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坟场的车票

  人人都说上帝的意旨深不可测，我也认为确实如此。天条中大概注明迈克尔・菲茨罗伊只能活二十二年，而且最佳的死法就是被一个从高空急速落下的裸女压死。
  曾有人说过，人生，对于那些靠思考过日子的人像一部喜剧，对于那些凭感觉过日子的人来说却是一场悲剧。对我而言，无论怎么过日子都是有喜有悲，即使你什么都不做也逃不掉。
  那天中午过后，我打电话给马西隆的哈夫利切克，他恰巧正在座位上。“嘿，我正想着要找你呢。”他说，“大苹果还好吗？”
  已经有好一阵子没听人这么称呼此地了。“老样子。”我回答他。
  “孟加拉虎队怎么样了？”
  我根本没留意他们的输赢。
  “打得不错。”我说。
  “好。你的事情发展如何？”
  “他正在纽约，我一直追踪他，但这城市实在太大了。我知道他昨天威胁了一名女子，她是康妮・斯特迪文特的老朋友。”
  “这样啊。”
  “是呀，他可真会制造麻烦。不知道克利夫兰那里是否有消息？”
  “你是说实验室的结果吧，”他清了清喉咙，“我们在精液中找到一种血型。”
  “太好了。”
  “恐怕没有那么好，马修。是Ａ型的血液反应，跟她丈夫一样。如果这碰巧是你所追踪的人留下的血型，也并非毫无可能，毕竟这是最常见的血型。事实上他们的三个孩子也都是Ａ型的。换句话说，我们无法判定斯特迪文特死时，身上沾的血迹究竟属于什么人，说不定是三个孩子的，也有可能是他用散弹枪自杀时伤口所流出来的。”
  “难道他们不能做更详细的DNA比对检验吗？”
  “如果在案发后立刻开始进行检验，而不是在拖了一周之后，或许实验室还能够检测出来。按照目前的情况，我们只能证明你的嫌疑犯并未在那女人体内留下精子，而如果他的血型根本不是A型，那么他就没有嫌疑了。”他说。
  “这只能证明鸡奸的部分不是他干的，但却仍无法洗刷谋杀的嫌疑。”
  “嗯，说的也对。总而言之，实验报告只能做到这样，结果只可能洗清他的嫌疑，但却很难根据血型逮捕他。”
  “我懂了。”我说，“真叫人丧气，但我还是会弄清楚莫特利的血型，监狱记录上应该有。对了，今天早晨我寄了一份快递邮件给你，明天应该就可以收到。我找画家绘制了一张莫特利的素描，还有他几个月前在纽约所使用的化名。这样你们去旅馆或机场打探消息时，或许派得上用场。”
  他停顿了一阵之后说：“马修，我实在不确定该不该着手进行这些调查。”
  “怎么说？”
  “照这个案子在本地的发展来说，我们还没有足够的证据重新开案。即使那个女人体内的精液不是她丈夫的，又能证明什么？也许她有外遇，也许她的男友是希腊餐馆里的服务员，也许她丈夫发现了，因此引发这个事件。重点在于，我们根本没有充分的理由，投入大量人力到这个看来一目了然的案件当中。”
  我们又交换了一些意见，我提到只要他能够弄到一张拘捕令，纽约警方就能在莫特利再次行凶前逮捕他。他说他也乐意这么做，但他的上司绝对不会批准。即使上司同意，法官也会认为他们没有证据支持这张拘捕令。
  “你提到他威胁某人是吗？”他问,“你可以请她提出控告吗？”
  “也许可以。不过他不是直接跟她交涉，而是在她的答录机中留话。”
  “这样更好，这样就有直接证据了，就怕她把这段录音洗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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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明白他的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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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盘带子已由我保管。但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有利的证据，虽然是威胁，语句却很暧昧。而且也很难证明那是他本人，他当时放低了声音说话。”
  “他这样是想听起来比较毛骨悚然，还是不想让她认出他声？”
  “也不是这样，他当然要她知道是谁，但我猜他也很小心，唯恐留下声纹证据。该死的混蛋，十二年前他是那么粗心又愚蠢，坐牢让他变得更难缠了。”
  “的确如此。”他说，“牢中生活不见得能感化他们，但肯定会加强他们的犯罪技巧。”
