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坟场的车票

  我想到了吉姆・费伯，他替我印制名片当作礼物送我。“打电话给你的辅导员吧。”每次去参加聚会时，总会听到这句话。“你只要不喝酒，来参加聚会，一起读戒酒书，打电话给你的辅导员。”我现在并没有喝酒，也一直都准时参加聚会，戒酒书上大概没有提过如何跟一位满怀报复心的疯子捉迷藏，而吉姆显然也并非这方面的专家，但我最后还是打了电话给他。
  “你已经尽心尽力了。”他说。
  “你真会安慰人。”
  “我不知道这能否安慰你，甚至可能连鼓励的作用也没有。”
  “的确没有。”
  “但也说不准。或许现在这样只是让你自己明白，你已经尽力采取所有可行的措施了。要在纽约这种大城市找一个刻意避开你的家伙，简直就像大海捞针。”
  “是。”
  “当然，你也可以请求警方协助――”
  “我试过了，目前他们所能提供的支援实在有限。”
  “听起来，你已经尽心尽力了，却仍然责怪自己不能做得更多。你担心这件事会失控？”
  “的确是。”
  “担心是必然的，人不是万能的，我们不能控制所有的事情。我们只能采取行动，至于结果如何就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了。”
  “奋力一搏，然后听天由命？”
  “对。”
  我想着他刚才说的话，“要是我这一击不够有力，别人可能会遭殃。”
  “我懂了，你无法放手的原因，就是这个赌注太高。”
  “这个――”
  “你还记得戒酒的《第三阶段》？”我当然记得，但他还是引用了其中一段话：“‘决定将自己的意志及生命完全托付给上帝，因为我们认识他、信任他。’你可以把所有的小事全部交给上帝，但是面临这种残酷的事实，你只能靠你自己了。”
  “我了解。”
  “我告诉你《第三阶段》的精髓所在，主要就是两个概念：第一，将所有的小事全部交给上帝。第二，所有的事情都是小事。”
  “谢谢你。”我说。
  “马修，你还好吧？不会开戒喝酒吧？”
  “不会，我不会去喝酒。”
  “那你就没问题了。”
  “对啊，我现在很好，”我说，“你知道吗？我希望将来有一天打电话给你的时候，你能说些我想听的话。”
  “没问题，不过倘若真有这么一天，你最好换一个辅导员吧。”
  我回到旅馆大约六点钟了，柜台有我的留言，是乔・德金。但这时他已经下班了，幸好我有他家里的号码。我打到他家去。他告诉我：“我猜你大概急着想知道结果，验尸人员说咱们别作梦了，因为在这种状况下不可能分辨出因果关系。他还说：‘叫你朋友到纽约帝国大厦顶楼，拿一颗葡萄柚往下扔，然后再下楼到人行道上，看看有没有办法说出这颗葡萄柚是从佛罗里达州哪一个市镇运来的。’”
  “重要的是，至少我们已经认真试过了。”我说。
  挂断电话，心想吉姆一定会以我为荣，我的态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改变，进步如此神速，随时都可能成为圣人最佳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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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究改变不了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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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如此，终究改变不了事实，我们仍一无所获，毫无进展。
  当晚，我去参加聚会。
  人真是一个习惯性动物，八点过后我就往圣保罗教堂方向走。当我走到附近时，一股莫名的情绪让我停下脚步。
  如果今天我在那里出现，又会害了谁？
  想到这里，一阵寒意从我背后升起，就好像有人拿着粉笔在天空那片大黑板上划过，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声响。我的姑妈佩格（愿她老人家在天之灵安息），总是把这种情况比喻成一只鹅正路过我的坟墓。
  现在，我好像是个麻疯病人，或是伤寒患者，全身带着恐怖的病菌，随时可能把无辜的人转变成杀人犯的目标。自从我进入那座教堂起，危险就降临了，但危害的不是我自己，而是那些和我参加同一聚会的朋友。
  虽然我告诉自己这个念头很荒谬，但它仍盘踞心头挥之不去。于是我转头就走，回到五十八街和第九街大道路口，尽量让自己往好的方面想。今天是星期二，还有哪里有聚会呢？
  我拦了一辆出租车，直奔东二十街的卡比尼医院，聚会地点在三楼的会议室。今天的演讲者满头白发，脸上挂着迷人的笑容。他以前是广告公司的财务经理，曾结了六次婚，六任妻子总共为他生下十四个孩子，所以一九七三年以后，他就再也不用申报所得税了。
