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的火焰

在我的家乡女性只要会做鞋就可以了，做衣服是由专门的师傅承担的。由这部小说我知道有的地方是每个家庭主妇都会做衣服的。还读过一本怪书叫《永不消逝的电波》，故事很吸引人，可是又不像小说又不像诗歌，不知道是什么。后来还看过根据这个故事拍的电影。再后来见识增多了一些，才知道那是电影文学剧本。那是我读过的第一个电影文学剧本。
上了高中以后，因为玩得多一些，读书似乎少一些。原因之一是自己眼睛老不舒服，只好经常嘱咐自己尽量不要看书。但还是禁不住读过一些，比如《野火春风斗古城》、《苦菜花》、《林海雪原》、《红日》、《红岩》、《蓝天哨兵》、《碧空雄鹰》、《西沙儿女》、《虹南作战史》等等。那时有个同学在读《烈火金刚》，我想借读，可是他必须及时拿回家去还给别人，我再三缠着借也没有如愿。初二那年还曾经向副校长借读《较量》，副校长坚决不给。这些事当时都感到十分遗憾。后来在城里的图书馆里或旧书摊上多次见到这些书，即使有人请我读我也不想读了。
但有一件事是我一直感到遗憾的，高二那年发现班主任有一本《中国文学史》，是北京大学中文系50年代某一届学生集体写作的。我在他房里玩时偷偷读过片断，觉得很吸引人。向他借读他舍不得给。后来听他对另一位老师说起我借书的事，他说这么贵重的书，买也买不到，可不能随便借人，哪怕得罪人也没办法。他的这种心态其实是在文化沙漠中对于文化的神秘感造成的。人们习惯于把每一本书都看作独一无二的稀世珍宝，好像拥有它就拥有了控制世界的符咒。这种由无知造成的神秘感在当下四处泛滥的武侠小说和武打电影里被无限夸大和强化，一本书、一幅图、一件文物等等往往成为作品结构的核心，无数英雄好汉为这个本来也许一钱不值的东西流血殒命。在乡村社会，这种神秘感笼罩着每个人的神经，谁家里偶尔有一本书也就是有一件想像中的神物，决不轻易示人。我的班主任虽然上过师范学校，但他长期生活在农村，难免受到这种心态的感染。我当时不会怪他，现在更不会怪他。但我后来在教师生涯中一直慷慨借书给学生，从来没有拒绝过任何一个学生借书，也许跟我曾经被他拒绝有关。不过，多年以来我被学生借失的书实在太多了，有时候心里真是不高兴。可是下一回学生借书时，我依然会毫不犹豫地奉上。我知道任何一本书都有3万册、10万册或者100万册之多，而且有些书只有知识的价值，是可以互相取代的，比如同一个时代的人写的文学史其实大同小异，张三写的那本借失了，我可以去借读李四写的那本。
顺便说一句，在我读小学、中学时，我的老师房里几乎完全没有书，他们也差不多完全不读书。除了上课、开会，就是打牌、下棋（世风变化以后改为打麻将）。后来我在县中教书时，绝大多数同事当然也是如此。我曾经到一位很跑红的年约40的语文老师家串门，发现他家里除了语文教学参考和习题答案之外，没有任何一本有文化含量的书。他的全部工夫都用在这些垃圾上，他的资源也都来自这些垃圾之中。与这些人比起来，我的那位班主任懂得保存一本《中国文学史》，而且视若珍宝，已经算是很有眼力了。这是我中学时代从老师那里看见的唯一一本有价值的书——尽管它实际上只是极左时代的产物，本身也许并不具有什么学术价值。后来的求学历程中，我好几次看见那本《中国文学史》，只是由于曾经有过的特殊缘分而抚摩过几下，而不愿意拜读。可是，如果我在念高一的时候、在没有书可读的时候有机会读到它，也许就可以为我打开一片新天地。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读过的书中，最让我怀念的是《林海雪原》，它是那些革命战争题材的文学作品中，最具有传奇色彩、说教最少的一本，因而很适合少年人的口味。我把少剑波与白洁茹谈恋爱的片断工工整整抄写在笔记本上，那是我第一次抄书（那时也读到著名的“黄色小说”《少女之心》，但我不认为它有什么文学魅力，因而没有动过抄写的念头）。班上一位女同学特意借我的笔记本读过这段文字，后来有一次她生我气哭起来，但没说一句骂我的话，只顾自己哭。我被她吓傻了，跟她一样一句话也没说，只是歉疚地低着头。直到十多年以后我才忽然想到，也许她当时暗中对我怀有好感，向我借读那个恋爱故事也许就是某种提醒，而我却完全不知道，所以她就在某个情境之中突然哭起来。
一个人的青春时代，总是容易被这些美丽的故事所打动，可惜我们当时没有条件读到更加丰富生动的爱情故事。
