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刘文典

据说，当来人打开后乐轩的阁楼门，恳请刘文典下楼回家时，刘文典死活不肯出来："我刘文典岂是说关就关、说放就放的！要想请我出去，请先还我清白！"来人哭笑不得，只得好言相劝，刘文典这才善罢甘休。一场风波，就此了结。
  刘文典后来跟好友冯友兰说，当蒋介石将他囚禁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杀身成仁的心理准备，不过他知道蒋介石没有正当理由，也不会轻易动手，"我若为祢正平，可惜安庆没有鹦鹉洲。我若为谢康乐，可惜我没有好胡子"。"祢正平"指三国时期的祢衡，曾写出千古名作《鹦鹉赋》，才华横溢，风骨清劲，最终死在短识小人黄祖之手。"谢康乐"指南朝著名诗人谢灵运，一生放浪形骸，屡遭陷害，最终被宋文帝（刘义隆）以"叛逆"罪名杀害。
  刘文典痛斥蒋介石这件事，尽管并非完全在理，但毕竟是一个小人物对大人物发起的有力挑战，因而在意义上被逐渐放大，成为传统文人心中的一杆道德标尺。1929年4月，胡适在《新月》杂志第二卷第二号上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就谈到刘文典被扣押一事，暗指当时社会没有人权："安徽大学的一个学长，因为语言上顶撞了蒋主席，遂被拘禁了多少天。他的家人朋友只能到处奔走求情，决不能到任何法院去控告蒋主席。只能求情而不能控诉，这是人治，不是法治。"胡适一语道破天机，国民政府天天宣扬"训政"，强调严惩学潮，不过是为了维护官方威权，取消约法之治而已。胡适因此被撤除中国公学校长职务。
  1931年12月11日，鲁迅先生在《知难行难》一文中，再次谈到这件事，并将之作为学者人格独立的典型代表。这说明，在中国传统文人的内心深处，始终埋藏着一种挑战权威、抗衡强者的基因。只不过，由于考虑到种种现实因素，许多人最终选择了避让退缩，而"愣头青"刘文典站到了与强者对抗的前台。这需要的显然不仅仅是胆量。
  回过头来且说刘文典，虽经各方保具开释，恢复自由，但离开安徽大学已经是必然的了。想到这里，刘文典的心情有些黯淡，他当初接受省政府的邀请回来办学，原是怀有远大抱负的，一心想重振安徽的教育，如今频遇波折，沉沙折戟，"这次回来，在祖父坟上掘了一个大坑，来害自家的子弟，个人身败名裂不足惜，公家事被我误尽了"12 。最让他放心不下的，依然是安大那些年轻的学生们。为此，他特意留函告示学校师生："安心向学，努力教务。"
  临别前，刘文典再度悄然来到安大校园，望着自己一手操办起来的校舍校具，望着远处重新恢复笑容的学生脸庞，心潮起伏。而这一切，都将离他远去。
  跨出校门，泪水夺眶而出……
  注 释
  1 张召奎等主编:《教坛古今》（"安徽重要历史事件丛书"），安徽人民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第39页。
  2 刘平章：《刘文典传闻轶事》，第132页。
  3 张南：《简明安徽通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4年8月第1版，第490页。
  4 安徽省档案馆馆藏资料，民国十七年（1928年）3月19日。
  5 《安徽教育行政周刊》，第一卷第四期。
  6 刘平章：《刘文典传闻轶事》，第134页。
  7 张正元、杨忠广：《疾恶真推祢正平》，原文见《安徽教育行政周刊》，1928年第一卷第十七期。
  8 靳仁等编：《民国血案惨案迫害案》，第4页。
  9 安庆政协市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安庆文史资料》第11辑，第208页。
  10 《合肥欢迎蒋主席》，《申报》，1928年11月23日。
  11 张有京：《刘文典骂蒋介石》，《云南老年报》。
  12 刘文典：《致胡适信》，《刘文典全集》（三），第820页。
  第35节：千里走联大(1)
  第十章 千里走联大
  清华大学已经不叫清华大学了。
  早在北平沦陷之前，清华大学就已经筹划南迁。1937年7月底，国民政府正式电令清华大学，与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南迁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一学期后，长沙局势趋紧，再迁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教育史的一个奇迹。尽管它只存在了八年，并且是在战事频繁的情况下艰难存在的，但却涌现出了一批具有较高学术声望的知名教授，培养出了一批在日后的中国起到顶天立地作用的栋梁贤俊。可以说，西南联大至今仍是无数知识分子内心深处最为温暖的向往与记忆。
