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死的火焰

也许他们的命运比我更可怜。
我知道，现在城里的孩子读书条件一般还过得去，有的孩子的藏书肯定跟我师姐的儿子一样多。想想他们的幸运，心里才舒坦一些。不知何年何月，才能让乡下的孩子也享有这样的幸运。
2001年10月28日写于北京黄村
（这是应《中学生阅读》杂志高中版的约稿而写的。写到这个题目，本来有很多话要说。可是那个杂志的相关栏目只发表短文，我写到4000字对他们来说已经太长了，可是对我要记述的内容来说却太短了。编到这本书中时，我又补写了2000字。回想自己在文化沙漠中读那些破烂书的经历，真是太感慨了。）
《少女之心》序言
文革刚刚结束的时候，我在一所极为偏僻的农村中学读到了所谓黄色小说《少女之心》的片断，这是我在当时读到的唯一一件手抄本读物，可能它比别的手抄本作品流传更加广泛。那时候我不知道，这本著作在文革后期是最为流行的青年读物，被人看作毒草中的毒草,荒唐中的荒唐，一直受到当局大规模的围剿，更不知道还有人为此献出了年轻的生命。贵州安顺地区一位年轻人油印这本小说，被当地有关部门判处15年徒刑。年轻人认为判得太重，提出上诉。材料送到王洪文手里，王洪文大手一挥，着令改判死刑。这个年轻人就成了这本所谓黄色小说《少女之心》的祭品。
为什么即使死刑也阻挡不了这本小说的传播？人们为什么冒着这么大的风险阅读一本与柴米油盐无关的手抄故事？为什么文革结束以后，这本小说依然不胫而走，直到八十年代还有许多中学生在抄写和阅读它？一定是因为它所涉及的问题敏感而又深刻，才背上了最大逆不道的罪名。一定是因为它的故事和主题触动了人人皆有的某一根神经，才这么强烈地吸引着人们的关注和倾心。
在王洪文“发家致贵”的时代，一种邪恶的政治畅行于世，许多错误观念借势作祟，流布四海。对人们的伦常情感和性要求持否定和敌视态度，并且疯狂剿灭之，这是当时最邪乎的错误观念之一。人们可以有思想但只能是革命思想，可以有感情但只能是阶级感情，人们不会没有观念但必须是集体观念，不会没有精神但必须是献身精神。芸芸众生，遂成最易役使的政治工具，举国万民，除了拼命干活就是山呼万岁。至于其他更为复杂的意识活动，更加丰富的人性体验，全都贴上了"美帝"、"苏修"、"资产阶级"的标签，一经发现，必须立即扔进垃圾堆里，否则就是软弱、落后，就是对无产阶级的背叛，甚至随时都可能遭遇灭顶之灾。
黄卫红受害的第一种方式就是对这种观念的认可和持守。黄卫红第一次意识到这个冠冕堂皇的世界竟然如此混乱和虚伪时，无力地倒在最亲近的朋友朱红军肩头痛哭不已。朱红军温爱地吻了她的脸。在她精神崩溃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对她板起脸孔，只有这个少年如此温情地抚慰着她，支持着她。可是黄卫红却无法从中感受到友爱、温情和幸福，因为她像她的教导者一样对这些美好的东西怀着仇恨与蔑视。她的眼里立时喷出怒火，颤抖着嘴唇对朱红军骂道：“你这个无耻的东西……”
与少女黄卫红一样，少年朱红军的意识世界也是与时代主旋律相一致的，他很快交给黄卫红一份检讨书，其中写道：“我要再一次向你道歉，我不该那样亲你，请原谅我吧！我知道自己是一时间被资产阶级的情欲所控制，一时辨不清革命的人生方向，所以再一次的希望你原谅，希望能够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革命原则，来对待我的忏悔。”
黄卫红受害的第二种方式就是人性的渴望与观念的压抑形成对抗，造成了精神世界的高度紧张，甚至导致严重的人格分裂。他们别无选择地接受着老师在课堂上灌输的思想，甚至认为这就是独一无二的真理。可是，人性的欲求沉潜在意识深处，有时候难免蠢蠢欲动，构成某种启示与挑战。在收到朱红军的检讨书之后，黄卫红在回信中说：“前几天，我做了一个梦，发现我们班上的人全变了——男同学一个个变成了美帝国主义者，他们穿花衣服，跳舞，抽烟，还在脸上画满红红绿绿；女同学全变成了修正主义分子，她们一个个把眉毛画得粗粗的，全身都撒了香水，嘴也涂得红红的，凑在一起嘻嘻笑……”年轻人的梦想正在表达内心深处的渴望，其下意识正在对那些恶劣的说教进行顽强的抵抗。可是黄卫红意识不到这种来自生命深处的启示，她只会对此怀着恐惧，只会像她的说教者一样给与否定和批判。所以，写完这个梦之后她接着说：“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景象啊！这些人真像是生活在水深火热里的美帝苏修们的孩子，是多么需要我们去解救他们啊！，”
