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门女将

她的思路非常清楚，大观点要说明什么，下面谈几个什么小问题，一清二楚，我们不过整理一下。”听这话的时候，我想起了彭钢小时候那篇被老师当作范文的大炼钢铁的作文。 
  兰州军区后勤部的这份文件，得到总政领导好评，成为今年五月份“全军政治思想工作会议”的会议参阅件。 
  在短短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彭钢两率工作组，先后跑了武汉、广州、南宁、湛江、海口、三亚、惠州、兰州……。仅四、五两个月里，彭钢下部队出差就达三十多天。而像这样地跑，在彭钢是家常便饭。好几个干部对我说：“跟彭部长出差，回来后感觉累极了。”从这里，大致可以看出彭钢的工作节奏。 
  我们的最初印象：女部长是相当称职的。 
往事：一块肉
  玉兰在还不懂事的时候，就失去了父亲。那是1940年。 
  听母亲无数次地讲过，阴历九月初四的一个黎明，天蒙蒙亮的时候，共产党员彭荣华的家被国民党军队包围。当时在家的有彭荣华、彭荣华的妻子和他们的六个儿女。一阵猛烈的枪击之后，彭荣华被当场打死。 
  彭荣华的二哥、玉兰的二伯父、同是共产党员的彭金华随即被捕。在敌人手中，彭金华受尽非人折磨，宁折不弯，最后英勇就义。一起被枪杀的有一批共产党员。彭金华死在阴历九月，湘江大地的溽热还未退去，十天之后，当他的妻子前去认尸时，尸体已经腐烂得辨认不清了。彭妻强抑悲痛，凭着一条被血泡透的裤带，认出了自己的丈夫。 
  彭家两兄弟被合葬在一起。乌石乡浸满血泪的土地，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便接连收回了她的两个儿子。 
  没有了男人的家，立时垮了下来。母亲一个人拉扯六个孩子，日子的艰难可以想见。为了活下去，还是孩子的大姐14岁就嫁了人。大姐在婆家经常挨打，有时被打得不成样子，常常偷跑回娘家来哭。大哥起超12岁便离家出外做了学徒。不久，不到10岁的二哥康治也外出去做了学徒，因为受不了虐待又逃回来。玉兰记得二哥跑回来的那天晚上，吓得面无人色，说是后面有鬼。 
  那是个极其恐怖的年代。 
  母亲预感国民党不会轻易放过彭家的后代，亲死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母亲不敢让孩子们在家睡觉，每晚都打发孩子们到外面找地方过夜。玉兰有时在一位姓胡的婆婆家过夜。母亲生怕女儿年幼不懂事，拉着她的手再三叮嘱：“记住，一旦有人抓住你，你就说姓胡。千万不能说姓彭，说出姓彭是要被杀头的！”玉兰为了不给胡家添麻烦，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和二姐一齐跑到山上坟堆边过夜。山风呼呼，野狼嚎叫，玉兰和姐姐紧搂在一起，蜷缩着动也不敢动，睁大眼睛一直到天明。母亲本是个坚强的人，生活的巨大变故更使她变得近乎冷漠。她很少流露自己的感情，甚至不轻易流露对孩子的爱。不是她没有舐犊之情。感情对于这样的家庭无疑是奢侈品。母亲十分清楚，对于她来说第一重要的不是使孩子们感受到疼爱，而是他们怎么活。她对孩子们要求极其严格，小小年纪就让他们出去砍柴、割草、扯野菜。 
  有一天，五岁的玉兰和二伯母一道去扯野菜，被一条恶狗咬在腿上，险些咬到骨头，血流不止。回到家，母亲见状镇静地去找来邻居，让些许懂得点土单验方的邻居去扯来一些草药，嚼烂了敷在伤腿上。母亲没有掉一滴眼泪。母亲知道，哭没有用。 
  可是有一次，母亲哭了。这是玉兰童年里记忆最深刻的一件事。彭家附近有一座石灰窑，窑里有几个做工的穷哥们儿，由于同情彭家的遭遇，常常接济一下他们孤儿寡母。一年夏天，正是青黄不接的时候，彭家已经过了许久煮苋菜当饭吃的日子了，正巧这天是端午，穷哥们儿们不知怎么走得那么快，肉还没有动，父亲一个远房亲戚找上门来，说母亲欠了他的钱，要以肉抵债。母亲当时坐在水缸边，玉兰和哥哥坐在门坎上，从不落泪的母亲，一时伤心得说不出一句话，只是掉泪。看到母亲伤心成这个样子，玉兰和哥哥大声说：“妈，让他拿走1我们不吃！”这就是钢。童年的玉兰这时当然完全没有意识到，钢的秉性――在烈火里烧，在冷水里淬，铮铮傲骨，宁折不弯――已经通过这个刚强家族的遗传基因，不可更改地深植在她的生命中了。这种秉性将伴她一生。 
  肉就这样被拿走了。那天的情景像火烫一样，烙在玉兰的记忆深处。母亲的眼泪。那水缸。那门坎。 
  还是往事：从永福堂到吴家花园 