  下午三点左右，开始下起雨来。我在街上买了一把五块钱的廉价雨伞，还没回到旅馆前就已经吹坏了，只好随手把它扔进垃圾桶。我在屋檐下躲雨，等雨势渐弱，才走完最后几个路口回去。换下湿衣服，我打了几通电话，然后累得瘫在床上睡着。
  睁开眼睛时已经将近八点。八点三十分，我走进圣保罗教堂地下室的会议室参加聚会，那儿刚开始介绍演讲者。我拿了一杯咖啡，找个位子坐下，倾听悲惨的老掉牙酗酒故事。失业、家庭破裂、数次进出戒酒中心、向酒友乞求赏赐一杯、接触戒酒协会。然后有一天，他突然一念醒悟。现在这家伙穿着西装，梳着整齐的头发站在那儿演说，半点不像经历过他所说的那些故事。
  之后的讨论会采用轮流发言的方式，由坐在后面的人开始报告，所以很快就轮到我。我原本准备不发言的，但他继续说了很多有关宿醉的事，他说如果戒酒是对于宿醉的长期缓期，那也真是值得的。
  轮到我发言：“我是马修，我是个酒鬼，过去也曾宿醉得厉害。我自以为戒酒成功就不再受宿醉的困扰了，但当今天早上我发现自己头痛欲裂时，真的感到很愤怒。我觉得这是不公平的，以至今天我有一个不愉快的开始。后来我想起自己的生命中曾经有一段时间，每天早上都是带着这种痛苦醒来，但当时我却习以为常，甚至不曾感到不愉快。天啊，一个正常人如果在清晨有相同的感觉，也许会急着上医院检查，而我当时却只是穿好袜子，上班去。”
  其他人也发表了些意见。后来轮到一个名叫卡罗尔的女人。“我自从戒酒以来，就不再有宿醉的情形发生了。”她说，“但我体会到的却和马修说的不同。因为我相信一旦我们停止酗酒，每一件事情都会顺利，再也没有厄运会降临在我们头上了。然而现在我却发现这是错误的看法，戒酒的结果不在于使我们活得更好，而是使你在厄运降临时也得清清醒醒地承受。那些厄运仍然叫我疯狂，我简直不敢相信科迪会得到爱滋病。有节制心的人不应该有这种待遇的，但事情就是发生了，他们会生病，病了会死，跟任何人一样。而且，正常人不是不应该想死吗？以前当我喝醉时，常常想要自杀，现在我不那么想了，我以为也没有人会那么想，尤其是已经戒酒的人。但今天我得知托妮自杀了，这实在不可能，然而什么事都可能发生，对不对？那我为什么不能酗酒呢？”
  休息的时候，我上前问卡罗尔，她说的托妮是不是聚会里的成员。“她常来，”她说，“三年来滴酒未沾，托妮・克利里。”
  “我不记得这位克利里先生①。”
  “不是先生，是女士。马修，你也认识她啊，高挑身材、黑发，年纪与我相仿，在一家服装店上班，经常听她谈她和老板的恋情，现在记不得确实的故事了。我敢说你一定认识她。”
  “我的天。”
  “我从不觉得她像是个会自杀的人，不过这种事谁又知道呢？”
  “前几天我们一起去皇后区吃饭聊天，我们两人再加上里奇・格尔曼，我们还一路搭车去里士满希尔，”我一边说一边在厅内寻觅找里奇的踪影，仿佛找到他就能证明我所言不虚，但他却未出现。“她那时看起来很愉快，一切都正常。”
  “星期五晚上我也和她见面，当时看来也都没事，想不起来她那天说了些什么，但至少完全看不出沮丧或情绪低落。”
  “聚会结束我们还一起去吃宵夜，她也是充满自信，对自己的生活感到满足和快乐。事情怎么发生的的？药物吗？”
  她摇头否认，“她从窗户跳出去，报纸上已经刊登出来，今天的晚间新闻也报导了。挺恐怖的，因为她恰好落在一个从教堂做完礼拜出来的年轻人身上，结果那男孩也死了。不可思议吧？”
  留言条上写着：回电给亲戚。
  这一次没有经过答录机的过滤，电话铃声才响了一声，她便立刻拿起话筒，“他打电话来了。”
  “然后呢？”
  “他说：‘伊莱恩，我知道你在家。把答录机关掉，来接电话。’于是我照做。”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他叫我这么做，我就照做。他说有话要我转告你。”
  “什么事？”
  “马修，我为什么要关掉答录机呢？他无论说什么，我都不由自主地照做，如果他叫我把门打开让他进来，我是不是也会照做？”
  “不会。”
  “你怎么知道？”
  “因为那样不安全，你自己也知道不能那么做。但你把答录机关掉并没有危险，这两种情况不一样。”
  “我很怀疑。”
  其实我也不太确定，但还是把这种疑虑往自己肚里吞。我问她：“他要你转达什么？”
  “噢，对，实在是不知所云，至少我完全听不懂他的意思。他挂断之后，我就立刻把这段话写下来，免得我又忘记了。我放到哪里去了？”
  我大概知道内容是什么，猜也能猜到。
  “找到了，”她念道，“‘告诉他，我会夺走他周围所有的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