  "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
  如果将西南联大由长沙紧急南迁昆明的场景摄入镜头，简直可以说得上是一幅波澜壮阔、空前绝后的历史画卷。
  近千名师生分批从长沙出发，经海、陆两线向昆明行进，其中陆线全程一千六百余公里，两百多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步行一千三百公里，随身所携带的无非是一只干粮袋、一个水壶，还有一把雨伞。1938年4月，参加步行的同学全部安全抵达昆明，团长黄师岳按照旅行团花名册逐一点名，确认无误后将花名册郑重移交给已经先期到达的清华大学校长、西南联大常委梅贻琦。此情此景，令现场的人无不潸然泪落。
  身在北平的刘文典一直通过报纸或其他渠道掌握着清华师生的动向，连做梦都感觉似乎仍和他们在一起。其实他原本完全可以选择一种更为安逸、更为平稳的生活，但他却始终放不下他的职业、他的学生。当听说清华师生经历千难万险逐渐会合于昆明时，他内心这种追寻同道的愿望越来越强烈，在北平城里，真是一刻也待不下去了。
  他当然知道这个选择就意味着凶险，意味着绝境。但作为一名文人，越是这样的时刻，越是不应该选择退缩，他应该与他的事业同在。1943年7月，刘文典在一封信里曾简略倾吐过自己当初选择南下的坚定心志："典往岁浮海南奔，实抱有牺牲性命之决心，辛苦危险，皆非所计！"对于一位没有显赫官场背景的大学教授来说，独自一人，左右辗转，奔波千里，其间甘苦，恐怕也只有他自己才能真正体会了。
  1938年春，刘文典悄然辞别家人，挎上个小包袱，简单装了点干粮，就踏上了南下的路途。当时国家很多地方都在日本人的掌控之下，行踪稍有暴露，就可能会有性命之忧。幸得著名物理学家、清华大学教授叶企孙先生的妥善安排，刘文典选择了一条相对安全的"曲线救国路线"，先是到天津，再由天津到香港，由香港到安南（今越南），最后抵达昆明，历经两个月。
  一路上，眼见山河破碎、草木荒凉，刘文典的心里百般不是滋味。他十六岁外出求学，似乎就将生命完全交给了动荡与波折，从早年的岳王会到后来的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几乎从来就没有消停过。而在刘文典的内心世界里，又是多么希望能够拥有一方真正宁静的天空，可以让他安心钻研学问，放大人生的光彩！
  第36节：千里走联大(2)
  每每想到这些，刘文典总是心绪难平。这一天晚上，在一个半路寄宿的地方，他遥望星空，浮想世事，脑海里突然涌现出无限感慨，于是拿出一张粗糙的草纸，在上面记录下了当时的心境：
  胡骑满城天地闭，风尘■洞窜要荒。
  三边鼓角声犹壮，千载文章志未偿。
  新梦迷离思旧梦，故乡沦落况他乡。
  觚棱回首知何许，万里秋山路正长。
  冷月寒星，刘文典轻轻吟读这首一挥而就的诗句，眼睛有点湿润。夫人张秋华和年幼的儿子刘平章尚在北平，情势难料，时刻都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好在夫人干练独立，在遇到危急困难时往往比刘文典还冷静果断，这倒让他稍感宽心。最让他放心不下的，是独身留在安庆故里的母亲，时局动荡不安，老人年事渐高，作为儿子的原本应该陪侍左右尽尽孝道，但如今他却要奔波在追逐个人梦想的路途上，只能遥相惦念，真是愧疚难当。
  他明白，一向深明大义的母亲势必能够体察他的苦心，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更何况他是一个读书人！任何困难险阻，都抵挡不了他的脚步，正如20世纪后期一位青春诗人所吟诵的那样，"没有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
  就这样，一路走着，走走停停，停停走走，忍受着饥饿和劳累的双重煎熬。1938年5月22日，满面尘灰的刘文典出现在了梅贻琦的面前。梅贻琦刚刚吃过晚饭，想到学校校舍紧张，一时又没有妥善的安置，心里觉得烦闷，就出了房间，随意溜达，脑海里还在想着校舍的事情，突然听到一个几乎有些哽咽的声音："月涵兄，我来了。"
  梅贻琦定眼一看，原来是刘文典！他惊喜万分，自从清华大学紧急南迁以后，尚有不少教授出于各种原因未及时到校，他们的状况最令梅贻琦担心。远离了学校大集体，都成了"孤家寡人"，在这个支离破碎的时代，什么样的危险都有可能会遇到，而他们都是国家的真正栋梁啊！
  看到刘文典独身来到了昆明，梅贻琦没法不激动。当他再仔细一瞧时，泪水差点夺眶而出。站在他面前的刘文典，头发已有点花白，他身着一件破旧的蓝布长衫，袖口和领口上沾满了油渍，黑得发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