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坟场的车票

这期间里有几辆出租车驶过，其中一辆车停了下来。司机可能以为我是警察，而我尽量让他保持这种感觉，我故意拿起皮夹，作出展示警徽的动作。
  他一停下车来，趁他还来不及改变心意，我便赶快打开车门向他保证：“我没有喝酒，现在身上也没有流血，不会把你的车子弄脏。”
  “去他的车，”他说：“这辆破车不是我自己的，就算是我的又有什么关系？那些混蛋对你作了什么？冲过来打劫吗？现在这种时候，根本不是你该出现的时间，老兄。”
  “你为什么不早几个钟头告诉我？”
  “嘿，你还能说笑话，显然还撑得下去。不过最好还是送你上医院，贝尔维尤医院离这儿最近，还是你要去别的地方？”
  “西北旅馆，”我说，“是在五十七街和――”
  “我知道那地方。我一个礼拜有五天，固定都要去对街的凡登公园接送客人。但是你确定不去医院吗？”
  “不用了，”我回答，“我只想回家。”
  雅各布正在前台值班。我去检查留言。即使注意到了我身上的异样，他的神态中也没显露出任何一丝惊讶。他要不就是已练就一身高超的客套功夫或交际手腕，要不就是镇定剂服用过多，导致没有任何事情能引起他注意。
  没有我的电话，真是谢天谢地。我走进房间，关上房门，栓上铁链。这个动作我曾经做过一次，那是好几年以前的事。当时有个人躲在浴室等着要杀我，而我却把他和自己一起关在房间里。
  不过这次在浴室里等我的，只有一个浴缸。我实在迫不及待想泡个澡。但我还是先撑着身子，照镜子看看自己的模样。
  我看起来并没有想像中那么糟糕，身上只有几处淤伤、表皮的擦伤和抓痕，还有一些砂砾嵌在皮肉里。牙齿并未脱落，也没有摔断什么部位，更没有严重的刀伤。
  尽管如此，我看起来还是一副狼狈不堪的模样。
  我脱掉身上的衣服，这些衣服已经破烂不堪。我掏空裤袋里的东西，抽出皮带，把裤子连同夹克一起扔到垃圾桶里，被撕裂的衬衫和领带也是一团糟，干脆一并扔掉。
  我放满一整缸热水，浸泡了大半天，把水放掉，再重新注满水。我坐在浴池里，把手掌上的碎玻璃和石砾一颗一颗挑出来。
  不知道最后到底搞到几点钟，我根本没有多余精力去看表。
  我睡前吃了几颗阿斯匹林，起床后又吃了一些。然后我又去洗了个热水澡，希望能洗去全身肌肉和骨头的酸痛。我实在是需要刮胡子，但是理智告诉我，这时候最好别拿刀片在脸上刮，所以我找出几年前圣诞节孩子们送的电动刮胡刀清理脸上的胡子。
  上厕所的时候我发现尿里带血，这种画面实在令人胆战心惊。以前我的肾脏曾经遭到重击，所以我知道这是必然的后遗症。那家伙并没有对我的身体造成不可复原的伤害，只有被他戳到的地方才会有刺痛的感觉，这种疼痛可能会持续一段日子，但是我应该熬得过去。
  我出门去喝杯咖啡，吃块面包，然后看看《新闻报》。布雷斯林的专栏是有关犯罪司法制度的评论,不过他写得很平淡，没有激烈的言辞。另一位专栏作家则偏狂地主张把贩卖走私烟毒者处以死刑，仿佛这些家伙就会因此而先考虑后果，转而把聪明才智发挥在投资理财上。
  如果把昨天发生的案件与当前每年平均犯罪率相比，过去二十四小时内，纽约市应该在五个区里发生七件杀人案，《新闻报》报导了其中的四个案子。幸好没有一件是发生在这附近，受害人的名字也没有一个是我认识的，虽然不能够百分之百确定，不过从这些新闻判断，我的朋友当中应该没有人在昨天遇害。
  我去城中北区分局，但是德金不在办公室。我赶去参加六十三街上西城的基督教青年会的午间聚会。演讲者从前是演员，他在西岸戒酒成功，整个场面充满了来自加州的狂热活力。我走回车站，路上买了披萨和可乐，在街上边走边吃。等我走回城中北区分局时，德金已经回来了，他耳边夹着电话，一边还在拨弄嘴里的雪茄以及桌上的咖啡杯。他指指旁边的椅子要我坐下。我坐在旁边听他讲电话，事实上他多半是在听，没有讲几句话。
  他挂掉电话，身体前倾靠在桌边，在便条纸上潦草地写了几个字，然后坐直了身子看着我，问：“你怎么一副被人揍了一顿的模样，发生什么事？”
  “我遇上了坏朋友。乔，我希望能把那畜牲抓起来，我要起诉他。”我说。
  “告莫特利，是他干的？”我点了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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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的看到当时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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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我做的还不只外表看到的这样，严重多了。昨天半夜，我被他骗到下东城一条小巷里。”我简单地向他描述昨晚的事。他深色的眼睛眯成一线，好像真的看到当时的情景。
