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人刘文典

  按照刘文典事先设计好的路线，张秋华依然是先到香港。刘文典有个姓马的学生刚好在香港中文大学教书，当他得知师母一个人带着孩子，还带着几大板箱书籍要转道去云南时，有点不忍，就给张秋华出了个主意："日军的战火一时也烧不到香港来，不如将这些图书暂时就放在香港，等你们到了云南稍微安顿一下，再来领取这批书籍、手稿也不迟啊！"张秋华思虑再三，最终决定接受这个学生的建议，并委托他全权安置这批书籍、手稿，自己带着刘平章南下了。
  经过一两个月的辗转奔波，张秋华母子终于平安抵达云南。西南联大文法学院在蒙自办学一学期后，因校舍被航空学校征用，已迁回了昆明。1938年的秋天，刘文典一家终得重聚。
  "我的那些书籍和手稿呢？"看到张秋华只带着儿子，挎着个小包袱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刘文典脱口而问。
  当听说自己的珍贵藏书和手稿被夫人暂时安置在香港时，刘文典满脸失望，长长叹了一口气："你就是什么都不带，也不能把我半辈子的心血留在人生地不熟的处所啊！"唯一让他感到庆幸的是，虽然日本早就觊觎港岛宝地，但香港当时尚在英国的统治下，日军没敢贸然动手，那里暂时还算安全。
  然而，正如他所担忧的，这四箱书籍、手稿后来竟真的成了刘文典"永远的痛"，一别而再未有重逢之日。直到1958年去世之前，刘文典仍在苦苦打听这批书籍、手稿的下落，音信杳然。
  对于日本来说，香港至关重要，它到日本横须贺的距离，与到新加坡的航程大致相同，东有几个海峡，前有太平洋，还可以环视南海，是天然的"军事要地"。因此，太平洋战争一爆发，日本就马上向香港发起了进攻。1941年12月8日凌晨，日军主力在炮兵、空军、海军的配合下，猛攻香港，最终迫使驻守的英军无条件投降。12月26日，日军举行了占领香港的入城仪式，香港沦陷。
  日军侵占香港的过程，就是一次疯狂大掠夺的过程。
  仅以图书损失为例。香港遭劫夺的文献中，有二十八种可谓"国宝"，如宋刊本《五臣注文选》、《后汉书》、《礼记》、明写本《永乐大典》数卷。1946年2月，在东京国会图书馆（原帝国图书馆）发现从香港劫来的图书两万五千册，在伊势原乡下一村长家中发现一万余册。中山大学图书馆"总馆香港存书凡两万五千七百零八册，其中善本及志书各占半数，另有碑帖三万张为稀世珍品。自离粤后，曾经数次电请运回内地，但以时间及经费关系，当局一再延误，至香港沦陷后，遂遭损失"3。
  第40节：千里走联大(6)
  这些消息很快传到了刘文典耳中。他暗知"情况不妙"，忧心如焚，迅速给那位姓马的学生写信，询问书籍和手稿的下落。回信让他如同一跤跌进冰窖里，这位学生万分愧疚地告诉他，已经全部落到日本人手里去了。
  刘文典懵了。没想到自己一语成谶，现在果然成了"孤家寡人"，什么参考资料都没有了，只能凭脑海里储存的知识去进行学术研究和课堂教学了。想到国难当头，战局纵横，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看到和平的局面，才可能重新找回自己的珍藏，内心一种悲情，悄然涌动。
  这种悲情直到抗战结束后才略有缓解，但始终未能完全消弭。1947年7月3日，已在云南大学任教的刘文典突然接到一封国民政府教育部的电报，刚读了开头几句，刘文典心里就一惊，以为自己看花了眼，重新回过头来，一个字一个字地又默读了一遍。
  他的心快要跳出来了！电报的开头，只有简简单单几句话："驻日代表开查东京上野图书馆存有被劫之我国图书五百六十箱，该项书籍均系自香港所劫取，照盟军总部所规定，须由我国政府咨请香港政府向总部申请归还，方可由本国接收。"这意味着，刘文典丢失的那批书籍、手稿的下落有眉目了！
  这封电报的主要内容，正是要刘文典填写被劫书籍标记、物权以及被劫情形等情况，准备按图索骥，协助寻查。刘文典喜不自胜，立即按照来电的要求，填写好了财产损失报告单：
  历年购买中西贵重书籍，价值国币五万元，于香港沦陷后，被乱兵掠去。
  寄出表格后，刘文典几乎每天都要跑到学校的电报房里去探听消息。他原本以为这申报表格填好了以后，很快就能与战时丢失的那批书籍、手稿重逢了。然而，事与愿违，一等又是数年，迟迟未能等到被劫图书的归来。
  那批书籍、手稿到底到哪里去了呢？这成了笼罩在刘文典心头的一大疑云，直到国民党败走大陆，国民政府不复存在，书籍、手稿依然毫无音信。
  刘家人一度坚持认为，这批书籍、手稿应该还在日本。1961年，刘文典的儿子刘平章曾向周恩来总理反映此事，但总理办公室最终答复称："鉴于中日关系尚未恢复，目前暂时不宜提这件事。"