  1950年，玉兰作为烈士遗孤，被组织接到北京，进华北小学上学。那时的玉兰，已经分别在家乡和武汉上了一年小学。这点说起来仍要感激父母亲。 
  父亲是个宽厚善良的人，在他生前常对母亲讲：“女孩子出嫁以后是要吃苦的，所以在娘家时要好好地待她们。”尽管家穷，但在家的女孩子从未感到过委屈，有时二姐和大哥吵嘴呕气了，父亲总是向着二姐。玉兰稍大一点，母亲就送玉兰和三哥一起去上学，而二哥康治却终因家穷不得不去做工，失去了上学的机会。这在重男轻女、封建意识极其浓厚的中国农村，实在是很难得的。 
  也许是小小年纪就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因而格外懂得珍惜，也许是天生聪慧，玉兰书读得特别好。1950年进京到1953年，只用了三年时间，玉兰就连跳几级读完了小学，考人当时北京牌子最硬的中学――师大女附中。这时，她和从朝鲜战场回国的大伯彭德怀夫妇住到了一起――中南海永福堂。 
  彭总对于自己最小弟弟的这个最小的女儿，的确有着一种非同一般的偏爱。早在家乡的时候，彭总就格外疼爱他的小弟弟。彭荣华两三岁上母亲就去世了，等于是彭总带大的。夜里哥俩同睡一床，常常彭荣华尿湿了床，就说：“哥，我这个地方不行了，换一下吧？” 
  彭总曾对彭钢说，你爸爸对自己的生日记得特别清楚，因为在生日那天可以吃到一个鸡蛋，所以每到他的生日我就得想方设法弄一个蛋，要不那几天就一定会被他缠得过不去。 
  彭总自己没有子女，对同胞手足的遗孤怎能不格外垂怜？由于永福堂面积不大，除去彭总夫妇、玉兰的卧房和会客室之外，其他房间不是警卫员秘书们使用，就是作为彭总的会议室。因此玉兰的哥哥姐姐们都没能和彭总生活在一起，唯有玉兰。从那时起，玉兰与彭总朝夕为伴，除去玉兰上大学，彭总下三线，玉兰成为彭总终生未离其左右的唯一亲人，直到彭总离开这个世界。 
  玉兰平时的功课从不必彭总过问，但她的作文彭总是每篇必看的，看完还要给她分析讲解。彭总讲起古文来记忆极好，玉兰总是暗自惊诧伯父怎么会记得那么多那么准，并且抱怨自己背外语单词老记不住。彭总告诉她：“你不能这么背，你要背一会儿就去干点别的事，过一会儿想想都记住了哪些，把记住的淘汰掉，再背那些没记住的，背背停停，停停背背，很快就都背下来了。”这实际上是在教给她一种学习方法。彭总还回忆了自己在湖南讲武堂学习的日子，说同学中数黄公略聪明，平时他总是玩，临到考试突击复习，三两天不睡觉，考得还特别好。 
  六年中学生活转瞬即逝，1959年，玉兰考上西安军事电讯工程学院。我们在前面已经知道，这时她已改名彭钢。 
  她是以优异成绩被西军电录取的，而且考上的是第一志愿，又是当兵，当女兵。20岁的彭钢回到湖南老家去看望母亲，母亲也像她一样地高兴。考上大学，在旧社会那就是中了举了，孩子的前途、事业、幸福就全有了，母亲吃苦受累负重忍辱，不就是为孩子有这一天吗？彭钢说，那会儿村里人觉得她快活得简直像疯了一样，一会儿跑到田里去车水，一会儿又跳到池塘里游泳，想到伯父爱吃家乡的南瓜，临走，还从家里抱回一个金红色的大南瓜。 
  这时，伯父正远在江西，参加后来在我党历史上留下惨痛记忆的庐山会议，此刻，他正蒙受着一生中最大的冤屈和羞辱。这一切，彭钢当然不会知道。 
  彭总从庐山返京，去西苑机场接彭总夫妇的彭钢，在机场就敏感地察觉到彭总神态不对，回家的路上，车内的空气也很沉闷。彭总只是淡淡地问了几句，考上了没有？考上了。见到妈妈了？见到了。妈妈怎么样？挺好。就再没话了。这不是平日的大伯，不是。彭钢明白，出事了。回到家，伯母哭了。伯母告诉彭钢：“你伯伯犯错误了。” 
  彭钢呆住了。 
  伯父吼道：“你跟孩子讲干嘛？孩子懂什么？让孩子跟着受罪！”就像一只在江流里游得正畅的小船突然遇到狂风巨浪，彭钢一时确实承受不了。倔强的她哭了，哭了许久许久。她为伯父感到不公。她太了解她的伯父了。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浴血抗日，从保卫延安到进军西北，更不要提硝烟尚未散尽的抗美援朝和西藏平叛了，伯父一生经历过多少恶战，谁人能够数清？在军队和国家最危难的时候，总是伯父挺身而出。她决不相信为人民立下赫赫战功、一生无私磊落的伯父会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不，不要说相信，就连想象都无法想象。 
  毕竟，她还太年轻。 
  伯母来告诉她，不要再上军校了，免得遭人歧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