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门女将

彭钢真去找了招生委员会。要求改校，不能说明改校的理由。招生委的人说，学校既然已经定了，没有充足的理由就不能改了。这种毫不通融的作风委实救了彭钢，她到底还是穿上了军装。 
  1959年8月24日，是彭钢离家去西安之前在北京的最后一天。彭钢正在收拾东西，彭总轻轻进来，关切地问她是否收拾好了。彭总拿来一个小皮箱，对彭钢说：“这是我出国时用的，以后我也用不着了，你的东西不多，就拿它去装些衣服吧。”皮箱是黄色的，很漂亮。彭钢接过小皮箱。要是在平时，能得到这样贵重的一件礼物，彭钢不知会多高兴呢！可此时此刻，加上彭总这番话，彭钢心里说不出的难过。即使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彭钢回忆起这段往事，我仍能感受到在她心中深埋的某种东西，这使得她说话的声音都有些异样。这只小皮箱，她珍藏至今。 
  那天晚饭吃的是南瓜饭，用彭钢从湖南抱回的大南瓜做的，南瓜饭香喷喷的，可是吃在嘴里，却再没有了往日南瓜饭的香甜。 
  五年的大学生活，彭钢是在沉默中度过的。1959年9月底，彭德怀被撤消国防部长的消息一公布，在教师同学中很快传开了。一些受极“左”思潮影响的师生为了表明自己立场的坚定，对彭钢表现出壁垒分明的界限；也有好心的同学，内心虽同情彭钢，却不敢表现出任何热情。自尊心极强的彭钢，唯一保护自己的办法是沉默。 
  庐山会议后，彭德怀主动提出搬出中南海，住到了北京西郊的吴家花园。每年的寒暑假，彭钢都要从西安回北京吴家花园看望大伯。 
  吴家花园里异常冷清。国防部长以往的朋友不来往了，昔日的同志今天反目为仇。这样的例子“文革”中我们见到的太多太多。不要说同志和朋友，就是妻子、丈夫、亲生儿女在一夜之间划清界限的又何其多也。按说，彭钢非彭总亲生，作为侄女，在这种时候离他而去并非说不过去，于自己、自己的将来和自己的亲属都有好处。可这不是彭钢。彭钢从和大伯住在一起的那天开始，就将自己的一生与这位可亲可敬的大伯紧紧连在一起了，无论是他显赫还是落魄，直到“文革”被斗，直到大伯被迫害致死在301医院，他身边的亲人，始终都站着彭钢。 
  每次放假回家见到大伯，她都像过去一样，向大伯汇报自己的学习情况，讲讲学校里和社会上有些什么新鲜“愉快”的事，但对自己在学校受到的冷遇和歧视却只字不提。她怕大伯伤心。这一天还是来了。大学毕业的同时，彭钢被迫脱下军装。脱下军装的那一刻，彭钢简直万念俱灰。她的父亲、二伯为了人民的事业流尽鲜血，她的大伯为革命戎马战斗一生，而她，彭钢，性格像钢与火一样坚硬和热烈的女孩子，她的职业只能是军人，最适合她的服装，只能是军装。可是…… 
  伯父黯然神伤，对她说，算了，人家不信任，还是回家吧。命运就是这样在短短几年里和她开了如此大一个玩笑。她学的是国内当时最尖端的计算机，现在只能满身汗渍地和工人一起修理解放牌卡车；她曾是那样地渴望军装并且已经穿上了它，现在却又被迫把它换成挂满油花的工装，一起一伏，全在转瞬之间。当然，命运会继续按照它的路线走，再过十年，它会让她重新穿上军装，再过一个十年，它会把缀着金星肩章的将军服交到她手上，就在她每天往来于吴家花园和右安门那条路往北一点的黄寺礼堂里。这些，1965年的彭钢当然想象不到。要强的彭钢，当时唯一的念头是：不论做什么，我都该成为最好的。 
  吴家花园距离彭钢上班的右安门，几乎横贯北京北郊，乘公共汽车上班，在路上几乎要花去两个小时时间。即便这样，彭钢仍要求自己每天比别人早到，打水扫地擦桌子，等到别人八点来到办公室，这些活早被她干完了。干部工人们在心、中暗暗赞叹：这个新来的转业干部、大学生楞没一点臭架子，好！人们哪里知道，为了做到这一点，彭钢每天必须在凌晨五点多钟就起床。 
  在这段时间里，伯父给予了彭钢无微不至的关怀。那一段正是彭钢刚刚走上社会的人生之初，工作最紧张的时期，同时也是彭总在吴家花园“闲居”的时期，彭总便自觉地做起了侄女的后勤。每天清晨，彭钢起得早，彭总比彭钢起得更早，替彭钢弄好早点，通常是打蛋花冲奶粉，再用肉肠或是果酱夹上两片面包，待侄女狼吞虎咽吃完，便陪送彭钢去公共汽车站赶车，自己权当散步。晚上下班时，伯父常常已经站在车站等着接彭钢了。夏天，彭钢喜欢游泳，在外面游完泳回到家要冲一下澡，而吴家花园没有热水，为了节省能源，彭总总是在太阳最毒的中午和下午，接上几脸盆水放到烈日底下曝晒，等彭钢回来，正好能冲个不热不凉的澡。即使是亲生父母对子女，也不可能比这更周到了。 