  “确实有点夸张。”他说。
  目前他在公园街南侧一家运动用品零售店当销售员，一人独居。他说：“我以前一直很怕孤独，可是现在却发现自己竟然喜欢上这种感觉。”
  我心里想能有这种体会真好。
  会场上虽然有几张熟面孔，但没有真正认识的人。讨论中，我一言不发，没等到散会祷告，我就偷偷溜出会场，没有跟任何人交谈。
  会场外寒意逼人，我走了几条街，然后坐公车回旅馆。
  回到旅馆，值班的雅各布说有好几通电话找我。我看了一下信箱，没有任何留言条。
  “她没有留话。”
  “打电话的是个女人？”
  “应该是吧，听起来像同一个人，每隔十五、二十分钟就打来一次，每次都说会再打来。”
  上楼之后我打给伊莱恩，但电话不是她打的，我们聊了几分钟。电话挂断后，铃声又响起。
  电话里的声音非常低沉，劈头就说：“我冒了很大的险。”
  “怎么说？”
  “如果让他知道我打电话给你，他一定会杀了我，他心狠手辣。”
  “谁？”
  “你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你是斯卡德吧？难道不是你在街上到处散发他的画像吗？”
  “没错，就是我。”
  电话那一头一阵静寂，我知道她仍在线上，可能把话筒放在桌上，暂时走开。不久之后，她用非常微弱的音量说：“我现在不方便说话，别乱跑，十分钟内再打给你。”
  等待的时间总是特别漫长，似乎过了十五分钟她才打过来。“我很害怕，他随时都会杀了我。”
  “那么为什么还打给我？”
  “反正他早晚会杀了我。”
  “只要告诉我他现在在哪里，我绝不会连累你。”
  “是吗？”她考虑了一下，“我们必须见个面。”
  “好吧。”
  “我们得先谈谈，才能给你线索。”
  “没问题，挑个时间和地点吧。”
  “妈的，现在几点？快十一点了，十二点钟来见我，有没有问题？”
  “地点？”
  “知道下东城吗？”
  “应该找得到。”
  “你去……妈的，我简直不要命了，”我耐心等她把话说完。“有家店叫花园碳烤，在瑞奇街，就是斯坦顿街下去那条街，你知道那地方吗？”
  “我找得到。”
  “如果你是往市区方向走的话，就在你的右手边。入口在街道下方，必须走下几级阶梯才找得到，一不小心就会错过的。”
  “放心，我一定找得到，午夜对吧？怎样认出你？”
  “到吧台找我，长腿，红发，到时我会喝纯的罗布罗伊威士忌调酒，”接着她发出嘶哑的笑声，“续杯的钱你付。”
  瑞奇街向南延伸至第一大道以东七、八条街外的休斯顿街。附近的治安很乱，不过这也不是新闻了。一个世纪前，为了应付东欧移民潮，狭窄的街道上开始大量兴建廉价出租公寓，房子仓促完工，工程质量当时就已经问题重重，现在更加破旧不堪。
  现在人去楼空，下东城一带现在被规划成低收入户住宅区，但此地环境太差，比这些人原来的小木屋都还不如。瑞奇街还好，至少有一排完整的双拼五层楼公寓。
  我坐出租车到瑞奇街和休斯顿街路口时，还差几分钟到十二点。出租车司机迅速调头等候绿灯，我仍站在原地。街上空空荡荡，一眼望去，休斯顿街上的商店都已经打烊，拉下的黑色铁门上是一幅幅抽象涂鸦。
  我走在瑞奇街南侧，街对面有个妇女正在用西班牙语责骂孩子，再往前走，三个身穿皮夹克的年轻人打量着我，最后显然决定，我大概不好惹。
  走过斯坦顿街就是花园碳烤，从拐角数第四家，有心的话，其实不难找，朦胧的玻璃窗隐约显现霓虹灯店名。我故意从店门前走过去，看看会不会引起注意。看来没人注意。我转身走回那家店，走下阶梯。有一道沉重的大门，门上是一扇铁格小窗，窗玻璃是不透明的，但能看到里面的情形。我推开门，进入红色灯光下的昏暗室内。
  酒馆是个窄长的房间，十几个客人或坐或站，盘踞在靠墙的脚凳边，有几个人看了我一眼，但显然没有多大兴趣。吧台边还摆了十几张桌子，半数以上都有人坐。室内灯光昏暗，烟雾弥漫，空气中还夹杂着一阵阵香烟和大麻的味。有一对男女，小心翼翼捏根大麻烟合抽，似乎一点也不怕被逮捕。不过，说真的，在这种地方抓抽大麻的人，就像在种族暴动中，替违反交通规则的人开罚单一样不可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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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间隔着一把凳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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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台边有个女人，拿着高脚杯，独自一人在喝酒。褐色的及肩长发中夹杂着几撮醒目的红发，在昏暗的灯光下看起来像血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