在小说展开的过程中，少女黄卫红一直处于人格分裂之中。一方面她极力要求自己认可主流观念、接受环境的约束，按照老师和家长的教导做一个只知道散布政治谎言、追求虚假的政治理想而没有七情六欲的人，另一方面，她对于温暖的情感世界的迷恋、她对于神秘的两性亲和力的体验与向往、她对于热情真率的个性的追求，像海浪一样无休无止地澎湃于心，时时冲击着观念的堤坝。当她面对自己喜欢的男孩，总是情不自禁地趴在他肩头哭泣，倒在他怀里伤感，总是渴望着拥抱、爱抚，渴望着令人欣慰的甜言蜜语、令人颤栗的耳鬓厮磨，渴望着身体的扭结和心灵的融合。“当他抓住我的手时，我便如一只温驯的小羊一般，根本就不具备丝毫抵抗他的能力。”“那时的我已经是一个智商极低的弱智女孩，任他怎么问，怎么抚弄，我都只能有非理性的反应。”对人性的向往和复归并不因为约会的结束而结束，回家以后，她常常不断地抚摸着被男孩吻过的部位，后悔刚才为什么没有让他多吻一阵。在那个邪恶的荒漠里，黄卫红无可遏制地表现了水灵灵的人性状态，就像一片水草丰美的神秘绿洲不屈不饶地展现着顽强而又病态的生机。
可是，她的奔放和狂欢总是带着浓重的阴影，她知道自己身上的浪涛与堤坝不会像海浪和海岸一样保持永久的平衡，她时时担心浪涛会突然冲垮堤坝，导致生活的崩溃与毁灭。每当她冷静下来，那些荒唐的观念就在她心里复活。她对人体知识与性知识的探索与了解每增长一步，她对情感的追求与表达每发展一步，都引起强烈的罪恶感和恐惧感。“我在想我为什么会经常犯错误呢？为什么我总是改正不了自己的错误呢？”她没法像世世代代的少女那样，单纯、自然、明朗地体验初恋的幸福，而只能在观念与人性的撕扯碎裂中体验到痛苦不堪颤栗不已的幸福，那是一种随时都可能栽倒的、摇摇晃晃的幸福。这种破碎的幸福中暗藏着一个人的厄运。
那些具有巨大毁灭性的社会动荡，最后总是由弱势群体承担其全部恶果。作为社会底层一个成长中的少女，黄卫红的受害方式可以第三、第四、第五等等无限制地排列下去。因为觊觎她的目光隐藏在社会的各个角落，社会对她的戕害在一切方面体现出来。最后，一个灭绝人性的时代无情剥夺了这个弱女子的全部个人幸福。她因为热情纯洁而遭到老师的欺骗和戏弄，她因为情窦初开鱼雁传情而遭到学校的开除，她因为遏制不住内心的爱情而多次被抓进监狱，那些在畸形时代患有变态狂病症的公安人员逼迫她详细写出恋爱经过和做爱细节以供他们欣赏（公安说：“快写，特别是和朱红军、林光明脱光衣服后手脚怎么动？嘴巴怎么动？心里怎么想？怎么+？全部都要写清楚，一个细节也不能漏。” 《少女之心》就是这样诞生的。），她所喜爱的那两个少年，能够让她感受到人生热情和人性温馨的朱红军和林光明，因为爱情的热烈与执著先后死于非命。她带着恋人的遗腹子在偏见与歧视的夹缝里艰难度日，她百般呵护这个名叫朱林的儿子，以此纪念她的爱情并捍卫爱情的权利。
她设法求职谋生，可是那些领导一边批评她的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一边强迫她做后宫嫔妃。她“为了生存，为了能使自己活下去竟堕落成一个妓女一般”，可以说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可是，命运还不肯放过她。公安人员将她奉命写作的“黄色”故事流传到社会上，使她成为千夫所指的“破鞋”。许多人因为对她垂涎三尺又无法到手而企图重新给她罗织罪名，以便将她送进监狱。她不得不逃离家乡，到一个无人认识的地方苟且偷生。孤儿寡母在寒冷的异乡过着贫寒日子，她的生活中一直没有男人，没有爱情，没有性，甚至没有自己的家乡。生活对她的剥夺如此彻底，水草丰美的绿洲被沙漠无情覆盖，一个最水灵灵的生命最后只剩下最干枯的人生。
黄卫红的故事演绎了一种邪恶的意识形态对个体生命的压抑与扭曲，一种错误的文化观念对人性的泯灭、对个人幸福的扼杀与剥夺。黄卫红的坎坷命运和凄凉境遇，完全应该由恶劣的社会环境和错误的文化观念负责，而不能由她个人负责。相反，她在恶意丛生的环境里出自本能地追求自己的爱情与幸福，其实是对人性尊严的呼唤与捍卫。她不但让我们看到了黑暗中的亮色，而且让我们意识到个人幸福是多么脆弱，而对个人幸福的追求与捍卫又是多么本能多么顽强。
文革中流行的文学作品，大多数因为时代特征过于鲜明，随着文革在政治上的结束就失去了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