  他问：“你要用什么罪名控告他？”
  “我不知道，就告他殴打伤害吧，殴打、胁迫、恐吓都行，也许殴打是最有力的罪名。”
  “现场是否有证人看到你所谓的殴打行为？”
  “我所谓的？”
  “你有任何证人吗？马修。”
  “当然没有，”我说，“我们又不是约在梅西百货公司的橱窗前碰面，我们是在瑞奇街的空地上。”
  “我记得你说是一条小巷。”
  “那有什么差别，那个地方是夹在两栋建筑物之间的空地。有一个围篱，里头还有个通道，不知通往哪里，应该算是一条小巷子。我根本没有机会走进去看看究竟通往哪儿去。”
  “嗯，”他拿起铅笔打量着说，“我记得你之前是说亚特尼街。”
  “没错。”
  “但是一分钟前你又说是瑞奇街。”
  “是吗？我和那个妓女约在瑞奇街，一个叫花园碳烤的烂酒吧。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要取这个名字，那里既没有花园，我看八成也不供应碳烤食物。”我摇着头，试着回忆当时的情景。“然后那娘儿们带我绕过路口走到亚特尼街上。”
  “那个娘儿们？你本来是说变性人。”
  “我习惯把变性人当作女的。”
  “噢。”
  “我猜她可以作证人，”我说，“不过要找到她可能得费点功夫，更别提要她出庭作证了。”
  “我可以试着找找看，你有她的名字吗？”
  “甜心，这当然是假名，也有可能就是临时凑合出来的，这种人的名字通常数都数不完。”
  “这还用得着你说。”
  “乔，你在怀疑什么吗？他殴打我，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你赢不了的。”
  “那根本不是重点，能申请到法院逮捕令，把那个混蛋抓进牢里就够了。”
  “嗯。”
  “免得他再去杀人。”
  “嗯，你和他在巷子里碰面的时候是几点钟？”
  “我和那妓女约在午夜碰面。”
  “你是说甜心，那个变性人。”
  “对，所以差不多是半个钟头以后就发生这件事。”
  “就算是十二点半吧。”
  “差不多。”
  “之后你去了医院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
  “我认为没这个必要。他确实把我折磨得很惨，我全身上下到处都痛得要命，但是我知道自己骨头没有断，也没有流血，所以我觉得还是回家比较舒服。”
  “所以你也没有医疗记录？”
  “当然没有。”我说，“我没去医院，哪来的医疗记录？”
  “我想也是。”
  “那个出租车司机说要送我去医院，”我说，“我当时看起来一定是极需急救的模样吧。”
  “可惜你没听他的，你也该猜得到我所顾虑的问题吧？马修。如果急诊室里留有你的医疗记录，你说的故事就会比较有说服力。”
  我一时为之语塞。
  “那个出租车司机呢？”他继续问，“你大概也没有记下他的驾照号码吧？”
  “没有。”
  “也没有他的名字或是他的车牌号码？”
  “我根本没想到这种事。”
  “他可以证明你在出事现场，也可以为你的外表及身体受到的伤害作证。现在看来，我们有的只是你的片面之词。”
  我感到一股怒气上冲，努力克制了很久才压抑住这股愤怒。“难道说这件事什么都算不上吗？这家伙恶意攻击警察，判刑之后又公开在法庭上威胁那个警察。他坐了十二年的牢，期间也曾涉及其他暴力行为。现在，他出狱几个月后，你手上拿到那个警察控告他的证词，而且――”
  “马修，你现在已经不是警察了。”
  “没错，但是――”
  “你不干警察这一行已经很久了。”他点上了雪茄，把火柴摇灭，尽管火已熄了，他仍旧继续挥动火柴棒。他看也没看我就说：“严格来说，你只是离职的警察，而且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持你的说法。”
  “你这什么意思？”
  “现在你算什么？你一个半路出家的私人侦探，不但没有执照，而且还收受贿赂。等把这件事报上去以后，你觉得看起来会对你有利吗？”他叹了口气，摇摇头又说，“昨天半夜，是你第一次见到莫特利吗？”
  “他被判刑以后，昨天是我第一次看到他。”
  “你之前没有去过他住的旅馆？”
  “什么旅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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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脚地都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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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有还是没有，马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