  彭总不仅对自己的侄女如此，连对侄女的朋友也充满了长辈的慈爱。有时彭钢把朋友带回家来，临走彭总会送给人家一些自己生产的蔬菜。彭总自己开了好大一块菜地，种了冬瓜、南瓜、茄子、西红柿、辣椒……他把平时的粪尿积攒下来，沤成肥浇在菜地里。由于精心侍弄，他的菜长得特别好。 
  庐山会议被批判之后，彭总曾向毛泽东做了三条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像他磊落坦诚的一生一样，既这样说了，就一定这样去做，他曾对身边的人说：“既然自己不能再为党和人民做工作，就不要再给人民增添负担了。”这片菜地，就是彭总尽最大可能对自己诺言的一个实现。 
  吴家花园的日子是单调的、压抑的，同时又是充实的、盛满温馨的。这是彭钢与伯父相濡以沫共同生活的最后一段日子，也是留在她生命中一段最难忘的岁月。伯父高尚的品格，不可战胜的钢铁意志，对革命的赤诚和对人民火一样的爱，点点滴滴为彭钢所见，这一切，成为一股巨大的人格与道德的精神养份，注入彭钢心田。 
  1965年6月，彭钢与袁士杰――北京工业学院的一位普通教师在北京结婚。11月，彭德怀离开北京去西南“三线”。彭钢搬出吴家花园，和袁士杰住到北京东郊。 
  去“三线”给彭家带来的欣喜是短暂的。很快，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了。1965年11月，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在上海出笼，随即全国各大报纷纷转载，人们在迷惑，在猜测，这是否预示一场大的政治风暴即将来临？人们的猜测很快就被证实了。“海瑞罢官”，实质上是“文化大革命”即将开始的一个政治信号。一场大动乱开始了。 
  彭德怀被揪回北京批斗，戎马一生战功赫赫的开国元帅，在那个没有真理没有法制的年代，连一个普通人的尊严都维护不住。他像一条破麻袋一样任由狂热的人们拖来拖去，想怎么斗就怎么斗，头发被揪掉了，牙齿被打掉了，骨头被踢断了，但他不讲一句丧失原则、辱没人格的话，“士可杀、不可辱”、宁折不弯的大将气概一刻也没离开过他。 
  彭钢和伯父之间，如同一只飘落风筝的线一样，被扯断了。知道伯父人就在北京，却咫尺天涯，不能相见。从小报上、大街小巷的传闻中，伯父受难的消息不断传来，彭钢兄妹心如刀绞，到处打听消息，最后只得到允许，可以到卫戍区给伯父送些必需的生活用品。1973年，彭德怀被确诊患了癌症，直到这时，彭钢兄妹才被获准可以到名为治疗、实为关押伯父的医院探视彭德怀。在一间密不透风、连窗户都被木板钉死报纸糊严的“病房”里，他们见到了伯父。昔日那个即使是被打昏在地也仍虎死雄风在的伯父，已经枯瘦得如同一把干柴。 
  不久，这位身经百战奇迹般毫发未损、却毁在自己人手里的老兵，这位共和国元帅榜上排行第二的“布衣元帅”，终于走完了他的一生。那一天，是1974年11月29日。 
  元帅临终前曾对彭钢说：“多么希望死后能和我的两个弟弟、你们的父亲葬在一起。但我没有这个资格。我被打成反革命，而他们是烈士。”痛哉斯言！ 
  又是三年。彭钢在沉默中又走了三年。 
  她被彻底放到车间劳动，搬活塞，打油眼，8斤重的活塞从机床搬上搬下，一天活干下来，胳膊疼得抬不起来。她从中学第一次开始写入党申请到这时，已经申请了二十多年，但就是得不到发展，有人甚至说：“彭钢就是表现再好，也不能入党！”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对于全国人民来说，这是久历严冬之后春天的到来；对于彭钢，则是新生命的开始。 
  1978年12月24日，在庄严的人民大会堂，中共中央为已故四年的彭德怀元帅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邓小平同志亲致悼词，成千上万的人们含着热泪，向着彭总骨灰鞠躬告别，献上鲜花。彭钢作为遗属，站在伯父灵前，心中百感交集。她终于等到这一天了，可是伯父，他还能知道这一切吗？ 
  彭钢重新穿上军装，重新踏进军营大门。1980年，她被调到总后指挥管理自动化研究室，在毕业十五年之后，她终于找回了自己的专业。这时，她已年过不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