《西沙儿女》是我当时最佩服的书之一，那种流光溢彩和矫揉造作很能迷惑一个没有见识的中学生，至于他在文风上的恶劣影响，是一个少年所无法意识到的。在我19岁之前的习作中，总是隐隐约约地闪现着这本书的影子。有时候我禁不住庆幸杨朔的散文在文革期间被宣布为禁品，使得我没有读到。那些文章的矫揉造作和自欺欺人比《西沙儿女》隐藏得深得多，一旦中毒就不那么容易摆脱。到我坐在一个破中文系的教室里听文学教师宣讲杨朔散文的无穷魅力时，我几乎出自本能地生起抗拒情绪。想到至今还有那么多白发苍苍的文学教授把这样的文章奉为经典，我常常觉得不可思议。
在我的回想中，最让我不舒服的书是《虹南作战史》，那是一个文化灭绝时代所产生的最让人恶心的怪胎，一想起它来就觉得生理上有不良反应。让我读后一直耿耿于怀的书，还有后来读到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这么浅薄的作品实在是浪费读者时间。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书依然源源不断地诞生在这个世界上。
在整个中小学时代，我所记得的只买过6本书。《大寨路上》（这本是小学时代买的，内有小说、相声、快板书等等“文革文学”）、《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至今没有读完一遍——哈哈），这是在我们公社的供销社买的。《桐柏英雄》（后来被改编为电影《小花》，名噪一时，陈冲、刘晓庆都赖此出名），这是我去大姑姑家时在蔡岭买的，当时店里还有一本工业题材的小说，我选购了这本打仗的（我到现在还是一见什么书加上“工业题材”的说法就不读它）。我们班上很多同学看过这本书，直到把它读得稀烂。一位女同学借读以后还用针线帮我缝补过散页。《陈毅诗选》，这是我上景德镇时，表哥带我去买的。（想起当时偌大的景德镇新华书店那么一副空疏荒凉样子，至今还感到恐惧。）念高一那年，有一次教导主任去县城出差，我通过班上的一位同学要求主任帮我买一本《新华字典》，我因此第一次拥有一本字典。还买过一本《在毛主席身边的日子里》，这是毛泽东的警卫员江西人吴吉昌写的。也许是1977年出版的，好像也是在本公社的供销社买的。农村孩子手头几乎从来没有零花钱，我能买这几本书已经算是幸运儿。除此之外，我读的书全都是借来的。有一次在外婆家发现一张包东西用的《江西日报》，上面有几首诗，我特地要来那张报纸，把那几首诗工工整整抄写在笔记本上。外婆家之所以有那张报纸，是因为我舅舅是生产队长。生产队按照上级命令订阅的报纸，实际上从来没有人看，由队长一家人用于揩屁股和包糖包糕点。我念初一时，有一次语文老师特地喊我去，问我刚刚交上来的作业是不是从报纸上读到过，那意思就是怀疑我是抄来的。他这一问算是提醒了我，我这才发现我家里除了族谱和父亲的记工簿，就没有任何带文字的东西，为此一直深感委屈。我到大队去看病时，发现赤脚医生可以向大队书记借读《江西日报》、《参考消息》、《红旗》杂志，真是羡慕得不得了。
在那个文化沙漠里，我已经读完了所能见到的每一张印有文字的纸片，算是尽到了一个学生的责任，可是我的时代和我的成长环境却没有对我尽到责任。我想哀叹自己偏僻穷困买不起书，但我更想哀叹这些书的内容与我们所应该得到的是多么不相适应。有时候我很想控诉，因了我在小学时期没有读到任何童话作品，因了我在中学时期没有读到《约翰·克利斯朵夫》、《少年维特之烦恼》、《红与黑》、《悲惨世界》、《九三年》、《简·爱》、《新爱洛依斯》、《草叶集》、《一千零一夜》、圣经故事以及普希金、莱蒙托夫、纪伯伦、泰戈尔的诗歌，还有高尔基、托尔斯泰、克鲁泡特金、卢梭等人的自传性作品——这些才是一个少年最好的精神食粮。可是，我不知道该控诉谁，也不知道该向谁控诉。
时间一长，对于自己算是认命了，对于后来人，总希望他们的命运比我好一些。我到城里上学以后，每次回家都会到供销社看看卖书的柜台，它好像一点也没有跟着时代产生变化，跟我小时候一样寒碜。直到今天，在我曾经念过书的农村校园里，成百上千的儿童少年跟我当年一样没有好书可读。最可怕的是，几乎所有的家长和老师都告诫学生，除了课本，绝对不许读其他书。校长们天天在教室巡查，发现所谓“课外书”就收缴。这样的愚昧一点也不亚于文革时期以“革命”的名义对于“封、资、修”作品的防患和封杀。我本来想为自己小时候没有机会读到好书而抱屈，可是，跟那些年轻的校友相比，究竟谁更加不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