  似乎冥冥之中早有安排，近半个世纪后，刘文典已经驾鹤西去，他的后人无意中得到一条线索：那批书籍、手稿确实已经由中国政府照单签收。
  经查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国民政府教育部档案》，"1949年3月1日，从日本运回在港被劫书籍两批，计刘文典教授之书籍六百四十六册分装三箱，岭南大学书籍二百七十八册、手册四百册装六箱"。档案资料显示，这批书籍经请英国代表团代为申请归还后，于1949年2月24日交与中方签收，暂时存放在中华民国驻日代表团日本赔偿及归还物资接收委员会的储藏室内，"俟有便船来日时，拟即交由该船运沪"。
  那时候，正是国民党在大陆节节败退之际。那批已经回到中国人手中的珍藏究竟是被国民党抢运到了台湾，还是被匆忙送给了大陆的哪个图书馆或档案馆？这至今仍是个谜。
  刘文典的后人依然在寻找。刘平章说，让他唯一感到欣慰的是，"这批东西终于可以确认是回到中国人的手里了"！
  "敌机空袭有益于健康"
  云南的天空并不平静。
  抗日战争开始后，华北、华南、华东大片国土迅速沦陷，中央机关、重要企业、教育机构纷纷迁往云南，云南一时间高官、名人云集，相对尚算安全，成为抗战的大后方。但这也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注意。当在中国鲸吞的地盘逐渐扩大和稳定后，日本开始将"魔掌"伸向了西南边陲的云南，尤其是云南省会城市昆明。
  第41节：千里走联大(7)
  日军对昆明的空袭，最早始于1938年9月28日。这一天上午9时14分，日本侵略者派出九架战机，经广西邕宁、西林到达昆明上空，对巫家坝机场、市区西门外潘家湾、凤翥街进行轰炸，投弹一百一十余枚，炸死炸伤当地居民两百余人。
  这还只是开始。据1945年12月云南防空司令部编《云南防空实录》统计，敌机从1938年9月28日至1943年12月25日止，先后41次袭昆，出动飞机849架，其中每天25架以上者达17次，最多的一天达45架；投弹2723枚，其中含杀伤力大的空中爆炸弹；炸死916人、伤1541人，毁房22316间。被敌机零星投弹或扫射流弹所伤者尚不知道多少4 。
  有敌机轰炸，自然就有警报。于是，在那个年代，"跑警报"成了昆明人的"家常便饭"。很多人甚至早晨起来就带好干粮、水、书报，找个安全的防空洞悠哉乐哉地过上一天，等天色将晚时再回到住处，就像现在的"上班族"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夕，很有规律。
  在文人的笔下，"跑警报"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甚至一些年轻男女还利用这样的机会谈情说爱。但实际上，警报就意味着危险，对于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普通市民来说，"跑警报"就是要"保住小命"。在这时候，即便是大学教授也是无可奈何，一样要仓皇出逃了。
  就拿1938年9月28日日军第一次轰炸昆明来说吧，刘文典的同事、西南联大著名教授吴宓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是晨，日机九架轰炸昆明。初次。联大教职员学生所居住之西门外昆华师范，落弹最多。一楼全毁。幸教授皆逃出，仅损书物。死学生二人，由津来复学者。校役三人，又教职眷属二三人。阅二日，陈福田有英文函详述此事。宓倘早赴昆明，亦必住此楼中也，幸哉。"吴宓因身在蒙自，躲过一劫。
  但身在昆明的刘文典就没有那么幸运了。尽管他并不住在学校里，但日军的突然袭击还是让他恐慌了一阵子。"文人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更何况现在遇到的是根本就没长眼睛的炸弹。刘平章至今还记得，他们住在昆明龙翔街七十二楼新宅的时候，有一次昆明突然防空警报大作，一家人赶紧跑出屋外，不一会儿寓所就遭遇敌机轰炸，屋顶被炸了大窟窿，家里的衣物、书籍、手稿被炸得到处乱飞。夫人张秋华看了，心疼得眼泪直掉。
  情势逼迫之下，平时不怎么喜欢活动筋骨的刘文典也不得不挈妇将雏，加入阵容浩大的"跑警报大军"。警报一响，赶紧背上早就打点好的文稿、书籍，顺手带点干粮。有时候警报响的时候，正赶上上课，那就索性领着学生一道跑，"联大师生跑警报有远有近，最近的就是铁路后面的白泥山，位于驿道东侧，这片地方即今天昆明理工大学的教工宿舍区，那里至今仍保留这一片难得的小森林……稍远的，就沿着驿道上坡，下苏家塘朝左上小虹山"5 。