含量的好书。我因此很容易联想到自己中小学时期读的那些书，跟真正的好书比起来，那都是些什么破玩意儿啊。
我上小学是在文革后期。那时好书都盖上“封、资、修”的印章或者烧掉或者封存起来，市面上流行的都是直接宣传阶级斗争的书。在农村，连这样的书也难于得到。我们这些穷孩子，连农村供销社出售的连环画也买不起，只能借别人的连环画看。我印象最深的一本连环画是关于特级战斗英雄杨根思的。他在朝鲜战场上杀死了一百多个敌人，让我崇拜不已。我当时想，等我长大了，一定要超过他，杀两百多个，后来又觉得两百多个还不够，应该杀三百多个才好。现在想起来，对自己当时的想法感到无比惊讶和害怕。还读过刘文学抓住地主偷辣椒的故事，英雄五少年救火的故事，他们都光荣地献出了生命。那时候我经常希望发现村里的地主偷生产队的庄稼（我们生产队没有辣椒）、某片森林突然失火之类，好让自己也有机会当当英雄。长大以后当然很庆幸自己当年没有遇上这样的机会。直到现在我才懂得一个这样的道理：救灾救险是成年人的事情，小孩遇到险情时第一要紧的是摆脱险情以保护自己的生命。
这辈子第一次读长篇小说是小学五年级的事。那是我的一位同房兄弟借给我的。那本书没有封皮，写的是抗日故事，而且是繁体字。那是我第一次接触繁体字，往往需要见过好几面之后，才能猜出那个字的意思。每猜出一个都感到非常高兴。后来我再也没见那位兄弟拿出过那本书，他也没有拿出过别的任何一本书。因为我们家族世代务农，没有出过读书人，本来跟书无缘。那本书大概来自他的一位早几年上过初中的哥哥那里。
上初中以后，接触面大一点，渐渐拥有了借书的渠道。初中一年级是我恶狠狠地读小说的一年。我们每天上学需走三华里沙子公路，三个同伴一般都是端着书边走边读，不管汽车如何轰鸣，不管马路上的灰尘如何一次次将我们淹没。我们打趣说走读走读，边走边读。我曾经一天一夜看完了江西作家杨佩谨的长篇小说《剑》，那大概是我这个读书慢的人创下的最快纪录，因为第二天必须还书。有一次上门理发的颜师傅一边为我理发一边问我读书的事，我说刚刚读完一本书，不知道叫什么，写一个女的跟几个男的谈恋爱闹革命。他问女的是叫林道静吗？我说正是。他说那是《青春之歌》。我说我读的那本书没有开头，他说书的开头就是一个漂亮的女学生，穿着一套白裙子，带着一把小提琴，坐火车逃离家乡——那是为了逃婚。我通过理发师傅的讲述想像着这个美好的开头。那年头读过不少这种没有封皮也缺头少尾的书。估计有的书是被故意撕去封皮的，以免被人发现是一本“封、资、修”的书。顺便说一句，在中国文学作品中，最让我迷醉的人物形象是《青春之歌》里的卢嘉川，他的燃烧的激情点燃了一个乡村少年对于人生和人性的诗性想像。长大以后，我一直想重读此书，有点“重温英雄梦”的意思。可是，在读过许多西方小说之后，再来读这种过于政治化的小说，怎么也读不进去，只好放弃了。
那时候我读得最仔细的小说是《欧阳海之歌》。欧阳海刚出生被扔在雪地里以及后来他牺牲之前那一瞬间的心理描写（自然是想起毛主席教导那一类的笔法）等等片断，我当时差不多能够背下来。有一个星期天我在家读它读得很迷醉，邻居三奶奶夸我懂得用心读书啦，母亲因此高兴得直笑。后来得悉《欧阳海之歌》的作者金敬迈在文革中也被看作“阶级敌人”受到打击迫害，我感到真是不可理解。一个让笔下人物临死还得想起毛主席教导的作家，怎么会是毛主席的敌人呢?，那可真是太冤枉啊。
最奇怪的是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点也没觉得有语言障碍。现在读外国小说，一拿起来就觉得这不是自己的母语，是翻译过来的，因而总有一种隔膜感。可是念初一时第一次读翻译小说，为什么竟然没有一丝勉强的感觉呢？也许完全被它的故事吸引住了，于是一往无前？
也是在初一，我的眼睛出现了一点毛病，老是发痒，乡村医生拿它没办法。父亲于是有意控制我看书，尤其要我减少在煤油灯下读书的时间。可是一本小说看上路了，哪个少年不是恨不得一口气读完。有时候父亲一觉醒来发现我的房里还有灯光，就大叫着催我睡觉。我赶紧呼的一声把灯吹熄，但对于那最牵挂的几句，还是得躲在被窝里读完，或者是打手电，或者是划火柴。
初中两年读得最多的是打仗的故事，其中打游击的故事尤其多，比如什么《游击健儿》、《吕梁英雄传》、《盐城游击队》之类。大多是共产党打日本人，也有打国民党的。那时候我们同学之间经常谈论打仗的事，所依据的知识就来自这些书。每一谈起，我们都是胸有韬略的样子，好像只要给我们机会，个个都会成为将军。我还按照我们家乡的地形，设想着如果明天发生战争，我们这里应该怎样打游击。
此外，也读了一些配合当时的具体政策而写作的书，比如《桥》、《沸腾的群山》、《克孜勒山下》、《风雷》，以及一些连名字也无法想起的书。《沸腾的群山》是族中一位叔叔当兵退伍的时候带回来的。那位叔叔（十来年之前已经患肝病去世了）基本上不识字，我敢肯定他没有读过这本书。我虽读过，也只能估计大约写的是矿山故事，其他什么印象都没有。那位叔叔还从部队带回来一套明信片，内容是井冈山的“革命圣地”的照片，诸如黄洋界、茨坪之类。有一张是万山丛中飘扬着一面小小的红旗，那么小的一个红点就让整个画面活泼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明信片。好象他还送了一张给我，因为我觉得其中某一张我反复看过——不过也许是用作书签的那一张，如果是这样，就该与《沸腾的群山》一起还给他了。
这些书中只有《风雷》现在还有印象，那个女主人公（好象姓万）对男主人公的倾慕和牵挂曾经打动过我。还有女主人公给男主人公做衣服也让我有了新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